购物街购物宝贝王琳娜:陶世龙：我的小学生活-悠然见南山 -文章

我的小学生活

陶世龙

我的小学生活有很大的特殊性，初小四年是在家中上的，不足为训。不过从中获得的感受，或亦可供今日儿童教育的参考，故蒋保华先生来约稿，就答应了。

1929年的春天，我出生在四川省安岳县郭家沟。这是四川红色丘陵地区一个典型的山沟，人居在沟的顶端，坐北朝南，三面环山，前面开阔，地势逐渐降低，被开垦成越来越大块的梯田（它们冬天也蓄水，被称为冬水田，种水稻主要靠它。）但不是无限扩展，而是到两三千米外又为一道屏风似的低山阻挡，水稻田的分布转而逶迤向西，直至一条小河边而终止。

这是一个封闭的环境，要出门到县城去，首先得爬上背后的山丘，一百八十多级，有的地方还很陡，上去后走一段平路，再下山又走一段路才到县城。因而虽然我家离县城不过几公里，走起来得一个多小时。

那时的四川，虽然算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但也只是县城里或大的乡镇有象样的小学。我的居住地属城南乡，县城的郊区，要上学自然是到县城去。但我是五岁启蒙的，让这样小的孩子每天翻山走长路，老人不放心。正好我祖母的一个哥哥长年住在我家作客，他是前清的秀才，便请他给我当老师。就学两门课，国文和算术。都是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并不学四书五经或者《三字经》或《千字文》。

我家虽然是住在山沟里，但祖上有二三十年是在山东、安徽、江苏这些地方做事，全家都跟着走，我父亲就是在济南出生，小时侯还在江苏教会办的学校中上过学。因此接触外来的新事物并不少，家中长年订有《申报》、《国闻周报》和《东方杂志》等报刊，赞成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动的改革。我所选用的国文课本是叶绍钧和沈百英编的，叶绍钧就是叶圣陶，新文化的提倡者。

由于我在开始正式学习小学课本前，已识得几百个字，是我母亲用一张一张的方字块（有的一面是字，一面是图。）教的，还背得一些唐诗，因此国文课学得很轻松。算术也是早就背了九九表，学起来也不难。于是第一年就把一年半的课程学完了。再学下去，按学校的课程表，需要增加常识课，还有算术也复杂了。舅公虽然不保守，但对新文化不熟悉，于是家中给我另外请了老师。一位是程子颜先生，教国文；一位是唐君眉先生，教算术和常识，都是县城里知名的教师。每人一周来三次，一次约三小时，中间有一次休息，备有点心请老师享用，是我家自己制作的传统小吃，的确味美，而且每次不同。后来听说，老师肯来，除了看我爷爷的面子，这小吃也有作用。

和学校一样，星期天不上课 ，从周一到周六，只是上午上课。下午就是自己学。算术的作业做起来快，就是国文不仅要背诵，还要默写。下次老师来，先默写了再讲课。不过这并未造成我的负担，我有许多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

就这样，不觉得三年过去，即我八岁时，就把初小的国文、算术和常识学完了。高小的课程多，不能再这样在家里请老师来教了，但家中认为我还不到上高小的年龄，便继续请程子颜先生来教我的语文，别的课则等到九岁，进了高小再学。

因初小的国文课本已学完，程先生选了儿童书局出版的《儿童活页文选》作教材。活页文选本是散装的，我用的是合订本，共四册，但只选择其中一部分来讲，别的是自己看，可看可不看，不过我是大致都看了一遍。这些入选的文章多是新文学名家的作品。是编者将其中适合儿童阅读的段落摘出来编成的，一篇大多仅几百字。如朱自清的《荷瑭月色》，编者从“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开始，到“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树，而杨柳最多。”那一段，摘出来单成一篇，取名为《荷瑭夜游》，避开了小孩子不易理解的一些段落，就不仅好懂，读起来有韵味，而且我家就有个很大的荷瑭，可以对照观察，模仿写作了。因此这一年我学得有兴趣，很轻松，只觉得过的太快了。

1938年秋天，我考进了县立中心小学。这个中心小学原来没有，是四川军阀内战结束后，按照南京政府教育部的要求建立起来的，有当时我唱的校歌为证：“铁峰山麓岳溪滨，中心小学旗帜新。我们将来是主人……”后面的记不得了。

叫做中心小学，是要他起示范作用，但学校的物质条件其实并不优越，校舍是利用清朝时所建的关岳庙*，大殿作为大礼堂，神龛里供奉的偶像都保持原状，只是用帘子遮挡起来。教室或许经过装修改造，与正规的教室无异，操场则是举办庙会的场地，面积不小，但没有多少体育设备，地面也不平整，上体育课多是操练跑步。

不过中心小学开设的课程齐全，除了国文、算术、自然。还有历史、地理、音乐、美术、体育和劳作（也叫手工）因此时抗日战争已开始，还增加了一门课，战时常识。特别是教师多是富有经验，特别是任课的多是在安岳县有声望的老师，有的老师也在中学上课。校长邹恩溥先生，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即今之北京师范大学）是安岳县公认的教育专家，学校管理井井有条，不过学生之间打架的还是不少，老师打学生板子的也有。但在我就读的两年中，没记得出什么事，而纪念周上倒不时奖励一些学生。

由于学校离家远，来回得三小时，我是下午的课一结束，马上就走，别的同学也差不多；家在县城内的同学，中午还回家吃饭，我则在学校搭伙吃一顿午饭。因此同学缺少交往，没有玩伴。不过间或也有点集体活动。至今还记得的有几件。

下乡清除农田中罂粟。罂粟是鸦片等毒品的原料，在军阀混战时公然种植也无人管，此时刘湘统一了四川，并接受中央领导，也推行新生活运动。禁烟即其新政的一项。实际上并未禁绝，但公开种植是不敢了。由于有些种过罂粟的农田散落有它的种子，仍会在来年长出来，但究竟那里还有，需要大面积的查找，人少了难以发现，因此让小学生在罂粟花开的时候，下乡去帮助农民把这些罂粟拔掉。我去过几次，都是在星期天，老师带着去，别的都记不清了，只记得那罂粟花颜色鲜艳，形象也很美，那时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田野一片翠绿，它们闪烁其间，就更美了，可惜它竟生产的是毒品，不得不拔掉。

站岗：行人靠左走。在大街上行车走路必须在左边，是新生活运动的一项规定，但这种规矩不要说乡下人不知道，城里人也不清楚？为什么要靠左走，更没人说得清，发了通告也不管用，于是又使用小学生，让我们在大街的中心线上站岗，见到有不合规矩就招呼他到左边去。这办法倒也有效，但也不能让我们总站在那里，一般也就两三小时，并只能在星期天。这样站了几次，再也没去了，大街上熙熙攘攘，恢复故态，想起来花那时间实在不值。

欢送参军的壮丁。我进高小时赶上抗日战争开始了，隔不久就要去欢送参军的壮丁，他们都是志愿兵，每次出发，安岳各界代表都要去欢送，学生人数最多，除了戴花还送慰问品。最醒目的是每人一条白毛巾和印有字的搪瓷口杯。真个是父老妻子来相送，不过没有悲伤而是壮烈。有时我想想也奇怪，东北或芦沟桥离安岳都很远，但一听说是日本人打来了，却都象打到家门口那样慷慨赴难。打了很多内战的川军出川去了，现在又是这些壮丁。他们是真心的，至少我们这些小孩子也是真心的。从这里我感觉到中华民族有一种说不清的潜藏的力量，到了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它就会迸发出来，至今我还相信。

防空演习。战争固然离开安岳是很远，但也有一件事使安岳人直接感受到战争的存在，这就是日本飞机来轰炸。为了防备受到空袭时的慌乱，县里和学校组织了防空演习，在空袭警报发出后，就赶快跑出教室到附近的山坡上，找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等发出解除警报再回来。在这次演习后几天，日本飞机真的来了，我在躲藏的地方仰望并数数，十八架！至今我还记得。

安岳县城的警报是靠天主堂敲钟来发出，缓慢的钟声表示日本飞机已在向这里飞来；密集的钟声表示快到了，是为紧急警报。解除警报则用间隔很久的钟声来表示。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警报一直忠于职守，而且基本上是准确的。尽管日本飞机没向安岳县城投过一次炸弹，但经常经过这里的上空，它是把炸弹带到成都去才投下。

警报的钟声使我天真浪漫的童年生活提早结束，变得关心国家大事。除了上战时常识这门课，还阅读父亲和叔父等长辈从外面寄来的时事书刊，后来我自己也订了报刊。就是在这种战争的气氛中，我结束了高小的学业。时年十一岁。家中认为进初中年龄仍小了一点，又让我再补习一年，也请了老师，一位是国文老师樊孝达，一位就是中心小学的校长邹恩溥，此时他不当校长了，到安岳县立中学教化学。这回不是请到家中来，而是去到他们那里向他们求教。樊先生当然是教语文，选一些文章来讲授，邹先生则是教算术，多是布置一些习题做作业，都没有规定应达到的目标，实际上我一天的时间大多是用在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那是祖上传下来的木刻本，经过胡三省**注释的，计三百本，正好差不多一天得看完一本。（多年后才知道，我的父亲也是在十一岁时读的《资治通鉴》，也许是祖上留有遗训。）

因此，我的这种小学生活今天是决不会再有了，不过确给我的一生有重要的影响，而我的感觉是良好的。

由于我的父亲不在家，我的母亲和祖母文化都不高，祖父成天忙碌于他的事务，而找的老师又是循循善诱、不用教鞭逼迫学生那种开明之士，因此我的学习是自主的，是感到有兴趣才去学，而不是把学习作为一种负担。

再由于居住在那种封闭的山沟里，没有什么游乐场所可去；四川丘陵地势和耕作的特点，使农民散居各处，当时家中又只有我一个小孩子，难以找到玩伴。因此我要和外界沟通，只有通过书本。家中为我订了上海中华书局出的《小朋友》，一周一本，知识丰富，也有天下大事；后来还买了一套《小朋友文库》更是各科都有，其中王人路写的《中国游记》和上海万竹小学的《全世界的小孩子》，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也是后来我选择学习地质学的一个原因。除了这些儿童读物，家中的书报，懂与不懂，有时间就要翻一翻，也有大体能懂的，就看下去。譬如《西游记》和《三国演义》都在那时就看了。从这里我也体会到，家中安排大量时间去学国文并延请良师是很有见地的。他们认为语文学好了，许多学科就能自己学习，无师自通。当然这也得自己去动脑筋，他们也给了我一个的环境，没有什么管束，使我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

除了书本，我还能经常接触到的就是田野山林，特别是我家的山林是祖上经营二百多年留下来的，不仅是林深草密，鸟语花香，不少还有特殊的效用，仔细观察起来，简直是个知识的大宝库，所以当我读到舒新城先生为《少年周报》写的发刊词《读一本大书》后，更是要把大自然作为一本大书来读，喜欢寻根究底。

小孩子是最容易学样的，那时我看得最多的是农人的活动，插秧打稻学不了，种点树木花草是常常干的，也养过鸽子，和自己动手做钓竿去钓鱼，虽然是效果不如大人，但也养成了自己动手的习惯，及至到五七干校还有表现。我觉得这是有益的，也是我接受严谨的科学训练不会不耐烦的基础。

当然，我的小学生活带来的这些习惯性思维，在今日也许有不合适宜之处，不过我至今不悔。

陶世龙，2008年12月27日

*一般以为是关帝庙，但庙里供奉的不仅是关羽，还有岳飞，正确的称呼应是关岳庙，但通常被忽略了。增加岳飞是清朝皇帝的主意。都知道岳飞是爱新觉罗氏祖先的对头，但清帝却特别尊崇，固有向汉人示好之意，也应是他们原本就尊崇不屈的对手为英雄。

**参见百度百科

本文收在蒋保华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的《小学学什么——英才是这样炼成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