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静钧：我们能从日本大地震中学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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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静钧：国际政治文化研究学者

日本大地震，汇集了强震、海啸及核泄漏三重灾难，它在人类抗击自然灾害方面，具有标本性的研究示范价值，无疑是吸取教训和学习经验的“富矿”。

核泄漏“陷危”与“解危”

由于成功接入外部电源，启动了冷却系统，并对露出水面的燃料棒机组实现连续注入海水的降温作业，到3月20日，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在连续陷入9天核泄漏危机后，开始出现逆转性的“解危”曙光，一场按菅直人首相所称的“可能毁掉整个东日本”的大灾难，并没有出现。 纵观这一危机，学理分类上属于强震次生灾难的核泄漏事故，其“陷危”，一定程度上还有“人为”的因素。从一开始冒出白烟之时，不论是东京电力公司还是日本政府，都有一种“问题不大”的掩饰冲动。作为投资经营方的东京电力公司，想保住核电站，不想扩大问题严重性进而导致永久封堵反应堆的结果，从而表现出“投鼠忌器”式的迟疑。而日本政府在强震和海啸救灾压力上升时，不想再引入或放大核恐慌，没有断然采取接管行动。由于日本政府获取核泄露的有关信息，极度依赖于东京电力公司提供，从而在开始阶段就错过了最佳的消灾和决策时机。东京电力公司和日本政府的动机或许不同，但某些“不当反应”，使福岛核电站“陷入危机”。 德国科学家强调，日本对核安全的管理是世界一流的。居于震源中心不远的福岛核电站，挺过里氏9级强震和海啸的第一波冲击，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即便如此，福岛核电站此后慢慢陷入了危机和形势恶化的事实，说明管理和安全有时会构成矛盾。 日本在核电站“陷危”后开始努力“解危”的教训，同样具有借鉴意义。在机组发生爆炸之后，真正意义的核灾难已经露出端倪。留给解决核灾难危机的时间并不多，这个时间或许在某个机组内部过热而使反应堆外墙烧熔的那一刻就停止了。 在开始阶段，美国专家提出了用硼酸倾倒法来阻止核裂变的办法，结果发现，这些外部物理性处理法存在危险性，大规模喷洒海水、硼酸或沙石，有可能会对外墙造成损坏，这反而增加了核物质大规模外泄的风险。最终，美国向日本紧急运送的硼酸，并没有被日本人派上用场。 虽然日本的机器人技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人们发现，在这样的“大难临头”面前，机器人也没有多大用处。直到3月18日，才有一部机器人装置进入现场，但它完成的使命并不“高贵”，只是对周围进行温度和湿度测定。由此可见，越是形势一不小心就可能恶化的场合，就越应该对所谓的高科技技术持谨慎的态度，因为有时人们打着“科学方法”的旗号，却做了最不科学的事。 在关键时刻，反而就是那些留守在危险区域的五十名“死士”，自杀性地冲入机组内部，冒死启动了内部柴油动力系统，才得以恢复核冷却系统，实现向机组连续注入海水，最终使恶化的形势得到逆转。

防灾自救能力是如何炼成的？

据中国新闻网3月17日转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消息，日本地震海啸破坏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的宫城县，有一所离海边仅一百米的名叫“户仓”的小学，当地震来临时，全校一百多名学生按平时的应灾程序钻到桌子底下，然后按平时训练的要求，迅速离开大楼跑向操场，然后立即往高处躲避。他们不仅在大地震中幸免于难，而且在数分钟后汹涌而至并瞬间摧毁了学校大楼的海啸灾难中幸免于难，而那天唯一没来上学的一名学生却在地震灾难中罹难。 学校能够成为牢固的避难所，不仅是因为学校拥有抗震能力高的安全建筑，更重要的是有受过救灾防灾技能教育的师生。日本学校是如何做到的呢？ 首先，日本小学生入学第一课就讲“独立与自我负责”意识。日本小学有一个《社会生活教育》课程（类似于我国的《常识》课），第一节里就有这样的话：“不给人添麻烦”，自己能做到的，不要麻烦别人，自己一时做不到，但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做到的，也决不要麻烦别人。这个“别人”包括了那些想为他们背书包、想为他们穿衣服的父母亲。这个“自我负责”意识，使学生们很快就能融入到一个规则的约束下，自愿接受能对自己和他人带来最大方便的社会秩序，自然能产生最好的社会效应。 其次，日本是个地震等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整个国家都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防灾意识。日本人时刻提醒自己“如果今天发生灾害怎么办”，重视在中小学教育中展开防灾自救的演练和教育。每年3月份的第一周是日本的全国消防周，日本每一所中小学，都会对学生进行一次与预防地震、火灾有关的宣传活动，包括最新地震动态和防震知识宣传、自救和救助演习，以及如何包扎伤口、抢救公务员等知识性教育。除此之外，日本把70多年前发生的关东大地震的9月1日定为“防灾日”，每年的这一天全国各地都开展防灾救灾活动，安排儿童“避难”是“防灾训练”的重要一环。 在学校里，每个学生都配有质量过硬的“防灾头套”和黄色防灾背心。平时就放在座位旁边。这样的配备，不仅在学校里是常态，在每个家庭也是把自救设备的安置当成一种常态，每个家庭都配备有救急用品，政府和公司会给每人免费配置“防灾应急箱”，防灾箱里有加强橡胶指垫的棉线手套一副、应急食品、饮用水、火柴等。社会、家庭及学校的联动，进一步强化了日本中小学生乃至全体国民防灾自救能力的培养。

大灾考验公共媒体

正如媒体评价所言，日本公共传媒在国家重大危机时刻“成为超越一切的公共平台，维系了国民的精神和秩序”。 有大量的证据支持上述判断：以一场1200年一遇的大地震和释放的破坏力相当于汶川地震20倍的灾难为背景，以它天然地触动着人们对末日来临的想像为基础，各传媒的实况主持人或现场记者或作惊恐状，或作撕心裂肺状，或声音里充满了绝望哭腔，或无意中放大和传播恐惧，都是可以预料得到的普通人的反应。然而，从震后到现在，日本公共传媒却鲜有出现这些“普通人的反应”，在危机传播管理上表现出高度的专业主义。以日本最大的公共传媒NHK（日本广播协会）为例，主播们始终保持镇静的面容，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坚强。画面上没有出现令人恐怖的死亡特写，没有灾民们呼天喊地的镜头，也没有一线记者虚张声势的报道，更没有倾向性强烈的政府官员视察灾情的歌颂性报道。 作为侧重于公共属性的传媒，NHK始终保持着“我的方式传播”第一价值，保持了独立和公信力，即便在大灾难来临时也不曾改变，没有与日本的共同通讯社和时事通讯社两大通讯社“统一口径”，不论出于什么理由。 第二个价值就是做到“及时“、“实时”地快速播报最新消息，一经确认，则反复轮流播放。有一个镜头令人印象深刻，NHK正开始播放对官房长官的采访实况，当获悉福岛县第一核电站第1号机有可能爆炸后，马上中断画面，转而反复播放核辐射时的生活指导及相关避难信息，每隔几分钟就提醒民众注意安全。包括共同社、时事社及其他媒体，都及时地从各角度呵护着生者的安全和对逝者的尊重，显示了媒体的社会责任。 第三个价值就是力求信息全面。NHK轮流使用日语、英语、汉语、韩语等五种语言，这就是考虑到了受众中有可能就有非日语观众。日本各大媒体第一时间把辐射量每小时1015微西弗的准确数据传播出来，并告知“这相当于普通人一年可以承受的辐射量”，而不是轻描淡写地以“影响不大”，塞给受众完全不知所云的消息。

公共传媒不同于其他大众传媒，不同于盈利、逐利的纯商业媒体，它是一国国民及一国根本文化的坚守者，如约瑟夫·普利策所言，是社会生命的第一线瞭望者，对内是“零距离”“零时差”的沟通者，对外是国家形象的公共外交大使。面对突降的天灾，公共媒体更应该坚守“瞭望者”的底线。日本大灾、全球垂泪，这与日本公共传媒真实呈现了震灾真面貌不无关系。

（英大传媒集团《能源评论》杂志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