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效应3里的女记者:十二五：新“三驾马车”重装上路

两会是中国特色的权威治理和民主协商的巅峰时刻，历来就是凝聚全民共识，修订社会契约之时。政府工作报告更是从短期到中期给出了中国宏观经济演化的路径。我们看到：短期一方面强化需求管理，控制货币和信贷总量；一方面推动供给，优化流通，打击炒作。除非地缘事件凶猛冲击油价，则今年增长无忧，通胀可控，中期则更乐观。决策者顺应潮流以7%的速度换质量，着手结构调整，在平稳减速过程中整修并升级奔驰多年的三驾增长发动机。

　　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不会戛然而止，而是有了最新的升级版本。过去的十年，中国增长的三驾马车或者说三个发动机输出功率不一，投资：是借助快速城市化，也就是房地产和基建拉动，背后的支撑是土地财政和地产泡沫；出口：是廉价商品输出和外汇储备积累，背后是廉价劳动力、廉价要素资源和汇率低估；消费：则乏善可陈，背后是收入增长无法赶上经济增长，且分配过于向国家和企业倾斜。那么出路在哪里呢？

　　投资方面：希望在于深度城市化

　　这首先是个多层次的概念，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东中西部划分。我们认为中国的区域经济分为四种类型沿海发达经济带（三个三角洲）、产业转移十字星（中原到湘中，武汉、以及皖江到成渝）、能源和地缘经济区（内蒙古、西北和西南延边城市）和次级经济区（例如东北老工业基地）。

　　后三类经济区大多提出了两位数的增长目标，显然他们是下阶段传统GDP锦标赛的主要赛场。即便这样，其中也有很多新意，例如城乡统筹。而深度城市的主战场在沿海一线发达地区，后奥运、后世博、后亚运的三个三角洲区域的核心城市的共同特点是大型基建规模的缩减，土地财政空间的缩小，对GDP速度和房产泡沫相对清醒，进一步的城市化更多的是要解决以前半吊子城市化带来的后遗症，例如在空间布局和城市建设上，要打破行政区划局限，形成大都市圈；在城市管理上，突破户籍限制，融入农民工，释放他们的消费需求（例如大规模公租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为居民提供优质教育，优质医疗和养老银色产业，进而拉动消费的增长和服务业比重的快速提高。新的产业将随之发展，例如大规模疾病防控、低空开放、智慧城市、光网城市、车联网、节能环保，从建设到管理，城市管理在于城市智能化，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两方面。信息基础设施是各种智能网络的普及和运营终端服务能力的提升。例如上海提出在“十二五”期间，增加城市的创新活力、提升城市的服务功能（包括金融、航运、贸易、信息化和城市交通体系）。

　　另外还有智慧城市的建设（主要在于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其中，浦东新区的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加快推进中心城区的深度城市化，要点在于世博的后续开发和陆家嘴金融中心建设。从硬件到软件的全面升级投资都会展开。这也意味这些地区要在不多的土地以外，寻找一种新的地方财政支持模式，从卖地搞建设，转移到以房产税收入和服务业增值收益来提供未来运营城市的资金来源。城市化的重点将从城市硬件（基础设施）建设转向软件的完善，这意味着更高层次的发展。再用现代运输体系加以连接这几类经济区，则一个新的由40个~50个核心城市群组成的，三纵两横的可持续城市化经济格局正在形成。

　　出口方面：新动力是人民币国际化

　　显然中国制造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可以预期后危机时代，全球贸易冲突和货币竞争，势在难免。中国当然会继续稳定和拓展外需，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方面的核心竞争优势，延长增值链促进出口结构转型升级。更会扩大输出工程（十一五期间是3352亿美元）和资本（2200亿美元）换得资源和市场，特别是在亚太周边的地缘和能源敏感区，从韬光养晦、转化到积极布局。更重要的是，中国必须努力争取输出货币，并使得人民币最终成为储备货币的一员。人民币以生产型国家的代表性货币上位是目前国际货币体系走向稳定、均衡和公正的唯一解。

　　既然在美元本位下生产国埋单不可避免，那么中国将注重在这之中的利益交换：中国对IMF份额的诉求揭示了人民币走出亚洲的突破口。中国既然不具备掀翻国际货币体系这张桌子的能力，那么在这张桌子旁边为自己谋得一席之地无疑是最优选择。这不仅可以压制滥发的美元，获取国际资源的定价权和铸币税，还可以把一部分过剩流动性导出到国外。2009年和2010年两年内的人民币国际化和外汇管理制度方面取得的成果甚至超过了之前十年的总和。主权基金出海，跨境结算试点，马来西亚收储，对外国商行和央行开放银行间国债市场，允许企业将外汇资金留存在境外，这一系列措施强烈表明，未来十年不仅是中国经济的转型期，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时期。

　　我们并不期望出现翻天覆地的变革，人民币国际化毕竟是一个长期、艰巨而又必须小心翼翼的工程。但可以预见亚洲化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打造新“朝贡体系”是其路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其试验场，而香港则是其前哨站。这将根本改变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和实力，给国内经济带来巨大的变化和深远影响。

　　消费方面：期望进入大消费时代

　　目前酝酿的收入分配改革正好处在中国结构调整的核心环节上。一方面，劳动者收入在要素收入中的提高从根本上决定了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长期拉动的能力；另一方面，内外需转换也有赖于国内居民实际收入的提升。2011年，由于市场供需层面的劳动供给相对紧缺，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改善会比较明显，而社会统筹体系中养老金的调整对老年人口的消费也有一定促进作用。制度上，收入分配改革的要点集中在提高低收入人群所得、控制高收入人群所得和保障收入分配。

　　我们认为，收入分配调整的主要着眼点开始在于税费改革方面，而2011年我们将会看到的是低收入阶层税负的减轻和社保福利的实际提高。在中国的一线城市中，北京宣布2011年5月份起最低工资上升21%，是2010年6月上调20%之后的第二次上调，即北京每月最低工资1160元，这证明刘易斯拐点就算尚未出现，也相距不远了。直观来看，劳动者收入在要素收入中占比的提高意味着中国开始进入工资升幅大于GDP增长率加CPI升幅的时期，这是未来我国改善民生的重要抓手。同时建立和巩固社会安全网，十二五规划首次提出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明确了“十二五”期间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范围和重点，有九个方面，公共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人口计生、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住房保障、环境保护。未来不管你生活在东部还是西部，不管农村还是城市，政府都要提供同样水平的公共服务。这既是巩固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稳定预期促进消费的关键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