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运电梯使用须知:汉传佛教发展概况（二）-中国佛学网

密教，是相对於显教而言，世俗又称密教为喇嘛教。

密教经典最早是在三国时期传入中国内地，有支谦译的《无量门微密持经》等经典；西晋时，又有《大灌顶经》等密教经典的译出。但是一直到唐朝，密教才经由“开元三大士”善无畏（天竺人）、金刚智（天竺人）、不空（师子国人）的提倡，而使密宗的灌顶传法及各种仪规，如禳灾、祈福、求雨、治病、降伏鬼魅、护摩等，受到皇朝的重视，盛行一时，并且由信奉道教以求长生不老的唐玄宗之支持，蔚然成宗。

唐朝的帝王，如唐太宗晚年，仿效秦始皇、汉武帝，希望求得长生不老之法；及至後世的高宗、玄宗等诸多帝王，也因受长生之术的诱惑，而与密教结下不解之缘。

到了元朝，蒙古人成吉思汗希图统辖西藏，因此以喇嘛教为国教，许多喇嘛受到帝王的尊仰，如元世祖忽必烈礼喇嘛八思巴为国师，八思巴成为中央统治的官员，统领总制院事，管理全国佛教及藏族地区的事务，中国广大显宗的僧侣，受到严重的压制。及至明代，一样尊崇喇嘛，朝庭封有八大法王；乃至清朝时期，西藏四大政教领袖：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及章嘉胡图克图，再受清朝敕封。这段时期，密教与帝王、宫庭的密切关系，形成中国佛教史上特殊的“宫庭密教时期”。

根据《元史·释老篇》记载：“释老之教行於中国，已有千数百年，然其盛衰系於时君之好恶，如佛之於晋、宋、粱、陈，如黄老之於汉、魏、唐、宋，其效可观。元兴，崇尚释氏，而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清代历史家赵翼在《考史杂录》    〈陔余从考〉卷十八“元时崇奉教滥”一节中提到，“古来佛事之盛，未有如元朝者。”元朝喇嘛教盛行情况可见一般。

元朝崇敬喇嘛教，始自第一代皇帝元世祖忽必烈，他在“万机之暇，自持数珠，课诵、施食”外，并曾在太庙落成时，亲自与全国四万僧侣举行戒会七天，从此定为永式；此外，他向群臣宣布：“自有天下，寺院田产，二税尽蠲免之，并令缁侣安心办道。”见（《佛祖统纪》卷四十八）

元朝著名的喇嘛，首推八思巴。忽必烈在元宪宗在位时，曾率兵进入西藏，见到七岁的八思巴纵横说法，辩才无碍。及位後，礼八思日为国师，并“受以玉印，任中原法王，统开下教门。”元世祖接受八思巴的灌顶仪式，并受持戒法。至元六年时（一二六九）世祖又命八思巴为蒙古制造文字，称为“八思巴文”，後封他为“大宝法王”，对蒙古文化的影响深远。

元朝国祚九十八年，十一位皇帝全都礼拜喇嘛为国师、帝师。每一位皇帝即位之前，均需经过拜师受戒式，方得登基为帝。在《辍耕录》卷二即记载着：“累朝皇帝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宝，而近侍陪位者必九人或七人，译语之“囊达”，实此国俗然也。”

忽必烈至元十七年（一二八○）八思巴圆寂，元世祖下诏：“自是，每帝师一人死，必自西域取一人嗣，终元世无改焉。”（见《蒙古源流笺证》卷六）於是继之有“亦邻真”、“答儿麻八剌乞列”、“亦摄思连真”等多人受封为国师（见《新元史》，释老传）。国师的迎立，必需先遣大臣颁珠字诏，仪式隆重，如同元首。

此外，胆巴受八思巴推荐入朝，号为金刚上师，圆寂後进号“帝师”；阿鲁浑萨理是维吾尔人，从八思巴学习，亦精通其他民族语言及汉文经史百家，曾官拜集贤学士及平章政事；沙罗巴，西域人，小时即礼八思巴为剃度师，精通藏文，并且担任八思巴及元世祖之间翻译；达益巴，亲近八思巴十三年学习，元武宗即位时，曾受召进朝问法，圆寂后，谥号为“祐圣国师”；迦鲁纳答思是维吾尔族人，通达佛理及各民族语言，元世祖命他跟从八思巴学习佛法及藏文，曾用维吾尔文翻译梵文和藏文经论；必兰纳识里，维吾尔族学者，精通佛教三藏及诸国语言，至顺二年（西元一三三一年）受封为“国师”。

国师的地位尊荣，不仅帝后、太子受教，大臣也会相继前往受戒。除了封国师外，喇嘛优异而受朝廷赐封勋爵者，亦达十余人，如教瓦班受封“翰林丞旨左丞相知枢密院事”、从吉祥受封“荣禄大夫司加禄大夫司徒”等（见《元史》〈本纪〉二十九、三十三、三十五）。

当时辅佐帝王朝政者有宰相耶律楚材，僧人刘秉忠等。据《元史》卷一四六载：[楚材自幼聪敏好学，涉猎群书，天文、地理、术数、律历、释老、医卜之术等无一不通。楚材二十七岁时，太祖成吉思汗攻袭金都燕京，风闻楚材名声，召来陪侍左右，做政治顾问，礼遇有加。其後成吉思汗讨伐西域，每有楚材参划，屡次上谏而使太祖终有大成。”

在《翰林学士王磐碑铭文》则详细记载刘秉忠的事迹，说他是一位政治家，更是一名僧侣。世祖即位，从朝仪官制创订到元号更新，悉依其草案，厘订社稷大计。刘秉忠虽位居人臣，仍斋居素食，未忽僧行，并且以天下为己任，贡献元朝发展。最重要的是，刘秉忠将中国佛教灌输到异族帝王心中，汉族受惠无计，带给国家社会影响很大。

元朝宫廷相当重视佛事，如大婚、出行，无不受戒；或者启建法会，法会内容相当多，例如《元史》〈本纪〉二十九记载：泰定元年二月，修西番佛事於寿安寺；同卷又载：昭献元圣皇后忌，白修佛事，饭僧百万人。《元史》〈本纪〉十五提到：命思麻等七百余人作佛事於玉塔殿、寝殿、万寿山护国仁王寺四十五会等等。其它如祈雨、祈风、止雨、镇雷、荣星、修疫、超度等，也都是元朝宫廷中常作的佛事。甚至，如元世祖、元裕宗、元仁宗、元成宗之后等，往生後，皆奉祀在喇嘛寺中。诸帝的谧号更以梵、藏文取名，以表示聪明、吉祥等意义。

整个元朝由朝廷兴建的佛寺达千五百所，如大护国仁王寺、大圣寿万安寺、城南寺、兴教寺、大崇国寺、大崇恩福元寺等等。根据《元史》各本纪中记载，当代由大内召宣所刊行的藏经多种，如元世祖刊大藏三十六藏；成宗刊河西吐蕃两体字藏经；仁宗命杭州刊经八藏；文宗命江浙刊经二十七藏，以泥金写经规模宏伟，空前盛况；其它还有金字藏经、梵文维摩经、西番字藏经、畏兀字无量寿佛经一千部等；其中以元世祖召集汉藏大德僧人编辑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十卷最为著名，是研究西藏经典与汉译经典比较研究的重要文献。

到了明朝，喇嘛仍然受到相当的尊重。明太祖朱元璋虽然曾经出家为汉僧，他深知元代因为崇尚喇嘛教，因此衍生出诸多的流弊，例如供养糜费，国库亏空等，但是他为了怀柔蒙古、西藏地区，还是一样给予喇嘛诸多的殊遇。

另一方面，由於朱元璋自己曾经当过和尚，他深知宗教凝聚群众的力量，所以为了强化对宗教的管理，一直想方设法，务要切断佛教与民众的连系。只是尽管他废除喇嘛教在内地中央的特权，最终还是没有削弱喇嘛教在汉地的重要地位。他不仅设西宁僧纲司，任喇嘛三刺为都纲，甚至在甘肃河州设置番汉三僧纲司，任用西藏僧人为僧官。洪武六年（西元一三七三年）元朝帝师喃迦巴藏卜入朝，明太祖封“炽盛佛宝国师”；七年，八思巴的後代公哥列思八纳思监藏班藏卜入朝，亦被加封“国师”称号。

明成祖即位後，对喇嘛更加尊重。永乐元年（西元一四○三年）曾派遣中官侯显进入西藏，迎请哈立麻喇嘛至南京，除了亲自前往慰问外，对他为“大宝法王”，并且请他在南京灵谷寺启建法会；此外，当时在西藏弘法的宗喀巴派他的首座弟子释迦智到中士来，明成祖即封他为“大慈法王”，后来释迦智远当了永乐、宣德两代国师。

根据《明史会要》的记载，明成祖永乐的时代所封藏族喇嘛有五王、二法王、二西天佛子、九大灌顶国师及十八灌顶国师。

後来的宪宗、孝宗、武宗三代，也都相当敬崇喇嘛，东来中土的西藏喇嘛，多给予“西天佛子”、“灌顶国师”的尊称。

因为元明王朝一直崇拜喇嘛，汉传各大乘宗派至此黯然失色，并且渐趋没落。直到清朝，大抵承袭明朝，连僧官的职别名称，都和明代相同（见《大清会典》卷七十一）。清皇室相当崇敬喇嘛教，顺治九年时（西元一六五二年）达赖五世应世祖之邀入京，受朝廷册封为“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普通鄂济达赖喇嘛”，这也西藏黄教取得中国政府认同之始，而成为正式的法王地位。

此外，《光绪大清会典事例》记载：“康熙三十二年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大喇嘛，於喀尔喀建库伦，广敷黄教。”自此至乾隆年间，哲布尊丹巴都受到清朝朝廷的重视和礼遇。

最著名的是雍正捐舍自己位在北京紫禁城内潜邸，设成喇嘛教本山的雍和宫，以表示对佛教的尊敬。

世宗雍正曾自号圆明居士，收辑古德禅语成为《御选语录》十九卷，世祖喜受参禅，并且以禅门宗匠自居。他曾召请憨璞性聪、玉林通琇及木陈道忞等禅师先後入京说法。另外还曾选点一千五百位僧人从玉林通琇受戒，并尊为国师，以表示他对汉人佛教的贡献。（见《普济玉林国师语录年谱》）

此外，世宗也从章嘉活佛学禅，并言自己在禅方面的造诣多得力於章嘉，他曾赞叹章嘉是“乃真再来人，度大善知识也，梵行精纯，圆通无碍，藩邸清闲，时接茶话者十余?得其善权方便，因知究竟此事。”（见《御选语录卷十八》後又称赞他是“秉质灵异，符验显然；且其教法流行，徒众日广。”

乾隆四十四年时（西元一七七九年），第六世班禅抵达北京，自乾隆皇帝起，归依班禅为师，亲受佛教教义，宫中大臣、后妃、嫔妾、太监等，无不敬班禅如佛。

虽然从元到明清，朝廷崇佛如仪，遗憾的是，历代的喇嘛并未真正在佛法上引导帝王治国之道，只是一味地以密法来迎合帝王富贵欢乐的美梦，以致帝王被世间声色之娱所迷，朝纲不振，国势积弱，诚所谓“因地不正，果遭迂曲”。帝王信佛的出发心不正，本身之因已偏；帝师喇嘛又未能施之以佛法善缘，其它汉传宗派亦未能受到重视，难怪元朝历任皇帝的政权短暂，国祚不长，自是意料中事，又何足为怪呢?

四、经怍香火时期（满清民国时期）

佛教僧团经济生活的来源，在佛世时是靠托钵乞食，或者由信徒供养。这样的佛教生活，透过托钵跟信徒建立了相互的关系，信徒供养饮食，僧众给予说法，此即《金刚经》所谓的“财法二施，等无差别”。

但是，佛教传入中国以後，受到气候、风俗习惯的影响，托钵生活不容易实践，所似就建立寺庙，由信徒来供养僧侣的资生物用。供养的生活制度如果能够树立、健全，必能养成僧众人格道德的提升；否则僧众人格堕落，不易受到供养。

佛教初传时期，帝王宰官竞相建立佛寺，供养土地。由於历代官方捐建寺院，以及帝王护持，有的设立“无尽藏”，有的成立“僧只户”，甚至有的供养大片的田园土地，使得佛教的经济生活有忧虑。

然而，由于国家社会给予佛教的经济支援，使得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也增加了许多的困难与障碍。因为一般社会大众，尤其官僚体系的政治人物，总觉得僧侣应该有清贫的苦行，如果寺院建得庄严堂皇，生活过得与社会人士一样优渥的时候，有的人就会嫉妒，有的人就会批评，甚至南北朝魏、周时期所发生的“三武一宗”等教难，也是缘於佛教经济太富裕，因而引发危机。

根据《梁传》记载：北魏太武帝在太平真石六年（四四五），下令诛杀长安僧侣，焚毁佛像，全国废佛。翌年，再度下令各地官员焚毁佛像、经籍，坑杀寺僧。幸有太子晃暗中相告，各地僧侣得以隐匿，免去劫难。然而北魏境内一切的佛像心典，全遭破坏。这次事件在中国佛教史上，划下了第一道伤痕。

在《广弘明集》第八卷也记载着：北周武帝听信道士张宾奏言“沙门身缠黑衣，於国不一祥。”加上还俗沙门卫元嵩附和“沙门怠惰，多贪财食，不足为尚。”武帝于是在建德二年（五七三）下令所有的沙门、道士还俗；禁绝儒家以外的祭祀；官立或私立寺院一概拆除，还给王码公作舍地；寺院财物尽充官府，废去四万寺院，三百万僧众还俗为军民，充作攻伐北齐的军谷。

会昌五年（八四五），唐武宗也下诏废佛。在《旧唐书》〈武宗本纪〉载：“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千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骨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加上改铸钟磬铜像为通钱、农具，此一空前浩劫，史称“会昌法难”，这是我国佛教史上三武一宗法难中最大的一次破佛事件。

继武宗毁佛事件百年之後，後周世宗在显德二年（九五五）断然实行废佛政策，下诏禁止私自出家，不许创建寺院或兰若，废止未受敕额寺院，民间佛像铜器皆交由官司铸钱。总计被毁寺院有三万三百三十六所，大量佛像、钟、磬等法器被铸成通钱。

所幸“三武一宗”的政治生命都非常短暂，他们的皇权顶多只有延续三、五年不等，即刻就结束了，而且灭佛的帝王皆不得善终，此亦因果示人也！

根据《世界主要宗教》（田海华、陈麟书著）及《宗教福利》（王顺民著）等书所说，天主教、基督教在西方的教堂，都是金碧辉煌，传教士、修士也曾拥有财富，他们也曾遭受政治的迫害；但基本上西方的信徒们都承认天主教的组织，容许辉煌的教堂建筑存在。而在中国，佛教因为不懂从事福利事业，致与民间隔绝，不能走上社会跟全民融和，故而遭受各朝代的嫉恨，僧侣们也不能不切实的反省改进。

经过“三武一宗”的教难，中国佛教到了明清，已经逐渐衰微。明太祖出身沙弥，知道宗教对社会大众的影响力，令僧侣移居山林，严格禁止社会大众擅入寺院，也禁止僧众接触信众，以防止僧俗混淆之名，行压抑佛教之实（《明太祖实录》）。

元明清年间，更由於皇室多崇拜喇嘛教，对佛、道亦行打压。甚至清朝法律更禁止妇女至寺院烧香供佛，僧众不可以在街市中诵经托钵，这些政策都使得佛教一转成为山林佛教，远离了群众，对佛教发展造成莫大的伤害。

由於明清以来，佛教受外力逼往山林，许多僧侣也以为出家即是“入山清修”、“了生脱死”，正如唐朝惟政裨师所说：“为僧只合居岩谷，国士筵中甚不宜”，就是一种消极、避世的心理。

到了民初时，有些知识份予及政府官员误解佛教，加上野心份子对庙产的觊觎，於是有假兴学之名，行并吞寺产之实的强盗土匪行为发生；许多寺院财彦被侵占，僧尼被迫还俗，那里像一个文明的国家。

民国以来有关教产被掠夺的事实，如：

西元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张之洞主张用全国寺院财产作为兴学办教育之用，引起各地土豪劣绅藉办学名义，公然并吞寺田，影响所及，军队、警察各种团体亦一并侵占寺庙，而当时教界竟无力维护自身权益。後来幸有学者对此重视，如章太炎发表《告佛子书》，呼吁教徒应自办学校，以迎头赶上时代趋势，并且忠告世人对佛教应加以保护发扬。

西元一九一二年，袁世凯颁布“管理寺庙条例”，企图将全国佛教寺产纳入社会公益事业。幸赖当时天童山寄禅法师等教内外人士发起设立“中华佛教总会”，共拟保护庙产对策。

西元一九三○年，南京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再度提出庙产兴学案，主张“打倒僧阀，解散僧众，划拨庙产，振兴教育”，组织庙产兴学促进委员会，消息传来，教界哗然，形成全国佛教徒的大团结。翌年，太虚大师撰“上国民会议代表诸公意见书”陈国民会议，表示抗议。同年，幸赖蒋介石因幼年与佛教的因缘，代表政府公布保护寺庙财产规定，庙产兴学风波方告平息。

西元一九二七年，军阀冯玉祥为扩充武力，对势力所在的河南、开封等地之大小寺院苛捐杂税，以“打倒迷信”为由，包围相国寺，没收寺院财产，捣毁佛像，改为市场，於是千年佛寺毁於一旦。当地学阀地痞趁火打劫，没收寺产作为升官发财之路，如中土第一座佛寺——白马寺及达磨祖师面壁九年的少林寺，无一幸免；三十万僧尼，勒令还俗，寺院改为救济院，乃至成为娱乐场所，宛如一群禽兽的世界，弱肉强食。後来冯玉祥在军舰上火焚身死，近代人士终能对因果报应有所了解。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虽然历经三武一宗、太平天国、冯玉祥等的法难，却远不及文革时期对佛教的严重迫害，全国各地大寺，百年古刹丛林，乃至乡间淳朴寺院，或拆或焚，或破或毁者，不知凡几。所拆除的法物，或当燃料，或盖厕所，唐宋写经、木刻经卷、唐彩佛像，无一逃过劫难。僧侣或被迫还俗、劳改、斗争，乃至枪杀等，从东北各省到西藏，草木皆兵，风云变色，有如置身地狱之中。可以说，由於嫉妒、误解，造成了佛教史上多少的灾难，实在是令人痛心！

除了来自外力的教难，造成对佛教莫大的伤害之外，僧团本身寻找其他的方法维生，甚至渐渐沦为经忏道场，或者只作香火拜拜，以致不能真正发挥寺院教化的功能。像唐、宋之後，有的寺院靠着广大的田产，以收租来维生，也有的寺院走上了朝山拜佛、接受信徒的维护。後来到了明清时期，佛教更是走上以经忏为职业、以香火为收入的窘境，这就让佛教与文教事业愈走愈远了。

当然，有心的古德们也提倡侣僧徒自己本身应该要有道德、学问、技能，如百丈禅师（七二○至八一四）提倡“农禅”的生活，太虚大师（一八八九至一九四七）喊出“工禅”的宣言。数十年来，星云也一直主张：僧侣可以做医生、教诲师、心理谘商师、弘法师，比丘尼可以做护士、大中小学幼教的老师、家庭心理谘商的老师，或是艺术家、文学家、音乐家等，让社会认同佛教拥有的经济生活，都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所得，或者靠着自己的道德、学问，而获得信徒的供养。

只是从明清直到民国，佛教经济生活已经以经忏、香火、法会做为主要的经济来源。根据《大醒法师遗著》第三二六页记载，民国廿三年八月廿五日，内政部曾下令取缔盂兰盆法会；同书第四四二页记载，慈谿县下令要徵收经忏的税捐等，可见政府已经看中佛教在法会经忏上的丰厚收入了。

其他全国各地，有些寺院在信徒心目中认为有佛菩萨的灵感事迹，因此香火鼎盛，不断地捐献香油钱，致使各处的地方官员见了眼红，例如四大名山、城隍庙、妈祖宫，都有政府强迫缴纳税捐的命令。

其实，政府也不要嫉妒佛教，即使是劳工的作业，也应该有权利维持自己的生活；僧侣以“弘法为家务，利生为事业”，何以独不能享有正当的经济生活呢?

一个政府到了嫉妒宗教的经济富有，却不想宗教的所有一切都是用在社会的福利上；政府如此浅见，这也是宗教界的一大悲哀。

不过说到“经忏佛事”，自从梁武帝（四六四至五四九）礼请宝志公禅师著述《梁皇宝忏》，唐朝悟达国师（八一一至八八三）编述《慈悲三昧水忏》，乃至宋朝敕修的《金山御制水陆斋仪》，甚至瑜伽焰囗、三时系念的各种忏仪经本等，基本上此时中国佛教已经走了“经忏葬仪”的佛教了。尤其到了清末民初，“经忏香火”更是普及全国，而且维系了绝大部份寺院的经济生活。

“经忏佛事”到底利弊得失如何?如果站在宗教的立场，僧众为生者说法利乘，固然重要；为亡者诵经超渡，也是需要。正如水陆仪规所说：“冥阳两利”，能够“生亡得度”也是宗教对人间的具体贡献。

例如台湾九二一震灾之後，死亡二千余人，虽然棺木在旁，但是尸体如何搬入棺木之中?所幸佛光山云水念佛车，在诵经念佛声中，让罹难者的尸体得以入殓，以安慰眷属心灵，你能说经忏佛事没有需要吗?

甚至一般人家中有长辈往生，子孙没有经验，往往手足无措。此时如果有出家僧侣出面，为其张罗佛事，家属总是万分感谢，因此得度者也不计其数。

再说，经忏的发展，其实一如托钵乞食，也是“财法二施”，彼此互利。不过，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总认为经忏制度造成僧才人格的堕落，戕害了佛教文教事业的发展。举例说，现在的社会，一位讲经传教的法师，往往不容易引起社会的重视，有时举办一场弘法大会，不但讲者要自己张罗说法处、购买经本，甚至讲经时也不容易集众。反之，一场经忏佛事，为人诵经超渡，不但受到丧家斋主的恭敬，而且能够获得相当丰厚的供养，所谓“会得香云盖，到处吃素菜”，所以衍生出青年僧宝可念经，却不愿讲经弘法等诸多的弊病，这是应该引为深思的地方。

总之，透过经忏法会，可以接引广大的信众接触佛教，让佛教得以走向信徒，对佛法的普及，也有许多的功劳。只是另一方面也造成多数僧侣们躲开困难的讲经，而去牵就容易的诵经佛事，这就难免要遭受有识之士所垢病了。例如太虚大师的新僧教团、大醒法师、芝峰法师、文涛法师、常惺法师、觉斌法师、默如法师等，因为他们不做经忏，所以才能弘法利生。

此外，上海的静安寺、玉佛寺之佛学院的学生，每逢假期都要出外兼做经忏佛事，赚取零用金，才能维持读书的生活；南京的栖霞寺、毗卢寺等佛学院学生，每年七月，也是必须借着假期外出赶七月，才能添置所需的衣物、书籍等。又如旅台的煮云法师（一九一九至一九八七）每每到一个小寺院赶一个七月下来，所得只能买得一条裤子而已。

擅长诗文绘画，以诗僧自喻的曼殊大师（一八八八至一九一八），在他的全集（小说集——断鸿零雁记）里便曾谈到，自己年轻时也曾参与焰囗佛事，只是他志行高远，所以很快便离开赶经忏的应赴僧行列，後来更到南京欧阳竟无的支内学院去教授英文了。

明代四大僧之一的憨山大师（一五四六至一六二三），当初也是一个做经忏的人，有一天，当他放完焰囗归家途中，走路的声音惊动了一户人家屋子里的老夫妇，老太婆惊奇在半夜三更还有什么人走路，老头儿回答说：“半夜三更走路的，不是贼骨头，就是经忏鬼。”把贼骨头和经忏鬼看在一起，憨山大师认为有辱自家身份，从此发愿“宁在蒲团静坐死，不作人间应赴僧。”

总之，中国的丛林佛寺之多，如扬州便有二十四家丛林，其他小形的寺院更是不计其数。在《洛阳伽蓝记》里便记载了许许多多的寺院，例如上海的海会寺、龙华寺山京的毗卢寺、古林寺、鸡鸣寺；甚至光是一个南京，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尽管道场很多，但是一旦不从事弘法利生的文教事业，或是以香火为收入，就会失去了宗教化世的力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