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传佛教

所属分类： 佛教 宗教

汉传佛教又称汉语经典系佛教或汉地佛教。汉传佛教唐代传入云南。史料记载，唐开元二年（714年），南诏国王盛逻皮遣宰相张建成向唐朝入贡通好，得唐玄宗厚礼相待，并赐给佛像。张建成过成都时学习佛经，回到云南后传播汉传佛教佛经。传播地首先在大理苍山、洱海地区。

汉传佛教-简介

汉传佛教，现存佛教的三大分支之一。经由两条路径传入中国，一支由古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原地区，尔后传入朝鲜半岛、日本等处，故又称北传佛教。另一支则由南印度经海路传至中国南方。经学者整理，

汉传佛教约可归纳为十三宗，但随着各宗派的发展，彼此融摄，至唐代时，以十大宗派为主流。十大宗派皆成立于南北朝至唐朝之间，其中以大乘佛教为主，共有八宗，虽然也有小乘传承，但多为大乘所融摄。其经典属汉文系统。

大乘佛教的主要发扬者，为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二者。因为中国的影响，汉传佛教将大乘佛教的教义传播至韩国、日本、越南等地，并且影响了藏传佛教。在实质上，汉传佛教可以说是形塑大乘佛教面貌的主要力量之一，但有别于藏传佛教之显密并重，汉传佛教的宗派以显教为多。

南诏中后期，统治者崇拜佛，佛教得以发展；劝丰佑时建崇圣寺千寻塔。隆舜时，佛教“遍于云南境中，家知户到，皆以敬佛为首务”。大理国时期，佛教进一步发展，以致于大理国有“佛国”、“妙香国”之称。现在，汉传佛教主要分布在昆明、大理、保山、玉溪、红河、楚雄、东川、曲靖、临沧和昭通等地，为部分汉族、白族、纳西族、彝族和拉祜族群众所信仰。 传入中国汉族地区的佛教，经过长期的经典传译、讲习、融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具有民族特点的各种学派和宗派；并外传朝鲜、日本和越南。

云南汉传佛教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留下了大量寺、塔、幢、窟等佛教文物古迹和艺术瑰宝。在众多的寺院中，昆明圆通寺、邛竹寺、华亭寺，大理鸡足山的祝圣寺和铜瓦殿198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汉地佛教的重点寺院。大理崇圣寺三塔、昆明官渡金刚塔、剑川石钟山石窟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佛教绘画杰作《南诏中兴画卷》、《大理国张胜温图卷》堪称国宝。前者流落海外，后者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云南汉传佛教有许多带有地方特色的佛教节日和庙会，其中最突出的是大理三月街。它起源于对观音的崇拜，反映了南诏国时期汉地佛教传入时作为开国护法神的历史。

汉传佛教-起源

佛教的传入
有一种说法，佛教最早是在孔子时传入中国的，也有说是在秦朝以前传入的。但是这些说法现在一般认为不可信，因为按照一般的说法，释迦牟尼只比孔子大十几岁。

现在一般认为，佛教是在大约西汉末年，东汉初年时由印度从西域传入的。根据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出使大月氏，其王使人口授《浮屠经》。到了东汉永平十年（67年），汉明帝梦见金人，于是派人去西域，迎来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两位高僧，并且带来了许多佛像和佛经，用白马驼回首都洛阳，皇帝命人修建房屋供其居住，翻译《四十二章经》。也就是现在的白马寺。因此，在中国佛教史上，多以汉明帝永平十年作为佛教传入之年。白马寺成为中国第一座佛寺。《四十二章经》，也成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

佛教传入中国汉地年代，学术界中无定论。古代汉文史籍中，有秦始皇时沙门室利防等18人到中国的记载。据《善见律毗婆沙》记述，在阿育王时代，佛教第三次结集后，曾派大德摩诃勒弃多至臾那世界(原注：汉地)；派末世摩至雪山边国，西藏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称达摩阿育王时，高僧善见至大支那弘法。南传佛教史书则称派末世摩至支那。以上这些布教活动因无译述遗迹传世，无法证实。

汉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39-前126)，张骞出使西域期间，曾在大夏见到从印度贩运去的蜀布、邛竹杖，说明当时中印之间已有民间往来，可能佛教也随之传入汉地。汉武帝还开辟了海上航道与印度东海岸的黄支等地建立联系。近年考古发现，东汉时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初步证实也属于东汉时期。东汉明帝于永平八年（65）赐楚王英诏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可见当时已有佛教传人。经典的传人，据传始于汉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卢以浮屠经（佛典），但究为何经，已失传无闻。历来均以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谴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经》为佛法传人中国之始。此说是否为历史事实，近代颇有争议。因当时西域发生战乱，交通断绝，至永平十六年才开放。因此，只能推定大概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传人汉族地区。传播的地区以长安、洛阳为中心，波及彭城(徐州)等地。当时有人认为佛教是一种神仙方术，故桓帝将黄帝、老子和佛陀同祠，“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沙门视同方士。

汉传佛教-历史发展

初期
有一种理论，在秦帝国期间，佛教已经传入中国，在史记中曾有禁不得祠的说法，后世的研究，不得就是Buddha的音译。

成熟期

宗派
汉传十大宗派的说法，始于清末杨仁山居士整理日僧凝然(1240-1321)《八宗纲要钞》（成实宗、俱舍宗、律宗、三论宗、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真言宗）的说法，补入禅宗、净土二宗，形成十大宗派(成实宗、俱舍宗、律宗、三论宗、天台宗、净土宗、禅宗、法相宗、华严宗、密宗)。高观如(？-1979）认为应有十一家(律宗、三论宗、天台宗、净土宗、禅宗、法相宗、华严宗、真言宗、涅盘宗、地论宗、摄论宗)，后因吸收融摄，只剩下八宗。无论是八宗、九宗、、十宗、十三宗，中日学者各有不同看法，但这些宗派皆为后世学者所归纳而成，并不一定能反映出历史的真相。今采取十三宗的说法。

大乘
三论宗——始于鸠摩罗什译出龙树《中论》、《十二门论》与提婆的《百论》，奠基于南北朝僧肇、兴皇朗、僧朗法师、茅山明，大成于吉藏大师。吉藏大师后，此派被天台宗、禅宗所融摄，没有进一步的发展。
涅盘宗——始于晋竺法护译《方等泥洹经》二卷，法显与佛陀跋陀译出六卷本《大般泥洹经》，至昙无谶于北凉译出《大般涅槃经》时开始盛行，分南北二派，北方以随昙无谶译经的道朗、慧嵩为主，南方则是传自竺道生一系。隋代极盛，唐之后并入三论宗。
地论宗——始于北魏菩提流支及勒那摩提译出世亲所著《十地经论》，属唯识学派。后并入华严宗。
摄论宗——始于南北朝梁、陈之际，在南方的真谛译出无著《摄大乘论》，与世亲之《摄大乘释论》，与地论宗同属唯识学派。在摄论宗出现之后，逐渐吸收了北方的地论宗，南方的地论师也慢慢式微。但至唐玄奘大师自印度归国后，逐渐被法相宗所取代。
天台宗(法华宗)——南北朝智者大师奠基。
净土宗——开宗立派于唐代的善导大师。
律宗——始于南北朝法显、慧光大师，殿基于唐终南道宣律师。
禅宗——咸认南北朝达摩祖师东渡中国起始，大盛于唐六祖惠能大师。
法相唯识宗(慈恩宗)——唐玄奘法师起始。
华严宗(贤首宗)——唐杜顺法师起始，但真正立派于贤首法藏法师。
密宗(真言宗)——唐玄宗时，由善无畏、金刚智与不空三藏先后传入汉地，号称开元三大士。

中期
至晚唐之后，十大宗派名存实亡，三论、唯识、成实、俱舍等各宗几乎都已无人研究，传承断绝。密宗在宋代之曾短暂复兴，期间雕刻了著名的大足石窟，但不久逐渐消亡。天台、华严二宗勉强维持，南山律宗若存若亡。十大宗派，只剩禅、净二家，其中又以禅宗发展最盛。

禅宗，自六祖惠能大师以降，晚唐至北宋初之间，先分出五大支派，盛极一时，后只剩临济及曹洞二派。大慧宗杲禅师的看话禅与宏智正觉禅师的默照禅是南宋时最主要的两个流派，其中又以看话禅的影响最大。

宋朝
宋太祖建国后，马上废止后周世宗的毁佛诏令，让佛教复兴，派遣使者西行求佛法。随着僧侣人数众多，又修订了出家的考试制度。开宝四年，下诏张从信等人往益州(今四川成都)雕造佛经全藏，后世称为《开宝藏》，这是中国全藏刻版印刷的开始，也是以后官方私人刻藏及高丽刻藏的共同依据版本。后来，更雕造了《崇宁藏》、《毗卢藏》、《圆觉藏》和《资福藏》等的刻版。太宗时，兴建太平兴国寺，设立译经院，复兴了官刻译经活动。宋代理学非常盛行，虽然理学受到禅宗影响，但也因为儒家思想的影响时有排佛论调，故排佛后又皈佛者甚众。天台宗得到高丽传回佛教典籍而弘扬一时，虽然教义博洽深玄，但以律行、礼忏、念佛等方法辅助，所以能够在各地普及。在华严宗方面，因教义与禅宗同为真常唯心的宗派，所以能够借助禅宗复兴，呈现“教禅一致”的风气。当中以子璇、净源二位大师最有影响力，后者被称为“贤首中兴”。律宗方面，有允堪、元照致力于律学著作，得到大部分天台宗师兼讲授戒法，促使律学中兴。诸派宗师多推行教学，让佛学普及于民间。直到宋徽宗时期，因为他笃信道教，佛教遭到破坏，烧经毁像，并将道士地位放在僧尼之上。佛教严重受挫，除禅、净二宗外，其余则多被湮灭。

晚期
至明代，禅净双修、三教合一的潮流下，著名的明末四大高僧〈紫柏真可、莲池祩宏、憨山德清、藕益智旭〉，虽然将禅宗的修行方法引入净土宗，以禅宗的心态修行净土，但是仍然是以净土为依归，与禅宗特重智慧开悟的风格已截然不同。净土宗在佛门及民间成为信仰主流。

至清一代，汉地的僧侣，除参禅、念佛之外，几乎无事可做，佛教僧侣中无有杰出人物，居士之中仅有乾隆时的彭绍升较为特出，他所偏重的也是净土一宗。太虚大师曾经感慨：“迨乎前清，其(佛教)衰也始真衰矣。迨乎近今，其衰也，始衰而濒于亡矣。从全球运开，泰西文明过渡东亚，我国之政教学术莫不瞠焉其后，而佛教实后而尤后者。”

明朝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金陵天界寺设善世院，命令慧昙（1304 —1371）主持管理全国佛教。在他的职位之下又设置了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宗教职位，以实施对佛教教团的管理。洪武十五年（1382），把全国寺 院分为“禅”、“讲”、“教”三大类，要求寺院僧众专注于其专业，并且设定各类僧侣的服色，限制寺田的买卖。当中“禅”是指禅宗。“讲”指华严宗、天台宗、法相宗等等；教则是指以前的律寺，从事瑜伽显密法事仪式。

道衍（1335—1418）曾协助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变”。成祖即位后，奖赏道衍冠带而朝，退仍缁衣。此后，成祖开始偏袒佛教，并且为《法华经》作序，颂扬佛教功绩；又亲自编写《神僧传》。他对西藏喇嘛教非常重视。1403年，邀请哈立麻到京师，颁发“大宝法王”称号，又给西藏宗喀巴“大慈法王”称号，并且担任国师。永乐年间，受封的藏族喇嘛共有五王、二法王、二西天佛子、九大灌顶国师、十八灌顶国师。

朱元璋与朱棣奠定了明朝的佛教政策，但基于政治经济的考虑而往往摇摆不定。明初叶，曾废除僧侣免丁钱，度牒免费发给；但严加管制剃度方面，规定了发牒的数量与时间，出家的年龄和考试的准则。明代宗景泰二年（1451）为了筹募经费而开始贩卖度牒，直到明末，导致僧尼剧增，寺院林立。根据《大明会典》的统计，成化十二年度僧人数达到10万，二十二年则已经倍增。从总体上来看，虽然明代佛教以仍然流行禅宗和净土宗，可是佛教思想上的发展则甚少。

清朝
清朝对于佛教的政策基本上是继承明代的僧官制度，在北京设立了僧录司，所有宗教官员都经礼部考试轮选，最后由吏部委任。所有僧官的职别名称，和明代无异。清初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禁止京城内外私下建造或拆毁寺庙与佛像，禁止私度僧尼，只容许官员发出度牒。后来更针对私立庵院及私度僧尼指定律法。乾隆19年（公元1754年）因为私度僧尼人数太多，累计颁发过各省度牒部照多达34万余张，而无法管理，所以取消官给度牒制度，直到清末。清末时，全国僧尼大约高达80万人。

清朝统治者最初接触到的是喇嘛教，并且受到清太祖的礼遇。当时西藏的达赖喇嘛第五世已和清太宗建立了关系，并受册封。清世祖爱好参禅，曾召海会寺憨璞性聪、浙江玉林通琇、木陈道忞、茚溪行森、旅庵本月、山晓本晰等入宫内说法。清世宗曾自号“圆明居士”，把古德参禅语要编辑成《御选语录》共十九卷，更从章嘉国师学习禅学。章嘉国师就是负责把《藏文大藏经》全部翻译成满文。清朝非常重视西藏地区的政教事务，为此设立驻藏大臣，并且制定了《钦定章程》共二十九条，让所有西藏寺庙和喇嘛都受理蕃院所管理。

翻译佛经方面，侧重于国内各族文字的互译。譬如北京黄寺土观呼图克图第一世受诏把藏文藏经甘珠尔部分译为蒙文，把藏文大藏翻译为满文。工布查布等人则根据藏文佛典译成汉文的有：《造像量度经》、《造像量度经解》、《弥勒菩萨发愿王偈》、《药师七佛供养仪轨如意王经》、《修药师仪轨布坛法》、《白救度佛母赞》、《极乐愿文》、《释迦佛赞》等等。除了翻译佛经外，刻经事业也很蓬勃，各地所刻的僧传、语录等都集中于嘉兴楞严寺，譬如《续藏经》、《又续藏经》。根据《福州鼓山庋藏经目录》，福州鼓山清初所刻的有《华严经》、《华严疏论纂要》、《憨山梦游集》等。雍正11年（1733年），于北京贤良寺特设藏经馆作校阅编稿。四年后编辑成《龙藏》，内容包括了明刻《北藏》本、相关的经论义疏及禅宗语录等七千余卷。乾隆年间刻刊了《蒙文大藏经》、《满文藏经》共二千四百六十六卷。道光以后，佛教衰落，但佛教徒仍致力于经典的校刻与流通。例如，自同治五年（1866年），郑学川曾先后在扬州、苏州、常熟、杭州等地设立刻经处，发刊的佛经接近三千卷。

从整体来说，清代的佛教宗派，都是继承着明朝，当中以禅宗为最流行。

汉传佛教-拜佛姿势

汉传佛教拜佛：

1、两手（十指并拢）合掌（斜向上）当胸，站于蒲团之前，两足作八字式，左右足跟距离约二寸左右，足尖距约八寸；
2、分右掌向下，按于蒲团之中心，左掌不动，两膝跨开，跨于蒲团上；
3、以左掌按于蒲团之前左边；
4、以右掌从中心移于蒲团之前右边，两掌相离六寸许；
5、以头按于两掌中间之蒲团上；
6、以两手掌向外边翻转，手心向上（意在以两手承佛足，故曰头面接足体）
7、以两手屈指翻转，仍按于蒲团之原处；
8、头离蒲团由伏而起；
9、以右掌移于蒲团之中心；
10、以左掌离蒲团，置于胸前如和掌之状；
11、以右掌用力撑起（两膝同时离开蒲团），合于左掌当胸，此为一拜，至少三拜，多则以三数递加，如六拜、九拜、十二拜等。

拜毕后尚有一礼，如世俗之作揖，名曰问讯，乃刚拜毕两手合掌当胸时，即以所合之两掌微侧向下（是时鞠躬），放至近腹处。后以右掌置于左掌之内，叠成拳式，缓缓从下向上举起与眉齐（是时已直其躬），在以两手徐徐放下合掌当胸，手心向上，右手叠置左手之上，两大拇指相连，此即大三昧印也（弥陀印即左手叠置右手之上，余与三昧印同），此为拜佛礼毕，头要略一低而已，手便散开而退。

汉传佛教-史料记载

史料记载，唐开元二年（714年），南诏国王盛逻皮遣宰相张建成向唐朝入贡通好，得唐玄宗厚礼相待，并赐给佛像。张建成过成都时学习佛经，回到云南后传播汉传佛教佛经。传播地首先在大理苍山、洱海地区。南诏中后期，统治者崇拜佛，佛教得以发展；劝丰佑时建崇圣寺千寻塔。隆舜时，佛教“遍于云南境中，家知户到，皆以敬佛为首务”。大理国时期，佛教进一步发展，以致于大理国有“佛国”、“妙香国”之称。现在，汉传佛教主要分布在昆明、大理、保山、玉溪、红河、楚雄、东川、曲靖、临沧和昭通等地，为部分汉族、白族、纳西族、彝族和拉祜族群众所信仰。

云南汉传佛教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留下了大量寺、塔、幢、窟等佛教文物古迹和艺术瑰宝。在众多的寺院中，昆明圆通寺、邛竹寺、华亭寺，大理鸡足山的祝圣寺和铜瓦殿1983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汉地佛教的重点寺院。大理崇圣寺三塔、昆明官渡金刚塔、剑川石钟山石窟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佛教绘画杰作《南诏中兴画卷》、《大理国张胜温图卷》堪称国宝。前者流落海外，后者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云南汉传佛教有许多带有地方特色的佛教节日和庙会，其中最突出的是大理三月街。它起源于对观音的崇拜，反映了南诏国时期汉地佛教传入时作为开国护法神的历史。

汉传佛教-僧众戒律

出家僧众遵行的戒律，汉地相传有五部。自唐代律宗兴起，推行《四分律》，基本上保持印度传统，但但有自己的特点：①出家僧徒自道安以后一律以“释”为姓；②僧徒必须素食；③不行乞食，安居寺中修行，生活由寺供养；后来禅宗提倡农、禅兼修、僧人可务农自养；④僧人受菩萨戒，唐代已有烧身供养以示愿行坚固，以后逐渐变为燃顶（烧香疤）。

1983年12月，中国佛教协会在《关于汉族佛教寺庙剃度传戒的决议》中，认为这种习惯“并非佛教原有的仪制，因有损身体健良，今后一律废止”。寺院一般都有住持（方丈）、监院、维那、知客等僧职。唐末禅宗盛行后，逐渐在全国寺院推行改订的《百丈清规》，对僧徒诵经的仪式和参禅、变更请等活动，作了具体的规定。　　

佛事活动与节日主要有忏法、盂兰盆会等。忏法原为佛教忏悔罪愆的仪则的仪则和作法，起于晋代道安和慧远，历代相沿。盂半盆会盛行于唐代，为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僧自瓷日举行供佛及僧超度先灵的法会。宋以后又有水陆法会和瑜伽焰口，用以为众积聚“功德”超度先灵。半月布萨之制，在汉地早已形成习惯，每逢朔望之日，聚集礼佛、供养、诵经。

汉传佛教-经典传译与编纂

随着佛教的传人，来华西域僧人和佛教学者日益增多， 译经事业也随之发展。 自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至北宋靖康元年(1126)的千余年中，共有译师230多人，其中有史可证的印度在华僧入计71人。译出经、律、论5700余卷(现存)，加上其他佛教著作和汉地著述，据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经》收录为13520卷。

大乘经典的传译
佛经的大量翻译，始于东汉桓帝时(146-167)到中国的安世高和灵帝时的支娄迦谶。安世高虽以传译《安般守意经》等小乘经典为主，但其译籍中已有大乘经典。东汉光和二年(179)，支娄迦谶译出《道行般若经》；西晋永平、元康之际，无罗叉、竺叔兰译出《放光股若经》；这些大乘经典开始流行，即与汉文化相结合。 当时学者常以佛经与中国道家思想相比附，认为经中有关“空”的思想和老庄“无”的思想一脉相通。这对魏晋玄学的发展颇有影响。如王弻提出的“得象在忘言”、“得意在忘象”的玄学命题和般若理论有密切的联系。

三国吴支谦于黄武二年至七年（223—228）间译出《大阿弥陀经》、《维摩经》、《大般泥洹经》等；魏康僧铠于嘉平四年（252）译出《无量寿经》；晋竺法护于大康七年(286)译出《正法华经》等154部309卷，其中包括般若、法华、净士等大乘经典。后秦弘始三年（401），鸠摩罗什至长安，以后十余年间，广译般若系经典及龙树、提婆的论典共74部384卷。昙无谶于北凉玄始十年（421）也译出《大般涅槃经》40卷；佛陀跋陀罗于东晋义熙十四年至元熙二年（418-420）译出《华严经》60卷；求那跋陀罗于南朝宋元嘉二十年(443)译出《楞伽经》4卷；菩提流支于北魏永中元年(508)译出《十地经论》12卷；真谛于南朝陈天嘉四年(563)译出《摄大乘论》3卷及《摄大乘论释》12卷；唐显庆五年（660）玄奘译出《大般若经》600卷；般若系经典的传译工作基本完成。其后，不空与善无畏又分别译出《金刚顶经》、《大日经》等。这些大乘主要经论的传译、僧人、学者竟相研习，形成天乘佛教思想发展的主流。

大藏经的编纂
佛教及其经典传人中国前，印度已有四次三藏(经、律、论)的结集，内容全属小乘。小乘三藏汉译多届北传之本。但自汉末迄宋，译出经籍6000余卷，则多属大乘，《开元释教录》著录1076部，5048卷，皆为写本，自北魏起始有石经，以隋代开始所刻房山石经最为完整。木版刻经，始自唐代，至宋开宝年间始刻全藏，历元、明、清、民国至今共编篡印行木刻和排印本大藏经22种。宋《开宝藏》初刻时共5048卷；金《赵城藏》共6004卷；元《普宁藏》共6004卷；明《万历藏》共5997卷；清《龙藏》》7168卷；民国《频伽藏》8416卷。近年，中国正在编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拟收23000余卷，集汉译佛典及汉地佛教著述之大成。佛教原典，除巴利语大藏经尚较完整外，大乘梵文原典大多失传，幸赖汉译得窥其内容，因而对佛学研究贡献甚大。

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的区别

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不同：

1、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都是佛教，因此，都有佛教的共同特点，如承认四法印，饭依三宝，四众弟子都按律部规定受戒，发慈悲心，抑恶扬善，以正见破除三界烦恼，追求解脱苦与苦因等等。

2、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同属大乘佛教，因此，都有大乘教的共同特点，如利益众生为目的的菩提心，受分别解脱戒和菩萨戒，以六度修福慧资粮，成就佛陀色法二身，以无二正见破障，追求不同于小乘教的不住二边涅磐等等。

他们各自的不同特点和大同中的小异。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藏传佛教是显教菩萨乘和密教金刚乘合二为一的教派，而汉传佛教是大乘显教。唐代虽然译过一些密经，但都属下部密，而且早已绝传。有人将净土宗划为密宗，但从教义上衡量，这种观点恐怕难以成立。藏传佛教四部密法俱全，但藏传佛教独有的密法是无上密，所谓即身成佛之法也只在无上密中才有，因为下三部密中虽有多种成就的修法，但都没有幻身和光明识的修法，而即生成佛却离不开这两种双运成就。

2、藏传佛教各派都以龙树中观见为主，虽然各派对中观二谛义的理解方面有千差万别，但没有一个尊唯识见者。唯识学研究只是为了从反面认识中观真理。汉传佛教早期的天台、三论、华严、禅宗等教派都持中观见，唐玄奘师出唯识宗门，故在东土弘扬法相唯识学，对唐以下的汉传佛教影响极大；六祖《坛经》解说事理契合中观，但后期禅家轻视经教，虽言重理，但不学经论而所得之“理”，也很难说清是什么样的“理”。现在的汉传佛教大部分是净土宗，净土家认为：理深解微，末世断惑证理甚难，乘佛愿力，往生净土为易行之道，因此，不习中观唯识之理，只诵经典、佛号求往生。由于这些原因，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在事理二谛的见解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别。

3、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由于各自所处的历史文化、自然环境和信众的生存条件、生活习俗不同，因此，在饮食起居、典章制度、塔殿佛像的造型风格、信仰习俗、信众的心理素质等众多文化内涵方面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特点。

汉传佛教-现代发展

晚清至民国肇建之际，鉴于佛教之衰微，先有杨仁山居士创建金陵刻经处，精印佛典，大量流通。许多在中国失传的佛教典籍，又陆续由日韩传回中国，原先失传的许多宗派，开始又复活了起来。金陵刻经处同时又有教育的功能，近代中国的两大教育重镇——欧阳竟无的支那内学院，与太虚大师的武昌佛学院，都是起源于金陵印经处。

汉传佛教-参考资料

[1] 佛教导航 http://www.fjdh.com/fjask/HTML/fjask_13184.html

[2] 七彩云南 http://www.yunnanta.com/Tourism/b/b/c/200808/1934.html

[3] 宗教网 http://mzw.boz.gov.cn/article.asp?id=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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