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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欧洲式的资本主义没有发生在中国？& E0 g  v- P% z5 D,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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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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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孤独，但畅销——黄仁宇先生及其“大历史观”8 W; j4 ]8 q( p  X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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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1月8日，以《万历十五年》一书蜚声华人史学界的黄仁宇先生辞世于美国纽约，终其一生丰富而特别的经历，特别是亲身体验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诸多重要进程，和越洋负笈研究著写中国历史并大胆脱离当时美国史学界主流的中国史学研究方法，也没有遵循中国传统治史思维，留给后人以“大历史观（macro-history）”的新概念和新角度。黄仁宇先生在其名作《中国大历史》的中文版自序中明确提出自己的历史研究方法论，“在1960年代，我就觉得我们应当广泛的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史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和层次，才谈得上进一步的研究”[1]……“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2]……“本书注重想像，不注重机械式的记忆”[3]。该书发行量甚至超过《万历十五年》。毋庸置疑，黄仁宇先生是中文史学界最畅销的作家之一，但在学术界屡遭疑议和检讨，比如有人指出他对历史学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知识储备不足，对历史的认知偏好“先入为主”，往往局限于自身经验；还有人分析他不为美国主流学界接纳的特殊因由；部分台湾史学界代表对他也不认同；大陆方面虽有广泛支持者然而居多非属史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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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历史》自1997年5月三联书店首版，到我拜读时已经重印18次，不难体会到那份属于黄仁宇先生的“孤独”，而这边是一版再版，“畅销”惊人。9 c: k: V' I$ g3 e( n" Y# L

+ t/ Y& ]/ @/ }) C' s    二、《中国大历史》只研究一个问题，但问题不能被束之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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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0 _% `. G: @6 S& L9 `" M5 j    “走兽”能否进化为“飞禽”？一般情况，毋经思索即可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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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的大门被西方船炮攻破，民族灾难空前，我们才觉悟到问题是如此简单而又复杂。著名的近代史学者蒋廷黻先生说，“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4]在国家危亡而去向何处之际，人们求索问题的答案，不区分士农工商或男女老少，因为命运共同。即使到了和平年代，也不应该将问题冠以学术而束之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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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欧洲式的资本主义没有发生在中国？这是黄仁宇先生治学著书一世未曾间断的思考，因此写就二十多万字的《中国大历史》，书中对于“中国是否已进入这境界”，黄仁宇先生写道“读者一望可知”；对于姓资姓社，他“主张让摩登学究去争辩”，以此可晓其治史之务实。《中国大历史》不是讲故事的小说，也不是“科普”读物，其畅销直接引发中文史学界一定程度之反省，重新思考学术研究与一般读者之间的距离。所以，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在客观上有利于读者对传统中国产生一个宏观形象，并促使一批人包括外国人保持对中国历史的学习兴趣和研究。8 B: `- j. G9 s( d% x

; x# c/ P: m( p0 j# [* E; Q    三、 “朝代循环与长期停滞”[5]——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悲惨命运1 r% v5 X1 |! \%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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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国外有历史学者脱离西方中心论，提出资本主义全球化起源于中国的观点，[6]但是绝大多数学者对本质为自由经济的资本主义产生于欧洲并无异议。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中指出，“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最大一个问题乃是传统社会不容产生现代型的经济体制”，[7]“中国就像一个庞大的‘潜水艇夹心面包’。上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官僚阶级，下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农民。两者都混同一致，缺乏个别色彩。当中的事物，其为文化精华或者施政方针或者科举制度的要点，无非都是一种人身上的道德标准，以符合农村里以亿万计之的小自耕农的简单一致。以这道德标准辅助刑法，中国缺乏结构上的实力足以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她缺乏必要的应变能力”。[8]笔者认为，黄仁宇先生一语道破玄机，与部分研究中国近代史以及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史的专家学者观点遥相呼应，可归纳为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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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 E9 A, N5 f0 V    （一）先谈中国传统宗法礼教的影响" I4 W- t0 ^9 U) P& q

# ~0 O4 {  t- _8 S: r    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费正清先生认为“中国现代转型的根本基础是中国的传统核心文化”，[9]并指出中国传统宗族制度“是一种农业型、内敛型的模式而非城市型、扩张型的模式……地方上的阶层主要依靠其田产生活，并且将科举考试作为晋身之阶……科举制度便具有一定的弹性，一些富人可以捐钱步入仕途，但主流仍是真正的学子，而且后者往往也占据了高层的职位。这反过来又确保了正统观念的统治地位”。[10]5 |/ O' W5 G3 e7 T5 {

: Y0 w9 t( Z' B, Y, g    同样地，著名思想家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的命运》一书中论述道，“中国是一个没有经过产业革命底农业社会；中国传统底风教礼俗，无疑地自要与它相适应。尤其有见于二千年文化颇少变革，更不难推想其间相互适应已达于高度。但我没有理由可以遽行论断一切中国风教礼俗，就为这种经济所决定而形成。相反地，说不定中国生产工具生产方法历经二千余年不得前进到产业革命，正许受了其风教礼俗的影响”，[11]并进而揭示“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水岭”，认为“中国古初与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彼此都不相远。但西洋继此而有之文化发展，则以伟大宗教若基督教者作中心；中国却以非宗教之周礼教化作中心。后此两方种种不同，悉决于此；特别是社会构造的演化不同”。[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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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 d6 n( R/ x6 U- c    （二）再论政治制度因素) @5 j8 A/ D1 O

7 `' u+ d1 l/ {4 j6 g    关于这方面，可以参考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先生的相关论述：“自西周开国之初的纪元前一一二二年算起，我们一直滞留在封建社会阶段，迄今已近三千年了……即使是发生在封建的阶段，它的领主型的封建体制并不曾耽搁时间，而使它延滞不前，使它追不上一般社会发展的，只是由于它在初期封建体制的崩解中，并不曾像西欧一样，紧接着出现一个现代资本制的社会，却依种种理由，半转型为一个立在地主经济基础上的集权的专制官僚的新型封建社会……事实上，无非是中国典型的或特殊的封建组织的长期存续问题；又因为中国特殊的封建组织在政治上是采取集中的专制的官僚的形态，于是，我们那种特殊封建社会体制的长期存续问题，自始就与专制官僚政治形态保有极其密切的联系。在专制官僚政治主要是把统治者官绅或士宦与被统治者农民结成的社会经济关系作为其社会存在基础的限内，这种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始终不会发展到突破其社会生产关系的水准的事实，就极可能由专制官僚统治形态得到系统的说明。”[13]% n. {2 j2 S1 p7 R

' K6 w/ p9 M) K% X) P/ v    王亚南先生进而强调，尽管中国社会经济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由于官僚政治的存在与强化，新经济形态受其抵制和压迫而无法正常成长发展，直至鸦片战争才有转机，他说，“当做一个农业国，由集约小农经营及其补充物家庭工业所形成的生产方式基础当然是最主要而又最基本的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广泛存在，对于专制的封建的官僚统治虽然非常必要，但对于商品经济，对于资本主义的商工业，却是一个致命的障碍。可是，就从鸦片战役以后，这种障碍被缓慢而确实地逐渐予以消除了。”[14]原因就如蒋廷黻先生所说的，“在西洋势力侵略起始的时候，正是我们抵抗力量薄弱的时候。到了道光年间，我们的法制有名无实，官吏腐败，民生痛苦万分，道德已部分的失其维系力。我们一面须接受新的文化，一面又须设法振兴旧的政教，我民族在近代所遇着的难关是双层的。”[15]% v9 O% `; ]/ y5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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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的宗法礼教文化和官僚政治制度不仅是欧洲式资本主义为何不能出现在中国的重要原因，也造成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先天不足、后天营养不良”的悲惨命运。后来发生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正是针对着这两座大山而爆发，然而长期、艰难的变革至今仍在继续。故而，黄仁宇先生虽已辞世，但他开创的“大历史观”将成为更多中国命运关注者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趋势的重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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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黄仁宇著：《中国大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1版，2005年第19次印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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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5 @2 g% F1 t/ H- D" }[2] 同注1，第4页。- _* e- u& @+ R' A2 W* d&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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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注1，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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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大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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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见黄仁宇著《中国大历史》第十八章“1800年：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的第一节。; K7 ]/ K& V+ w0 l& p& ?

  u( [# t. A) n3 B% h[6] [美]罗伯特·B·马克斯著：《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态的述说》，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版，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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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 h$ i4 U8 J2 k[7] 同注1，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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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E. t, j; d) ~6 T6 ][8] 同注1，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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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费正清著：《中国：传统与变迁》，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第1版，第196页。  f+ y3 n" t+ n/ y+ U

4 a( C  p1 ^5 H3 n! y% |7 n  ]1 F[10] 同注9，第197页。* K$ m; r* A!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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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梁漱溟著：《中国文化的命运》，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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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8 |, G. W6 L; U* i5 w[12] 同注11，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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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_* w! W% f6 r3 {) K+ Y/ s+ z[13] 王亚南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第十二篇“官僚政治对于中国社会长期停滞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版，2005年第7次印刷，第119-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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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同注13，第138页。5 U9 v( R) v, H- O* b

& U) b4 Z2 [: P. t. K[15] 同注4（第二章“洪秀全与曾国藩”之第一节“旧社会走循环套”），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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