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资产配置标准:最大的痛苦是没地方说理

《南方日报》刊登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的专访：
1、最大的痛苦是没地方说理，令好人寒心的社会就是最坏的社会。
2、公平正义比民生还重要，没有公平就没有真正的民生。
3、政府的第一要务不是发展经济，而是维护公平正义。
4、中国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目标是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的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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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

 南方日报       2011年4月18日      

 

 

   孙立平: 男，著名社会学专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55年5月7日出生，1978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学习，近年先后出版《断裂——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博弈——断裂社会中的利益冲突与和谐》、《守卫底线——转型社会生活的基础秩序》、《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孙立平关注中国转型期社会的发展，以观点新锐、犀利著称。2006年获《南风窗》“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奖”。      ——南方日报记者 赵杨  实习生 司敏

 

　

　“幸福不能变成被幸福，实现幸福要摆脱现在的发展思路，实现幸福要以实现公平正义为主线……”

      带着何谓“幸福”、“怎样建设幸福社会”的思考，国内知名社会学专家、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近日走进广东省委常委会集中学习讨论会，给省委、政府、人大、政协、法检等单位的主要领导，做了题为《关于提升幸福感的几个问题》的辅导报告。

      “课前”，孙立平接受了本报的独家专访。

 
      定义幸福 要幸福，不要“被幸福”

　　南方日报：您怎样定义“幸福”？

　　孙立平：根本上说，“幸福”是一种满足感，是对社会状况满意的一种感觉，非常微妙。不同人在不同时段的感受是不同的。所以不论是官员还是学者，都很难完全洞察人们的幸福感。

　　以北京为例，政府可能会认为半年来北京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对于一个上班族来说，这段时间他可能会常常感到烦躁不安，因为半年来北京塞车严重，他花在路上的时间又多了1个小时。政府在衡量老百姓的幸福感时是从社会这个整体来考虑的，往往关注GDP、健康、教育、治安等因素，不会把交通堵塞程度当做一个权重很大的指标。但其实这段时间来，塞车对幸福感影响很大。所以我想，在测量幸福感的时候，真是很难做到具体和细化。不如选择笼统地在一个整体上测量人们的满意度。

　　具体来讲，我们目前所说的“幸福”包括三个层面的意义： 

       第一个层面是把幸福作为整个社会追求的一种理念；

       第二个层面是把幸福作为一个宏观的目标，对整个国家的政策有一个基本的导向；

       第三个层面是将它作为官员和政府考核的指标。

       进入第三个层面是需要非常谨慎的。因为把幸福作为一个政治指标来考核的时候，有一定的风险。最典型的就是“和谐社会”这个理念。这是一个很好的理念，它让我们的社会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但是作为一个考核的指标的时候，个别地方的官员就会作假，捂住矛盾，或者用一种不正当的方式把冲突压住。所以建设“和谐社会”就变成大家调侃的“被和谐”，和谐变成了一个动词，这反倒对解决社会矛盾起了有害的影响。同样，我们也要防止幸福的愿望变成“被幸福”的结果。

 

　　南方日报：您认为目前哪些国家实现了相对的幸福。

　　孙立平：相对的幸福的国家可以分两种类型。一个是在非常传统背景下的幸福，例如不丹；另一个是现代意义上的幸福，例如丹麦、英国、法国。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幸福感。

 

　　南方日报：说他们幸福，是因为他们做到了什么？

　　孙立平：不丹的幸福感是在很特殊的情况下产生的，这种特殊条件是：经济发展水平虽然不高，但与外界隔绝，还有宗教信仰的背景。丹麦则不同：拥有发达的经济与高福利待遇，是贫富分化最小的国家，“2010年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中清廉指数排名第一，民主政治成熟，法治、安全感和生活可测性强、生活方式轻松。

　　今天我们中国讨论幸福应置于现代的背景之下。而我认为，现代幸福的条件包括要有清明的政治，繁荣的经济，健康的社会和绿色的生态。

 
      建设幸福 公平正义当为主线

　　南方日报：现在我们谈幸福，恐怕是因为我们不幸福。您认为是什么造成了这些不幸福？

　　孙立平：的确是这样。我觉得最基本的还是两个问题，一是民生问题，现在收入、住房、就业压力都很大；另一个是这个社会缺乏公平正义造成了人们生活的不幸福。

　　其实，关于幸福的建设可以有两条线，一是民生，当然这很重要，现在我们政府在建设幸福社会过程中，主要在围绕这条主线。而另一条主线是公平正义。依我看，公平正义比民生还重要。

 

　　南方日报：为什么更重要？

　　孙立平：要知道，最大的痛苦是没地方说理，令好人寒心的社会就是最坏的社会。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道德的基础，道德的底线就会丧失；没有公平正义，不满和冲突就接踵而来；没有公平正义，每个人都觉得是受害者，都是弱者；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合理的财富分享；实际上，没有公平也就没有真正的民生；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的稳定。所以，我认为公平正义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

　　但是现在我们谈幸福的时候，主要还是强调民生，对公平正义的强调还是非常弱的。我觉得如果没有公平正义，民生状况也是改变不了的。

 

　　南方日报：能不能这样理解，当人们认为自己所处的环境不是公平正义的环境时，再好的民生也难以增强人们的满意度。

　　孙立平：没错。幸福感是相对的，产生于比较，要紧的不是我们有什么，而是我们有什么而我们的邻居却没有。幸福来自相对成功，不幸福源于相对剥夺。所以，你看现在几乎所有的人，尤其是大家还比较羡慕的一些人群，都在说自己是弱势群体。普通公务员、领导干部、警察甚至有的法官都说自己是弱势群体。他们都是弱势群体的话，工人、农民怎么办呢？其实这个现象意味着几乎所有人都对自己的状况不满。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状态当中。我认为这不正常的原因就是缺少公平正义。

　　观察当今中国的社会生活，人们可以注意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我把它叫做“牵出现象”。

      首先是表现为一些地方政府行为的失范：权力的霸道和蛮横，暴力截访，血腥拆迁；执法部门的腐败使得一些地方的民众有冤无处申；腐败开始成为一种民众无可奈何甚至只有默认的现象；潜规则盛行于社会，甚至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强势利益集团在财富的掠夺上肆无忌惮，对公平正义造成的严重侵蚀导致社会生活“西西里化”趋势出现；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

　　权力失控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在降低。同时，政府公信力丧失，道德优势弱化，只能越来越依赖强力与强制。

 

　　南方日报：这是最可怜的。

　　孙立平：是的。所以我认为政府的第一要务不是发展经济，而是维护公平正义。我想，如果在建设幸福社会的时候，强调这一点，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将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

　　

       当务之急 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溃败

　　南方日报：您认为当前中国要建设幸福社会应该做些什么？

　　孙立平：我认为，第一要公平合理地使用经济发展的成果。现在的社会矛盾产生于资源分配上的不公平，甚至有既得利益集团把持资源分配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建立起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包括：获得相关信息的机制、利益诉求表达的机制、诉求凝聚的机制、施加压力的机制、协商谈判的机制、矛盾调解和仲裁的机制。

　　第二，要营造具有安全感和希望的社会生态。要建立一种制度，给人们提供安全感，通过制度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降低人们的焦虑感。比如，财富的稳定性、职业和收入预期的稳定性、通货膨胀与货币稳定性。

　　第三，要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改变我们刚才谈的目前社会上普遍的弱者心态与社会生态。而公平正义的社会有赖于社会组织的发育。社会组织是社会自组织能力的载体，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这些社会组织，以应对可能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从而使社会生活能够有序进行，降低社会转型的风险。

　　第四，就是要形成平和向上的价值观。我觉得营造幸福感需要一种新的价值观，肯定的是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还是那句话，幸福来自于比较，一个社会有一种恰当的成就观是至关重要的。

 

　　南方日报：您刚才讲到了在建设幸福社会时，政府和社会的作用，您认为它们应当在提升幸福感上扮演怎样的角色？

　　孙立平：我觉得这是边界的问题。比如幸福，政府关注人们的幸福感，但不能进入人们的私生活领域。如果两口子吵架，他们感觉不幸福了，政府去制止这两口子吵架，这就涉及权力扩张的问题。政府不能以提升老百姓幸福感为理由而干涉他们的私领域。因为，有自由才有幸福。政府应当保留老百姓私生活的空间，在这个自由的空间当中，社会能形成一种自我管理、自我形成秩序、自我化解矛盾的能力。

 

　　南方日报：您曾提出“社会溃败论”，认为维护公平正义面临很多困难，包括要突破既得利益集团对现有政治框架的影响等等。那么现在我们能做什么？

　　孙立平：从历史上来看，很多国家都经历过类似的过程。比如当年的美国，19世纪末的美国经历了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但政治上腐败严重、经济上寡头垄断、权力和资本勾结等现象普遍存在，整个社会生活没有规则、道德堕落。但是它通过三个非常重要的步骤，使社会得到了重要改变。这三个步骤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进步运动；罗斯福新政时期的社会改革；20世纪60年代建设“伟大社会”的运动。通过这些社会进步运动，美国社会溃败的势头得到了明显的遏制。

 

　　我认为，中国也需要一场社会变革，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社会进步运动的目标是什么？三句话：制约权力、驾驭资本、制止社会的溃败。这是中国现在要解决的很重要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建立一个有公平正义的社会，最主要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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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家宝：讲真话     察实情

                               ——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的讲话（摘要）

                                                                                         2011年4月14日

　　

　　今天和大家座谈，我仍旧要强调讲真话。

       讲真话，就要有听真话的条件。

 

      我早在给已逝的老参事吕德润先生写信时引用了“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这句名言。在上次座谈会上，我又强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今天还想讲，要创造条件让人们讲真话，“贤路当广而不当狭，言路当开而不当塞”。

      古语说：“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朱熹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政府的政策要做到清明，符合实际，符合人民的意愿，就必须倾听来自人民的意见，集思广益，这就需要有持久不断的“活水”。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

       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在任福建漳州知州时，曾为创办的白云岩书院写过一副对联：“地位清高，日月每从肩上过；门庭开豁，江山常在掌中看”。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仁人志士的崇高精神追求。

 

 

中国人最大的痛苦是什么:没地方说理http://hi.baidu.com/chinahanyang/blog/item/8a34a8ecf915462762d09f96.html生而为中国人，最大的痛苦不是缺衣少食，不是缺医少药，不是被冤打冤杀，而是没地方说理。缺衣少食、缺医少药，世界上有些国家比我们更严重；受到不公正待遇、被冤打冤杀，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可能发生；而含冤受屈却没地方说理，中国最为严重。
身为工人，你付出了劳动却可能得不到任何报酬；身为土里刨食的老农，你的耕地可能被村干部悄悄出卖，你承包的山林可能被无理褫夺；身为市民，你的房屋可能被强行拆迁，一家数口从此流落街头；身为守法公民，你的儿子可能被公安刑讯致死，你的女儿可能被干部或警察奸污；你小心翼翼做人，没准儿哪天突然飞来横祸，从此身陷囹圄……一句话：身为当代中国人，你的权利随时随地都有可能遭到肆无忌惮的侵犯。遇到 种情况你会怎么应对呢？
　　在一个正常社会里，一位正常人首先想到的自然是诉诸法律。然而在当代中国，法律制定虽然已经进入了“规模化生产”的阶段，可惜数不胜数的法律法规不过是孟州牢城营里的“杀威棒 ，运用之妙仅存乎“管营老爷”一心：打你100“杀威棒”，那是本老爷执法如山，你怨恨不得；不打你，那是本老爷格外开恩，你必须叩头谢恩，最好再拿些银两来；本老 爷看你是个有用之人，你就是想挨打也不成。各级党政要员便是大权在握的“管营老爷”。他们权倾一方，称孤道寡，通过政法委控制着一切司法机关，从不把法律放在眼里。
曾任过美国首席********约翰·马歇尔说：“那种与法律的权力相区别的司法的权力，是根本不存在的。法院只是法律的工具，毫无自己的意志可言。”但在中国的司法人员眼里，法律却是他们向上献媚、向下勒索的工具。明知对方无罪，只要“老爷”发了话，他们判你没商量；明知对方有罪，只要被告后台硬或是有银子，光天化日之下他们也敢拱着腰把罪 犯送出门。河南的法官判处吕净一徒刑时，坦率地告诉吕：“老吕，我们也知道你没有罪，但领导……”更有甚者，有的司法机关已经堕落成了“国营绑票公司”。你因一万元的问题被他们追查，常常再花10万元才有可能听到一句人话。一位朋友被反贪局俘去，老婆奔波了一年，上下打点花了10几万，才讨来一句实话：“他没有问题，不过暂时还不能放。”
尤其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有的司法人员白日为警，晚上为匪，变“警匪一家”为“警匪一身”；白天他是刑警队长、公安局长，晚上他是黑社会的老大。商人运金锭过境，他们扣下私分；女孩子向他们报案，遭到他们明目张胆的奸污；行人无意间挡了他们的路，他们拔枪就杀；他们打死了人就扔进河里，说人家是投河自杀……。
面对这样的司法机关，穷百姓即使有天大的理，怎能指望他们为自己伸张正义？我的一位朋友向省法院申诉，送了两万元，等了一年多，法官竟然连卷都还没有看，原来嫌他送的钱少，而且还不主动。海南老教师蒙上焯被人诬陷为强奸犯，申诉了29年，诬陷者主动到法院为他辩白也没有感动法院，70岁的他仍在一笔一画地誊写着申诉材料。原海南地委组织部长林桃森于1986年被判处无期徒刑，等待了漫长的18年才获平反，而此时他已含恨去世8年；令人瞠目的是，原审的主审法官居然还有脸接受记者的采访，恬不知耻地说他当时就知道是冤案。
“法律不如法规大，法规不如红头文件大，红头文件不如乌纱帽大”，这是中国法制建设的悲剧，也是至今为止仍颠扑不破的“真理”。正因为如此，朴实憨厚的中国百姓们总爱把沉冤得雪的希望寄托在“清官”身上。长期以来，上访成了中国社会的一大特色。成千上万的人们风尘仆仆、餐风饮露，长年累月跋涉在白山黑水、滚滚黄尘之中。从县乡到中央，
那一级政府门前都坐着上访群众，那一级信访机关的院子里都人满为患。在首善之区的北京，居然还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上访村”。人们在包袱里背着上访信、血衣、乃至儿子的头颅，手里拿着大信封。他们痴痴呆呆地盼望着能遇到一位清官、一位当代的“黑包公”，浑然不知官员早已经不再拆阅群众来信。
据我所知，群众寄给党政要员的信一般是原封不动地转给信访部门，其中的绝大部分再转回原地、原单位，甚至是原被告。一位省政法委的信访处长私下告诉我，他任信访处长10几年来，从来没见省政法委书记拆阅过群众来信。
你对着猪诉苦，猪听不懂就静静地睡觉；你对着牛诉苦，牛听不懂就默默地“倒嚼”；你对着狗诉苦，狗听不懂会对你摇摇尾巴。但是，你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党政官员，他不仅不听你诉苦还可能赏你一顿老拳。从前殴打上访人员的事件，一般发生在县乡一级，当场打得你皮开肉绽算是轻的，更多的情况是把领头人关入牢房；自己挨打坐牢不说，往往还要连累妻子儿女以及年迈的父母。看过《中国农民调查》《岳村政治》的人对此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生活在如此恶劣的坏境里，“上访村”里依然熙熙攘攘，真是可悲可叹；然而对于那些痴迷上访的人们来说，他们实在也没有更好的出路。他们深深懂得，没有“青天大老爷”的说话，他们的问题永远没有解决的希望，中国的很多问题不就是这么解决的么？所以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他们也要舍上命来争取。但他们并不明白，真要“上达天听”必须具备
三个条件。第一，是具有百年不遇的偶然性。总理偶然走到了你的面前，握了握你的手。但这种概率仅有13亿分之一，比中宝马彩票奖都难。第二，你腰缠万贯，有条件买通为你牵线搭桥的中间人。但这对于“上访村”里的人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那些真有万贯家财的人们，受骗的概率也比成功的概率大数万倍。第三，感动了一位有血性的记者，由他把你的冤情公布于众，或是通过内参反映上去。但这样的记者虽然越来越多，毕竟仍是凤毛麟角；多数人不是乖觉柔顺的猫咪，便是贪财好色的恶棍。我认识几位大牌记者，他们请客就到，送礼就要，谈到实质问题便顾左右而言他；没有金元宝，休想请动他们。那位在国内正当红的“反腐记者”我也接触过，给我的印象是：舍不得花钱别求他。对那些认钱不认理的记者们来说，当他们写反腐文章时，是否为自己的不贞而感到羞愧或尴尬？我想他们不会，因为他们的灵魂已被腐蚀。
哈耶克说：“对某些基本权利从法律上做出的保障，只是宪政对个人自由所提供的一部分保障措施，而且这些措施为反对从立法上侵犯自由的做法所能提供的保障，也不可能大于宪法本身所能提供的保障。一如我们所见，它们所能防阻的只是那些草率的且不明智的即时性立法行动，然而却无力防阻最高立法者经由审慎思考而对权利进行的侵犯，能够抵抗这种现象的唯一保障，就是公共舆论明确意识到这类危险的存在并对之保有高度的警省。”既然“公共舆论”也已经被有效控制，那么维护公民权利的唯一办法就只剩下一条：依靠自己的组织。但建国后农民协会已经销声匿迹，工会虽然始终存在着，却不过是卧在主人脚下的宠物犬，连卧上沙发的权利都没有，还常常被主人一脚踢到门边，怎能指望它对自己的主人吠叫？几十年来，他们对工人的疾苦总是麻木不仁，工人也早就弃他们如敝屐。
既然每一条寻找真理的路上都布满了荆棘，很多绝望的中国人只好做出另一种选择，就是自杀。由在家里自杀发展到在大街自杀，由在大街自杀发展到在政府机关门前自杀，由在本地自杀又发展到上天An门自杀；同时，个体的自杀正在向着群体的自杀发展，动辄几十人坐在楼顶扬言自杀。新华网北京2003年11月19日报道说，当代中国每两分钟就有一人自杀。――这是一个多么悲怆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