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负心总裁快滚开下载:“红色御医”吴阶平：行医中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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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2日，著名医学科学家吴阶平在北京逝世。吴阶平这个名字可以说是闻名遐迩，作为一代名医，其20年的中南海行医岁月，让他的人生充满了传奇。他有过很多职务和称呼，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等，但最著名的还是“红色御医”……
婉拒美国专家挽留
吴阶平出生在江苏常州城的一个殷实之家。父亲为他取名泰然，后以“阶平”为号，是希望他走一条逢山有路的平坦人生。
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他认字，10岁前他接受的是私塾教育，读《四书》、《五经》，也学习数学、英语。后来，吴阶平考入天津汇文中学。
吴阶平的父亲是一位思想开明、处世务实的实业家。吴阶平中学毕业时，父亲为他选定了从医的道路。父亲认为，在当时的社会，孩子们不能做官，做官要身败名裂，因为官场太腐败；也不能经商，经商会倾家荡产，因为社会太黑暗。要吃饭一定要学技术，而学工学理也都用不上，只有学医，不仅治病救人，还能保证自己不失业。
1936年，19岁的吴阶平考入协和医学院。创建于1917年的协和医学院，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医学院之一。协和医学院当时的目标不仅是培养高水平的医生，而且要培养世界医学界的领袖人物。
1947年，吴阶平被选送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进修，导师是著名泌尿科专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哈金斯教授。吴阶平在临床上不俗的表现令哈金斯十分赞赏。就在吴阶平即将学成回国时，哈金斯教授把芝加哥大学的科研大楼蓝图展现在他的面前：“这是你将来的实验室，这是办公室。我可以把你的家眷都接来。”美国教授真诚地挽留这位打算回国的学生，然而，让哈金斯没有想到的是，吴阶平拒绝了挽留。
吴阶平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不愿意做美籍华人，我愿意回来。我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要热爱祖国，为祖国服务。”
见证共和国总理最后的岁月
从1957年起，吴阶平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近20年。但吴阶平最不愿意的是敬爱的周总理做自己的病人。
从20世纪60年代起，吴阶平就参加了对总理本人的医疗保健工作。
在那特殊的年代，日理万机的周恩来终于积劳成疾。1972年5月19日，经过专家会诊，周恩来患了膀胱癌。当时，负责周恩来医疗工作的，是中央领导小组及其领导下的一个医疗组。医疗组除了给周恩来治疗外，还要将周恩来的病情报告给中央领导小组，然后再由他们及时向毛泽东主席汇报。
吴阶平是医疗组的组长，医疗小组成员一致认为，为控制周恩来的病情，需要动手术，于是给中央领导小组成员打了报告，而中央领导小组却认为，周恩来年事已高，又有心脏病，主张用中医保守治疗。因此，给周恩来动手术的报告迟迟未能批转下来。
1973年1月13日凌晨，吴阶平刚上床休息，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敲门人是医疗组的方圻和卞志强。1月的北京滴水成冰，两人却是满头大汗。等吴阶平走出房门，两位医生异口同声：“吴院长，总理今天早上出现肉眼可见的血尿。”当时，吴阶平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他哑着嗓子说：“咱们得立即将情况反映上去。”
医生们拿着周恩来的血尿试管、化验单，驱车直奔西山叶剑英住处。叶剑英赶紧拿着装有周恩来血尿的试管报告了毛泽东。在此情形下，中央终于批准了医疗组为周恩来手术治疗的报告。
在对周恩来进行膀胱镜检查的前一天，医疗组接到指示，大意是为了慎重起见，做检查、观察和治疗要分“两步走”。吴阶平认为，真要分“两步走”，很可能就永远没有第二步了。这时，吴阶平灵机一动，对邓颖超大姐说：“如果我在检查的时候看见有一块小石头，顺便拿出来就不用再走第二步了。”“当然就顺便拿出来了。”邓颖超说。
这是吴阶平第一次为了敬爱的周总理斗胆冒险。手术时，当通过膀胱镜确诊为膀胱癌肿块出血时，医生们对病灶认真地做了电烧灼，缓解了周恩来的病情。很快，电话里传来了毛泽东的原话：“医生们两步并一步做得好，感谢他们。”
1975年入秋以前，周总理的病日益加重，医疗组的专家们明白已回天乏术，但仍尽一切可能，盼望还有延长总理寿命的可能。吴阶平和同志们不分昼夜地轮流守护在总理床前。
弥留之际，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首先认出了吴阶平，说了他一生最后的几句话：“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们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看到这生离死别的场景，吴阶平刺心的悲痛。周总理追悼会过后，邓颖超大姐把总理的亲属和医疗组全体成员找到一起，讲了一番异常恳切的话，特别对医疗组的专家们说：“你们该做的都做到了，我感谢你们，总理也感谢你们！”
没能治好总理的病，吴阶平和其他专家们一样，抱憾终生。每每有人问起周恩来病逝的情况，吴阶平的眼里总是溢出泪水。
行医中南海江青最难应对
新中国成立以后，吴阶平为许多国家领导人看过病。这给他的生活笼罩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他曾先后做过江青、康生、林彪等人的保健医生。这无疑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凭着冷静的头脑和机敏的反应能力，吴阶平渡过了一个又一个危险的难关。
1967年11月的一天，中南海派车来接吴阶平。吴阶平认出来人是陈毅的保健医生，还以为是陈毅病了。坐上汽车后，汽车没有驶向中南海，却直奔钓鱼台17号楼。周恩来走出来开门见山地对吴阶平说：“从现在起，由你负责江青同志的保健工作。”
不久，吴阶平感到自己的工作岌岌可危。他对妻子说：“如果哪天我不回来，你就等，耐心等我回来，千万千万不要去找谁闹。闹于事无补，只有坏事。”
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天中午，周恩来把吴阶平叫到自己的西花厅办公室，很生气地问：“吴阶平同志，你是怎么搞的？”吴阶平一愣：周总理平时总是很客气地称自己“吴大夫”，今天怎么直呼其名？
周恩来告诉吴阶平，江青刚打来电话，说给她写的体检报告不负责任。吴阶平这才明白，原来江青每次要到外地去，都用身体不好、需要休息的名义向毛泽东请示，同时还要医生写一份报告。
前不久，吴阶平给她写报告时，描写她积劳成疾的语气不够。吴阶平看到周总理这样生气，知道是江青在电话里又无理取闹了。他一番解释后，周恩来才平缓过来。等吴阶平要离开时，周恩来向他解释说：“吴大夫，我是拿你们出气，我心里别扭。“
1971年9月的一天，中南海门诊部又突然接到通知，说江青中毒了，按照江青的旨意，中南海门诊部顿时把所有的药都封存起来，关于江青的所有病历都抱来让她逐条审查。吴阶平等人也被关了起来，由江青的警卫员看守着。
晚上9点钟，有人喊道：把吴阶平带到17号楼。大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来到17号楼会议室，吴阶平看到周总理坐在那里，踏实了许多。听了周总理的提问，吴阶平回答，我作为医生，现在没有发现中毒的迹象。周恩来这才知道，根本没有中毒问题，就将话题一转，讲起林彪和叶群逃亡的事。这一下把江青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了，她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时插话、提问，把“中毒”的事忘了。到晚上11点，周恩来随口插了一句：“吴大夫，你休息去吧。”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吴阶平就这样被“解放”了。
据《天津日报》
婉拒美国专家挽留
吴阶平出生在江苏常州城的一个殷实之家。父亲为他取名泰然，后以“阶平”为号，是希望他走一条逢山有路的平坦人生。
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他认字，10岁前他接受的是私塾教育，读《四书》、《五经》，也学习数学、英语。后来，吴阶平考入天津汇文中学。
吴阶平的父亲是一位思想开明、处世务实的实业家。吴阶平中学毕业时，父亲为他选定了从医的道路。父亲认为，在当时的社会，孩子们不能做官，做官要身败名裂，因为官场太腐败；也不能经商，经商会倾家荡产，因为社会太黑暗。要吃饭一定要学技术，而学工学理也都用不上，只有学医，不仅治病救人，还能保证自己不失业。
1936年，19岁的吴阶平考入协和医学院。创建于1917年的协和医学院，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医学院之一。协和医学院当时的目标不仅是培养高水平的医生，而且要培养世界医学界的领袖人物。
1947年，吴阶平被选送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进修，导师是著名泌尿科专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哈金斯教授。吴阶平在临床上不俗的表现令哈金斯十分赞赏。就在吴阶平即将学成回国时，哈金斯教授把芝加哥大学的科研大楼蓝图展现在他的面前：“这是你将来的实验室，这是办公室。我可以把你的家眷都接来。”美国教授真诚地挽留这位打算回国的学生，然而，让哈金斯没有想到的是，吴阶平拒绝了挽留。
吴阶平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不愿意做美籍华人，我愿意回来。我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要热爱祖国，为祖国服务。”
见证共和国总理最后的岁月
从1957年起，吴阶平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近20年。但吴阶平最不愿意的是敬爱的周总理做自己的病人。
从20世纪60年代起，吴阶平就参加了对总理本人的医疗保健工作。
在那特殊的年代，日理万机的周恩来终于积劳成疾。1972年5月19日，经过专家会诊，周恩来患了膀胱癌。当时，负责周恩来医疗工作的，是中央领导小组及其领导下的一个医疗组。医疗组除了给周恩来治疗外，还要将周恩来的病情报告给中央领导小组，然后再由他们及时向毛泽东主席汇报。
吴阶平是医疗组的组长，医疗小组成员一致认为，为控制周恩来的病情，需要动手术，于是给中央领导小组成员打了报告，而中央领导小组却认为，周恩来年事已高，又有心脏病，主张用中医保守治疗。因此，给周恩来动手术的报告迟迟未能批转下来。
1973年1月13日凌晨，吴阶平刚上床休息，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敲门人是医疗组的方圻和卞志强。1月的北京滴水成冰，两人却是满头大汗。等吴阶平走出房门，两位医生异口同声：“吴院长，总理今天早上出现肉眼可见的血尿。”当时，吴阶平只觉得脑袋“嗡”的一声。他哑着嗓子说：“咱们得立即将情况反映上去。”
医生们拿着周恩来的血尿试管、化验单，驱车直奔西山叶剑英住处。叶剑英赶紧拿着装有周恩来血尿的试管报告了毛泽东。在此情形下，中央终于批准了医疗组为周恩来手术治疗的报告。
在对周恩来进行膀胱镜检查的前一天，医疗组接到指示，大意是为了慎重起见，做检查、观察和治疗要分“两步走”。吴阶平认为，真要分“两步走”，很可能就永远没有第二步了。这时，吴阶平灵机一动，对邓颖超大姐说：“如果我在检查的时候看见有一块小石头，顺便拿出来就不用再走第二步了。”“当然就顺便拿出来了。”邓颖超说。
这是吴阶平第一次为了敬爱的周总理斗胆冒险。手术时，当通过膀胱镜确诊为膀胱癌肿块出血时，医生们对病灶认真地做了电烧灼，缓解了周恩来的病情。很快，电话里传来了毛泽东的原话：“医生们两步并一步做得好，感谢他们。”
1975年入秋以前，周总理的病日益加重，医疗组的专家们明白已回天乏术，但仍尽一切可能，盼望还有延长总理寿命的可能。吴阶平和同志们不分昼夜地轮流守护在总理床前。
弥留之际，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首先认出了吴阶平，说了他一生最后的几句话：“我这里没什么事了，你们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看到这生离死别的场景，吴阶平刺心的悲痛。周总理追悼会过后，邓颖超大姐把总理的亲属和医疗组全体成员找到一起，讲了一番异常恳切的话，特别对医疗组的专家们说：“你们该做的都做到了，我感谢你们，总理也感谢你们！”
没能治好总理的病，吴阶平和其他专家们一样，抱憾终生。每每有人问起周恩来病逝的情况，吴阶平的眼里总是溢出泪水。
行医中南海江青最难应对
新中国成立以后，吴阶平为许多国家领导人看过病。这给他的生活笼罩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他曾先后做过江青、康生、林彪等人的保健医生。这无疑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凭着冷静的头脑和机敏的反应能力，吴阶平渡过了一个又一个危险的难关。
1967年11月的一天，中南海派车来接吴阶平。吴阶平认出来人是陈毅的保健医生，还以为是陈毅病了。坐上汽车后，汽车没有驶向中南海，却直奔钓鱼台17号楼。周恩来走出来开门见山地对吴阶平说：“从现在起，由你负责江青同志的保健工作。”
不久，吴阶平感到自己的工作岌岌可危。他对妻子说：“如果哪天我不回来，你就等，耐心等我回来，千万千万不要去找谁闹。闹于事无补，只有坏事。”
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一天中午，周恩来把吴阶平叫到自己的西花厅办公室，很生气地问：“吴阶平同志，你是怎么搞的？”吴阶平一愣：周总理平时总是很客气地称自己“吴大夫”，今天怎么直呼其名？
周恩来告诉吴阶平，江青刚打来电话，说给她写的体检报告不负责任。吴阶平这才明白，原来江青每次要到外地去，都用身体不好、需要休息的名义向毛泽东请示，同时还要医生写一份报告。
前不久，吴阶平给她写报告时，描写她积劳成疾的语气不够。吴阶平看到周总理这样生气，知道是江青在电话里又无理取闹了。他一番解释后，周恩来才平缓过来。等吴阶平要离开时，周恩来向他解释说：“吴大夫，我是拿你们出气，我心里别扭。“
1971年9月的一天，中南海门诊部又突然接到通知，说江青中毒了，按照江青的旨意，中南海门诊部顿时把所有的药都封存起来，关于江青的所有病历都抱来让她逐条审查。吴阶平等人也被关了起来，由江青的警卫员看守着。
晚上9点钟，有人喊道：把吴阶平带到17号楼。大家都为他捏了一把汗。来到17号楼会议室，吴阶平看到周总理坐在那里，踏实了许多。听了周总理的提问，吴阶平回答，我作为医生，现在没有发现中毒的迹象。周恩来这才知道，根本没有中毒问题，就将话题一转，讲起林彪和叶群逃亡的事。这一下把江青的注意力吸引过去了，她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时插话、提问，把“中毒”的事忘了。到晚上11点，周恩来随口插了一句：“吴大夫，你休息去吧。”在周恩来的保护下，吴阶平就这样被“解放”了。
据《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