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第六交响曲乐谱:林彪（经典）

林彪（转载） 08.09.16  from 不知老之将至　来源　 上一篇    下一篇     Tag:历史  杂文  林彪   这篇文章不错，我也要收藏，快看看收藏了该文章的所有55人        林彪冤案
   其实他死的很壮烈并且历史意义深远     林彪的是非，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话题，海内到海外，有很多不同声音，最新的大概就是《重审林彪案件》。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分歧的话题。 
    可以想到的是,当年说他反对毛泽东提出的不设国家主席,并且自己想当国家主席,以此来抢班夺权,基本上属于无稽之谈:
    第一,一个国家应该有元首,哪怕是名义上的,当年党主席－毛泽东和政府总理－周恩来都不是国家元首,取消国家主席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这既反映出当时中国政治的不正常,也可以反映出毛泽东不顾国家利益的随心所为;
    第二,林彪作为国家领导人,于公于私都有权利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即使私下搞串联,也和今天人大代表联名提议案不无实质区别;
    第三,毛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私人原因：1、他把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整死 ,自己做国家主席既尴尬又容易招致议论；2、毛自己兼任国家主席，要代表国家出席礼仪性的场面，这恰恰是他最不愿意做的，自己不愿意做，别人做，又怕像当年刘少奇分他的权力，于是干脆不设，他根本不去想，按照对等惯例，假如一个国家元首来华访问，无论是毛泽东作为党的主席和周恩来作为总理来接见都是级别不够。
    第四，即使林彪当了国家主席，也根本夺不了毛的权力，刘少奇就是例子，当时，毛的威望是无可比拟的，林彪如此聪明的人当然认识到这一点，毛也明白，但仍然抓住林彪的小辫子不放，无非是已经对林彪作为接班人不满意，但当初是他提议的，又已经写进党章，怎么办，逼林彪狗急跳墙。
    第五，说林彪造反和炸死毛泽东也不符合实际，当年的政坛是毛泽东一人说了算，林彪跟了毛几十年，能不清楚自己自己斗不过毛，仅靠空军和上海民兵能打得过毛！再说，林彪如果真的能带动军队造反，还会依靠上海民兵？林彪几十年都绝对不打无把握之仗，如何会让毫无经验的林立果组织几十个人去刺杀毛，这麽多高智商的政治家编造一个如此小孩过家家的故事骗我们智商很低的这些百姓。嘿嘿,其实这里面大有文章,还有些正义感的当事人故意在这里留下了一个可以上后人窥探历史真相的门洞.高!

    为林彪翻案不得人心？这口号本身就令人疑惑。政治压倒历史，而且强奸民意，什么叫人心？怎么就不得人心？翻案与人心又有什么必然联系？想过这些问题没有！经历过文革后期的中国人，大都对“翻案不得人心”这一口号不陌生，那是反击邓小平右倾翻案风时用的，曾喊得震天响，有什么用？最终一句笑谈而已！在毛独裁时代，人心就是毛泽东其人之心，他不让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有什么办法，只要老家伙人还在，心不死，你比窦娥还冤也翻不了。而一旦小平同志上台，核心变了，“人心”也跟着变，全国人民开始大翻特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那真是随心所欲，想怎么翻就怎么翻，“铁证如山”的案子都可以翻。现在叫唤“为林彪翻案不得人心”的人，难道不记得这些历史了吗？ 

    其次，得不得人心，与能不能翻案，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岂能混为一谈？就是汪精卫这样公认的反派人物，今天有人不同意历史的结论，写文章要为他翻案，可怕吗？好象没什么可怕的，可恨吗？一点都不可恨！这些文章让我们看到历史上汪精卫的另一面，是好事，不同意也犯不着去反对人家的言论自由。而汪精卫汉奸的本质能不能翻，归根结底要看事实。如果他老人家确实没当过汉奸，你硬说他是汉奸就是冤案，大快人心的冤案还是冤案，还应该翻；反之，再多的人，写再好的文章，都没有用的！有些还恰得其反，台湾的“大才子”李敖就是例子，他写大幅文章，得意洋洋地为自己的汉奸父亲平反。结果呢？说老实的，我就是在看了他这些文章之后，才认定他父亲真当过汉奸。你看：是谁大学一毕业就进入华北汉奸政府任职的？是谁在日本统治时期当上太原禁烟局局长的？李大杂文家的父亲啊！有这样的基本事实自然就会有大汉奸的结论，巧言利舌是没有用的，用家丑破事骂蒋介石徒然自取其辱。所以，我也劝不同意为林彪翻案的人，不管出于什么感情什么需要，不妨多从历史事实的角度去批驳，实在没有必要用口号去压制别人。即使坏人也不应该被诬陷，是吗？ 

    林彪问题的要害，在于中共垄断历史档案资料。他们根据需要，断章取义，随意编辑曲解林彪的言行，认为不好的就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好的则略而不提或在动机上做文章。一提到抗美援朝历史，许多国人对林彪的印象就是怯战怕死。有什么根据呢？都来自中共的教科书。一是林彪反对参战，二是林彪称病不接帅印，还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种种绘声绘色的故事。而从现在中共披露出来的史实来看，当时中共高层的绝大多数都不主张卷入韩战，本来在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决策前支持和反对的意见激烈是非常正常的事，不表态或含糊其词的人才不正常。何况林彪的意见，在今天看来也没错。中共的史书，长期以来，绝口不提其他人反战，而只突出林彪，又将林彪的反战，归结为他怕美国（实际上当年林彪反战的主要理由，同其他人一样，是认为不符中国利益），这就不正常了。按中国人的传统简单思维，不管三七二十一，主战的是民族英雄，不主战则汉奸卖国贼，林彪的形象可想而知了。至于林彪不接帅印，能有什么奇怪的呢？林彪在韩战前韩战后都一直在养病，内战末期他就已病倒，不是中央决定出兵才称病的，建国后他已完全脱离了军队指挥。这样的身心状况，能不能迅速投入一场突如其来而又陌生的大战？林彪于国于己，都要考虑这个问题，中央本就不应该派他出马。当时中共军中不是没人，林彪也不是假病，为什么就不能推辞？同样称病的粟裕，韩战爆发前倒是一直积极准备对台渡海作战的部署，他也不上朝鲜战场，可从没有哪一本史书斗胆质疑过他的病，这公平吗？解放战争中的太原战役，徐向前元帅最后也将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彭德怀元帅，也是称病，谁又深究过他的病呢？为什么对林彪，称病就是怯战怕死？是不是为了要证明他的怯战怕死才突出他的反战？ 

    第一次庐山会议，中共史书也着力渲染林彪的作用。林彪的角色当然没什么光彩可言。问题是，当年的庐山会议上，又有几个人是光彩的？要真正了解庐山会议的真面目，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原始会议记录全部公开，而不是根据结论需要重点引用林彪的讲话。中共高层内部的所谓批评帮助民主生活会，残酷的程度，无耻的程度，有时是外界善良的人们所难以想像的，否则就不会有高岗的自杀和罗瑞卿的跳楼了（这二人当非薄脸皮之人）。人们不禁要问：除了林彪，其他的人模狗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当年在彭德怀落难时，都揭发批判了些什么？没有比较，或者仅仅用林彪发言中用词较强烈的部分，与其他领导人发言中体贴厚道的部分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自然就是林彪是批彭的主要打手了。这不公平！实际上，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批评，并不严厉，更没有什么一锤定音的东西！他是半途上山的，此时彭的命运已经定了，林只是帮助毛使这个会议更体面地下台阶而已，林彪不是阴谋者，也没害过彭德怀，彭自己也应该知道这一点。彭后来的罪名中，比较严重的是路线斗争、反党集团、里通外国、里应外合这几条，这些不是毛就是刘给他整的，林彪的锤从没有定过这个音（也没这资格），为什么要把罪名都安在林的身上？林彪说彭德怀：“是冯玉祥式的人物，有野心，想当大英雄”，攻击的是个人品质，不是要害的东西，就象彭德怀自己说的“有小资产阶级动摇性”一样，属于思想改造不彻底，革命动机不纯的问题。批判上可以从严，处理上是上不了纲的。况且毛泽东本人也早讲过类似的话。林彪把自己和彭德怀比成丘八，不是治国的料，虽然难听，却也是善意的规劝。庐山会议后，彭、林并未结怨，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元帅中彭排第二位，林第三位，以这样的资历，加上与毛的历史渊源，不请他当部长才是非常奇怪的事。如果说林彪批彭有不义之嫌则所有人都这样做了，如果说林彪批彭是抢位子则难以服众。我不明白的是，往往同样的话，同样的事，周恩来做了，那就是出于对领袖的忠心，出于维护党的团结大局。而林彪做了，就一定出于篡党夺权的野心。是不是有点历史唯心主义？ 

    参与文化大革命，搅入混水，是林彪一生最大的争议点，在这场祸及苍生动摇国本的血腥权斗中，林彪和周恩来都是毛泽东整倒刘少奇帮派的最重要帮凶。 
    但这里，有几点应该加以分辨：   1、文化大革命，源于毛刘的最高权力斗争，独裁专制体制下国无二主，“二日并行”的结果几乎必然就是“火星撞地球”。有没有林彪中国人民都得受这个难！毛刘冲突的起因和整个发展过程与林无关，林彪只是在中央激烈斗争爆发后，才选边跟着毛泽东上了文革的贼船。文革不是因林彪而起，也不会为林彪而止！林彪不知道也决定不了文革的大方向和目的地，这一点他与周恩来处境相似，作用也相似。如果对两者的评价天差地别的话，那就是中共的宣传技俩了。 
    2、毛泽东与林彪，是战争年代长期共患难的直接上下级，亲密关系自有其真实的一面！否认这一点是徒劳无益的，从井冈山时代起，林彪就一直紧跟毛泽东。林彪是毛泽东的嫡系部属，林所率领的武装，是毛泽东的嫡系部队。无论历史上毛泽东怎么顺逆起落，林敢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却从未背叛陷害过毛泽东，也没有居功自傲，拥兵自重向毛泽东要过什么价。而历史上的毛泽东，也从未亏待过林彪，这种长期的上下明显而又相互信任的关系在中央最高层中无人能比，不是“投机”“欺骗”所能解释的了的。林在文革权力斗争中跟毛走，同他过往的历史轨迹相一致，我认为也就是一种历史的惯性作用，林彪不能说是被动被迫被骗参加文革，但也绝不是所谓的想利用毛泽东的错误篡党夺权，林彪一开始很可能只是想帮助老上级毛泽东打倒政敌，拔刀相助的成分居多，关键是毛在祸国秧民。把毛林关系说成是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的关系是没有道理的，从历史和现实来看，毛泽东处于绝对主导地位，林彪没有怂恿毛泽东去整什么人，也没资格为帮毛泽东打倒什么人而向毛泽东要什么价。所谓“为了打鬼，借道钟馗”的说法不可信！毛总是这样欺世盗名的。就如林彪与贺龙发生激烈的权力斗争，黄永胜几乎肯定会帮林彪的一样，战争中形成的上下级关系有坚实的感情和利益基础，使军人自然而然保自己的山头，这不需要什么复杂的利益交换，林彪之于毛泽东，也不例外。毛动员林出力，不用费什么劲，倒是如果是刘少奇林彪联手的话，背后肯定有重大的利益交换。 
    3、由于文革前刘少奇帮派已大致操控党的各级组织，毛泽东想要夺回全党控制权，就得考虑非组织手段。在这种情况下，林彪的军队作为毛倚重的基本力量，不可能不介入斗争。即使林本人能坚决回避，他的部下（特别是四野部队）也一定会以各种方式支持毛泽东，在文革中显示力量。也正因为毛泽东需要武装部队在非常时期起非常作用，这时候的毛是希望林彪在军中畅通无阻的。有毛林关系这种大气候，罗瑞卿与林彪的矛盾就显得很不合时宜，罗的越权和跋扈不是一天两天，对他不满的人也多的很，但没文革就不会有事，林罗矛盾互相牵制有利于党管军队。但文革前夕，在毛泽东倚重林彪的情况下（林在军队的号召力更大，也更可靠），林罗矛盾会不会被刘少奇所利用？谁敢保证！拿掉罗瑞卿是毛泽东必须下的一个政治决心。林彪敢向毛托出罗瑞卿的问题，也是为毛着想，怕到时候动用军队不便。这是政治斗争的残酷，绝不是什么要胁交换，谁敢要胁毛泽东呀？林是毛几十年的部下，不可能不懂毛的为人！要胁他能有什么好下场？打倒罗瑞卿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前奏。真正能迫害罗的罪魁祸首只有一个－毛泽东！其他的，包括林彪叶剑英及雷英夫等人，都只是帮凶。罗瑞卿的女儿，至今还不懂这个道理，一头扎进林罗恩怨里出不来！也是典型的不懂政治。罗瑞卿对毛泽东忠不忠？这个问题不重要，不值得强调，这个东西会变的！（至少在毛泽东看来）因时而变，因利而变。关键问题是罗瑞卿处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又不甘寂寞，毛如果用不了你，就得杀你！
    4、林彪在文革中，真正势力范围只限于军中，实际上未进入社会，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各项具体措施政策，主要依靠中央文革小组来推行，全国到处煽风点火放火烧荒的就江青那一批人，林彪的作用是以实力作毛泽东后盾。后期的部队支左和军管，也冲击社会，但客观上有稳定局势的作用。林彪同周恩来，对文革权力斗争中造成的大批高干冤案，有较大的责任，中共历史上历次权力斗争都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只管胜负，不管对错，整人整到底，林彪这方面应该是尽力的；但对国家的动荡人民的苦难，因为权力斗争采取群众运动，这方式是毛泽东的缺德专利（毛泽东整人，采用全民参与的运动方式，虽然人民实际上没有任何决定权，但这种参与容易给历史造成错觉，你如只看文革纪录片，那些大场面就很容易让你相信：打倒刘少奇，确是中国人民的选择，毛泽东的胜利确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林周即使不同意也只能跟着哄，而且具体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已经凌驾一切，林周责任应该较小。林彪周恩来对文革，也就是把它当成一场权力斗争来看待，而刘少奇被斗倒之后，他们也理所当然地以为毛泽东该收拾残局，结束动乱让人民休养生息了，对毛泽东下一步要往哪里去，他们心里也是没有底的。王友琴老师认为，林彪是文革时期第二号领导人物，当然要对文革的罪恶负起第二大的罪责。她的感情我能理解，但这道理不通，要按这个逻辑，周恩来就要对文革负第三大罪责（我想王也确有这意思），而江青因为排名靠后，反而少罪责。那刘少奇是大跃进时的第二把手，他应该为饿死3千万人负上第二大的罪责！乔石64时期是政治局常委的老二，他对64大屠杀也要负上第二大罪责。这样的逻辑当然不对！要知道，中共政权不是一个股份制企业，其内部权力崎形运作，党内早已不存在集体领导民主决策机制，毛泽东时代更是独裁专制，第一与第二之间实际上是君臣关系，臣的职责权完全由君王随心所欲支配。如果要追究文革中严重动乱和打砸抢犯罪行为的责任，首当其冲的应该是毛泽东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如果再细一点分，那文革初期“红八月”等红卫兵暴行，是仍当权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掌握运动主动权，放任高干子弟干的，他们应该跟毛泽东江青一伙平分罪责，甚至还更多！ 
    5、从文革兴起到高潮阶段，军队始终在林彪管理之下，属毛泽东信得过并随时准备充当打手的一只力量，毛泽东希望天下大乱却不敢军队也乱。这就产生了一个奇特的现象，激烈动荡的中国，军队保持着相对的稳定，造反派的野火始终没有全面烧进解放军，军中也始终没有象社会各地一样，形成造反派这样一个特殊利益集团，虽然也有清洗和力量重组，但你方唱罢我登台的都是那些老山头派系，而他们与新生的文革势力之间没有天然的血缘关系，江青张春桥在军中没有可借重的代理人，即使林彪倒了，四人帮也无法找到现成人马来填补军队中的真空，这是个致命的弱点。这个罩门产生于林彪时期，当然，他的灾难性后果是体现在毛泽东之后！林彪与周恩来不同的是，比较有效地拒绝了江青把手伸进军队乱搞。就凭这一点，邓小平等享尽后福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也应该吃水不忘挖井人，给林彪一个相对公平的评价！ 
    6、林彪的出逃，惊天动地，是文革从盛转衰的一个重要关节点。不管自愿不自愿，也不论成功失败，林彪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关头，面临迫害，与逆来顺受的高岗、刘少奇、彭德怀等人不同，他用行动公开宣布与毛泽东决裂。他背叛了毛泽东，也报复了毛泽东，毛遭此突变进退失据，短时间内不得不大量起用老干部来稳定局势，埋下后来文革翻盘的种子。九一三也使毛泽东神话彻底破产，毛林关系顿成全中国人民的大笑柄，大家明里批判的是林彪，暗地里腹非的实际上是毛泽东，这一点，老毛再糊涂，心里也是有数的，毛泽东再也无法既当婊子又立牌坊了！应该说，林彪此举对国家人民是有利的。而且，出走很可能真是林彪自己的选择，他没有这个耐性与毛泽东周旋，他也不想象刘少奇、彭德怀一样被毛泽东整死在黑房子里，他是喜欢制人而不受制于人的脾气，要掌握自己命运的主动权。林彪不愿苟且，不愿任人摆布，他也不会作贱自己，那就鱼死网破吧！他的选择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也给家人和帮派亲信带来灾难，但他破了毛泽东的局，打乱其整人步伐，毛林冲突的最终结果是两败俱伤！林彪的结局虽然显得身败名裂，但历史最终会认识他的一些闪光点！对林彪的下场，不同的人自然会有不同的感慨，但我觉得他死得其所，以林总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性情，与其象刘少奇一样被人捆在病床上受辱而死，不如葬身大漠来的干脆利落，至于骨灰盒有没有被供在八宝山上，真正的历史人物，谁在乎这个？“林彪不死，天理难容！”邓小平这话没有水平啊，是人都是要死的，从这个角度看，小平不死，不也是天理难容吗？荣华富贵是一时的，历史的评价才永恒长久！

    谈到林彪的垮台，从云之颠到泥之底，速度之快，让人瞠目结舌。有些人认为林彪的结局是必然的，他介入文革就注定不会有好结果，这未免太想当然了。从毛泽东的愿望，当然是“狡兔尽，走狗烹”，但林彪在文革的乱局中绝对不是只死路一条。 
    可参照的例子就是周恩来，毛后来至死都惦记着周，但给贼惦记的周居然至死也没倒，这其中的奥秘几乎成了中共的一个谜。还有邓小平，两次被毛打倒，两次又爬起来，最后还活泼乱跳地继承了毛泽东的大统，创造中共政坛的又一个神话。平心而论，这两人的实力地位，当时还远不如林彪，他们的成功反衬了林彪的失策。有文章说，周恩来不倒的秘密在于他党政军势力根深蒂固，这大错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历史上周从没有过自己的势力，始终没有，更谈不上可以跟他赴汤蹈火的亲信死党了。周恩来之不倒，说白了，是毛泽东在此之前已经扳倒一根又一根的柱子，就剩他了，还硬扳的话，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倒塌。建国后，毛整人的周期越来越短，这使他不能及时消化对手的力量基础。毛泽东每整肃一个对手，都会产生树倒猢狲散的效应，这些四散的猢狲（或者叫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为毛的文革新贵所接纳，也对毛怨恨在心，最后不约而同齐心协力，都聚集在唯一幸存的大树底下寻求庇护。周恩来被动地“招降纳叛”，最后成了各种非主流派和反对派的大本营，盘根错节，势力异常复杂，声势非常壮大，此种情况下，毛泽东才不得不有所顾忌，要小心翼翼地寻找时机和理由。如果换在建国初，毛干掉周恩来，真跟掐死一只臭虫一样！邓小平在中共元老中更不值一提，既不是实力派也不是玉女派，他的所谓“德高望重”“众望所归”，一得益于长寿，别人都死差不多了！二是当权后有立牌坊的特权；三是右倾翻案风中的突出表现。林彪不同，他在军中本来就根深蒂固，后期又蔓延到社会上，尤其在接班人地位确定后，各方势力都吸附或想吸附在他这大树上，许多人与林彪并没有很深渊源，也不是崇拜林彪，但在文革的乱世下，总要找个保护伞，与其找江青张春桥，不如找林彪，起码林属老革命家，声名显赫，跟他不丢脸。许多老干部特别是军队的，这种心理非常浓厚。许世友在第二次庐山会议，毛泽东已明确表态的情况下，仍写联名信支持林彪，固然是厌恶张春桥，但实质是盲目相信林彪的后劲，还认为这绩优股值得长期投资！ 

    周恩来处理与毛泽东的君臣关系，现在我们都知道了，有句名言：“只可顺守，不可逆取”。本来，顺守与逆取，只是混迹官场立身处事方法的不同，本身没有高低对错之分，古今中外，顺守逆取都有成功和失败的例子，成效完全视乎个人的巧妙运用。在这里，知己知彼和审时度势是非常重要的，周恩来之所以坚持顺守并最终成功，一基于他个人所拥有的厚黑素质，那完全是达到了一种唾面自干百毒不侵的境界！二意识到毛泽东已时日无多，许多难题毛一死都会迎刃而解。周恩来甚至不顾禁忌，擅自将毛泽东的病情转告林彪，其要转达的意思非常明显，毛泽东，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啦！熬过这一阵，可能就是你的天下了，现在争议的东西到时候想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应该说，顺守，在那种特定情况下，是上策。可惜，无论林彪还是右倾翻案风时的邓小平，都没有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毛泽东如果在刘少奇刚刚斗倒之后，林彪还无明显大错的情况下，马上硬拔林彪势力，震动应是非常大的，非伤筋断骨不可，也使刘少奇的残余势力逃脱打击。而且如果基本不动军队，林彪的巨大潜势力就难除根。林彪即使下台被软禁，只要不死，等毛泽东一有三长两短，政治上很容易东山再起。汪东兴之流，甚至就会主动靠上林彪，为其粉碎四人帮。 

    毛泽东如果想彻底清洗林彪势力，势必大动军队，其中的阻力离心和反弹自不必说，就算一切顺利，亲林彪的军队就是毛自己的嫡系部队，毛这样做无异于自废武功。九一三之后，林彪势力群龙无首，军队被大清洗，被整的都是共军的主力部队，这样做的结果有二：1、解放军的战斗力明显下降了一个台阶；2、解放军对毛泽东的效忠程度呈几何级数下降。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惶惶不可终日就与失去对军队的信任有关，此后毛基本上只能靠象明末东厂锦衣卫那样的特务手段控制全国，这支力量就掌握在汪东兴的手上。在探究毛临终的权力部署时，会发现两大有趣现象：1、毛寄望于毛远新却又不把他放在北京军区以就近控制大局；2、毛不放心汪东兴却又没换掉他。这也都事出有因，毛远新没有军界背景，短期内在北京军区难有大作为；汪东兴不是不想换，而是不敢，在外部局势仍未安定，军队又不可恃，特务系统如再进行清洗，无异于将自己的空挡露给对手。而且毛泽东已奄奄一息的情况下，汪东兴狗急跳墙，会不会联合外部势力，也来个571工程纪要？毛失去可靠军队支持后，在权力斗争中的选择余地实际上也很有限！

    林彪坚持韬光养晦，以静制动是当时对付毛泽东的最好方法。毛泽东一时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太子难当，但封建社会换太子也不是可以朝三暮四的事，时间拖的越长，毛泽东的病就越重，林彪的地位也越稳。但这样的策略要求林彪能经得起毛泽东及其同伙的侮辱和挑衅。顺守如果不喜欢，逆取也不是不可，问题是这么大的事，需要早准备，早下决心和全力动员，才有成功的希望。有人说，反对毛主席，在那个年代没人敢参与，谁说的呀？中国哪朝哪代都不缺敢做杀头生意的人！何况有这么大的利益诱惑。林彪的悲剧在于他既不顺守也不逆取，特别是庐山会议后，非常消极，可以说是无所作为，一无所是的最后还闹出了个自我爆炸，害惨了那些支持他、同情他、帮助他的人们。 

    如果说我对林彪还有一些同情的话，就源于此，他哪象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啊？庐山会议后，基本上独坐家中消极抵抗，唯一主动的就是想找毛泽东谈心消除误解。而毛泽东呢？又掺砂子又摔石头又挖墙角，多有干劲啊！对林彪有意见当面不提，专程南下串联，背后嘀咕说尽林彪坏话。堂堂的主席，玩这种把戏，让人齿冷。这里面，谁光明正大，谁在搞阴谋诡计？谁要团结谁要分裂？还不明白吗？ 

    林彪同彭德怀一样，都是一员虎将，战争年代多年的行伍经历可能会养成一些唯我独尊的气质。彭德怀个性张扬，显得暴列，林彪因为内向，这种气质就表现为自尊心极强。第一次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毛泽东说：“当年你操我20多天娘，今天我操你一天娘都不行？”近乎骂街，是受辱后情绪失控的一种表现。而第二次庐山会议后，倔强的林彪不顾一切后果地对抗毛的批评，死不认错，也是这种丘八脾气的大发作。说到底，他们两个本质上都是丘八的料，当不了政治家的！但林彪和彭德怀还有所不同，彭是粗中有细，而林是细中有粗。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的最后，还是向毛泽东低头认错，而且还保证自己不会自杀。这后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老谋深算，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经常被其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用到，这些人在被带走之前，往往向组织和家人保证自己不会自杀，意既如果我死了，那一定是被人害的！这大概也是高岗事件的一个后遗症。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和戏剧性由此也可见一斑！（自杀本是个人行为，自己不想自杀就不会自杀，何须向别人保证？古今中外，只有共产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才干这事，其中的诀窍就是为自己的将来保留人证。你看看，生死关头，他们的心眼还能这么精细，国民党的大佬，哪斗得过！）说到林彪，一向思维谨密，从揭出来的材料看，对毛泽东的为人还是有先见之明的，对怎么与之相处，理论上也很有办法的，什么“主席画圈我画圈”，“宁可君先臣后，不可臣先君后”，一套一套的，开头也做的不错，在陶铸遭难前，林彪还提醒过，希望他退保。可是世界上的事情往往知易行难，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翻脸不认人时，林彪一怒之下就全乱套了。实际上当时争论的那些事情，设不设国家主席，是不是天才，P大的事，可笑的事！即使被毛泽东冤枉了，被毛泽东陷害了，又怎么样？能怎么样？政治上这种东西家常便饭，毛泽东就是搞这个起家的。你林彪也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几十年跟着毛泽东，这样的事本身就没少干！文革初期对刘少奇对彭真也是这么干的！怎么会莫名惊诧呢？林彪不是不明白，实在是想不开啊！林彪这时候最需要的是冷静，而素以冷静著称的林彪就是没办法冷静面对毛泽东已过河拆桥的现实。他的个性，决定了他的失败，在政治战场上，林彪比彭德怀更不经打，下场也更惨，几乎是一触即溃全军覆没！

    “林彪事件不是案，那是一段历史。”林彪事件是一个案件，也是一种政治，但最终他还是历史。 上一篇    下一篇    （不知老之将至的分类目录[我的图书馆]中共2303篇）  

最近评论(共有评论12条) 鑫子 同时收录该文并评论　2007-09-25 12:01:51 周公的内功是登峰造极，毛的外家功夫，也只能如此。
以周的能力，无论何种环境，都是众望所归。
毛，到了民主社会——死翘翘…… roger-zhou 对同时收录该文章的鑫子评论　2007-09-25 12:23:16 呵呵，跟给别人制定规矩而自己不讲规矩的人玩，哪里会是对手哇？ 鑫子 同时收录该文并评论　2007-09-25 16:53:38 作者难道不知道67年毛冲周事件？周绝对的树大根深。 鑫子 同时收录该文并评论　2007-09-25 16:54:14 作者难道不知道67年毛冲周事件？周绝对的树大根深。 qianhuang 对同时收录该文章的鑫子评论　2007-09-25 17:05:27 只有作为所有者的劳动者才有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 
2007-09-16 11:15　来源: 　网友评论 0 条 浏览次数 25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只有作为所有者的劳动者才有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 
2007-09-16 11:15　来源: 　网友评论 0 条 浏览次数 25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只有作为所有者的劳动者才有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 
2007-09-16 11:15　来源: 　网友评论 0 条 浏览次数 25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只有作为所有者的劳动者才有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 
2007-09-16 11:15　来源: 　网友评论 0 条 浏览次数 25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只有作为所有者的劳动者才有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 
2007-09-16 11:15　来源: 　网友评论 0 条 浏览次数 25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只有作为所有者的劳动者才有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 
2007-09-16 11:15　来源: 　网友评论 0 条 浏览次数 25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只有作为所有者的劳动者才有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 
2007-09-16 11:15　来源: 　网友评论 0 条 浏览次数 25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只有作为所有者的劳动者才有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 
2007-09-16 11:15　来源: 　网友评论 0 条 浏览次数 25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只有作为所有者的劳动者才有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 
2007-09-16 11:15　来源: 　网友评论 0 条 浏览次数 25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只有作为所有者的劳动者才有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 
2007-09-16 11:15　来源: 　网友评论 0 条 浏览次数 25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只有作为所有者的劳动者才有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 
2007-09-16 11:15　来源: 　网友评论 0 条 浏览次数 25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只有作为所有者的劳动者才有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 
2007-09-16 11:15　来源: 　网友评论 0 条 浏览次数 25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只有作为所有者的劳动者才有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 
2007-09-16 11:15　来源: 　网友评论 0 条 浏览次数 25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只有作为所有者的劳动者才有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 
2007-09-16 11:15　来源: 　网友评论 0 条 浏览次数 25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只有作为所有者的劳动者才有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 
2007-09-16 11:15　来源: 　网友评论 0 条 浏览次数 25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只有作为所有者的劳动者才有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 
2007-09-16 11:15　来源: 　网友评论 0 条 浏览次数 25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只有作为所有者的劳动者才有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 
2007-09-16 11:15　来源: 　网友评论 0 条 浏览次数 25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只有作为所有者的劳动者才有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 
2007-09-16 11:15　来源: 　网友评论 0 条 浏览次数 25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只有作为所有者的劳动者才有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 
2007-09-16 11:15　来源: 　网友评论 0 条 浏览次数 25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只有作为所有者的劳动者才有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 
2007-09-16 11:15　来源: 　网友评论 0 条 浏览次数 25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只有作为所有者的劳动者才有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 
2007-09-16 11:15　来源: 　网友评论 0 条 浏览次数 25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只有作为所有者的劳动者才有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 
2007-09-16 11:15　来源: 　网友评论 0 条 浏览次数 25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刘永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发表的言论多矣。从远在天边的美国经济学 家，到国内官员、经理、学者，都对这个问题发出各种论说，然而，这众多的改革国有企业 的思路中，却很少，甚至没有代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其他 劳动者的思路。美国的经济学家在秉承其雇主大财团旨意时，当然要将中国的改革引向大财 团所主导的“全球化”逻辑，但他们是外人，只能施加影响，并没有决定权；而国内政府， 实则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的机构，经理、厂长们是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都没有改革国有企 业所有权的决定权。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在政府与经营者的较量与妥协中进行了十余年，这是一 场没有所有者参与，更不考虑所有者权利的改革，先是在经营权层面，后是在占有权层面， 进而扩展到所有权层面。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国有企业职工和全国劳动者，却成了改 革的对象和旁观者。
　　面对国有企业的困境，面对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与某些经营者日益加快的的侵吞 国有资产的行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即国有企业职工和其他劳动者，不能不发表意见—— 只有所有者，才有资财处置的决定权。由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力所有权和全国劳动者对国有 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所决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只有遵从其所有者的利益和意志，才能 进行。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个别人及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虽然也和其他劳动者一样拥有国 有企业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权，但他们利用所供职公共机构的占有权及行使的经营权，将国 有企业的资产“私有化”给其本人或家族时，明显是侵犯了全体职工和其他劳动者的所有权 。作为国有企业所有者的劳动者，不仅有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权，而且有对侵犯其所有权 的行为人依法惩处，并追索其侵吞的国有企业资产的权利。
 
　　 跨世纪大难题：所有者不能行使决定权
　　20世纪的人类历史，最突出、最伟大的变革，就是创建了与工业化社会大生产相适应的 公有制，其标志，就是在以社会主义为旗号的革命运动中夺取政权后建立的国有企业。国有 企业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它在工业和资本关系不发达国家，以加速度从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虽然这种国有企业在公有制的演进中是初级形式，并带有国家资本的性质，其粗陋、局 限和缺陷是相当明显的，但它内含着的生产关系的进步性，在以国家之力聚合举国资财，并 调动相对素质技能较高的劳动者的积极性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国有企业在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短期内的发展成就，不仅使这些国家建立了工业体系，而且极大地激发了社会主义运动在 世界范围的发展。处于资本统治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众，开始以苏联、中国为榜样进 行革命，并逐步争得民族独立；西方资本统治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在与东方社会主义国 家因国有企业而发达的照应中，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虽然社会民主党仍坚持不以暴力革命 夺取政权的既定方针，但它却从东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得到启示，即利用民主选举上台执 政的时机，建立国有、国营企业，企图从所有制上的渐变，最终否定资本统治。
　　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与东方初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在形式上有 其共同点，但又有质的差别。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由国家行使生产资料占有权，因而是国有 的。但西方资本统治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针对的只是生产资料所有权，不包括劳动力 所有权，由于其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主要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因此，当因选举而执政的 社会主义政党兴建国有企业时，必然地受到资产阶级的各种制约，当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时，又会成为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攻来社会主义政党的口实，并由此迫使其下台。一旦资 产阶级政党上台执政，他们所做的第一大事，就是削弱、瓦解国有企业。这在20世纪70年代 末80年代初英国保守党头领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中得到突出表现。
　　西方资本统治国家内由社会主义政党建立的国有企业，有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由于 职工不能以劳动力所有权主体身份加入，其所有权只包括生产资料所有权，它的归属是很模 糊的，似乎由政府掌握，但政府只有对企业的占有权。而且，国有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又要 受到私有资本企业的竞争和排挤，以及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上的制约和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国有企业是很难生存和发展的，特别是当它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时，本来就居统治地位的 资产阶级，又会利用国有企业的困境而攻来社会主义政党，当他们上台执政后，又会以主要 的所有权主体(他们往往以主要的“纳税人”名义说话)的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 。这样的“私有化”，相比于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有企业改革要容易得多，起码是在 占有权层面比较容易，而且，私人资本也有相应的资财或购买国有企业股票，或收购其所有 权。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的交易原则依然起作用，并有相应的法制监督。更重要的是， 西方国家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又能保证国有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不致因“私有化 ”而丧失基本生活条件。
　　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对于其母国英国而言，规模是相当小的，但是西方垄断资产 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术士们，却把这说成是一种新的“主义”，是改变世界的大思路。在 大资本财团的支使下，“私有化”居然形成一股风潮，从西向东，狂刮猛吹。一时间，似乎 国有企业和公有制都成了万恶之源，必须“私有化”之而后快。但冷静分析，不难看出，在 资本统治国家，“私有化”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光打雷，不下雨。除英国的动作大 一些外，西欧诸国大都没有明显动作，有一些出卖国有企业或其股票的行为，也是针对具体 企业的经营状况而进行的。当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左翼势力又上台执政，“私有化”的 风潮基本停止。
　　然而，“私有化”的狂风却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掀起大波澜。东欧、苏联、中国，无 一不遭受其害。现在看来，“私有化”的真正风源，并不是拥有大量国有企业的英国，而是 很少国有企业的美国；撒切尔夫人卖弄风骚鼓吹“私有化”，不过是向美国大资本财团献媚 ，利用美国大财团对“共产制度”的仇视和变苏联、中国为新殖民地的欲求，在这场意识形 态战争中使没落的“大英帝国”恢复一些昔日光辉罢了。
　　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风潮，之所以能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得到热烈响应，不仅在于 美国资本财团的攻势——这种攻势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更突出的是意识形态战 争。然而，这只是外因，内因则是这些国家初级社会主义制度的局限和缺陷，它们集中体现 于国有企业，造成效率低下、结构失调、人浮于事，乃至严重亏损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的 出现，表明旧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必须改革，否则很难发展，甚至会危及整个社会主义制度。
　　西方资本财团发动的以“私有化”为旗号的意识形态战争，将主攻方向选在东方国家国 有企业的这些弱点上。这是一场新的“圣战”：人的本性是动物性，是自私自利的，公有制 ，特别是国有企业，是违背人性的，因而必然造成人人不负责任的局面；经济的发展是自私 自利的个人竞争的过程，国有企业限制了人的自由竞争，因而必然没有活力。只有“私有化 ”，才能使人负起责任，才能使企业恢复活力。这是多么简单的逻辑，又是多么轻而易举的 事：只要将公有制变成私有制，只要放开价格，自由竞争，就能物质丰富，生活幸福，享受 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各种福祉。
　　按说，上述宣传性言语并没什么新奇，为什么会摧毁共产党几十年来的意识形态防线呢 ?
　　而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在初创时期的缺陷，也可以按其生长的规律，逐步改造变革，何 至于非用“私有化”这一板斧将其拦腰砍断呢?
　　问题就出在这初级公有制国有企业的权利结构上。
　　从理论一般原则说，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 怎样掌握并动用这个所有权，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保证措施，因此，“全民所有制”也 就等同于“国家所有制”。这种等同是经法律规定的，所以国家也就行使其所有权职能了。 但是，国家只是一个机构，不可能成为所有权主体，对此，似乎没人考虑。就这样，国有企 业的真正所有权主体，即全体国民也就因国家成为所有者，而丧失了其所有权。
　　我注意到，近20年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言论，一是都受到“私有化”的影响，或者说都 认为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造成无人负责和效率低下；二是国家的代言人依然以所 有权主体的身份说语，甚至行使所有权进行改革；三是国家与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反复讨 价还价，达成各种“放权让利”于经营者的妥协；四是一部分党政机构负责人与经营者已发 现国有企业因所有权主体的权利被排斥，因而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将其所有权侵吞，自己成 为所有者；五是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议论的理论依据，并把它直接说成“经济规 律”，而经济规律又是必须严格遵循的。
　　这些言论之中，惟独没有代表国有企业真正所有者——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劳动者的声 音。他们在被事实上排除了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之后，也丧失了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发言权和 决定权。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有史以来最为奇特的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展开了：其中起决 定作用的，不是所有者，而是行使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也正是因 此，“私有化”的逻辑迎合了这些“掌权者”中个别人侵吞国有资产的欲求。在苏联，由于 几十年来的集权和“领导”人的特权，致使采取了由美国人萨克斯设计的“休克疗法”，并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将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转归原党政官员和经理名下，而广大劳动者只 是在自由主义鼓噪之下，得到了出卖劳动力使用权的自由。在中国，则因毛泽东较早地预见 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并为此做了一些思想、政治方面的努力，从而使“私有化” 的进程在“体制内”受阻，虽说渐进的私有化仍不断进行着，但国有企业的主体框架依然保 持。
　　相对于苏联而言，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已成跨世纪的大难题。这不仅对那些企图将之“ 私有化”的人是个难题：如何彻底摧毁阻力，将国有企业都转归其名下；而且对于国有企业 的真正所有者也是个难题：如何确立并保证自己的所有权，以什么样的机制来行使这个所有 权，从而保证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本质和原则下的改革和发展。
　　两种改革的出路对立着。但“私有化”已成大思路，且有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 导，有外国财团的支持，对它而言，只是如何进行，进行得快与慢的问题。而对于国有企业 所有权主体的劳动者来说，改革则困难得多，不仅要形成强大的社会势力，更要制定明确其 所有权的法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要确立概括劳动者利益和意识的经济学说，即社会主义 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在产业革命高潮时期代表产业工人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 时过一百多年，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有很大变化，要求在新的条件下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首要的，也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揭示公有制经济， 特别是作为其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矛盾，探讨其改革和发展的途径。
 
 违反所有制原则的“私有化”论
　　在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大合唱中，主旋律就是“人性自私论”，将人归结为动物， 有些人更为文雅，“有知识”地称之为“灵长类动物”。这种源自英美近代的“动物人性论 ”，经中国传销站的传销员们之口，又进一步彻底而坚决：人性就是自私的，所以人的行为 完全是利己的，为了利己，骗人损人都是合乎道德的；不应该考虑他人利益，我之所以想到 别人，就是要利用他满足我的欲望；为了利己，可以不择手段，任何限制利己的规矩，都是 违背人性的；并不存在人的社会性和总体性，它们无非是那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幻想出来的。
　　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们为了反对封建专制，提出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现代“私有化”论 的传销员们口中的“升级”，不仅是对前些年“大公无私”、“斗私批修”的逆反，更深刻 的原因，则在于中国经几十年的公有制，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怎样将这块大肥肉 吃到我的肚里，而且又既不违法，又不受道德谴责——于是传销员们就在西方贩来的“利己 主义”、“私有化”论，以“经济科学”、“经济规律”包装之后，大量地注入掺了麻醉药 的水。在决策研讨会、大学的讲堂、党校的报告会以及各种公开和私下场合，全面推销，并 不断发展其传销网——其层次大体与现行行政体制相似，遍及中华大地。
　　这是一场多么宏伟的大合唱!
　　这是一次多么成功而壮观的传销!
　　它的目的只有一个：摧毁公有制!将巨额国有资产化为少数人私有。
　　响彻云霄的声音：“公”是不存在的，人只能私有财产，不可能“公有”财产。“公有 制”就是“公无制”，国有企业是20世纪某些妄想症患者利用集权政治所建立的“经济怪物 ”，是违背人性，违背“经济规律”的，一旦这些集权政治家去世，国有企业就会变成没人 负责的经济破烂，它不仅占据，而且浪费着大量资源，很少、甚至没有效益。它是现代经济 中的垃圾。“私有化”就是使这堆破烂“变废为宝”，从无人负责变成有人负责，使其资源 被“有效配置”，产生效益。
　　对这一大堆破烂，那些被集权政治束缚得思想僵化、呆滞的人，却视为圣物，以过时而 保守的观念，不敢改，不敢革，又不能用。而我们这些先知先觉自己是“灵长类动物”的政 治、经济“精英”，思想解放，敢于拣拾这堆破烂，利国利民，当然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 。
　　伴随这个主旋律，不仅有高雅的关于人性自私的立论，还演化出通俗的流行歌，自80年 代以来，那些屈尊拾破烂的“精英”，先是拣拾了苏联的国有企业，可惜并没有像他们许诺 的那样“变废为宝”，而是以入室盗贼的心态，毁十取一，甚至毁百取一，毁万取一，将国 有企业可以轻易拿走的都拿走，那些不便拿走的，也不能让它保持原样，狠狠地敲它几棍子 ，让它成为道地的破烂。被敲打得最狠，伤害也最重的，就是那些国有企业的职工：这些曾 经以“领导阶级”面目出现，扬眉吐气的人，被拣破烂的人从废纸箱里抖落出来，流落街头 的惨样，真叫人看了解气——这些被旧体制养懒养笨的人，本来就不配升入市场经济这个“ 天堂”。
　　而当“私有化”的风潮越过西伯利亚，刮到中国的时候，却不时遇到各种障碍，因而不 得不减慢风速，变“休克式”为“渐进式”，但将国有企业“化”为某些“精英”私有的主 旋律未变，将国有企业说成怪物和破烂的词曲依然。经过从放权让利到承包制、减员增效、 股份制的一系列改革，甚至破产、出卖了相当一批中小企业后，现存的国有企业，依然被亏 损、效益低下等痼疾所困扰。而当国有企业以久病虚弱之躯参与“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贸 易组织的规则——这是主宰世界市场的资本财团强加给所有在这个市场中交易者的——制约 下，与垄断资本财团进行自由的竞争时，其前途是与一群疲弱的绵羊去与虎狼竞争相似的。
　　再弱的羊也是羊，也是肉。正当外国的虎狼以“这边水清草茂”引诱绵羊走到它们的势 力圈时，国内的某些牧羊犬也动起了心思：不如趁机将羊吞下肚，先肥了我，再去给外国的 虎狼当走狗——这样身价会高些。
　　上述类似寓言的话语，正是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现状。而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驻 中国的派出所里，不时孵出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在拿足了津贴和演讲费之后，飞往全国 各地，宣讲国有企业之“怪”——它是那么不合利己主义的人性；指责国有企业之“破烂” ——与外国那些现代化大企业相比其破旧是显而易见的。
　　不仅破烂，而且是个大包狱。国有企业的产品档次低、设备陈旧、经营专损，更可怕的 是养着一大群素质低且懒的职工，还有那么多的离退休人员，以及“企业办社会”留下来的 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如此破烂且沉重的包狱，扔也扔不掉，摆也摆不脱。如果有人愿意拣拾，岂不是大功大 德的事!——只要你到那些亏损停业的国有企业转一转，那荒废的厂区、破旧的设备、穷困 潦倒的工人，立刻会同意这个观点。
　　热烈欢迎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的有志之士!只要能够背起这个包狱，对中国民族，对 世界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既然是破烂，就不值几个钱，能给点就给，不能给就“零出售”，什么“财产神圣”， 什么等价原则，在这里通通不管用——公有制本来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此，怎么处 置都有理，都是“经济规律”的要求。
　　这就是美国大资本财团的意识所体现的“自由派”经济学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 诊断和处方，经其在中国的传销站的极力传销，竟形成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思潮。虽然 没有像苏联那样进行全国性的“休克疗法”，但也以各种形式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渐进式改 革”。某些在行使国有企业占有权机构中的负责人和行使经营权的经营者，在这场“私有化 ”的传销中，已悟到了其真谛：拣拾国有企业这堆破烂，进而霸占之，就可变废为宝，自己 也就可以摇身一变成为其所有者。当思维的逻辑走上这条道，并尝试而成就后，就很难回头 。由此，“私有化”已不再仅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者传销的观念，而是某些有权势者的切身 利益，并由他们促动形成一场社会性运动。
　　在这场具有实质性利益和目标的社会性运动中，“私有化”传销员的作用，已从为国外 大资本财团服务，转向为因拣拾并霸占国有企业而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服务，或者兼而为之 。
　　从“人性自私”“利己是人的本性”出发，“私有化”的传销员们成功地将相当一批人 发展为自己的“下线”：每个人只要敢于赚钱，并不择手段——某高校的MBA教授甚至说“ 只要不被抓住，就不是违法；只要对方上当，就不是行骗”。根本什么法律，什么道德。— —有人发出高论：经济生活中不讲道德，也没有道德——统统都可以不管；至于国家利益、 民族利益、社会公益，因为人性中本来就不包括总体性，总体的东西并不存在，这些虚妄的 “词汇”只是一些人的幻觉，不必考虑它们；赚钱是人生的惟一目的，有了钱就是成功，就 是人生价值的实现：人的地位是以所有货币量排列的，钱多是贵人，钱少是贱人，没钱就是 废物；对货币的占有，就是对资源的占有，就是拥有了对他人的支配权，就有了自由，并能 控制他人，使之服从我的意志。
　　表面看来，“私有化”传销员们的成功是在那些涉世不深，但又血气方刚的青年人身上 ：他们的生命预期长，竞争心强，有可塑性，机遇也多，而且受中国深厚的小农意识影响， 很容易接受传销员的煽动，以为只要努力奋争，总有发财致富的可能。而历史上和现实中， 也确有成功的事例，现在最为典型的，就是美国的比尔·盖茨。号召人自由竞争，虽然片面 强调利己，但只要正确引导，抑制其负面影响，也能发挥一定积极作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 经济学在这一点上是应予肯定的。然而，传销员们最大的功绩，还在于使那些握有权力的人 ，信从了他们的宣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是违背“经济规律”的，拣拾并霸占这堆破烂，不 仅是“经济规律”的要求，而且是利己利国的大好事。于是，不仅在决策层面，而且在经营 层面，力求将国有企业搞垮，再以各种手段，或公开或暗地里将国有资产变为其私产，并由 此形成官僚资本。
　　到此，“私有化”的传销员们的历史使命就大体完成，但由于中国不像苏联那样“墙倒 众人推”，而是有相当强的势力在保守着公有制和国有企业，因此，国家资本变官僚资本的 速度不得不放慢，在这个过程中，利益上和观念上的矛盾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西方资本财 团的代言人常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来评价这种斗争。这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 应是“私化派”或“侵吞派”与保守派之争。
　　以“私有化”来侵吞国有资产，不仅是违背公有制原则的，也是违背一般所有制原则的 。西方的思想家反复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并把这一原则写进宪法。其根据 ，就是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先进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强调所有权对其 财产的保护。而按这些思想家的论证，这些财产都是由勤劳节俭和善于经营取得的。中国的 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财，都是全国或各地、各集体单位劳动者辛勤劳作而积累 起来的，其所有权，理应属于劳动者。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劳动者 ，将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派生的占有权集合起来，构成国有企业和集体(合作)企业的主体。 那些“私有化”论的信奉者，根本不考虑劳动者的所有权，在他们眼中，国有或集体企业只 是一堆物，是资财，而没有人。企业的职工是资源的一部分，可以任意处置。
　　即使我们是按私有制的原则，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产要转化为私人财产，也要按交 换中的等价原则及供求关系来定价交易。英国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就是这样做的。为什 么到了中国，就不要这些原则了呢?国有企业再不好，它的资产也是财富，也有价值，也只 有经过交换才能转变其所有权。为什么一部分人可以无偿或花极少量的钱就取得国有企业的 所有权呢?为什么广大劳动者不能这样取得呢?你们不是讲“自由竞争”吗?那么，哪一家国 有企业的“私有化”是经市场或拍卖行公开地自由竞争了呢?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的劳动力所有权又将如何处置呢?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的是，国有企业职工
　　违背所有制原则，甚至违背私有制原则的“私有化”，其根据何在?“私有化”的“改 革”根本不是改革，而是依据强盗逻辑的侵吞、霸占，即令放到资本主义制度下，也要受法 律制裁的。 987758766 对同时收录该文章的鑫子评论　2007-09-25 21:05:50 得不得人心，与能不能翻案，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岂能混为一谈？ 丫丫111 同时收录该文并评论　2008-09-14 06:28:52 国家强大经济上不去的原因,就在于把国有化变为私有化了. 士大夫之王 同时收录该文并评论　2008-09-14 08:46:49 一场游戏一场梦,花开花谢皆成泥.林总一路好走! 民主斗士 同时收录该文并评论　2008-09-14 14:21:10 彭德怀临终的时候闻到林彪的死讯而嚎啕大哭，为什么，兔死狐悲也罢，唇亡齿寒也罢，因为他已明确的感到我们的结局都是政治斗争和权利更迭的牺牲品…… 民主斗士 同时收录该文并评论　2008-09-14 14:21:55 彭德怀临终的时候闻到林彪的死讯而嚎啕大哭，为什么，兔死狐悲也罢，唇亡齿寒也罢，因为他已明确的感到他们的结局和下场都是政治斗争和权利更迭的牺牲品…… laputa 对同时收录该文章的chenwenkui评论　2008-09-15 12:24:18 毛泽东这个老谋深算的阴险角色... 被他放倒的老干部有多少啊？ 数都数不清了 哎 bbls 对同时收录该文章的饿虎尝龙评论　2008-09-16 09:09:43 什么都不说了，之说一句话：楼主这边文章非常好！ 发表评论 昵称：桥海                  发送评论时内容自动复制到剪贴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