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情四海电影迅雷下载:教授李玫瑾回应争议：接受批评 不接受歪曲

这件事到底是什么？

李玫瑾回京后写出了《马加爵的犯罪心理分析报告》。在报告中提出了马加爵的四个心理问题，但惟独没有涉及犯罪动机的论述。“但我可以肯定的是，马加爵不是因为贫穷而杀人。”

事实上，马加爵在案发前的一个学期里买了一台二手电脑，并且寒假没有回家。“在仅剩他一人的宿舍里可以打开任何网页，”李玫瑾推测，在这期间，“马加爵应该看了些平时没有机会接触的东西。他23岁，身体健壮却没有女友，然而内心的欲望却依然存在。这些都是他的个人隐私，可是与他吵架的同学恰恰是他最好的朋友，那么他们会吵什么我们自然也就知道了。”

继续的调研和考证，以及一些媒体的报道证实了李玫瑾的推断，即马加爵因为隐私被同学知道，害怕无颜面对他人而杀人灭口。他的心理问题在于自身的人格缺陷，而不能一味归结于社会贫富差距问题。

这一结论无异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公众表现出极大的同情时，李玫瑾上万字的分析毫无疑问遭到了很多人的谩骂。但李玫瑾不妥协，“只要我的分析是对的，我就会坚持。”

采访结束的次日，李玫瑾在博客中做了更新，回应了肖鹰教授的质疑。最后她转述了王小波的一句话：

做思维的精英，而非道德的精英。

黑格尔影响我的学术研究

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李玫瑾说自己十年写一本书，一共有两本就够了。在她的第一本书《犯罪心理研究》的序言中，她曾这样写道：“从未想到过自己将用一生来研究犯罪人和犯罪心理问题。”

在决定用一生的时间来研究之前，她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哲学，是“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我大一大二也不是很喜欢学习的。那时我就想，哪来这么一帮无聊的人琢磨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说到这里，李玫瑾开始慢慢活跃起来了。

转机发生在大三的一个课程上，“我非常喜欢上那堂课，并且喜欢上了黑格尔。”在人民大学的一个教室，当时还很年轻的李玫瑾拿着尺子和笔，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上认真地找句子的成分，每天规定要看15页……包括《逻辑学》在内的黑格尔的所有著作，在此之后，一直到现在，她仍然不时翻看，并且总会有新的收获。

“黑格尔对我的影响很深，尤其是在思维逻辑上。”李玫瑾的学生总结李玫瑾有三快：走路快、思维快、说话快。而思维快，可以说与她一直在阅读大量书籍有关。

严谨的逻辑思维一直影响着李玫瑾的学术研究。

毕业后，李玫瑾自己选择到了中央政法干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前身）工作。不久之后，为期三年的“严打”开始了。“严打在一段时间似乎有些成效，但三年后犯罪数量开始迅速增加并持续增长。”在2001年到2004年的几年里，各种重案要案接连发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思考。

“犯罪分子似乎根本不在意这种打击的态势，仍然在根据个人的想法去犯罪，并且犯罪的数量居高不下，恶性程度令人难以接受。这就需要我们重新考虑犯罪防控的新思路。”早在参加工作后不久，李玫瑾便开始了自己的研究。

一向喜欢自由和独立的李玫瑾在选择部门时选择了刑侦教研室，并在和领导的单独谈话中明确表示她想研究犯罪心理学。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办公室里，李玫瑾得到了领导非常严肃的一句话：“目前刑侦教研室没人从事过这项研究，所以无法安排老师带你，你这个专业需要你自己探索。但是如果你需要什么帮助，我们都会支持你的！”

为了弥补专业上的不足，李玫瑾先后到北大和人大听课，参加学术会议，参加中国政法大学第一期犯罪心理学师资班。1985年春天，犯罪心理学课程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开设，14年后，李玫瑾出版了《犯罪心理学》一书，将自己十多年的教学经验写了进去。又过了10年，《犯罪心理研究》出现在人们面前。“我有一个愿望：想研究中国犯罪心理学的人必须读我这两本书。”李玫瑾言语中透露出她的自信。

马加爵的一句话惊醒了我

在黑暗中，药家鑫因为怕“农民难缠”而连捅六刀（又说八刀）将女孩杀死，全然不顾女孩的哀求与呻吟；马加爵在下定决心后也同样将同寝室同学杀死并放入衣柜之中。

虽然两个年轻人最后内心都产生了恐惧，但为什么他们事发时会如此残忍？

很多人会将原因归结于社会，但李玫瑾认为，社会原因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在相同的条件下有人没有犯罪。她以专业研究为背景，提出“社会的问题多源于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多源于早年，早年的问题关键在家庭”。

“孩子们缺少死亡教育，所以他们对生命没有敬畏。”李玫瑾告诉我，马加爵在给他姐姐的录音中说“其实人生的意义在于人间有真情”，正是在逃亡中他产生了对生命的敬畏。“正是这句话惊醒了我，原来孩子们不明白生命的意义，对人生更没有过质问。”李玫瑾说。

质问“人生”的第一步，就要质问“人”是什么。每年研究生开课，她都要拿出一节课的时间让学生们探讨“人性”：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在什么情况下人性是善的？人生又是什么？从犯罪心理学的专业角度，李玫瑾希望学生有自己严肃的思考。

出于对人性的洞察，李玫瑾面对罪犯时，习惯上对年长的称“您”，对年幼的称“孩子”，并且在冷峻质疑的另一面存有一份温情。去年冬天李玫瑾带学生去北京某看守所，访谈一个刚满二十岁的系列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李老师始终像一个长者一样和他交流。”学生张若龙告诉我，其间，她不断问：“孩子，冷吗？这样坐着舒服吗？”并递上自己的杯子问：“想喝水吗？”访谈进行到最后，犯罪嫌疑人痛哭流涕，李玫瑾递上自己的纸巾，用自己的双手为他焐手，并鼓励他。“这不单单源于犯罪心理学研究的困难，还源于对人性的考量和对这个失足少年的惋惜。”

对包括学生在内的所有孩子，李玫瑾都有特殊的关注，尤其是在他们的思想和学习。有一次李玫瑾和学生们在一起吃包子，她饶有兴趣地谈起她的童年和大学生活。“我有很多书都是在大学期间和工作以后开始看的……”张若龙禁不住地插了一句：“李老师，你走的路和我们正好相反，我们是初中、高中都在拼命读书，到了大学没了后劲，一下子就松下来了。”李老师若有所思地说了句：“是啊。”学生们都没想到，她回去之后竟写了一大篇关于中国教育制度反思的文章。

李玫瑾友善的对象不仅是对他的学生，而是生活在身边的每一个人。刚参加工作时，李玫瑾的办公室在潮湿阴冷的一楼。一楼的清洁工一到冬天脑袋就会痛，于是李玫瑾在工作之余，就用毛线给她织了一个帽子。“后来那个阿姨又带来一些毛线，说一个不够用，问我能不能再给她织一个，我就又给她织了一个。”李玫瑾经常教育自己的孩子，越是对待生活处境不如自己的人，越是要尊重，“因为他们靠着自己的双手吃饭，他们不容易。”

尽管必须要面对外界各种各样的声音，但李玫瑾告诉我她依然“不改初衷”。曾经，李玫瑾打算今后不在媒体上评论案件，因为会惹来很大的麻烦。但后来还是坚持下来，“我不愤怒，我觉得这就是现实，慢慢面对。但是我希望，若干年之后回过头来看药家鑫这个案件，人们会想，李老师这个分析让我们明白了艺术教育的哪些问题特别危险。”

还是有很多人对李玫瑾表示理解和支持的，但她没有说太多，只是说了一句：“我觉得我们有共同的感受，就是我们对社会有责任。”

采访过后的几天中，我脑海中不断闪现和李玫瑾分开后的画面：天气阴沉的愚人节那天，她一身简洁的黑色衣装，步伐矫健地朝着家的方向走去，毫不迟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