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情3d迅雷:学问人生是一体

刘福森，汉族，1943年8月生于河北，1965年进入吉林大学哲学系学习，1970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系。历任吉林大学哲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在职期间主要从事马克思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95年后，同时从事生态哲学和发展哲学的研究。目前担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环境哲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新华文摘》等重要杂志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社会发展问题的哲学探索》（合著）、《西方文明的危机与发展伦理学》等著作。

　　总结一下我40年来“追问”哲学的艰难历程，无论是对于我这个“昨天越来越多，明天越来越少”的人来说，还是对于刚刚步入哲学门槛的年轻人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

　　晚点上路，只能跑步前行

　　我1965年入学，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大学生活没有给我提供必要的知识，也没有给我一个可以作为工作起点的必要的哲学基础。1970年我留校从事哲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在知识上一穷二白的我，当时应对这个工作的尴尬与困境不用我多讲就可想而知了。我只好拼命地读书，以便补足工作所需要的必要知识。除了给学生上课之外，我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读书。这对于现在的学生来说，既是无法想象的，也是无法忍受的。所以，我真正的大学生活是在工作后才正式开始的。没办法，晚点上路，只能跑步前行。

　　我之所以讲我的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是因为它直接影响了我以后的学术生涯。我不仅没有真正读过本科，更没有读过硕士和博士，几乎可以说是自学“成才”。这种特殊的经历对我的学术生涯的影响是双重的：首先，由于早期的读书完全是围绕着给学生的教学内容展开的，因此，学到的知识缺少全面性和系统性，基础很不牢固；尽管拼命读书，进展却极为缓慢。但是，也正是“自学”才使我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换一种方式去思维”，“得出和别人不同的结论”，成为支配我后来学术生活的一种潜意识。即使是那些大哲学家们说过的话，我也会怀疑一番，直到通过自己的思考也得出同样的结论，我才会予以接受。后来我看到哲学家福柯在《性史》一书中说过的话时，才真正意识到这样做是对的。他说：“哲学……要不是努力弄清如何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才能以不同的方式思维，而是去为早已知道的东西寻找理由，那么，它的意义何在？”大哲学家们的思考并不直接就是我的思考；大哲学家们得出的结论也不能直接就成为我的结论。这是我学习和研究哲学的基本态度。正是这种态度，才使我在学术研究中能够有所创新。1991年，正当实践问题成为马哲研究的热点问题时，我就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哲学的世界观”：“离开历史唯物主义就没有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必然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含着两种含义”：“第一，作为历史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称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就是揭示社会历史的一般规律，为人们提供一个观察社会历史的哲学理论原则。第二，作为世界观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我们可以称为历史的唯物主义）。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功能是为人们解决人的感性活动、人的本质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等哲学问题提供一种哲学理论原则，它是一种不同于旧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

　　超越功利主义，保持思想纯洁

　　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要真正做好学问，就要始终把做学问和人生融为一体。我们不能同时有两个自我：一个自我在那里做学问，一个自我在追求学问之外的功利性价值。这种做学问的态度，实际上只是把做学问当成了实现功利性价值的手段，把获得功利性价值当作了做学问的真正目的。这样，你的学问必然被功利主义所左右，最终使自己成为一个“学术商人”或“学术政客”。这时你就会因丢掉了学术良心而使“做学问”的自我名存实亡。因此我认为，要做好学问，就必须把人生与学问融为一体，让学问成为真正的“精神生命”和“精神自我”。当你只有在做学问时才感到自己的存在和价值，当你在做学问之外无法找到真正的自我时，才算进入了做学问的最高境界；这样的人生才是真正的“学问人生”。

　　我在给我的学生讲如何学习哲学的问题时，首先要讲的观点就是：要学好哲学，就不能把功利性追求作为学习的目的和动力。这应该是学好哲学的首要前提。哲学的主要功能是一种教化功能。哲学追求的是真善美的崇高境界，它本身是超功利的。对于追求功利的人，对于想通过学习哲学升官发财的人来说，哲学不仅是无用的，而且由于崇高的境界被利欲所取代，哲学的教化功能就会走向反面。

　　我对于做学问不仅是这样理解的，而且也是尽量这样去做的。我从来没有为了诸如提职、评奖等之类的“功利性目的”在学问之外下过功夫，我至今也没有学会这些“学问外功夫”，正因为如此，在诸如提职、评奖等问题上就不免蒙受“损失”，某些“损失”甚至直接影响了我的学术生涯。即使如此，在短暂的“惋惜”之后，我很快就会心平气和地泰然处之了。

　　哲学的责任：寻找时代精神的家园

　　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式不可能离开现实的生活世界。哲学家的价值观，最终是被人类所面临的最根本的生存问题所左右的。哲学不是仅仅供人进行欣赏的精神财宝，也不是供社会闲人们打发时间的思维游戏。哲学如果离开了与之相适应的时代，就会成为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而一个时代如果离开了与之相适应的哲学，就会成为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因此，哲学史的研究固然十分重要，但寻找时代的精神家园，即寻找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念，始终是哲学不可逃避的社会责任。哲学的研究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必将影响到整个社会科学和全部精神文化的发展，影响到人类实践行为的合理发展。鉴于此，我从1995年以后，开始从时代与哲学关系的角度进行新的哲学思考，提出了“发展伦理学”，指出人的实践行为（发展）并非是天然合理的，而是需要规范和约束的。这也是当代伦理学应当特别关注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着未来人类的生死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