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腐栖是杨七巧第一集:民富优先才是包容性增长

导语：4月14日，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开始举办，本届年会将主题定为“包容性发展：共同议程与全新挑战”。在中国，什么才是真正的包容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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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增长”解决公平问题，是让弱势人群分享改革红利
“包容性发展”由亚行提出，在中国也获得认同
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又称包容性发展或共享式增长，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首次提出。2009年11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发表题为《合力应对挑战推动持续发展》的讲话，首次引用了这一概念，强调“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增长”。
“包容性增长”有多种内涵，包括让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等。当时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国际正式场合公开阐述“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这表明中国决策者将更加注重更趋公平、均衡和可持续的发展。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包容性增长”这一理念有望被写入中国的“十二五”规划。不过，在最终公布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并没有直接引用这一概念。在亚洲，印度2007年12月公布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里，第一篇的题目就是“包容性增长”，可见其并非一个新的概念。
 
“包容性增长”反对国富民穷，本质是民富优先
据了解，亚行提出“包容性发展”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分析中国经济过去30年增长的特点，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和所带来的问题及挑战，探讨通过实现共享式增长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选择。数据显示，与中国GDP连续多年两位数增长相对应的是，中国的贫富差距在日益扩大，“国富民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自2000年开始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4年超过了0.465。此后，国家统计局不再公布国内的基尼系数。2010年，新华社两位研究员判断我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了0.5。对此，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近日在其网易微博中声称，“民富优先”是包容性增长在中国的具体体现，是当代中国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正确路径，是中国实现包容性增长一个重要的战略性选择。因为它可以增加老百姓的收入，释放老百姓的消费能力，还可以解决公平发展、持续发展。

“包容性增长”有多种内涵，包括让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等。
发展型政府和行政垄断是“包容性增长”的主要障碍
发展型政府导致“高税收、低福利”，与现代政府理念相悖
改革开放以来，为世人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模式”，其实是政府主导经济的一种模式。在中国，政府直接参与到了经济建设中，也即成为“发展型政府”。据专家研究，发展型政府的主要体现为，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财税体制强化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以GDP增长为主要标准的干部考核机制助推追求经济总量的发展导向。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政府直接“下海”，热衷于搞基建和招商引资。
在发展型政府的思路下，我国出现GDP和税收收入的大跃进。数据显示，在GDP方面，自2001年中国GDP突破10万亿以来，连续以大于10﹪的速度增长，2004年15万亿，2007年20万亿，2010年近40万亿；在税收方面，2001年我国税收收入为1.5万亿，2004年2.57万亿，2007年近5万亿，2010年更是达到7.74万亿，增速超过20%，这还不包括土地出让金等非税收收入。
发展型政府与现代社会的公共性、服务性政府理念严重背离。现代政府是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建立的一种公共契约关系，以公民支付税收来换取政府公共服务（福利），政府并不会直接介入经济发展领域。但是，在中国，与GDP和税收收入的大跃进相对应的是，中国政府在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福利领域却投入很低，公民在承受高税收的同时，换来的却是低福利。
高利润行业被央企把持，行政垄断挤压民企获利空间
在中国，国企改革的结果是，上游资源性、高利润行业主要被央企把持，而民企则主要从事制造业等下游低利润行业。2003年国资委挂牌成立，自2006年开始，国资委大力推进央企及国企重组，要求央企做大做强，导致电信、银行、石油、煤炭、电力等行业高度行政垄断。金融危机后“国进民退”又成为媒体热议的焦点。这些垄断企业一方面享受着政府给予的低利息融资，土地、资源低成本或零成本，以及财政补贴等种种好处，另一方面又以市场化的名义攫取超额暴利，却长期不上缴红利或少上缴红利。数据显示，从2008-2010年，央企近3年来每年创造的利润在7千亿-1万亿元左右，但上缴的国有资本收益大多在500亿元以下。央企垄断挤压了民企的获利空间。2005年，国务院出台“非公36条规定”，允许非公资本进入电力、电信、石油等垄断行业和领域，但业内一致认为该政策遭遇“落地难”。在法律层面，我国2008年8月1日起施行的《反垄断法》，其主要反的是竞争领域的垄断行为，包括石油、电信等在内的几大垄断行业则不在此列。

在中国，与GDP和税收收入的大跃进相对应的是，中国政府在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福利领域却投入很低。
依靠内需驱动和民企投资才能实现“包容性增长”
靠投资、出口驱动经济不如搞好福利，靠内需驱动经济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在过去30年的发展当中，我们实行“国富优先”迅速把国家经济总量做大，解决了我们国家投资力太低等比较困难的问题，加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这些年国家财政的增长速度快于城乡居民收入的实际增长速度，在国家财力明显增强的前提下，中国是时候实行“民富优先”发展了。
迟福林也认为，“十二五”期间，中国应以政府转型为重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没有政府转型的重大突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难以有大的进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行民富优先，关键在于政府转型。”政府转型，其实就是要改变“高税收、低福利”的现状，主要依靠内需驱动而不是政府投资驱动经济。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过于热衷于基建投资和外贸出口，导致国内需求不足。三十多年的经济增长和出口创汇只注重政府财政收入和外汇储备的增收，而这一切又是以牺牲国内环境、劳工权益实现的，结果还助涨了国内通胀。“包容性增长”就是要改变这种现状，政府专注于提供公共福利，实现“国富民也富”。
“民富优先”还需要打破行政垄断，实行让利于民
从现实情况看，中国国有资源长期被更多地用在做大GDP上。这样，不仅不利于加快改善民生，而且挤占了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使垄断行业改革难上加难。为此，迟福林建议，要加大对国有垄断行业收租分红力度，用于补充基本公共服务投资。“十二五”期间，收租分红比重应逐年提高。资料显示，2008年以前，我国国企每年只需上缴税收，并无红利规定。国企因此得以度过13年不缴红利的历史。2008年起，我国对国企红利规定了5%-10%的上缴比例。从2011年起，国家又对央企将实行新的5%-15%的红利征缴率。而从国外的情况看，法国国有企业向国家上缴红利的比例高达50%，比利时、丹麦等国最低上缴比例也高达三分之一。此外，“民富优先”的关键还在于打破行政垄断，让民企也有机会进入利润率较高的上游行业。比如，落实“非公36条”，加快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准入机制，进一步打破各种隐性壁垒，使得民企早日进入“玻璃门”。（网易财经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政府转型，其实就是要改变“高税收、低福利”的现状，主要依靠内需驱动而不是政府投资驱动经济。

在中国，发展型政府和行政垄断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主要障碍。“包容性增长”只有依靠打破行政垄断、让利于民和转变政府职能才能真正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