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普森谈OED如何吸收新词

作者 盛韵   发表于2011-04-17 02:36

辛普森像：李媛 绘

　　OED是《牛津英语大词典》的首字母缩写，这部词典的编纂历史充满了传奇，古有教授编辑与疯子杀人犯的二十年神交（详见史家西蒙·温切斯特著《教授与疯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今有安蒙·谢伊花了一年时间每天九至十小时、一周五天读完二十本OED（详见Ammon Shea著Reading the OED: One Man, One Year, 21730 Pages）。约翰·辛普森（John Simpson）先生作为将OED电子化并上线的现任主编，正在今天续写着传奇。

　　辛普森与OED痴缠已三十五年，他过目所有词条，并亲自修改，他认为主编更应该是一个编辑而不是管理者。他没有约翰逊博士要规范英语的精英身段，他主张客观地观测语言的变化并对之进行忠实记录；他没有乔治·奥威尔捍卫英语纯洁性的雄心壮志，而是开放地拥抱一切丰富了英语多样性的外来词汇。

辛普森先生在讲座中出示的OED编纂过程中早期编辑制作的词条卡片

　　西蒙·温切斯特（Simon Winchester）写过一本《万物之要义》讲OED的编纂史，开篇就说OED是对英语的全面描述，而编辑自然是那个要界定从物质到精神的万物之要义的人。那么成为词典编辑的必要条件是博学吗？

　　辛普森：我本人是学中世纪文学出身，不过刚进OED工作时负责的却是新词部分。作为OED的编辑，你不必什么都精通，但必须什么都懂一些。涉及科学、医药部分的专业词汇，则由专门的编辑负责收集撰写，最后要由学院或研究机构的专家审定。我们在招募新编辑的时候，会倾向于那些教育背景比较宽、什么都懂一些的通才，比如文学方向的人，而不是语言学专业的人或是专业领域特别窄的专家。我们还有很多志愿者和热心读者，他们有些人知道的可要比词典编辑多多了。另外我想说的是，作为OED的编辑，一个能够分析数据的有常识的人要比一个理论家有用得多。比如“云”这个词，它有无数的特性，白色、松软、阴暗、带有威胁感、会导致下雨等等，在所有的提到“云”一词的书证中，你可能会分辨出二三十种不同的意义，这时候你需要分析每种意义出现的频率，从而最终归纳出几种最重要的义项。新编辑的通病是舍不得丢弃一些次要或边缘义项，我常常建议他们要下得了狠心才行。老编辑通常可以很迅速地说出一个新词的几个主要义项，他们知道如果义项过多，词的意义就容易变得模糊。何况义项过多会让词典的篇幅太长，OED已经够长了。

　　最近引起热议的是OED收入了“OMG”（Oh My God）、“LOL”（Little Old Lady或是Laugh Out Loud）等来自互联网的简写词汇，一般什么样的新词能够进入OED？选录的标准是什么？

　　辛普森：我们的社会中任何新事物、新现象、新行为方式都会催生很多新词汇。首先允许我来概括一下OED收录新词的过程。我们有来自全球的大量志愿者，他们阅读面很广，如果他们在日常阅读中发现了新词或者一个词的新用法，就会同我们联系，我们会把这些信息放到一个词库里去，作为将来遴选的参考。有些新词可能时髦一阵马上就销声匿迹了，有些新词则生命力较强，慢慢进入大家的日常用语被固定下来。我们给新词的测试期长达十年，如果十年后它还被人广泛使用，我们就会将之收入词典；那些没有通过考验的词，则会继续留在词库里，我们不会删除它，因为也许将来有一天它会重新活过来，这可谁也说不准。比如“tsunami”（地震、海啸）一词最早在十九世纪就出现了，但近年来随着气候性灾难的频发，变得越来越重要。

　　通常我们会找到新词第一次出现在正式出版物上的书证，事实证明，很多新词第一次出现的时间比我们预料的要早很多。很多次我们以为找到了最早的书证，没多久就会有读者来信提供更早的证据，这就是我们最兴奋的时刻了！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收到热心家长的来信，说“我的天才宝贝刚刚发明了一个新词！希望OED能够收录……”碰到这种情况，我们也只能请家长们耐心地等上一阵子了。

　　很多人说，约翰逊的《英语词典》以及《牛津英语大词典》的主要初衷之一是“规范”语言，教授人们如何正确使用英语，避免各种所谓不规范、非主流的用法……约翰逊博士当年撰写《英语词典》以避而不收脏字著称，OED是怎样处理这样的词汇呢？

　　辛普森：约翰逊博士对英语词汇的用法有一套标准，他更像在描述应该怎样写文雅的英语。在碰到不雅词汇或者粗俗用法时，他会说这是“low word”或是“平民用语”，以表示有教养的人不该这样说话。但从另一方面看，约翰逊的年代觉得不雅的词放在今天也许没什么，而我们现在觉得不雅的词，放到十八世纪的伦敦上流社会中也许并无不当。语言规范与否、雅致与否的标准是随着时间一直在变化的，我们只描述，不评价。我们编词典的态度是记录英语怎样变化，而不是教人们怎样说英语。比起约翰逊博士，我们可要客观多了。

　　具体来说，比如同志圈会用一些词汇来特指某些行为举动，OED会收录类似词汇吗？怎样才能客观地解释这些用语呢？

　　辛普森：任何英语词汇，不管是在美国、澳洲、加拿大等国有本土变化，不管是正式用语还是俚语、不礼貌用语，只要它在相当时间内被广泛使用，OED都会收录，如果是同志用语，我们就在注释中说这是“gay slang”。比如1940年代有一本词典，专门收录同性恋俚语，这样的书籍会进入我们的研究资料库，它能够告诉我们一些词汇具体用法的来历，也能告诉我们七十年前的同志们习惯怎么说话。对于编词典的人来说，任何文字材料都很重要。

　　除了不停地补充新词汇，OED会不会删除一些废弃不用的死词？

　　辛普森：OED就是记录词汇的历史，越老越死的词越好啊！我们的工作重点是观察并记录语言的变化，一个词在过去怎样用，现在怎样用。如果一个词随着时代变化被废弃不用，那它也会作为过去语言的证据被保存下来，而且说不定将来它还会活过来呢。只有一种情况下我们会删除词条，那就是当作为该词的意义基础的书证出了错。比如OED第一版中有一个十七世纪的词汇，其书证是当时的记者以速写法记录的，十九世纪在编词典时对该速写记录进行了转写；但二十一世纪人们重新翻译该速写记录时发现了错误，那个词其实并不存在，于是我们把该词条删去了。这样的例子极为罕见，我能记起的只有两三例，通常我们都是只增不删的。

　　说到老词，我不得不提OED第一版编辑们的功劳，他们处理得相当得体，因为他们与十七、十八世纪离得更近，对古旧词汇如何使用的直觉比我们要好得多。在没有百分百确定有误的情况下，我们都会沿用他们对古词的分析和解释。

　　可不可以说编英语词典的人是全世界最累的，因为英语词汇变化实在太快？

　　辛普森：全世界的英文文献日益增多，处理起来的确很让人头疼啊。很多词语诞生之际跟后来的通行意义是完全不同的，随便举个例子，就说“hello”吧，这个词十九世纪末就有书证了，是说野蛮人的吱吱大叫；后来表示通电话时信号断掉，但人们还没反应过来，就会大叫“hello”、“你还在吗？”、“请大声点”；1930年代“hello”被用来在峡谷里测试回声；直到1970年代“hello”才被用来打招呼。还有很多词汇诞生早于实物，比如手机（mobile phone），1945年的一部小说里就提到假如某医生有一部能够携带的电话，就可以在外出公干时跟办公室的护士随时联系了。可以想见，在寻找现实中新科技带来的新词的源头时，科幻小说可是个富矿。

　　有些比较带有时代感的政治词汇，常常会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产生不同的解释，需要及时更新，还有一些词在英文中渊源已久但在其他国家成为重要事件，就需要特别指明，比如“文化革命”一词，英语书证中最早的一条见于《大英百科全书》，泛指文化的革命；但在196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成了影响深远的全国性运动，就需要单独列项描述。

　　我们编词典，除了处理书证，归纳释义之外，还会分析词源，并收集与该词最常组合的周边词汇，甚至反义的词汇，从而对该词的使用有更清晰的了解。

　　在过去一百年中，全球化趋势愈加明显，英语似乎自然而然地被大家选为全球通用语，两个西方人在不明对方背景的情况下，通常会选择用英语攀谈。与此同时英语的变种也越来越多，而外国人所说的简化型英语被称为“Globish”，您怎么看待这种双重趋势？

　　辛普森：OED第一版的诞生是在十九世纪，首任编辑们从一开始就确认要收录美国英语、澳洲英语和其他地区的英语。当时那些地区的英语还没有发展到今天的形态。如果你细看美国、澳洲英语的变化，就会发现它们一方面变得狭隘封闭，企图从民族主义的角度保留本民族本地特有的词汇；但同时他们又想拥抱全球通用的正式英语。“Globish”指的是那些不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所讲的英语，目的在于普通交流。它是否已经发展到值得严肃评价的地位，现在还不好说。我们会静观它在未来的变化，看它是否会与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产生较大程度的交互影响。

　　近代有不少所谓的语言纯粹主义者，要捍卫英语的纯粹性，抵制外来语的污染，那么现在还有这样的人吗？

　　辛普森：比起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其他欧洲语言，坚决捍卫英语的纯粹主义者要少多了。大体上说，英语吸纳融合外来词的历史已经超过一千年，前有凯尔特人、罗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后有北欧海盗、诺曼法国人，外国人来到不列颠岛上之后（特别是占领）都会改变本地的语言习惯。近代的乔治·奥威尔就是英语纯正性的鼓吹者，他希望将英语中借自拉丁语、法语、希腊语以及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语词全部清除出去。但英语里的外来词实在太多了，大概“虱多不痒”了，人们并不太担心外来词会污染英语。所以我们收录来自菲律宾的词汇时，并不会感觉到失却了日耳曼语的纯正性，而是觉得它们在为英语的多姿多彩添砖加瓦。如果英语从古至今的词汇储备只从一种语系比如日耳曼语系中输入，那么来自其他语系的词汇可能会显得特别刺眼怪异，但事实上英语的源头本身就很蔓杂，以至于大部分人没有那种纯粹主义情结。

　　OED同很多语言专家合作，我们有中文专家、日语专家等等。比方说，OED最近收录了一个中文词“GouqiBerry”（枸杞子）。我没吃过枸杞子，这对英国人来说可能还比较新鲜，但它三四十年前就已经出现在一本纽约的食品指南手册中了。通过这些中国来源的词汇，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和英国在语言历史、社会大背景中的关系。比如十七世纪的探险家来到中国时，会碰到各种各样的新鲜问题，这些问题的核心词汇就进入了英语的语言体系，比如各种尺寸、重量等度量衡。而十九世纪的英语吸纳了不少跟艺术有关的中文词汇和日文词汇，因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对东方艺术特别着迷，食物、茶叶相关的词汇也占很大比例。举个例子，比如“年号”一词，我们先发现在1820年代出版的《大都会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Metropolitana）中出现，后来又在法国人德经（Joseph de Guignes）的《通史》中找到了更早的书证，由于许多书证涉及艺术品特别是瓷器的生产年代，我们决定在OED该词条下加入“艺术品的生产年代”这一义项。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词汇相继进入，OED新版网站有对外来词分析统计的功能，根据目前的数据，OED有一千零六十三个词来自中亚和东亚，二百四十三个词汇来自中国。这些词汇，便是两种文化相遇的纪念。■

　　附记

　　在复旦大学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讲座中，辛普森先生出示了OED编纂过程中早期编辑制作的词条卡片，每张卡片抄有一个义项的一条书证。如今在电脑和网络的帮助下，编辑们不再需要逐条抄写卡片，但他们仍旧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前辈的心血。陆谷孙先生不禁感慨万千，当年自己编《英汉大词典》时制作的大量卡片在几经辗转之后，早已不知流落何方。陆先生电嘱务必提及，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