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学术:“教育”这个好东西，我们曾经有过……

“教育”这个好东西，我们曾经有过……
2010-09-14 14:13:43　来源: 南方周末(广州)　跟贴 2 条 手机看新闻
民主是人民做主，人的素质，将决定民主的质量甚至性质。俞可平先生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有一个前提：做主的人民需要启蒙与教育。否则，民主也可以变成一个坏东西。同样，教育不仅决定科学水平，还将影响科学普及程度。作者: 黄全愈该请“E先生”了有人认为“五四”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我总认为，“兴”是有的，“复”无从谈起。五四引进“D先生”（Democracy，民主）和“S先生”（Science，科学），动摇了封建专制的文化根基，但运动的最大缺陷是没有请来“E先生”（Education，教育）。民主是人民做主，人的素质，将决定民主的质量甚至性质。俞可平先生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有一个前提：做主的人民需要启蒙与教育。否则，民主也可以变成一个坏东西。同样，教育不仅决定科学水平，还将影响科学普及程度。“E先生”，指的是素质教育，用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式，培育具有独立思考、批判思维、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具有现代文明和良好人格的受教育者。中国曾有过素质教育雏形。先秦“诸子百家”时代，出现了一些中国教育史上有标志性的思想和实践。如“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教书育人”之教育目的等。然而，秦以后两千多年，特别是科举制度的选拔功能，逐渐颠覆了教书育人的教育本质。“复兴”要“复”其原有，对今天又极具价值的文化基因；“兴”是通过这些文化元素去诱发“核裂变”，去发现人的价值与尊严，复元教育的本质。教育复兴以发掘教育遗产中的素质教育雏形为引子，以借鉴世界先进的教育成果为根本，生发崭新的教育观念，建立与现代社会接轨的教育机制。当务之急是改变传统的基础教育1998年，斯坦福大学的教务长Marincovich博士说：亚洲大学（特别提到中国）需要20年才能赶上世界知名大学。2010年，斯坦福大学校长Hennessy博士在南京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说：“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快需要20年。慢则50年。”十多年过去了，还说要“20年”，甚至半个世纪！从学校教育的角度算：从小学到大学，共16年，再加研究生教育，大致20年。从四位一体的教育来看，从一出生到完成义务教育（发达国家指完成高中教育），也大约是20年。这正是培养一代人所需的时间。中国建世界一流大学困难在哪？世界一流大学至少要具备一流设施、一流管理、一流师资、一流学生。前三个“一流”，可通过举国财力倾斜，在世界范围招揽人才，于七八年内办到。但基础教育“搬”不来，必须自己一块块地夯实。一谈基础教育，人们马上想到中小学。我不以为然。基础教育应指从孩子出生到完成义务教育阶段，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作用于“自我教育”所铺垫的基础。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世界一流。然而，在基础教育的“终点线”上，人们惊奇地发现，我们的孩子起跑快，后劲不足：奥赛风光无限；诺奖黯然失色。当考试这个检测教学的手段，变成整个教育机制为之运转的终极目的，教育的方向就错了，结果是培养出高质量的周旋于已知世界的“考生”，而不是高素质的具备探索未知世界能力的“学生”。“教书育人”就是最大限度地挖掘人的潜能，把人变成自主、自尊、人格健全的独立个体。基础教育对孩子一生的学习方法、思维方式，乃至教育观念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教育复兴”是让基础教育回归素质教育的轨道。我对比过中美学生的“童子功”：中国孩子琢磨：老师想什么？美国孩子思考：我怎么想？中国孩子琢磨：考试的答案是什么？美国孩子思考：我的答案是什么？美国基础教育注重孩子的批判思维、求异思维、创新意识、探索精神、实践能力。中国的应试教育迫使孩子死记硬背，对权威“注”、“疏”、“解”，对考试顶礼膜拜……一个从小习惯于屈从权威，缺少自主意识的人，怎可能有创新精神？“教育复兴”必须改变形成这种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的基础教育。否则，中国大学无法在12年后获得一流生源；无法在20年后培育出一流的研究生。改变一代人以考为本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是教育复兴最根本的任务。教育复兴：“因材施教”地“以渔”“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是美国教育界广为流传的中国古谚。在网上，古谚后面，往往附一小故事：某日，一小孩在河边见老翁垂钓，鱼已满箩。老翁将鱼给小孩。小孩不要，对老翁说：“把您的鱼竿送我吧！”一不小心，“给”字就泄露了东西方的思维差异。古谚被“中为洋用”地译为“Give me a fish and I wil eat today. Teach me to fish and I wil eat for a lifetime（给我一条鱼，今天就吃完；教我钓鱼，受益终身）”。虽然翻译有点别扭，但抓准了一个“教”字。鱼竿是器物，像鱼一样可以“给”他人；但思想和技能是不能“给”的。“以渔”无法“给”，只能去“教”、去培养。近几年，国内借素质教育之名兴起“研究性学习”。特点仍是：重传道授业，轻起疑；重解决问题，轻发现问题；重证实，轻证伪；重课堂学习，轻课题研究……而课题研究，必须是“重新收集信息、重新组合信息、重新分析信息、重新研究信息”的方式。“研究气象谚语”是美国某小学四年级别出心裁的课题研究。它不停留在让孩子掌握天气变化的科学知识上，也不满足于让孩子知道用什么仪器去预报天气；因为那只是培养气象员，掌握的仅是人们已知的东西。其高明之处，是让孩子用这些知识和技能去证实和证伪流传千百年却似是而非的气象谚语。这就是在培养科学家必须具备的探索未知世界的批判性思维。虽然，中国早已有因材施教的教学思想；可惜，那只对“以鱼”而言。老师是在传道、授业、解惑时因材施教。其实，因材施教更应该对“以渔”而言。美国小学四年级的课题研究的过人之处，就在这里。把“科技”看作名词，理所当然地教学生课本知识；但喜欢“以渔”的美国老师，把“科技”看作动词。于是，学生们就去实践、体验、实验、试验、思索、探究。“研究性学习”可能被处理成“以鱼”；“学习性研究”是货真价实的“以渔”。应该取消专门的研究性学习课，在各门学科中规定一定的单元作为“学习性研究”的内容；从而使得课程设计、课程教学、课程学习与学科研究浑然一体，形成教学的良性循环，培养学生“以渔”的方法和研究能力。孔子的多元文化和哥大的“有教无类”孔子的办学原则是“有教无类”，三千弟子来自鲁、齐、秦、楚等国，打破了夷夏之分，贵族与平民，甚至父子都能同堂。现代教育把建立一个多元文化的校园，看作教育的优质生态环境。哥伦比亚大学招生办执行主任弗达先生说：“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念：无论是课内或课外，学生之间能相互学到许多东西。因此，由有着不同生活经历的学生组成的群体能给校园带来巨大的贡献。而这些不同的经历是无法通过考试来核查的。”这就是世界一流大学崇尚的多元文化的校园学术生态环境。“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为什么孔子最重要的著作的头三句话，竟如此平淡浅显？被Miami大学任命为孔子学院的院长，在揭牌仪式上，我对这三句话进行一番提问式剖析：为什么“近邻”不行，非得“远方的朋友”？“远”的意义何在？为什么“时常”向“远道而来的朋友”“学习”是愉快的事情？为什么“不愠”别人的“不知”才是“君子”？……要回答上述问题，你一定会思考如下答案：“远”会带来许多差异，因而要“时常学习”；近墨者黑，近朱者赤。所以不要近邻，而要远方的异色；古时没有e－mail，也不知地球多大，从鲁到秦就是“天下”。人们的语言、服饰、饮食、习俗均不同，愈远差异愈大；后来，以为印度是“西天”，就去“取经”。所谓“取经”，不是被动地等“有朋自远方来”，而是主动走出国门去“学习”。那是后话。“远”带来好奇，这是学习的动力，所以“不亦说乎”；“远”带来差异，因此“诸子百家”互相学习是个漫长的过程，也因此要像“君子”一样“不愠”别人的“不知”。故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所谓“杂交出良种”，隔得越远，越“不亦乐乎”。对我的非“注、疏、解”的提问式发言，美国同仁均大摇其头又大点其头，摇头是感叹，点头是认同。我把孔子这三句话说成多元文化，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也有演绎之嫌。有教无类的本意是不排斥任何人，而不是刻意去营造多元文化的教学方略。但因招生的“无类”，客观上形成了学生的背景、特点、经历的多元化。“文革”结束后，中国曾经有过77、78级“藏龙卧虎，五花八门”的校园文化，尽管当时禁止谈恋爱，但大伙儿侃大山就是取之不尽的宝藏。现阶段中国的学校没有把营造多元文化校园作为一种办学方略；而是以分划线，认为成绩好的学生在一起能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但大学以考分为录取的唯一标准，结果不是“无类”，而是学生仅此“一类”，同质的太多，连优点和缺点都相似，如此“一类”校园文化，学术生态不健康。没有了有教“无类”，只能欲哭“无泪”。最利于学生发展的教学环境，是一个兼收并蓄的校园。为此哈佛把165个“高考状元”拒之门外，却收了一个流浪女；普林斯顿拒绝了许多名校的尖子，却收了一个卖了大量童子军饼干的黑人女孩；伯克利在众多申请者中青睐一个流浪汉……校园的多元生态结构，对中国的教育现代化是全新的。它是“教育复兴”的思想基地。孔子的“10条腊肉”和哈佛的 Need－based本来，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更能体现教育公平，但高考撑起教育公平的大伞，让中国的素质教育走入了一个套中套的怪圈。“有教无类”，是孔子对教育公平的最早探索。孔子的“公平教育”有个小小的前提：交10条腊肉作学费。也有人说：“束”不指腊肉，而指可行“束”之礼者。似乎不收学费才彰显有教无类的情怀，否则像个开补习班的老师。我倒觉得“10条腊肉”，不仅表现孔子的坦诚，而且表现了他的经济头脑：10条腊肉乘以三千弟子，等于一辈子衣食无忧。虽然在“10条腊肉”面前人人平等，但孔子的招生原则打破了当时只有贵族才能接受教育的不平等状况。沉重的历史车轮，被孔子和三千弟子推动了。“有教无类”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化，成为今天的“义务教育”——由政府筹措“十条腊肉”请学生去尽其学习的义务。这个义务是强制性的，必须完成。从个人权利到个人义务，教育经历了质的飞跃。然而，在非义务教育阶段，不管穷富，统统收“10条腊肉”，看似平等，实则不公平。大学四年的费用于富豪不过九牛一毛，对贫困者则是天文数字。以单一标准看，公平的不一定合理，合理的不一定公平。比如，以高考成绩为录取标准，A比B低两分，B淘汰了A。公平乎？合理乎？如果A是学生会主席，做了大量社会工作，很有领导能力，参加许多文体活动，平时成绩也很好；而“两耳不闻窗外事”的B高考偏偏比A高两分。这个“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结果是公平的，但不合理！哈佛的“有教无类”不“一刀切”；从录取到收费，既公平又合理。哈佛采取“三合一”（高考成绩＋平时成绩＋综合素质）的招生原则。如上例，录取的肯定是A，因为“三合一”使得A的条件远远超越B。这个结果更公平、更合理、更科学。更重要的是，在“三合一”的指挥棒下，基础教育必然推行素质教育。另外，哈佛还实行更人性、更公平、更合理的Need－blind的录取政策和need－based的收费政策。Blind指摸黑、不透光；Need指入学经费需求。招生时绝不考虑家庭经济状况，仅用“三合一”来筛选人才。因此，录取的可能是穷得叮当响的小子，也可能是比尔·盖茨的千金。录取名单送到资助办公室后，才来“秋后算账”——是否需要资助？需要多少资助？如父母每年只能提供1,000美元，而上哈佛每年需要50,000美元，缺口为49,000美元，这就是Need－based，学校需要补足的缺口。当然，超标的富家子弟，一分钱也不能少。哈佛的“有教无类”可分解成两部分：“有教”是“三合一”和Need－blind的录取政策；“无类”即Need－based的收费政策。哈佛曾自豪地声称：给家庭年收入低于60,000美元的学生提供免费教育，这种学生约占招生总人数的四分之一。
哈佛实行的是“劫富济贫”的有教无类。为贫困孩子免掉的巨大款项从哪来？校友捐款，向富人征集。也有一种永远无法得到证实的说法：如实际费用为40,000美元，则收50,000美元，多收部分匀出来给贫困的优秀生。难怪在“三合一”的指挥棒下，美国的素质教育生机勃勃。不管是哈佛的“因材施教”，还是哥伦比亚的“有教无类”，或是美国小学四年级“因材施教”地“以渔”……都有我们的影子，但又都已升华为全人类的财产。“教育”这个好东西，我们曾经有过，可以失而复得。欧洲有文艺复兴。中国是不是应该来个“教育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