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的几个预言

作者 胡文辉  

　　历史固然只有一种结局，但并不意味着那就是宿命。我们在惊叹赵烈文、陈独秀先知先觉的时候，不应忘记：已经发生了的历史，未必就是必然要发生的历史。

　　——胡文辉

　　雷颐先生新出的《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里，收有一篇《曾、赵之辩：清王朝到底还能撑多久？》，讨论了同治六年（1867）六月二十日曾国藩与幕僚赵烈文关于清朝命运的对话。检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原文如下：

　　滌师（曾国藩）来畅谈，言及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余云：“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师蹙额良久曰：“然则当南迁乎?”余云：“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师曰：“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余云：“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己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收入《续修四库全书》56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页397－398。按：手迹未能尽识，承罗韬指正。后得刘小磊告知线索，孔祥吉先生《清人日记研究·自序》[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于此已有释文，持以对照，与罗释完全相同。）

　　结局尽人皆知，清室于辛亥年（1911）逊位，去曾、赵商榷之时，是四十四年，果真是“不出五十年”！

　　这让我一下想起陈独秀对中国共产革命的预言。前些时翻检王奇生先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修订本（华文出版社2010年版），其末章提及1927年3月6日晚陈独秀对国民党吴稚晖、钮永建、杨铨等所作的言谈，其时共产党方面的罗亦农也在座。王著未尽引原文，其所据的文献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敬恒呈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文》、《吴敬恒致中央监察委员会请查办共产党函》；而我手头有一部《吴稚晖先生文粹》（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民国18年版），其首篇为《请查办共产党文》，想来与王著所引为同一文本，其原文云：

　　本委员告陈首领：“研究共产学说，自为共产党之责。若实行共产，五六年前苏俄代表越飞，在广州语言孙总理，略在二百年之后。以我理想，二百年尚嫌不足。”陈首领笑我太迂，我言：“急切轻挂招牌，正是赝鼎。”陈说：“你更疯颠。请问中国现在的共和不是伪的么？但你以为康有为之复辟，与伪共和孰优？”本委员遂知中国共产党欲实行伪共产，意在言外。因突然根（提？）问，问陈首领：“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彼不迟疑而答曰：“二十年。”余作骇极之情状，随即将陈首领所定二十年中国可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一语，请杨委员于隔座特别注意时，罗首领似怪陈首领直率，合座默然。本委员即乱以闲话曰：“如此国民党生命止剩十九年了。前时，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三十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些，未免取得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点商量才好。”因共强笑而罢。

　　对赵烈文的话，孔祥吉曾称之为“有胆有识，料事如神”（《清人日记研究·自序》）；雷颐先生更佩服他“富有洞见”，“对历史大势看得透彻”，并说“历史惊人准确地应验了赵烈文的预言”。而陈独秀预卜中国到1947年就能实行苏俄式的共产政治，比之现实，不过早了两年，也可谓“奇中”，不让赵烈文专美了。

　　尽管如此，对赵、陈的历史洞见，我是抱有疑虑的。如果我们完全相信预言的精确，岂不是等于承认历史的宿命了吗？

　　我以为，作为长时段的“大历史”在某些方面有其潜在的规律性，非人力所能扭转，故大体的历史趋势有时确是可测的；但作为事件性的“小历史”却是或然的，而非宿命的，故具体的历史进程是不可测的。而像赵烈文、陈独秀那样针对历史进程的测度，终究仍属于“猜”，是在跟上帝掷骰子，猜错了，理所当然，猜对了，也不过是歪打正着而已。猜对了，并不等于就比猜错了更高明。

　　历史固然近似于赵、陈的估计，但谁能说那就是历史的必然呢？历史就不能有另一种可能性吗？

　　像赵烈文那样预测清室将亡，实际上已不算很孤立的想法。黄濬（秋岳）《花随人圣盦摭忆》在讨论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一事时提到：

　　……当道咸之间，外人已有疑中国必亡者，颉刚（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中有一节云：“国与人无异，人有幼年，壮年，老年，息待尽之年，国亦有之。欧洲之遽谓中国即一陵夷衰微终至败亡之国……道光十九年（按：1839）有英国著名之使臣，深知中国之时事，及古今之典籍，一时未能或之先者，其言以为：中国虽疆圉广阔，外无异国蚕食，内无土寇鸱张，然其中实有决裂之象，不过略迟而已。予或不应出此言，不妨存其说。其意见如是，而彼时意见相同者，不乏其人，大抵欧洲皆以道光末年为中国危险之时，苟易新君新政，略有缺失，即恐灾害并至，纵使幸而无事，终多变故之迭生。”盖当时觇国者，已极为中国危，所谓溃败决裂者，已不能不谓为知微之论。（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影印版，页187－188）

　　可见指中国有亡国之危者，道光年间已颇有人在；有了这些先见，则赵烈文后来的预感，也就不显得那么奇峰突出了。

　　甲午之败对清朝政权权威的打击，是决定性的，如民国时黄濬已称“甲午中日之役，在研求远东历史者 ，胥认为近世极大关键”（《花随人圣盦摭忆》，页441），晚近黄彰健、唐德刚更直指“大清帝国就垮在这一战”！（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年版，页237）而在同治年间，在曾、赵深室密谈的时候，论中、日两国军力，尤其是海军的强弱胜败之势，犹未知鹿死谁手，而二十多年后的甲午之败，此时当然也不能说已然注定。那么，假使中国于甲午一战能维持不败之局，清朝的国运是很可能延长一些的。这样看来，“不出五十年”云云，无非粗略举其成数，亦如“五十年不变”之类罢了。

　　至于预知共产革命的兴起，陈独秀也绝不是第一人。据罗振玉回忆，当1917年俄国革命发生，沙皇专制倾覆，王国维即忧虑赤潮将会波及中国，并表示：

　　观中国近状，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初集弁言》，收入《追忆王国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

　　事后看来，这不也是先知之言吗？这样，陈独秀十年之后的占断，也不显得那么神异了。

　　值得特别留意的是，跟赵烈文的窃窃私语不同，陈独秀那番话，已反过来影响到实际的历史发展——吴稚晖发起“清共”，正是以他的“二十年”论作为一个口实。也就是说，陈独秀的预测一度触发了历史的反作用。此后直到抗战前，中共在组织和军事上且战且退，实已濒临绝境，假如中日战争未发生或延迟发生，共产党还能迅速坐大吗？即使到抗战末期，如果没有雅尔塔协议，没有苏联的暗中助力，中共军队能在东北逆转取胜吗？要知道，在东欧，就算有苏联的撑腰，希腊仍没有落入铁幕之内；在东亚，就算有中共的出兵，韩国也仍维持半壁江山。谁能说陈独秀的“二十年”就是无法摆脱的宿命，就一定是“中国之命运”，是“历史的选择”？

　　还有一点，对历史的预测，跟预测者的身份、地位也不无关联：曾国藩是负天下重望的重臣，他当然不愿相信命运与共的朝廷就此终结；而赵烈文作为曾的幕僚，身份属于“体制外”，不与官员之列，他自然更敢于作最坏的估计。陈独秀预言中共二十年夺权时，还是中共领袖；而等到被开除出党，成为共产主义叛徒时，想必他也不会再相信自己曾作的预言了吧。

　　由赵、陈的公案，我还想到黄遵宪的几则预言。黄遵宪作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的《己亥杂诗》有这样一首：

　　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验，手书心史井函中。（自注：在日本时，与子峨[按：何如璋]星使言：中国必变从西法。其变法也，或如日本之自强，或如埃及之被逼，或如印度之受辖，或如波兰之瓜分，则吾不敢知，要之必变。将此藏之石函，三十年后，其言必验。）

　　民国时古直于此评论：“由先生光绪三年随何如璋使日本至辛亥革命，恰三十年后也，知几其神矣乎！”（《黄公度先生诗笺》，据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下册页827）但实际上，黄遵宪出使日本时，只是预言中国必将变法，至于如何变，却并没有说死；而己亥写诗时，他又预测二十年内将要变法，如果将1911年视作“万法从新”，那么他的预言就不算太准确了。

　　此外，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北京时，黄遵宪又曾对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表示：

　　二十世纪之政体，必法英之共主。（据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人境庐诗草笺注》附录）

　　但众所周知，中国后来并没有走上英国式的君主立宪之路。

　　论未卜先知的精确程度，比之赵烈文、陈独秀，黄遵宪自有所不及；但论预言背后的思想底蕴，我以为黄遵宪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戊戌前后，如果康有为的政治经验更老到一些，权术更高明一些，尽力避免使帝、后两派势成水火，变法是不是也有成功的希望？如果清朝能多支撑几年，预备立宪是不是也有一点成功的机会？甚至到了北洋时代，如果不是袁世凯因错判形势而复辟帝制，议会政治至少也能维持得更长一些吧。谁能够断定，清室就绝对没有“和平演变”为英、日式“近代国家”的任何机会呢？如此，对黄遵宪认为中国将走向英式立宪的提法，就未必适宜以结果的对或错来衡量了。

　　顺带说一下，黄遵宪在光绪十三年（1887）成书的《日本国志·学术志一》开篇，论及近代欧洲政治制度时，对欧洲文明也曾作过一个预言：

　　推尚同之说，则谓君民同权、父子同权矣；推兼爱之说，则谓父母兄弟，同于路人矣。天下之不能无尊卑、无亲疏、无上下，天理之当然，人情之极则也。圣人者知其然，而序以别之，所以已乱也。今必欲强不可同、不能兼者，兼而同之，是启争如乱之道耳！……浸假而物力稍绌，民气日嚣，彼以无统一、无差等之民，各出其争权贪利之心，佐以半狠好武之习，纷然其况起，天之不畏，法之不修，义之不讲，卒之尚同而不能强同，兼爱而无所用爱，必推而至于极分裂、极残暴而后已。执尚同、兼爱以责人，必有欲行均贫富、均贵贱、均劳逸之说者。吾观欧罗巴诸国，不百年必大乱。当其乱，则视君如弈棋，视亲如赘旒。而每一交锋，蔓延数十年，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更有视人命如草菅者，岂人性残哉？亦其教有以使之然也。

　　作此语时，黄还未脱出儒家的传统学说，其观念的出发点未尽恰当；但我们看后来二十世纪西方历史的腥风血雨，可知他预言的深刻，有非赵烈文、陈独秀所能及者。

　　简单说，我的看法是：历史的结果虽似近于赵烈文、陈独秀所言，但不等于历史就必定如此；历史的结果虽非尽如黄遵宪所言，也不等于历史就必定不如此。历史固然只有一种结局，但并不意味着那就是宿命。我们在惊叹赵烈文、陈独秀先知先觉的时候，不应忘记：已经发生了的历史，未必就是必然要发生的历史，历史总有着美国诗人弗罗斯特所说的“一条未走的路”。哪怕历史已经以这样的结局降临到我们头上，我们也无须承认：我们命该如此！

　　历史诚然基本是一门实证性的学问，但我觉得，合理地假想那些“未走的路”，不也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吗？■

　　附记

　　金岳霖就共相与殊相和因果关系问题，再三重复一种见解：理有固然，势无必至（参《论道》第八章、《知识论》第十二章）。吾友罗韬以为，此语恰可以阐发我在文中所说的历史大势可测，而历史进程不可测之意：“作为长时段的‘大历史’在某些方面有其潜在的规律性”，即“理有固然”；而“作为事件性的‘小历史’却是或然的，而非宿命的”，即“势无必至”。这是别有会心的理解，特录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