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必须尽快超越中等收入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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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宾简介

    蔡昉，1956年9月生于北京，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曾在国外多所大学任访问学者。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1998年以来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兼任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分别获得“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出国留学人员杰出成就奖等表彰。近年获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第四届中国发展百人奖；第四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第一届中国软科学奖。被评选为“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之一。

    当我们讲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时，肯定有争论。我不是站在争议的一方去提供论据，支持我的观点，然后批评另一方。我是求同存异，无论你说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在面临什么样的人口问题，即使今天还没有到这个阶段，但是未来还会到这个阶段，而且大部分人都承认，不远的未来会到这种阶段。

    中国“未富先老”压力大

    中国第一个人口问题是“未富先老”。很多人担心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我觉得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如果仅仅是老龄化的话。在发达国家富裕之后，人口也老了。它的社会养老金、养老保障制度也足够支撑赡养老年人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是还没有富裕起来，就开始老龄化了。也就是说在比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上达到了比较高的老龄化程度，这叫做“未富先老”。

    中国的人口结构越来越趋向于橄榄形，分布在年龄偏大的这部分人口的比重是比较大的。2010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占全部人口的比重是8 .2%，其他发展中国家65岁以上的人口平均比重是5%，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要高得多，这就是“未富先老”的表现。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未富先老”？其实就是人口生育率下降的结果，而且下降得非常快，下降的幅度非常大。生育率有一个指标，叫做“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是指一个妇女终生生育的孩子数量。总和生育率应该要达到两个，才能达到人口的平衡。当然，孩子还有损耗，有可能会出现夭折的情况，因此我们把2.1的总和生育率叫做替代水平。平均一对夫妻生了2.1个孩子，从长期看才是不增不减的。

    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中国内地的总和生育率是非常高的，平均达到6左右。从6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70年代以后，用10年的时间从6降到了3以下，中国内地的生育率下降最快的时期是70年代。到了90年代后期，生育率已经降到了2.1以下，也就是说到了替代水平以下，也就意味着这是比较低的生育水平，这是官方承认的一个事实。

    目前中国内地的生育率到底有多低？去年联合国发布了一个《世界生育报告》，联合国把中国列入到总和生育率1.5以下的低生育国家的行列中。生育水平降到这个程度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经济社会的发展，当然也靠了人口政策。

    人口发展必经三阶段(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在最穷的状态下，非常低的发展水平，非常低的医疗营养状况下，人们只有拼命地多生，才可能保持人口的增长，因为死亡率很高，那时候是高出生、高死亡。高出生减高死亡，实际上是低增长，这是人口发展的第一阶段。后来经济开始发展了，社会发展，医疗健康状况改善，营养状况也改善，因此死亡率下降了。但是生育还有一个惯性，还是高出生，高出生率减低死亡率，因此就是高增长率。有些国家（例如我国）搞计划生育政策，也有一些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倡导计划生育。最后还有一个阶段，随着经济进一步的发展，妇女的就业机会多了，她们更多地参加工作，因此她们没有时间来照顾更多的孩子，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谁受教育好，谁的技能高，谁就能找到好的工作，就能改善家庭的收入水平，因此人们更注重孩子的质量，而不是数量。因此，在更高的阶段上，人们的生育水平就下降了，因此那个阶段是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阶段。这是人口发展的三个阶段。

    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如果经济、社会发展了，也要经历这么一个阶段，其实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国家，只要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要经历这样的阶段。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等很多的国家和地区，没有搞计划生育，出生率照样下降，而且下降得非常快，这就是人口变化的阶段，也是它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我们这里看到的关系，首先是经济社会发展对人口变化产生影响。反过来，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也会产生影响，这就体现在人口红利上。

    除此之外，有一个指标叫做“人口抚养比”，也就是说每一个劳动年龄人口需要抚养多少个不劳动的人口。人口抚养比越低就意味着劳动人口越丰富，人口负担越轻。因此，当人口抚养比下降的时候，对经济是有好处的，提供了充足的劳动率和高储蓄率，可以进行资本积累。在这时候，经济增长中有一部分贡献是从这儿来的，因此我们把这部分贡献叫做人口红利。计算人口抚养比就可以看到人口红利。也就是说人口抚养比下降，就有人口红利，下降到底，然后上升的时候，就没有人口红利了。

    中国的人口抚养比是什么样的状况？中国的人口抚养比下降带来了人口红利，但是预计在2013年前后就到达最低点，但是它不会维持很久，马上就上升了。和日本比，中国利用人口红利的时间可能会短一些，这是“未富先老”的一种结果。

    人口红利消失，必然导致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要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到中国的工资水平。总体上来说，2030年左右，中国的人口总数达到顶峰，略微超过14亿，但是更多的预测是要更高一些。总之，绝对不会超过15亿，在2030年之前，中国人口达到了顶峰。从那之后，在绝对数量上就开始减少。它带来了一个问题，也就是劳动力供给发生了变化。(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供求关系决定价格，劳动力也是一样，劳动力现在不再是供大于求了，劳动力的价格（工资）就必然要上涨，失业率也就下降了。

    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很危险

    中国经济增长是不是可以一路高歌前进？不一定，大量的长期处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到现在还是中等收入国家，最典型的是拉美国家。世界银行预测中国的潜在增长分了4个时期：其中，第四个时期，从2016-2020年，预计中国的潜在增长速度只有7%，为什么它作出这样的预测呢？和人口也有关系。

    什么因素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第一部分是就业增长，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它的贡献占到1/3.中国1995—2009年这一段，人口因素的贡献很小，显著地降低了，这和劳动力供给减少是一致的，到“十二五”时期它就微不足道了，到了“十三五”时期的时候，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是负数了。

    第二个部分是资本劳动比，通俗地说就是靠重化工业的投资增加资本。这种投入型的经济增长是中国所要转变的经济发展方式，它是不可持续的。人口老龄化以后，抚养比提高了，储蓄率也会降低，那时候这部分的贡献还会小一点，因此中国速度往下跌还是有可能的，还可能更低。什么东西是可持续的呢？就是生产力，只有提高生产力，才能保证经济增长的长期、可持续。但是提高生产力是非常不容易的。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的生产力提高的贡献是越来越下降的。从理论上判断，我们也处在比较艰难的时刻，处在面临选择的时刻。

    美国在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产业有足够的竞争力，创意、创新、高科技等都在它那里。中国珠三角地区从2003年开始出现了民工荒，过去的比较优势就会逐渐丧失，中国能不能一步就获得新的比较优势，像美国一样？其实还早，双方的科技还有巨大差距。中国丧失了原来的比较优势，还没有赢得新的比较优势，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这就是中等收入阶段的困扰，如果不能突破它，中国就变成了中等收入陷阱里的那个“猎物”。

    中国处在中等收入阶段是不是就很好呢？现在中国农村有2000多万中国标准的贫困人口，城市也有3000万享受低保的贫困人口。今年如果调整了贫困标准，贫困人口会涨到一个亿，如果按照世界的标准，也就是一天1.25美元的这个贫困线，现在中国就可以涨到1亿多人，这能说中等收入很好吗？中等收入国家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是很糟糕的状态，长期处在中等收入是很糟糕的状态。因为你的收入不再增长了，但是富人还在增长，因此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穷人穷到一定程度了，没有希望以后，他就铤而走险。因此，中国无论如何也要超越中等收入阶段。

    国际版雁阵模型变国内版

    上个月，全国人大刚刚通过了《“十二五”规划纲要》。《纲要》明确说，中国“十二五”时期发展的主题是科学发展，主线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看，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按照“十七大”的要求做三件事：把过去依靠投入的增长方式转成依靠生产力、技术的进步；把过去过多地依靠制造业的发展方式转向更加依靠第二、三产业协调，也就是第三产业要有更快的发展；把过去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转向主要依靠内需的增长模式。

    首先讲一个概念———“雁阵模式”，这是日本人创造的词，大雁飞的时候像一个阵一样，它们自己利用空气气流，采用最有效率的方式飞。他们为什么发明这么一个概念呢？日本在比较穷的时候，它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全世界最受欢迎的，但是它增长很快，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工资提高，劳动力短缺，因此它认为这个产业在日本不再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它把产业逐渐地转到亚洲四小龙。这些经济体到了一定阶段，也把这些产业转向东盟国家和中国的沿海地区，形成了一个雁阵，不断地产业转移。很多人用这个模型预测，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提高了，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没有比较优势了，没有竞争力了。因此，资金要转向还有人口红利的印度、越南、柬埔寨等国。其实我认为中国和其他的国家不一样，中国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之间的发展差异跟国家之间的差异一样大。因此，这种雁阵模型过去是国际版，到了中国内地，我们把它改变成国内版。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需要向印度、越南转，可以转到江西、湖南、安徽，然后再往西部转。

    提高劳动生产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提高劳动者的质量。现在劳动者的质量有两大问题，一个问题是存量中的问题，就是现有的劳动者中，比如说从16-64岁的这批人，教育水平偏低，而且年龄越大，教育水平越低。政府要创造条件，改善现有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这是存量问题。

    还有增量问题，就是未来一代新生的劳动者，人们希望他们受教育的水平越来越高，但是现在也出现了困难。我们前段时间看到工资上涨，谁的工资上涨最快？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民工。技能工人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短缺的。现在，技能型的工人还是需要，需求的紧迫程度跟过去一样。新困难是非熟练工人的短缺，他们的工资涨得更快一些，它的结果是受教育的回报相对来讲下降了。我们做了一个模型，受更高教育者的回报率从2001年-2010年是逐渐下降的。工作好找了，大学生、农民工的工资都差不多，最后导致学生辍学。又使得劳动力素质不适应未来提高生产率、调整产业的要求，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中国并没有具备在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上的竞争优势。也有人说中国的研究费用在增长，专利数在增长，但是这两个指标和高收入国家相比，差距还是相当明显的。因此，要看到中国的技术差距，而且用这个技术差距发挥后发优势，也就是说中国并不一定在所有的领域中都搞自主创新，要抓那些有优势的地方。但是在一些已经成熟了，有机会通过购买和其他方式获得的技术领域，还应该利用人家研发产生的结果，才能加快赶超。

    最后讲讲扩大内需的几个思路。中国的城市化率是47.5%，已经包括了那1亿多的农民工。但是他还没有户口，没有社会保障，工作不稳定，因此他就不敢像城市居民一样消费，因此，仅仅因为户籍的问题，农民工的消费和城市居民的消费相差了一倍多，而他们的收入差距并没有那么大。因此，把农民工转变为市民，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就可以显著地提高消费。当然，再进一步，人们致富以后，还可以提高消费。因此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把城镇化和户籍非农化结合起来。

    “十二五”非常重要，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未富先老”特征在这个时期更加突出，中国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不一定是现实，但是是一个挑战。因此中国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超越这个阶段，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命运。□蔡昉

    （农行金钥匙·南都公众论坛每周日上午9时40分在深圳市少儿图书馆举行活动，公众假期除外，活动免费，欢迎参加。本版文字嘉宾为4月10日演讲稿，有删节，更多文字、视频请登录论坛官方网站gzlt.oeeee.com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