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新刊钱锺书纪念集

    高山杉 学者，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专研佛学、西方哲学史、中国近现代学术史。论文散见《世界哲学》、《读书》、《文汇报·学林》、《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等报刊。译著有卡里瑟斯《佛陀小传》（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一

    《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以下简称《纪念文集》）出版已经有半年时间了，但却很少见到有分量的书评。也许是《纪念文集》本身就不够分量，也许是书评作者们怕粘上“不三不四”、“苍蝇逐臭”之名，于是仿佛心照不宣似地采取了一致的回避行动。《纪念文集》内分四辑，如果算上主编丁伟志所作“编者的话”《向钱锺书先生学习》（题目让人想起《向雷锋同志学习》），共收进钱锺书的亲友、同事和研究者撰写的纪念文章与研究论文四十四篇。据刘跃进所写“编后记”介绍，除周振甫先生《〈管锥编〉选题建议及审读报告》（周老的出版建议“至少在英国和日本，会引起重视”，说的真是干脆利落）之外，这些文章皆属首次发表。

    据说《纪念文集》编委会最初一共收到稿件五十余篇，那么落选文章大概在十篇左右。《纪念文集》出版后，我曾听到一些传闻，说某某的文章因为提到了涉嫌敏感词的谁谁所以遭到删改，也有说某某的文章由于同样原因而遭弃用的。但细读文集中的各篇文字，觉得可能又不尽然。比如挨了钱锺书兜头一棍的那个“沙子男”（参看杨绛《从“掺沙子”到“流亡”》），不但在《纪念文集》的一篇文章（陈骏涛《特殊年代里的几封书信》，第230-236页）中有登场，作者还费了半天劲儿向读者介绍他是谁（第233-234页）。要照“删改弃用说”的逻辑，似乎就不该糅进这个“沙子”。

    虽说对于入选的文章，凡是“发挥引申处，编者作了必要的删节”（刘跃进“编后记”），但这个删节的工作做得实在不够彻底。比如社科院外文所柳鸣九的那篇《钱锺书先生的精神遗产》（第21-25页），说钱“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性，也许只有钱学森发展中国导弹技术可以与之同日而语”（第23页）。这难道不属于“没边的发挥”吗？文学所的袁良骏大概深怕别人觉得钱锺书不够爱国、不够恨日本人，在《钱锺书简论》（第26-39页）里替钱“发皇心曲”，说钱的短篇小说《纪念》“正不妨看作对伟大抗日战争的纪念”（第34页），而《围城》中奔赴三闾大学、遭遇王美玉的一段则是在描写“抗日爱国的羊肠小道”（第37页）。这算不算是“过度的引申”呢？入选文章虽说“论题自应与钱锺书先生的研究有关”，可是陈福康的《钱锺书先生论〈心史〉非伪托释证》（第391-411页）除了标题（而非论题）之外和纪念钱锺书有多少关系呢？许渊冲的《忆锺书师》（第128-138页），如同他以前写的纪念文章，也许应该改叫《忆锺书师夸我翻译有多棒》。

    二

    比较值得注意的，还是钱家亲友和同事写的纪念文章。这些人虽然未必谈得上是钱锺书的知音，但是他们亲眼见过、亲身接触过钱锺书，所述所感总要比其他人来得可靠亲切。钱锺书堂妹钱锺华写的《我心目中的钱锺书》（第255-257页），朴实无华，尤其是点出“钱锺书是一个值得纪念和可学习的人，并不是一方‘可望而不可及’的神圣”，可以和丁伟志说的“他的学业也有所长又有所短，有所为又有所不为”并读。但她在文章中提到“在抗战胜利前夕，大约是钱锺书写小说《围城》和开始准备《管锥编》资料的时候”，这里的《管锥编》应是《谈艺录》之误。

    古典梵语文学专家黄宝生的《温暖的回忆》（第154-160页），写得文如其人，温厚而实在。但让我稍感奇怪的是，钱、杨两位似乎从未对黄先生说起梵文学者林藜光（1902-1945），那可是他们游学法国时交往最多、最看得起的一位朋友啊（参看杨绛《我们仨》，以及王启龙写的稍嫌粗糙的《佛学家林藜光学术与生平杂考》）。黄宝生在文中还提到：

    那时，我的眼睛出现了玻璃体浑浊的症状。杨先生十分关心我，嘱咐我一定要注意保护眼睛。她说起她和钱先生过去认识的一个朋友，很有学问，后来视网膜脱落，手术没有成功，双目失明，很可惜。后来，我在1981年读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我猜想杨先生当时所说的这位朋友大概就是陈寅恪先生。（第156页）

    我觉得这里面似乎有某种误会。对钱锺书和杨绛来说，陈寅恪属于老师辈，很难算是他们“过去认识的一个朋友”。和钱、杨有交往的人中，能够算是“很有学问”，而且曾患视网膜脱落的，我只知道原北京石油学院教授、杰出的科学史学者戈革（1922-2007）。不过戈革只和钱、杨保持书信往来，从未正式登门求见过（参看戈革《渣轩小辑》里的几篇文章），所以也未必就是他。

    同黄宝生一样，董衡巽（《海明威传》的作者）也属于当年钱锺书在文学所的“小同事”，他在《钱锺书先生谈美国文学》（第143-145页）提到：

    二次大战之后，英美两国都出现了一批年轻作家。在美国，是以凯如阿克、金斯堡为首的“垮掉的一代”，英国是“愤怒的青年”（今称“愤青”）。当时钱、杨两位先生和我都读。他们俩常常是杨先生先读，有好看的推荐给钱先生看，所以杨先生说她是钱先生的taster，即先尝尝，有好的请钱先生尝尝。（第145页）

    董先生对“taster”的理解，似未完全到位。杨绛所说“taster”，大概是指“试食侍从”。以前欧洲的王公贵族怕人在饭里下毒，于是就派一个人替他事先尝一下，如果饭里有毒，活该此人倒霉，假若没毒的话，主公就可以进餐了。英文里就管这种人叫“试食侍从”（taster）。杨绛说自己给钱锺书做英美现代小说的“试食侍从”，是一种非常幽默的说法。

    三

    我个人更喜欢薛鸿时（大家一定都很熟悉由他汉译的杨宪益英文自传《漏船载酒忆当年》）的《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第178-181页），虽说部分内容和他以前写的《回忆钱锺书先生一家》有所重复（作为好奇心强烈的读者，我们其实更期待薛先生刊布“钱先生给我的二百多封亲笔信”）。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钱锺书由于需要在发表文章和出版专著前检核西文书的引文，曾请薛先生帮他借还外文书。薛先生在他的纪念文章中提供了一些钱锺书读书的具体事例，我想这是真正爱读书的人更愿意知道的。比如下面这段：

    图书馆中有许多书，多年来往往只有他一个人读过。常常是，我替他借得一本他早年读过的书，他就会“重睹旧物，如温昨梦”。记得有一次我为他借得维特根斯坦的一本书，他认得正是奥地利大使馆旧赠文学所的那本，他在信中告诉我，这本书“如昭君之在汉宫……后归贵所（外文所——薛鸿时注），仍索处幕帐中锢闭，未能得单于盼睐，遭遇远不及明妃矣。呵呵”。（第181页）

    外文所（外国文学研究所）从文学所分出后，原文学所的外文藏书也被划归其所有，而外文所书库如今又被合并进中国社科院图书馆。可惜德文（附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书库目前还在装修，无法找出那本维特根斯坦的书。

    如果大家觉得薛先生所讲还不够过瘾的话，那么我现在就把钱锺书以前在中国社科院（学部）借书时填写的一些借书卡介绍一下，“好读书”的朋友可以拿它们“以自验所学之深浅”。先举两个“他常是第一个读者”（薛鸿时《回忆钱锺书先生一家》中语）的例子。根据意大利文原版克罗奇（Benedetto Croce）《诗学》（La poesia）后面的借书卡，钱锺书是第一个借读这本书的人，他在1961年1月21日退还此书。图一是钱锺书借读萨特（Jean-Paul Sartre）《存在与虚无》英译本（Being and Nothingness）时所填借书卡。这本书是钱锺书第一个借阅的，可惜没有填写借书和还书的日期。

    再举几个“多年来往往只有他一个人读过”的例子。图二是钱锺书借阅《日耳曼研究》（German Studies）时所填借书卡，他在1958年5月21日曾退还此书。再随便举一些例子，卢卡斯（F.L.Lucas）的《维多利亚时代十诗人》（Ten Victorian Poets），罗斯（William Rose）编的《近代德国抒情诗》（A Book of Modern German Lyric Verse），赖特（William Righter）所著《逻辑与批评》（Logic and Criticism），格林（F.C.Green）的《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以及著名的《闵希豪生男爵奇遇记》的英译本（The Travels and Surprising Adventures of Baron Munchhausen），都是只有钱锺书一人借阅过。涉猎过《谈艺录》（补订本）的人都知道，钱锺书曾从罗斯编的《近代德国抒情诗》引用过德国诗人闵希豪生男爵（Borries Freiherr von Munchhausen，1874-1945；同《奇遇记》的男爵是不同时代的人）的一首诗作。

    最后举两个“重睹旧物，如温昨梦”的例子。钱锺书曾借阅德文版《康德全集》（Immanuel Kants Werke）第8卷，根据借书卡上的“还书日期”表（图三），他在1957年7月5日退还此书，1977年8月23日又借出一次，1978年4月18日退还（使用了大约8个月），与他初次借这本书整整隔了20年的时间。他还在1962年5月19日退还过黑格尔的《美学》（Aesthetik），后来又借出一次，但只留下签名而没有填写借书和还书日期。钱锺书重借康德、黑格尔时，定有一番“重睹旧物，如温昨梦”的感慨。

    四

    丁伟志、钱锺华和薛鸿时等人都谈到“学习钱锺书”这个问题。可关键是“学习”钱锺书的什么呢？有人学钱锺书的“不识抬举”，“敬领导而远之”，坚决不参加“二中全会”（钱锺书工作的中国社科院一般周二上午坐班，某些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周二中午专拿科研经费“公款吃喝”，被院外人士嘲笑[或内部自嘲]为召开“二中全会”），这除了对自己不利外，对他人是无害的。也有人专喜模仿钱的口吻一口一句“可入《群盲评古图》”、“矮子观场”、“不三不四之人”，没有选择不分好歹地骂倒一切。照这个“骂习”，《纪念文集》的编者和所有作者，乃至于百岁老人杨绛，是不是同属于“群盲”或者“矮子”，是不是也可以说成是“不三不四”呢？

    钱锺书的精神遗产是多方面的，其中埋藏着催生各种倾向的种子，有些甚至是不值得模仿的。比如黄宝生先生就说钱锺书的《旧文四篇》曾经是他写论文的“范本”（第158页），这个我就感到完全无法理解了，因为钱的这四篇文章可以是任何东西，但绝对不是论文。相比之下，还是钱锺书“横扫清华图书馆”、“但愿竭毕生精力，做做学问”，“看书常做些笔记”的一面，能够成为各路人马的共识。学习钱锺书，说到底大概还是首先得从学习他“好读书”而且“善于读书”的这一面开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