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日语怎么说呢:反腐风暴 中共开国肃贪第一战 收藏本书——！！！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我们回顾毛泽东果断处理刘青山、张子善一案，断然发动"三反"运动时，总会感慨万千。它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中国共产党惩治腐败决不容情，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做李自成，决不会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不让千千万万先烈的鲜血白流。当年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工作的薄一波深有感触地说："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可贵的一条，就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清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后来，我们党也多次下决心惩治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但往往失之过宽，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这就更加证明了，在清除腐败现象的斗争中，必须坚持这一条宝贵的经验。"

一份令毛泽东震惊的报告（1）

北京，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

这是一座古老的四合院，东南西北四面各五间房。院内铺十字甬道，卵石圆润；矗七棵巨柏，四季常青。这里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办公和生活的地方。

1951年11月，初冬的北京已有几分寒意。在一个万籁俱寂的夜晚，菊香书屋里依旧灯火通明。灯光下，毛泽东正在批阅一份报告--一份令他震惊的报告。

这是11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呈送的报告，题目是《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

报告中说，东北地区从9月份以来，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已先后在东北局一级机关和各省市开展起来，并发展成为了有领导的民主运动。由于在斗争中揭发、批判和打击了各种贪污蜕化行为，大大提高了干部、群众的觉悟水平，从而使贪污现象得到遏制，机关开支大为紧缩。

报告列举了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一些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其中提到：沈阳市仅在部分单位中就揭发出3629人存在贪污行为；东北区贸易部检举和坦白的赃款高达5亿元人民币（注：本书所指均为人民币旧币。1955年3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旧的人民币，新币1元等于旧币1万元）；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十分严重，仅东北铁路系统就积压了价值上千亿元的材料，无人处理，无人过问。

报告着重概述了东北地区开展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运动的经验，主要是：第一，必须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才能收到最大的效果；第二，首长负责、亲自领导，对本单位所存在的主要缺点进行诚恳的深刻的自我批评，一次做不好，再做一次，直到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第三，反贪污蜕化斗争是一个复杂尖锐的斗争，领导必须为群众撑腰，加强思想领导，提高群众的积极性；第四，及时处理已经弄清的问题，这样可以安定坦白者，推动有顾虑而不敢坦白的人坦白，也便于争取群众，使坏分子孤立；第五，随着运动的深入与发展，群众觉悟的逐渐提高，不断研究新的问题与经验，以推动整个运动的前进；第六，以一批能力强的干部组成检查小组作为领导的助手，深入检查，及时反映情况，并协助领导机关总结经验，指导运动。

同时，东北局的报告还谈到了不法资本家对党员干部的腐蚀问题。报告说"从两个月来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中还可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资产阶级、私商对我们干部的引诱、侵袭几乎无孔不入，而我们的各种制度还很不严密。因此，除进一步加强对干部群众的正确政治教育外，还必须严格一切干部和私商往来的纪律，坚持贯彻在这次运动中所修订出的各种制度。"

这份报告中所提到的增产节约运动，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开展起来的。之所以要大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主要是由新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所决定的。

新中国成立伊始即面临严峻的经济考验，生产萎缩，交通梗阻，失业众多，民生困苦。据统计，1949年同历史最高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减少大约50%，钢产量减少80%，粮食减少25%，棉花减少48%。当时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不到亚洲人均44美元的三分之二，不足印度人均57美元的二分之一。这种经济状况，就使得全力恢复国民经济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恢复国民经济，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必然需要付出大量的资金，而资金的来源只有增产节约一条康庄大道可走。

一方面，恢复国民经济需要大量的财政开支；另一方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大量增加也加重了财政开支的负担。当时，随着全国各级政权的建立和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接管，以及对国民党遗留和起义人员实行"包下来"的政策，国家负担的公教人员数量急剧增加。1949年为700多万人，1950年上升到900多万人。这样，国家的行政开支费用也骤然增加。根据1950年全国财政收支概算，当年的行政费用支出占国家总支出的21.4%，这对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国内经济千疮百孔，亟待复兴；国际形势同样恶化，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在战争爆发的第三天，美国悍然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同时命令其海军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插足中国领土台湾，干涉中国内政。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毅然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并于当年10月19日开赴朝鲜作战，开始了一场历时3年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使新中国的经济再次进入战时状态，国家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来支持战争和进行国防建设。据统计，1950年国防费用开支达28亿元，占当年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高达42.9%。1951年秋，财政部对全国财政状况进行了一次匡算：当年财政支出要比概算增加75%，其中军事费用为55%，当年财政收支平衡的计划将无法实现，而且还会影响到下一年度财政预算。毫无疑问，抗美援朝战争对举步维艰的新中国无疑于雪上加霜，大大加重了财政困难的局面。正如1949年12月5日毛泽东在《军委关于一九五○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中指出的："我们今天要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要医治长期战争遗留下来的创伤，要从事经济的文化的国防的各种建设工作，国家的收入不足，开支浩大，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一项巨大困难。"

恢复国民经济，需要资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需要资金，那资金从哪里来？出路何在？答案只有一个：走开源节流的路子。

1951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专门分析研究朝鲜战争发展的趋势及其对策。会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战争必须胜利，物价不许波动，生产仍须发展"的战略方针，确定了解决财政困难的5点办法：（1）节约兵力，整训部队，将总兵员从610万人减少到465万人。（2）精简机关，缩编人员。（3）紧缩开支，清理资财。（4）提倡节约，严禁浪费。（5）组训民兵，准备推行义务兵役制。其核心内容就是要增产节约。

10月23日，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向全国发出了"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号召。他指出："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为了继续坚持这个必要的正义的斗争，我们就需要继续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这是中国人民今天的中心任务，因此也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

在这次会议上，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作了关于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报告，其中专门论述了增产节约问题。他提出，增产节约是人民政府的重要财经政策之一。从现在起，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个增产节约运动。

毛泽东、陈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意见，受到与会政协委员的一致赞同。会议号召，全国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开展一个爱国增产节约运动，用实际行动支持抗美援朝战争和国内经济建设。

会后，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展开。在这场全国性的增产节约运动中，东北地区是走在前列的，实际上在中央发出正式号召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东北是全国解放较早的地区，作为一个大行政区比其他地方早一年进入和平建设状态，机关干部和职员也较早地拥有了控制资源的机会，因而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也就较早地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如沈阳市在一些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中发生严重的贪污现象，仅中国煤业建筑公司沈阳分公司、东北纺织管理局沈阳八厂等4家单位发生的贪污案，即造成国家损失达40余亿元。同时，东北又是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前沿阵地，在财政经济上压力更大。因此，在东北地区，增产节约运动起步较早，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的号召也提出得比较早。

1951年7月，沈阳市人民监察委员会针对当时严重的贪污现象，配合各部门开展了一场反贪污斗争，除惩治犯罪分子外，同时在领导作风、管理制度、干部教育、干部政策等方面加以改进，以防止贪污现象的发生。

8月3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主持召开东北局直属机关干部大会，发表了《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的讲话，号召东北局的全体党员及工作人员开展反对贪污蜕化、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据《人民日报》报道，在2000多名干部参加的集会上，高岗作了3个小时的报告，"深刻而尖锐地批判了贪污腐化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几天后，东北局正式通过了《关于开展反对贪污蜕化倾向，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决定》。由此，东北各地的反贪污蜕化、反官僚主义运动全面开始，并很快收到了明显成效。

10月22日，东北局又发出一个关于全面展开增产节约运动的通报，要求扩大实行增产节约运动的部门。通报指出："这一运动不仅在工业与生产部门应该开展，而且在东北所有一切部门，包括财政、贸易、合作、文教、学校与政府其他各部门都要开展起来。"通报要求这些非生产部门，一方面要学习国营厂矿企业开展运动的经验，另一方面要结合本部门的具体情况，目前主要是结合各机关开展的反贪污蜕化、反铺张浪费与反官僚主义斗争，制订增产节约与提高工作效率的计划，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这一运动。从这份文件可以看出，"增产节约"运动正逐步地超越经济领域，开始和反贪污腐化的"整党"结合起来。

11月1日，高岗就东北地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情况，向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对运动开展情况进行了总结。

后来，毛泽东曾经讲过："发现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和大规模地惩治贪污分子，从东北开始，是由高岗同志亲自动手的。"

在增产节约运动中会暴露出一些问题，如贪污浪费问题，这本来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在率先开展这一运动的东北地区，会暴露出如此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不能不使毛泽东感到震惊，因为这事关共产党的生死存亡，事关新中国的兴衰成败。共产党刚刚执政，共和国刚刚建立，能不能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陷入了沉思……

在刘青山、张子善案发后，一位曾和他们有交往并一同投身革命的"老冀中"，感到相当震惊。他回忆说："刚解放时，我到杨柳青张子善家做客，他穿得很朴素，连家具都没有，很是清贫。没想到，只一年多的时间，他竟会变成了这个样子。枪毙他们时，我在家里听广播，当时把我惊呆了。这怎么是真的呢？简直不可思议……"

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腐化，违法犯罪，落入法网，可谓咎由自取。但是，人们不禁要问：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刘青山、张子善贪污犯罪为何能够发展到如此地步？为何没有及时发现和制止呢？显然，上级党委和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据说，李克才向河北省委一位领导反映刘青山等人的问题时，这位领导不以为然，说："刘青山吸毒，我知道，累出来的毛病嘛！何况他现在已经改掉了。"并意味深长地批评李克才："小李呀，你要注意与老刘和老张搞好团结！"更有甚者，这位领导私下里还说出这样的话："卖主求荣，不好！"

1951年12月14日，河北省委在给华北局的报告中，自请处分。报告写道："他们违法犯纪胡作非为，为时已久，而省委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未能及早觉察处理，给以严格的教育，致使国家资财和党的影响受到巨大损失，刘、张二犯走上了不可挽救的道路，实甚痛心。请求给我们以严格处分，以教育全党。"

12月16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也就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的情况，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写出了报告，并检查了省政府领导上的严重官僚主义，请求给以处分。

更令人赞赏的是，河北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不仅勇于承担责任，而且把"检讨"在报纸上公开发表。

在12月30日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正式向全国公开后，党内外群众震惊、高兴、感动，还有反思；他们拍手称快，衷心拥护，同时许多人都认为河北省委必须认真地深刻进行检查，给人民群众一个答复。

当时一些人投书《人民日报》质问道：刘、张小集团进行贪污行为已有一年之久，而天津地委同志和李克才等亦不断有过检举、报告，河北省委为什么长期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像他们这样大规模地贪污、盗窃国家财物，在天津专区闹得风声很大，为什么河北省政府竟长期没有发觉？

为了深刻总结刘、张案件的教训，给人民群众一个答复，河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先后在报纸上作出了检讨。

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的文章：《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刘青山、张子善巨大贪污案给予我们的教训》。这是马国瑞代表省委作的检讨（这一检讨本应由省委书记林铁作，因林休养，由马代作），报纸还加了一段旗帜鲜明、言辞尖锐的按语。在文章中，马国瑞检讨了省委自身的官僚主义问题，写道：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蜕化、叛党的罪行，所以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固然主要是由于他们个人严重的自私自利思想，经不起资产阶级的迷惑和腐蚀，但与我们省委领导上所犯的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是分不开的。刘、张盗窃国家财产投入"机关生产"远在1950年即已开始，1951年入春以来即勾结私商进行非法经营，狼狈为奸，剥削治河民工，而我们省委领导竟长期无所闻，说来难以令人相信，自己也无以解脱，然而却又是事实。官僚主义的严重性及其对党的危害就在这里。

马国瑞在文章中还指出：刘青山、张子善对党内民主一贯采取极端反对的态度，重大问题不经党委会讨论，擅自作主，独断专行，取消民主，惟我独尊，把党委制错误地变为家长制。他们长期不过党的组织生活，实际上成为党内的特殊人物，脱离了群众的监督。因此，各级党委必须吸取这一案件的教训，克服自由主义、官僚主义，加强党委制和党内的正常组织生活，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锻炼。

1月8日，在《人民日报》的第三版，又发表了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的长篇文章：《沉重的责任，惨痛的教育》。文章以认真负责的态度，严格求实的精神，深刻分析了省政府对刘、张贪污案没能及时发现、及时处理的原因，检讨了省政府和自身存在的官僚主义问题。

杨秀峰在文章中，首先一针见血地提出了问题：许多人警觉到，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人，虽然经过战争的考验，建立过功绩，但是因为他们经不起和平环境的考验，在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的猛力侵蚀下，竟腐化堕落到完全成为党和人民的无可饶恕的叛徒。同时，许多人也责问着，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参加革命二十年左右的老干部，为什么竟在不长的时间内堕落到这样的地步？像他们这样大规模地贪污、盗窃国家财富，在天津专区闹得风声很大，为什么河北省人民政府竟长期没有发觉未能及早处置呢？

文章接着写道：这主要是河北省人民政府特别是我在领导上有着严重的官僚主义。文章随后从四个方面详细分析了官僚主义的表现和危害：

首先，表现在我们对干部的思想政治领导极为薄弱，对毛主席一再告诫我们的必须防止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体会极差。由战争到和平，由乡村到城市，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这个变化而来的是有些干部在思想上也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享受思想在发展，譬如大家比房子好坏、比"大方"、比"阔气"、比设备，本省与外省比，农村与城市比，中小城市与大城市比，总觉得自己的场面不如别人，这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又譬如多报预算，节余不交公，损大公利小公，强调上级照顾下级、全局照顾局部等追求个人享受风气上升，要求日渐提高，造成了严重的浪费现象。同时，严重的贪污现象也在滋长，甚至有的单位由少数人贪污发展到集体贪污，由隐蔽贪污发展到伙造假账，而在察觉这些情况时还觉得很平凡。这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腐化影响侵蚀毒害的严重。像这些情况以及刘青山、张子善平常铺张浪费、请客送礼，"招待如饭店，客人如流水"，领导上不是毫无所闻的，但由于我们领导思想上也受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对于这种贪污浪费现象，不是警惕而是麻痹。两年来，我们虽然也处理了一些贪污案件，但未能提高到原则高度上来加以注意，更没有想到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来坚决反对。事实证明，入城以来政府工作人员中受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是普遍、迅速而且很严重的。特别是供给制思想与腐化思想影响相结合，就发展为"抓一把"的恶劣作风，抓人、抓钱、抓东西，无限制地向公家要求，挪用公款，任意挥霍，习以为常。我们对于这些情况昏然不觉，或有觉而重视不足，当然更谈不到掌握和研究干部思想情况了。我们对刘、张事件所以长期不能发觉，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领会极差，放松了从这方面对干部加强思想领导。

其次，我们在掌握干部政策上也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我们对干部认识了解上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偏信、偏听"。觉得这些干部过去不错，有功劳，英勇斗争，完成任务，有办法，因而对干部的了解片面化了，未能进一步从基层去了解干部。张子善的居功自傲、欺上压下，有其历史性，我们只偏于看他过去艰苦奋斗的一方面，偏于看他"有办法"、"能完成任务"的一方面，而忽略了他压抑民主的家长式统治、欺上压下的恶劣品质作风的一方面；只看到完成任务，而未深究是怎样完成的。各专区干部中有"老实人吃亏"的议论，这首先是不满意天津专区刘青山、张子善等人蒙上欺下的可耻行为而说的。我们也听到一些舆论，但我们总觉得天津专区的灾情重、任务大，所以有意识地照顾他们一些困难。哪知这些照顾恰恰发展了他们的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刘青山、张子善的压制民主、作风恶劣到极点。毛主席曾指出说我们的国家一向缺乏民主传统，要我们特别注意发扬民主，我们对这一点也作得很差。直至现在为止，真正自下而上的人民反映还很不够，像各界人民代表会也是如此，自上而下的贯彻多，自下而上的反映少，一方面下情不能上达，一方面我们又未切实注意下面反映，这就充分地反映缺乏民主生活了。像一九五○年冬李克才曾要求调动工作，当时如果注意追根究底，也会发现问题的，但是却被我们轻轻放过去了。沧县专区有些干部对张子善嚣张浮夸、欺上压下的不正派作风也曾对我说过，我们对张子善虽也曾进行过批评教育，但终未引起我们应有的警惕。

其三，我们的官僚主义作风，还表现在形式主义、文牍主义严重。文牍主义者满足于订计划、看报告、下指示，却疏于检查。遇到报告写得好就觉得工作好，数了收支相符的就准予报销，而不再作深入调查。天津专区张子善恰是一个善于迎合又善于蒙混，专门伪造证件写假报告的人，譬如上面问干部强迫命令情况，他提笔就写出该专区犯错误者若干人；明明国家粮款已被他挪用了，但他的报销册子中还仍保存有这笔数字，对此我们居然相信了。1951年春，刘、张自设河工供应站，高抬物价，本府曾经查出，并曾指示纠正，但究竟纠正了没有，未再检查，还仅仅认为是"本位主义"，而未警惕与深察非法剥削企图的本质。我们虽然也有过不少次的检查工作，但接触上层多，接触广大干部和群众很不够，了解情况受到很大局限。特别像刘青山、张子善之徒亲自布置一套天罗地网、单线领导秘密掌握，藉以蒙弊掩饰罪行，天津地委、专署许多同志对于他的财产赃物都摸不着底，粗枝大叶的检查工作者就更难发现了。他们极端恶劣的家长统治，干部敢怒不敢言，某些干部虽然不同意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动用公粮，但未敢提出反对意见。直到1951年夏，刘、张为调动工作问题，他们卑鄙无耻地谁也舍不得这块"肥肉"，都希望自己留下，对方调走，因而内部发生矛盾，上下左右拉拢、互相排挤，机关生产罪行的秘密才逐渐暴露出来。同时也由于坚持原则斗争的李克才最后向上级揭发，罪案才得以揭破。由此可见，天津专区干部中的自由主义也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与自由主义相给合，上面不了解下面情况，下情不能上达，这就大大助长了刘、张罪行的严重发展。

其四，由于我们官僚主义的领导，也由于缺乏严密的制度，在财政上给下面留了两个很大的漏洞。一是地方粮局由专署及县管理，许久以来，不少地区有挪用事情，甚至有用以从事非法经营者。省府虽曾指示纠正，并于去春规定了地方粮开支办法，始终因我们领导上存在着"重国粮轻地粮"的思想，监督不严，检查很少，未能贯彻。这就给了下面以滥用的空隙，许多地方从中钻空子。因此张子善凭借专员地位，有权调用，竟窃取至28.9亿元之巨，而省府长期不知道。二是机关生产存在着严重的无政府状态，机关自理。其资金来源与业务经营政府很少检查，开支更未过问。于是弊端产生，不少已化为违法营私报废空洞和铺张浪费的挡箭牌。一切无法报销的账目，就在机关生产中解决，助长了贪污浪费。有的负责人单线领导搞鬼，损大公利小公。公开盗窃葬送了不少干部，刘青山、张子善是突出的典型。今后机关生产如何管理，极须适当解决。财政供给制度不够合理的地方，也是值得领导上检查的。

在分析了官僚主义的问题后，杨秀峰怀着沉痛的心情写道："以上是我从领导责任上对刘、张罪行所作的极不全面的初步检查。我深刻感到我的官僚主义毒害的严重责任，它使国家资财受到了巨大损失，并使人民政府的信誉蒙受了无可挽回的损害！想到这些，万分痛心！事实充分证明了官僚主义是培养贪污浪费的温床。"

那么，怎样克服官僚主义呢？杨秀峰认为："最根本的一条是放手发动群众，发扬民主。只有真正发动起群众来，才可以大量披露贪污浪费的事实。在中央提出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斗争以来，许多肮脏事情都被揭露出来了。所以只要真正发动群众、发扬民主、建立经常的民主监督，那些集体舞弊、封锁上级、欺压干部的行为就不行了，领导上的耳目也就聪明了。刘青山、张于善的案件使我大吃一惊，刺痛我很厉害，使我深刻感觉到了自己官僚主义作风之严重。更深刻感觉到了大张旗鼓地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不仅对贪污浪费分子是沉重的打击，也是对官僚主义者一个严重的制裁。没有广大群众揭发出来的许多大吃一惊的事实，是不足以刺痛严重的官僚主义者的。这是我个人的深刻教训。因此，开好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放手发扬民主、批评领导、批评干部，同时，切实有效地开展机关内部的民主运动，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向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基本环节。为了克服官僚主义作风，必须加强对干部的政治思想领导，有计划地进行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进行民主与法治的教育。必须纠正单纯业务观点，把思想政治教育贯彻到每个工作环节中去。同时，要加强人民监政工作，进一步贯彻干部审查的制度。过去我们的检查办法是各部门互相检查，对各级领导机关总的领导情况（如对专员、县长或政府委员会的工作）却没有人管，或管得很少，这是一个很大的漏洞，必须解决。"

除杨秀峰等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检讨外，这一阶段，《河北日报》还先后刊登了省财政厅厅长、省生产救灾委员会秘书长、省水利厅厅长、中国人民银行河北分行行长、省劳动人事厅等单位和个人的文章，检查本单位及个人在刘、张问题上的责任。针对性、尖锐性的文章报道日日不断，对一些单位、一些省级市级党政领导进行指名道姓的批评揭发，被批评揭发的单位及领导也作出检查检讨。《人民日报》还发表了河北省委书记的妻子弓彤轩的文章：《检讨我接受刘青山、张子善礼物的错误》。随后，中共保定市委办公室李春、谷雨投稿给《人民日报》，文章的标题是《弓彤轩应重新检讨》……可见，建国之初，广大干部是勇于负责、勇于承担责任的。

他们的检讨，特别是杨秀峰的文章，认识深刻，态度诚恳切实。在深人开展反腐败斗争，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今天，重温这些文章，发人深思，意义重大。

揭发刘青山、张子善罪行的李克才，后来也对刘、张案件的教训有过一段总结。他说：主要责任当然应由他们本人负担，但外界原因也是一个方面，应当永远引为鉴戒。一是某些领导严重的官僚主义和麻木不仁的态度，这是刘、张二人贪污案没有被早日揭露的第一个原因。二是党内生活不健全，干部管理上规章制度不严，特别是对一些党的高级干部监督不力，也是个教训。三是财务管理上漏洞大，给了犯罪分子可乘之机，助长了贪污和浪费，这一点对刘青山、张子善这样意志薄弱的干部教训尤为沉痛。

在检讨自身官僚主义问题的同时，河北省委、省政府以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作为典型教材，大力推动河北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

1951年12月17日，河北省委发出《关于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要求"今冬明春"在全体干部及工作人员中进行"三反"运动，先从省、市、专区级机关单位开始，坚决肃清资产阶级对党的影响。

12月18日，河北省委召开省直干部"三反"动员大会，省委副书记马国瑞作了题为《立即行动起来，大张旗鼓地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并宣布了省委决定，将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开除党籍，交给政府依法惩办。报告指出：刘、张事件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必须高度警惕资产阶级的侵袭、腐蚀，必须向资产阶级的影响进行无情的斗争。

12月20日，中共天津地委发出了《关于肃清刘青山、张子善带给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决定》。该《决定》指出，刘青山、张子善这种背叛党、背叛人民的罪恶行为，和他们带给党的资产阶级腐化思想影响，已经严重地损害天津地区党组织的健康，也严重地损害了天津地区的群众利益和党与群众的关系。为了胜利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全区必须首先开展以肃清刘青山、张子善罪行在党内的严重影响为主要内容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使每个同志从刘、张贪污事件中得到教育，把资产阶级腐化影响从党内彻底清除出去。

该《决定》强调，肃清刘青山、张子善思想影响的斗争，是一个高度原则性的斗争，是保护党的健康，保持党的优良作风和光荣传统的斗争。这一事件向我们提出了警告，现在是全党动员向一切侵入党内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进行坚决斗争的紧要时候了，如不立即坚决地有系统地开展这一斗争，我们就会犯严重的错误。

该《决定》并要求，在这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要求每个同志都自觉地、积极地、坚决地参加。为了使每个同志真正得到教育提高，必须采取由党内到党外、由上到下逐级贯彻的方法，首先进行专区级的干部整风，然后展开各县镇的干部整风，各县党的代表会议结束后，再在区级进行。在进行方法上，要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发扬民主，领导干部亲自动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深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该《决定》同时也指出：刘、张的罪行之所以没有及早揭发和纠正，与过去地委委员中严重的自由主义是分不开的。因此，地委必须进行严格的检查与检讨，全区党员干部亦应充分提供意见，帮助地委改进领导，纠正错误。

12月29日，即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公开披露的前一天，华北局发出了关于组织讨论刘青山、张子善事件的指示，并经毛泽东转发各中央局。华北局的指示写道：

揭发处理大贪污犯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和现任书记张子善的报道，人民日报即日公布。请你们重视此事件的公布，各地均应毫无例外地立即利用一切会议，并密切联系实际，在党内外组织广泛的深入的讨论，尤其是河北各地特别是天津地委及其所属各县，应把此项讨论当作一件大事去办，倾听并及时反映党内外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其他各地亦应同时注意利用此事件，切实推动正在逐步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以及在党内肃清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讨论情况和各种意见望及时报告华北局。

华北局

十二月二十九日

12月30日，河北省委发出《给全省各级党组织的通知》。该《通知》指出，刘青山、张子善不但贪污挥霍了大量的国家财产，而且公然在上下左右施行贿赂，送钱送礼，肆无忌惮地从内部来腐蚀党的组织，有不少同志受其拉拢或迷惑，不同数量地接受礼物。这种恶风所及，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健康。因此，"根据省党代表会议的提议，兹特决定：所有接受刘青山、张子善贿赂礼物的干部，均应无例外无保留地进行深刻检讨，向党写出申请书，听候党的审查处理。"

1952年1月3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就刘青山、张子善贪污一案进行自我批评，同时提出了处理非法动用粮、款归还办法。天津地区成立了机关生产清理接管委员会，负责处理和退还刘青山、张子善盗用贪污的粮、款，并办理其他善后事宜。

1月4日，华北局发出关于改组和加强中共天津地委领导的指示：一、天津地委必须改组，地委委员应分别加以检查、鉴定，好的加以奖励，坏的特别是和刘、张同流合污、狼狈为奸的，必须给予应有之处分；二、天津专区各县应一律于今冬明春召开县的党代表大会，严格检查工作，选举县委会；三、天津专区机关生产财产应一律冻结，不许乱动，听候处理，违者论处。

同日，河北省委又专门作出了关于接受刘、张贿赂和礼物的处理决定：一、接受现款者全部退还；二、接受礼物者，原物一律退还；三、凡受贿受礼者，不论其多寡，均必须进行深刻检讨；四、凡党员干部对接受贿赂礼物隐匿不报或报而不实者，定予严惩，绝不宽恕。

1月15日，河北省人民政府直属机关召开反贪污和坦白检举大会，6000多人参加。省政府副主席金城作了动员报告，并当场依法逮捕几名拒不坦白的贪污分子。

1月31日，河北省直机关团体举行近万人的反贪污斗争大会，省领导马国瑞、杨秀峰等出席，会议当场逮捕了一些拒不坦白的贪污分子。据后来统计，仅因刘、张案所涉及的大小官员，竟达数百人之多。

一场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在河北大地全面展开，刘青山、张子善也在这场反腐风暴中走上不归路。

1951年12月14日，河北省委根据调查和侦讯结果，向华北局提出了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意见：刘青山、张子善凭藉职权，盗窃国家资财，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奸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达于极点。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

新中国成立之初，还没有形成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对刘、张二犯的处理，既无明确的法律条文可以依据，又无现成的案例可以参照；而且，刘、张曾是党的高级干部，有功于革命事业，因此对其处理必须慎之又慎。

中共中央华北局在接到河北省委关于对刘、张二犯"处以死刑"的意见后，对报告和其他材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综合各方面意见，于12月20日向党中央提出了处理刘、张的意见：

中央：

（一）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国家资财，克扣、剥削河工、民工费用，勾结私商贪污自肥，已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条件，河北省委通过，经我们同意开除其党籍。

（二）为了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

（三）河北省委事先对此明目张胆的贪污罪行未能发觉，发觉后，又未及早坚决地予以处理，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应受到党的指责。

以上意见，妥否？望中央指示。

华北局

十二月二十日二十三时

在华北局的报告中，原则上同意了河北省委"处以死刑"的意见，但是增加了一句："或缓期二年执行"。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回忆说："当时之所以加了或缓期二年执行，是考虑到中央决策时可以有回旋的余地。"

河北省委、华北局的意见，都汇集到了党中央，汇集到了毛泽东的手里。

是杀？还是不杀？人们在等待着中央的最后决定

从历史上看，毛泽东在把握这类问题时，一向是以教育为主，避免打击面过宽，能不杀尽量不杀；该杀的则决不手软，铁面无私、严惩不贷。瑞金时期，毛泽东严惩了于都县一个集团贪污案，将贪污数额最大的县委军事部长等四人公审之后，执行枪决，余者一律依法严办。延安时期，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肖玉壁，是个劳苦功高、体无完肤、身上有80多处伤疤的老红军。为给其治病，毛泽东在供给上给他特别关照。但他出院之后，功高自傲，无视法纪，公然贪污大洋3000多元。案发后，毛泽东执法如山，严令枪决。

由于刘青山、张子善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广大干部在认识上的不尽一致，毛泽东在考虑对刘、张的量刑时，是十分慎重和民主的。当时，他曾与朱德、周恩来、刘少奇、薄一波、彭真等人在颐年堂开会，议论这个问题。大家一致的看法是：对那些"手上不干净"的人，应当区别轻重大小，经过深入调查核实，实事求是地分别对待，以免整错、杀错；但是对于像刘、张这样的大贪污犯，不论他们有多大的功劳，都是不可饶恕的。毛泽东说:"对于这样的叛徒和蛀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

不杀，就不能平民愤！不杀，就不能正党纪国法！不杀，就要当李自成第二。

据有关资料记载，当周恩来将华北局的报告送交毛泽东时，毛泽东看后许久不语。周恩来就问:"主席的意见呢？"

毛泽东张口说出两个字："死刑。"

周恩来又问："万一有人出面讲情呢？"

毛泽东还是两个字："不准。"

虽然中央的意见已经统一，但是在正式作出决定前，毛泽东还是不放心，又委托华北局到天津地区调查研究、征求干部群众的意见。薄一波回忆说："1951年12月下旬，华北局通过河北省委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张两犯量刑的意见。结果是，地委在家的8个委员的一致意见是处以死刑。地区参加讨论的552名党员干部的意见是，对刘青山同意判处死刑的535人，判处死缓的8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对张于善同意判处死刑的536人，判处死缓的7人，判处无期徒刑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

党中央和毛泽东在看到上述材料后，又请党外民主人士传阅，听取他们对量刑的意见。最后，毛泽东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当时，刘、张的罪行已经通过报纸、广播公布于众，广大群众尤其是天津地区的群众，无不咬牙切齿，痛恨万分。改组后的天津地委曾组织八个县镇的党员积极分子，讨论对刘、张的处理意见，无一人不主张枪毙的。杨柳青镇的农民说：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真比反革命分子还大，应该把他们弄回来公审枪决。

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执行死刑的决定，是慎重和民主的。下这样的决心不容易，而一旦下定决心，则一切不可动摇。

当刘青山、张子善将被处决的消息在内部传开之后，在河北省各级干部中引起极大的震动。一些干部特别是当年曾和刘青山、张子善一起出生入死闹革命的干部，感到惋惜，有不少的议论。有的说："他们是有功之臣，不能杀呀！"有的认为："可以判个重刑，让他们劳动改造，重新做人。"有的呼吁："希望中央能刀下留情！"有的感叹："三十多岁正是好年华，说杀就杀了，实在可惜，应该给他们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这些意见和呼声，集中地反映到了当时担任天津市委书记那里。他觉得有必要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反映一下，于是他找到了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他对薄一波说：刘青山、张子善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当判重刑。但考虑到他们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过功劳，在干部中影响较大，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了，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薄一波如实地向毛泽东转达了"枪下留人"的意见。

毛泽东在听了薄一波转述的意见后，抽着烟，沉思了一会儿，对薄一波说了几句话："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对此，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写道："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所下的决心和所做的深思熟虑，他当时的心思完全倾注在如何维护党的事业上面，如何更好地挽救犯错误干部的多数上面，如何更有效地防止干部队伍的腐化上面。严惩刘青山、张子善的决定的果断作出，实际上是再一次用行动向全社会表明，我们党决不会做李自成！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决不会让千千万万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

当时，还有一些人找毛泽东，替刘青山、张子善"说情"。毛泽东对工作人员下了命令："凡是为刘青山、张子善讲情的人，一律不见！"以后，他还在别的场合讲过"非杀不可"的道理：我们杀了几个有功之臣，也是万般无奈。我建议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我们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了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我说过的，杀人不是割韭菜，要慎之又慎。但是事出无奈，不得已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要积重难返了啊！崇祯皇帝是个好皇帝，可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地去了哟。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绝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

1952年2月3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召开常委会，专题研究河北省的"三反"工作。会议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批示，布置了有关公审刘、张大会的事宜，决定在河北省会保定对刘、张执行枪决，并要求组织好公审大会。

2月8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召开扩大政务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对刘青山、张子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全部财产"的批示。会议根据华北局的指示要求，决定由河北省人民法院组成临时法庭，公开审判刘、张案件。

当时，周恩来总理还以中央名义给河北省委发来一份电报，要求从人道主义出发，妥善安排好二犯的后事。河北省委、省政府根据中央和华北局的有关指示，详细研究了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具体事宜，定出了四项具体措施，让行刑人员和善后单位执行。这四项措施是：

（一）子弹不打脑袋，打后心；

（二）敛尸安葬，棺木由公费购置；

（三）二犯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

（四）二犯之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

判决之前，2月9日，河北省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孙光瑞和河北省委秘书长李子光来到看守所，与刘青山、张子善做了最后一次谈话，向他们传达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决定，询问他们还有什么话讲，还有什么要求。

张子善本来就体态文弱，被逮捕以来，吃不下，睡不着，更加瘦弱了。当他听到"省委决定，华北局批准，开除你的党籍"时，长长地吁了口气，说："我没意见。"这个决定早在他的预料之中。

"还有……"

"还有什么？"张子善顿时紧张起来，手紧抓着桌沿。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听到这八个字后，张子善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张大嘴巴，喘着粗气，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了。

沉默了一会儿后，张子善问了一句："能上诉吗？"

在得知已经毛泽东批准后，他放弃了幻想，断断续续进行完了最后一次谈话。其中说道：

"我对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无意见。这对党有好处，只有这样做，才能教育全党。因为我罪恶深重。"

"我无什么挂念。我××在村里任支部副书记，和区委宣传委员关系不好，这点请党注意。"

"我毫无意见。请转告省委、华北局、中央，这样处理我很感激。第一不骂党，第二不喊共产党万岁。"

"和省委说一下，处决我自己，留下青山。"

刘青山是个工农干部，平时说话办事大大咧咧，骂人训人时常有之，但他又是豪爽直率的性情中人。在审讯他的时候，他就说过："反正我错了，省委赶快把材料整理整理处理算了。在反贪污浪费的今天，拿我当典型，可以教育更多干部。南方北方干部认识我的不少，把干部教育一番，在历史上说也有用。"他一旦知错认罪，认帐也就不再含糊。

刘青山在听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决定后，痛快地表示接受，只提出了一条:"我还有一句话，我的孩子上学问题。"

他得到的答复是什么？是这个大贪污犯所期待的："你不用管，孩子是国家的。你想的还不如组织上想的周到。你放心，你犯了法，孩子未犯法。"

刘青山感动了，抹了一把泪，又说："我不求饶，死了比活着有价值。"并说："告诉我弟弟，把尸体起走。津市局（指刘的住所）有大小皮包，亦是党的财产，交给党。"

刘青山的弟弟刘恒山，1936年参加革命，默默无闻地在农村基层工作了一辈子。晚年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依然感慨万端：刘青山是我的一奶同胞。我们哥儿俩从小就没了娘，相依为命给人家当长工，后来就先后参加了革命。那时候参加革命，就如同把命拴在了裤腰带上，脑袋说掉就掉啊。他是先出去的，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高蠡暴动，那场暴动可是死了不少人啊。我哥他15岁那年就入了党，后来去了延安。我是16岁入的党。天下得来不易啊。可是革命胜利之后，他却没有经受住考验，变了心，忘了穷哥们，贪图起个人的享受来。后来就犯了事儿，结果就给"咔嚓"了。

当时，孙光瑞和李子光还告诉刘、张二犯："明天省里开公审大会，对你们进行宣判。组织上希望你们能表现好一点，不要再给共产党丢脸。"

明天，明天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刘、张二犯虽然有心理准备，但没有想到这么快，不由得腿发软、心发慌。他们有多年从政的经验，知道处理他们这样的大案，中央是会有人来的，于是要求见一见中央来的领导，或者省委的领导。但这一点令他们失望了："这是中央的决定，是毛主席亲自批示的，你们应该向人民低头认罪。"

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听到了省委、省政府关于行刑和善后的四条具体措施：不打脑袋打后心、公费购置棺木、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当他们听清这几条措施后，两个人号啕大哭。

张子善被押72天，刘青山入监69天。临刑前的这天晚上，也是他们自被逮捕以来第一次见面，一起共进最后的晚餐。他们在狱中的生活比普通的犯人要受优待，特别是春节期间伙食比较好。当然，这最后的晚餐菜肴更加丰盛，而且破例地摆放了一瓶白酒。

屋里的气氛死一般地寂静。看着面前的酒菜，刘青山闭合双目，长出一口气；张子善默默无语，潸然泪下。他们明白，这是他们的"辞阳饭"、"归阴酒"。

刘青山叹口气，对张子善说："毁了，看来咱俩得走了。"

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接着又斟满一杯，叫一声："老张，喝!"

张子善却没动酒杯，擦了把鼻涕，手指颤抖着，拿起桌上的一盒前门烟，好不容易才从中抽出一支。

刘青山两眼发红，又一仰脖子，喝下了自酿的苦酒……

"拿我做个典型吧，处理算了，在历史上说也有用。"这是刘青山最后的遗言。

"伤痛！万分伤痛！现在已经来不及说别的了，只有接受这血的教训！"这是张子善最后的遗言。

1952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十五，是个星期天，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公审大会在保定市体育场举行。

会场之内，宽大的主席台上方，悬挂着"河北省人民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的蓝灰色会标。会标下悬挂有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两侧各斜展着一面国旗。从上午10时开始，参加公审大会的人员排着整齐的队伍，从四面八方向体育场走来，依次入场。在他们当中，主要是河北省、保定市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领导干部、工作人员和驻保定的解放军指战员，也有来自全省所属各市、各专区、各县的机关团体及群众代表，还有遭受刘、张贪污案直接危害的天津专区的灾民代表、民工代表，他们是应人民政府的特别邀请出席大会的。总计参加大会的有2.18万多人。

会场之外，河北省人民广播电台向全省广播大会实况。保定市启动了1000多台收音机，60多个广播喇叭，组织了近万人收听大会实况转播；唐山市组织了6.7万多人，石家庄市组织了5.5万多人，全省九个专区及各县镇组织了近20万人，在收音机和大喇叭旁收听广播。

12时正，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宋志毅登上主席台，庄重宣布：奉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令，组织临时法庭，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并宣布，由河北省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张庆春担任公审大会主席。

接着，公审大会主席张庆春用洪亮的声音宣布：河北省人民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开始。他在致词中说："刘青山、张子善这两个大贪污犯，已不是两个普通的大贪污犯，而是背叛党、背叛国家、祸国殃民的罪大恶极的大罪犯。今天参加大会的人，都是怀着愤怒的心情，代表着全省人民的意见来参加的。在大会上，我们要彻底地控诉与公正地审判刘青山、张子善的滔天罪行，使刘青山、张子善两大贪污犯得到应得的判处，同时要显示我们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雄伟力量，和彻底剿灭一切贪污分子的决心与毅力。"

随即，刘青山、张子善被民警押进了会场，站在主席台上，接受人民的审判。

刘青山头戴一顶名贵的水獭皮帽，身穿一件样式考究的藏青色大衣，脚蹬一双油黑发亮的皮鞋。这和他当地委书记时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是，胸前挂着一块长2尺宽1尺、上写"大贪污犯刘青山"字样的布牌，显得特别引人注目。刚上台时，他似乎没有失态，依旧是一副"江湖好汉"的样子，还习惯性地看了一眼摆在主席台上的那一排桌椅。过去在天津地委，只要他参加类似的会议，通常是会在那里就坐的，而且常常是正中的位子；今天在这里，他却只能作为罪犯、戴着手铐站在一旁。当人们用愤怒和新奇的目光扫向他时，羞愧、耻辱压倒了他的傲慢、骄横，一双不重的手铐像有千斤重一般使他不得不弯下腰，埋下自己曾经高昂的头。他从始至终紧绷着嘴角，一言不发。

张子善穿一身熨烫得笔挺的深蓝色呢子制服，足蹬一双新皮鞋，胸前同样挂着写有"大贪污犯张子善"字样的布牌，同样戴着手铐。他没有刘青山那么"镇静"，双腿似乎很软，如果没有民警在旁边押扶着，可能根本就迈不开脚步。他一上台，就老老实实地垂头站在那里，目光呆滞，神情沮丧。当记者走近照相时，张子善喃喃自语："照吧！照个相吧，最后一张了，让后人受受教育……"

在查处刘、张案件中领导有力的河北省委组织部长、省纪委副书记薛迅，此时已任河北省委副书记。她首先代表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调查处理委员会，控诉了刘、张犯罪事实。她指出：刘青山、张子善辜负了党、国家和人民的重托，在天津地区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干部期间，为了大量贪污，挥霍浪费，竟胆敢不顾国法党纪，不管人民疾苦，凭借职权，狼狈为奸，大量盗窃国家资财，剥削治河民工，勾结奸商投机倒把，扰乱金融，破坏国家经济结构，并在共产党内公然行贿，散布资产阶级毒素，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向共产党进行破坏，使党、国家和人民受到严重的难以计算的损害。刘青山、张子善已不是普通的贪污犯，而是罪大恶极、祸国殃民的大罪犯。他们虽然曾是共产党员，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对党和人民有过贡献，但他们已被资产阶级的损人利己思想、作风侵袭引诱，腐化堕落到完全变为党、国家和人民的叛徒。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为反动分子在党内的代理人。

薛迅最后说："同志们，我们绝不允许这样的大罪犯继续存在，允许了他们的存在，就是鼓励了祸国殃民的犯罪行为。因此，我代表刘青山、张子善案件调查处理委员会，要求河北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判处他们死刑并立即执行。我要求参加这个大会的所有同志完全赞成我们的控告！"

"坚决要求处决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

"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

会场上顿时掌声雷动，口号震天。

接着，天津专区宝坻县黄庄镇农民孙树林，代表遭受刘、张贪污案直接危害的灾民和民工，在大会上控诉了二犯的罪恶："……刘青山、张子善二犯，为了赚钱，搞了个民工供应站，卖的都是坏东西，价钱愣贵，东折西扣，直到现在还欠俺村104个民工4000多斤米……修河时他们捣鬼，把好粮食高价卖掉来赚钱，把坏粮食给俺们吃，发的棒子面和小米都是坏的。民工活又累，吃的又不好，病了许多人，光俺们村就病了十多个。还有……"一桩桩，一件件，孙树林泣不成声的控诉，刘青山、张子善的罪恶行径，激起了与会人员极大的义愤。

最后，孙树林极为愤恨地大声说："他们这样祸国殃民，绝不能再让他们存在下去。因此，我代表群众意见，要求把这两个大贪污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根据刘、张二犯的严重犯罪事实，河北省人民法院院长、临时法庭审判长宋志毅，当场宣读了判决书。判决书在简述了刘、张二人的犯罪事实后，宣布：

刘、张二犯在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侵蚀下，为达到个人挥霍，假借经营机关生产之名，利用职权，狼狈为奸，于1950年春至被捕前，先后贪污、盗窃国家救济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及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总计达171亿6272万元。综上所举，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盗窃国有资财，克扣民工灾民，勾结奸商非法经营谋利，瓦解国家企业机关，贪污行贿等严重罪行，证据确凿，该二犯亦已供认不讳。如此背叛国家背叛人民，实属罪大恶极，国法难容。奉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令准，判处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其本人全部财产。同案其他各犯另行审判。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宣读判决书的临时法庭审判长宋志毅，曾任原十专署专员，而张子善时任十地委书记--原专员审原地委书记。

在公审大会前夕，宋志毅曾以双重身分--过去的战友、同志和今天的审判官，见了张子善一面。此时的张子善已有所悟，也看到了自己的末日，其言也善：过去大家的批评、抵制，甚至揭发，都是为了挽救我和维护党纪国法，这样做是对的，像李克才等人。我一生坐过两次监狱，过去是坐敌人的，搞学潮，在监狱作过绝食斗争，是为革命，是光荣的。现在坐自己的监狱，是犯了罪，给党和国家造成了极恶劣影响，是可耻的。现在吃不下饭，可不是绝食，是负罪感。唯一的希望是大家"以我为戒"，把我当成一个敲钟的棒，用我来敲敲吧。

当判决书宣读完毕时，公审大会会场立刻响起了一片口号声。

"拥护廉洁奉公的人民政府！"

"拥护光荣、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毛主席万岁！"

"共产党万岁！"

……

听到这样的宣判，这样的口号，刘青山浑身一颤，下意识地挺一下脖子，抬头看了一眼，又无力地垂下了头。而张子善则明显地被"死刑"二字吓瘫了，双膝一软，直往下出溜，若不是两个民警扶持着，肯定会瘫倒在地。

宣判之后，刘、张二犯被捆绑起来，押赴刑场。押下主席台时，刘青山双腿迈动得机械而僵硬，五官如同石刻，但还能自己行动。随后的张子善却瘫了，双腿无法站立，在两位民警的架拖下，才离开了会场。

在刘、张二犯被押离会场后，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在大会上作了讲话。他说："大贪污犯对国家和人民所造成的损失，除了他们直接贪污盗窃的数目以外，其他政治上、经济上的损失，则更难以计量。其次，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了资产阶级向革命队伍的进攻是多么凶恶猖狂，刘青山、张子善被资产阶级所引诱，不但已经被糖衣炮弹所完全打败，而且已经驯服到向资产阶级投降，并很快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内部的代理人了。"他号召全省工人、农民和各界人士紧张动员起来，把"三反"、"五反"运动坚决进行到底，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为争取这一伟大斗争的彻底胜利而奋斗。

杨秀峰讲完话后，全场起立，口号声再次响起：

"拥护人民政府枪决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

"严办拒不坦白交代的大贪污分子!"

"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大约下午1点半，公审大会结束。

押解刘青山、张子善的刑车驶出体育场后，拐上了大街，奔向保定东关大校场。车队的最前面是一辆开道吉普车，随后是分别载着刘青山和张子善的两辆敞篷吉普车，刘、张二犯的身边各有两名民警押解。最后是一辆大卡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人民警察。

车队缓缓前行。沿途街道两旁站满了前来观看的群众，还有许多人，或骑自行车，或跑步，跟在刑车的后面，他们要到刑场亲眼看一看这两个大贪污犯是怎样被处决的。

保定东关大校场，曾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军事教育高等学府--保定军官学校的所在地，从这里曾走出过蒋介石、叶挺、白崇禧、陈诚等许许多多的风云人物。但是，随着历史的变迁，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这里已经变成了一片荒野，并成为了保定市的刑场。

刑车驶进大校场中央，民警将刘青山、张子善从车上押了下来。刘青山一下地，僵硬的双腿似乎失去了知觉，虽然他想努力站稳，但还是踉踉跄跄差点跌倒。在民警的押解下，他自己走向土坑，跪了下来。而张子善几乎是被民警抬下车的，两名民警架拖着将他带到土坑前跪下，人们看见他脸上湿乎乎的，满是泪水。

刑场上肃静无声。人们静静地等待着。

"砰！""砰！"--两声枪响过后，两颗正义的子弹从背后穿过刘青山、张子善的身体，结束了他们的一生，在冬日枯黄的草地上留下了两滩鲜血。时年，刘青山36岁，张子善38岁，正是年富力强、本可大有作为的年纪。

在刑场，早已准备好了两口通体紫红的松木棺材，收殓了这两个曾经的革命功臣，今日的人民罪人。

共产党说话历来是算数的，履行了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四条承诺。

张子善无后，刘青山则有三个孩子，孩子的抚养和上学问题是他最关心的。在刘青山被处决后，中共中央、华北局、河北省委三级领导研究后作出决定：刘青山长子和次子由国家供给，每人每月15元生活费，老三由刘青山的妻子范勇抚养。当时的15元，折合150斤小米，是基本能满足一个月生活所需要的。1954年范勇改嫁后，两个孩子的生活费一度被取消，后在省委的干预下又恢复了供给。1961年刘青山之弟向石家庄地委反映刘青山的孩子生活困难，又领到了补助款几十元。1962年老大刘铁骑上高中后开支加大，省委决定将其生活费提高为20元，老二刘铁甲的生活费仍为15元，并给老三刘铁兵补为每月15元。兄弟三人每月共50元，维持到1970年刘铁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之时。"文化大革命"期间曾欠发998元，1981年省纪委查明后也予以补发。

在三个孩子中，刘铁骑学习刻苦，成绩优秀，1965年考入北京石油学院，1970年被分配到抚顺石油一厂，1975年调到廊坊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供应处。刘铁甲吃苦最大，"文革"开始时已上到了高中二年级，"文革"后期便回农村务农，曾到东北编箩筐卖钱。1976年在哥哥刘铁骑的帮助下，成了一名石油管道工人，后在内蒙古二连输油公司工作。刘铁兵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因父亲的问题未能参军。他曾在曲阳煤矿下矿井，解决了农转非问题，后又调回安国县工作。

在刘青山被处决时，老大刘铁骑七岁，老二刘铁甲四岁，老三刘铁兵刚几个月大。后来，三弟兄先后跟叔叔刘恒山在老家安国县南章村生活、长大。刘恒山后来告诉记者："我哥死后，那一家是爹死娘嫁人啊！我无儿无女，就把我哥的那几个孩子接了过来，是我给带大的。当然政府也没忘了刘家的后代，刘青山被枪毙之后，这几个孩子一直拿政府的抚养金，文革期间由于受左的路线的干扰，孩子的抚养金一度被中断，后来我找有关方面申诉此事，引起了有关方面重视，后来也都补发了。现在他们都在忙自己的那份工作，干得都挺好的。"

刘青山给他的儿子们带来过荣耀，但他留给儿子们更多的是心灵上永远无法抹去的阴影！

作为共和国第一反腐大案，毛泽东亲批斩杀有功之臣，又要求当地政府抚慰其后代，如此决策，在新中国历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在公审大会的第二天，1952年2月11日，《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天津日报》等均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在头版详细报道了公审大会的消息，《河北日报》还用整版篇幅，在二版位置刊登了12幅公审大会的纪实照片。

当时，《人民日报》在刊发报道时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报社一位负责同志向中央反映说，刘青山前不久刚出席了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和平友好理事大会，并当选为常务理事，《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消息。现在，再发表刘青山被处决的消息，恐怕在国际上会带来不好的影响。这位同志建议，在发表刘青山被处决的报道时，是否把刘青山的"青"字加上一个三点水，写成"刘清山"。这样，在国际上人们可以理解为，这个被处决的"刘清山"，不是被选为常务理事的"刘青山"。毛泽东当时明确表态：不行！你这个三点水不能加。我们就是要向国内外广泛宣布，我们枪毙的这个刘青山就是参加国际会议，并且被选为常务理事的那个刘青山，是不加三点水的刘青山，是不要水分的刘青山。

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的报纸、电台以及人民画报社、中央广播电台和港澳的一些新闻媒体，也都对此案迅速作了报道。

香港的一家右派报纸禁不住惊呼："共产党杀了共产党!"

的确，官官相护自古如此。从旧中国过来的人，早已习惯了官场的腐败黑暗，他们担心：共产党执政后，会不会也像国民党一样很快走向腐败？

然而，从保定东关大校场传出的这两声枪响，打消了人们心头的疑虑--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毛泽东不是李自成。

处决刘青山、张子善后，社会各界和亿万人民赞叹不已："共产党真伟大！能够公开揭露自己的错误，惩治贪污犯，甚至对刘、张这样的老干部也作这样大义凛然的处置"。

当时一家报纸发表文章称："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进城不久，会这样快进行全党、全民总动员，掀起声势浩大的三反运动，对于危及该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腐败现象，施以巨型爆破。这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均属无此前例。更没想到，枪毙刘青山、张子善，竟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过去担心共产党胜利了也和国民党一样贪污腐化，现在放心了。共产党、毛主席伟大，了不起！"

在处决刘青山、张子善的第二天，《河北日报》刊登了一封署名"彦文"的读者来信。其中写道：刘青山、张子善二人，过去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比较高级的负责干部。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看，从来没有像他们这样身居显要地位的人，因为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而受到国法制裁的。共产党就绝对不是那样，而是有高度的原则，决不宽恕任何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不管是什么人，犯了国法，就要依国法治罪。

一个叫陈步湘的人，当时也写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他说：刘青山、张子善被判处死刑的事实，使人更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公正。共产党大公无私，处处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谁要是危害国家人民的利益，谁就要受到应得的处分。任何罪犯都不会因其地位高、资格老而被宽恕。

当时，记者曾采访了一位河北沧州专署的干部。这位普通的干部说："刘青山、张子善都是比较高级的干部，都对革命事业有过贡献，但是当他们犯了严重的罪行之后，中国共产党毫不姑息地开除了他们的党籍，人民法院毫不手软地将他们判了死刑，这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无比伟大，人民政府空前廉洁。全国人民对这样的党，这样的政府，完全信赖，衷心拥护。"

当时一位在北京工作的日侨小川维熙，对中国共产党果断处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十分赞赏。他说："看到报纸发表天津的贪污案后，感到共产党与其他政党不同，共产党伟大之处，是对不法分子不管他地位多高也要依法惩办。"

民心所向，众望所归。正是中国共产党这种不徇私情、严惩腐败的决心和行动，赢得了国人的衷心拥戴和世人的无限钦佩，打消了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疑虑，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望，增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合法性。

同时，查处这一腐败大案，严惩刘青山、张子善，在中国共产党内也起到了警戒作用，极大地震慑了那些已经或正在走向腐化堕落的人，教育和挽救了一大批党的干部，促进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全面好转。

当时有的老干部说："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我都经历过，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几次，从不知道害怕。可不知为什么，当我看到黑乎乎的枪口对准了刘青山、张子善，我的腿有些发软，脑袋嗡地一下胀得老大。过去认为自己的居功自傲思想没什么，享受点没什么，今天看到刘、张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才让我大吃一惊！我们应该时时警惕自己，自觉抵制资产阶级的侵袭，千万麻痹不得呀！"

从刑罚的角度说，对刘、张二人判处极刑，无疑充分发挥了刑罚的惩罚功能、威慑功能和教育功能，在当时和以后很长一个时期内，都对保持干部队伍的廉洁产生了重要影响。

邓小平后来曾说过："1952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的作用。"

江泽民2000年1月14日在一次中纪委会议上也指出："当年，我们党果断处理了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对党员、干部进城后注意反腐倡廉、拒腐防变起了很大的警戒作用。"

当年曾揭发刘青山、张子善罪行的李克才，后来颇有感慨地说："杀了两个人，管了几十年。"他还说："刘青山、张子善最后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制裁，完全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至今我认为，我们党在三反、五反期间，根据广大干部群众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对刘、张这样的高级干部采取果断措施，处以极刑，是完全必要的，处理得及时，处理得对!"

许多老百姓都有这样的共识：这两个人头，换来了中国官场上至少20年的安定。

是啊！半个多世纪以来，那两声枪响，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扶正祛邪的良好效果，就像两声浑洪的警钟，震荡大地，穿越时空，摇撼着数代中国人的心。它实际上是用行动向全社会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决不会做李自成！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允许腐败！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容许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对自己肌体的侵蚀！同时，也是再次告诫每一个领导干部，无论手中权力有多大，资格有多老，功劳有多高，都必须加强学习，加强世界观的改造，防微杜渐，克己奉公，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否则，就会走向人民的反面，成为人民和历史的罪人。

对于查处刘青山、张子善贪污大案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刘、张案件的发生和处理，也使全党进一步认识到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的危险性和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性，直接推动了全国性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兴起和深入发展，形成了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场反腐肃贪大风暴--"三反"运动。

"务将一切贪污分子追出而后止"

从1952年1月起，"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逐渐走向高潮。在党和国家机关、公营企业、事业、解放军和各人民团体的"三反"斗争中，各级党委"首长负责，亲自动手"，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宣传运动的意义和党的方针政策，带头进行自我检讨，动员有问题的人主动坦白交待，号召广大群众检举揭发。

北京市是率先动员群众广泛参加"三反"运动的地方之一。1951年12月1日，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和市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北京市如何开展"三反"运动。会上，市委书记、市长彭真要求各单位领导同志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进行系统深入地检查，并发动群众自上而下地进行广泛检举，使"三反"运动能够迅速在全市展开。

12月20日，北京市委、市协商委员会、市人民政府、市各人民团体联合举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动员大会，彭真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他指出，贪污浪费现象仍很严重，不仅一部分旧工作人员贪污恶习仍然存在，有些老干部和新参加工作的干部也受到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的侵蚀。我们反贪污、反浪费的具体方法是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同时，彭真还提出了开展运动的具体办法：第一，市和各单位都成立节约检查委员会，首先检查本单位，然后在上下级和同级间进行互相检查；第二，动员有贪污行为的人自动坦白、自动检讨，从领导干部到一般工作人员，从党员干部到非党员干部，不得例外；第三，普遍动员全市人民，首先是全体工作人员进行检举。

12月21日，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宣告成立，由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任主任，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张友渔和蒋光照、张鸿舜、傅华亭等市领导任副主任，统一领导全市的"三反"运动。

为了充分发动群众，12月28日，北京市又召开了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彭真再次到会动员，号召全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检举揭发贪污分子。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在全市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