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依彤直播内衣:他是蒋介石的“把兄弟”

民主道东端原黄郛旧居位置上挺立起崭新的写字楼
原民主道3号
黄郛旧居
黄郛
（1880-1936）原名绍麟，字膺白，号昭甫，别字天生，笔名以太，浙江绍兴上虞百官镇人。曾到日本留学结识蒋介石、张群等人，日后随蒋介石等人搞革命。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外交署长、教育署长、上海市市长等要职。1928年5月，日军炮轰济南，制造五三惨案，任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负责对日交涉停战，秉蒋介石旨意，在华北推行对日本屈辱妥协的外交方针，遭全国人民唾骂而被迫辞职。1936年9月，复任国民政府委员，同年12月6日，因肝癌病逝上海。
黄郛在天津断断续续居住了十年左右。对黄郛而言，南方是他的“祸地”，而北方才是他的“福地”。从他年轻的时候投身革命，到革命失败远走异国，黄郛绐终壮志难酬。直到他携家迁居天津，他的政治人生才开始有了起色，张绍曾、徐世昌这些仕途上的“贵人”，也都是在天津相识的。在那段以天津为“大本营”的岁月里，黄郛迎来了他人生中最得意的辉煌时期，如果他继续留在天津，说不定他老有善终，生命将被改写。但人生却奇迹般地再次将他带回南方，他人生的棋局亦随之走进了一个死局。
弃笔从戎的辛亥勇士
黄郛年幼时候家贫，父亲早逝，母亲对他要求严格，家道中落迫使他发奋读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04年，他报考浙江武备学堂，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转年，黄郛被选派赴日学习军事，成为当年8000名留日学生中的一员。
在日本，黄郛参加了同盟会，并负责掌管会员名册。在发展会员的过程中，他结识了蒋介石、陈其美，因三人是同乡，又年龄相近，彼此甚是投缘。那时候的黄郛是个热血青年，反清情绪激昂，常对众人说：“满洲政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国人应起而推翻之。”
1911年辛亥革命风暴席卷全国，陈其美作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主持光复上海。黄郛和蒋介石分别从北京和东京赶到上海去帮助陈其美，三人指天盟誓，结拜成兄弟。陈其美年长，为大哥；蒋介石最小，排老三；黄郛就有了一位义兄和一位义弟。三人相约“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据说蒋介石还把这句誓言刻在两柄宝剑上，分别送给两位义兄。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黄郛被委以兵站总监之职。不久，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黄郛所在的沪军都督府并入江苏都督府，他改任江苏都督府参谋部长，负责处理留在津浦铁路沿线的北伐军诸路的遣散工作。他主动解散了自己兼任师长的第二十三师，又依次解散其他部队，数月之内将沪宁地区各路大军解散完毕，并辞去各种职务。黄郛的行动适应了袁世凯的需要，不久北京政府令他出国考察，但却因宋教仁血案而未能成行。
蛰居津门东山再起
1913年，黄郛随孙中山、陈其美在上海参加反袁起义失败后，流亡日本。这时候，他突然悲观起来，劝陈其美不要继续从事反袁活动了，陈听不进去，黄郛于是离开日本，先到新加坡，后又到美国，潜心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东西方的影响。1915年底（也有资料称1919年），黄郛从美国回到上海，后移居天津。
在天津做“寓公”的这几年，黄郛“不加入任何团体，不附和任何主义，不闻窗外之事而专心潜研”，实际上他选择在天津蛰伏，就是积蓄力量准备再涉政坛。1918年前后，他根据自己的考察出版了《欧战之教训与中国之将来》和《战后之世界》两本书。他提出，民国以来屡丧自强之机，其因皆在于内战，所以他“尤痛心疾首于内战”。一战结束后，全球商战打响，中国将成为众矢之的，国人不觉必亡。
黄郛的书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与他探讨政治时局的人越来越多。黄郛“以文会友”结交了张绍曾、张耀曾，应当时国内要求结束混战、实现和平的呼声，黄郛参与组织全国和平联合会，大谈“和平”。
1921年，在天津蛰伏著书终于为他迎来了政治生涯中的“第二春”。他因代徐世昌起草《战后中国》一书，而被任命为中国经济调查委员会委员，赴美考察。回国后又被北洋政府聘为顾问，同中国代表团一起参加了华盛顿会议。1922年，黄郛被任命督办全国财政会议议事，次年入张绍曾内阁，署理外交总长。
1923年，黄郛经张绍曾介绍，与冯玉祥相交并成为知己。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冯玉祥策划北京政变，黄郛坐镇北京，为冯玉祥联络各种力量，传递信息，直至亲自起草通电文稿，为参加军政会议出谋划策，从头至尾参与了这次政变。
冯玉祥控制了北京政府后，黄郛组成摄政内阁，代理内阁总理，兼任交通、教育两部总长。1924年11月5日，他主持国务会议，通过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的议案，鹿钟麟据此将溥仪逐出紫禁城。这件具有进步意义的事，被周恩来称赞为“人所不敢为”，完成了辛亥革命应该完成而一直未能完成的大事。但黄郛的摄政内阁仅仅是一个过渡，冯玉祥为时局所迫，不久就与张作霖一起迎接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黄郛政治生涯中“最辉煌”的时光转瞬即逝，他不得不辞去所有职务，重回津门。
投降外交晚节不保
1926年，蒋介石派张群持密信到天津请黄郛南下，黄郛义无反顾地投奔了义弟，担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
1933年，华北局势日益危急，蒋介石急召黄郛商量对日政策，委派黄郛为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令其“安定华北人心”。蒋认为，黄郛具有“忍辱负重，诚非常人所能堪”的性格，最能领会和执行“委曲求全”的外交方针。而黄郛自己也知道北上“不光是跳火坑，简直是拆火巷”，但他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北上就职。
到任不久，黄郛与日方代表在北平达成协议，签订《停战案概要备忘录》。随后，黄派代表与冈村宁次在塘沽开始停战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使华北大门洞开，日军随时可以进占平津。此后黄郛又与日方进行了接收区及相关的关内外通车通邮的《塘沽协定》善后谈判。谈判中，黄郛曾坚持“不签字，不换文”，企图逃避国人指责，他也曾一度要求日方取消《塘沽协定》，但终究在“委曲求全”的总方针下未能达成心愿。
黄郛在华北的一系列媚日投降外交，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唾骂，他只好于1935年春托病辞职。转年12月，黄郛因肝癌在上海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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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本报记者 马樱健 摄影记者 王建一

责任编辑： 李淼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