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谜砂 张磊:袁世凯的新与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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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新与旧
摘要：人们大多知道袁世凯早年是个浪子，从政时是个不择手段的政客，没有多少人了解军人出身的袁世凯对秩序的热爱。
◎ 张宏杰 辽宁渤海大学教授
人们大多知道袁世凯早年是个浪子，从政时是个不择手段的政客，没有多少人了解军人出身的袁世凯对秩序的热爱。
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中这样回忆：
“我父亲的起居饮食，一年四季，是有一套刻板规矩的。他每天早上6时起床，6时半吃早点。早点总是吃一大海碗的鸡丝汤面……
11点半他吃午饭。所吃的菜，不但花样经久不变，而且摆的位置也从不变换。例如，他最爱吃清蒸鸭子，那么，在入冬以后，就每顿必有这个菜，位置一定摆在桌子的中央。又如，肉丝炒韭黄摆在东边，红烧肉摆在西边，那么，只要不换这两个菜，位置就固定在一东一西。”(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3月版《八十三天皇帝梦》)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能连续几年不厌倦地吃同一道菜的人捍卫秩序的决心。作为一个多年的职业军人，袁世凯深信秩序才能带来效率。他数十年官僚生涯的最大经验是做事一定要按部就班。《剑桥中华民国史》精辟地指出了他的政治个性：“他迷恋规章制度和程序规定。……他不信任自发性和不受管束的政治行为。”
袁世凯原本是个“新派人物”。他对西方的羡慕一度达到了崇拜的程度。正如陈志让所说：“袁世凯像大多数并不憎恨西方的中国人一样，他总是美化西方。例如，他曾说过‘西洋无一平民不通军事，反过来说，每一士兵都曾受过教育’。”他痛恨科举，一生都致力于兴办现代教育。他在天津修建公园和引进电车电灯，推行西洋字母，进行市政选举，一时引起全世界的注目。
然而，当民主和宪法真的降临到这片土地上时，袁世凯的反应却是惊慌失措。
辛亥革命后政治结构的突变，不可避免地使中国行政效率暂时下降，自我防御能力受到削弱。然而，在这种混乱中有着一种朝气蓬勃的气息。《剑桥中华民国史》描述民国初年的情况说：“党的组建和竞争是一个以自由主义的热情和社会日趋解放的趋势为特征的时代的组成部分。例如，对官僚的敬畏显著地减少了。一个规模不大，但十分活跃而自信的妇女运动受到全国的注视。这个运动主张妇女有选举权、妇女普遍受教育，主张改革婚姻习俗。报纸的数量激增，人们热烈讨论国家大事。在城市，新发型和新款式服装流行。”
然而，袁世凯只看到了混乱，没有看到活力。像大多数不了解西方的人一样，除朝鲜外一生没有到过他国的袁对西方社会的美好想象中有着许多想当然的成分。他理解的共和是：“共和政体者，采大众意思，制定完全法律，而大众严守之。”因而共和在他想象中本是秩序和效率的象征，没想到共和后的民国看起来却是一片混乱：前清政令统一的局面破碎了，各省各自为政，不听中央指挥，他这个临时大总统甚至不能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外任命一个县长。各种政党蜂起，报纸上和议会里成天是吵闹之声。
虽然他推崇西洋政治，事实证明，他对西方政治运作背后的真正精神并不了解。他羡慕西方政治中的效率和秩序，但是对议会的制约却无法忍受。这种制约应该是一种健康的紧张，一种有益的敌对，然而，在袁世凯的经验和逻辑中只有天无二日，只有你死我活。他不能理解混乱和活力、敌对与健康的关系。他认为民国成立之后，“国家元气凋丧”、“衰弱至极”，在列强包围下危机重重。人民遭受了“洪水猛兽之奇灾”。
为了恢复国家力量，他开始集权。这对他来说是轻车熟路的。他纵横捭阖，威逼利诱，把各省都换上了听他话的人。他收回了在各省任命官员的权力，把地方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在握稳了实权之后，他向议会、《约法》和地方自治组织开刀了。他废除了《约法》，解散了议会，取消了他从清末以来倡导的自治机构。为了压制社会上不满的声音，他强化了报刊审查制度。
1915年前后，袁世凯的集权达到了顶峰。他拥有了相当于皇帝的无限权力。然而，和他的设想相反，中国不是变得更有力量了，而是更衰弱了。普通公民参与政治的机会全部消失，有产阶级在政治高压下危险地沉默。中国看起来比以前更像一盘散沙了。更让袁世凯丢脸的是，自1913年以来所有的外交危机一概以中国的退却而告终。他被迫承认西藏和内蒙的自治权，使得外蒙独立成为事实。
袁世凯恼羞成怒。为什么统一后的国家没有出现他期望的凝聚力？他做出独特的诊断，病因是集权度还不够。袁世凯把帝制当成了救命稻草。集权主义的列车终于驶入了帝制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