谜局歌曲:谈谈先秦若干历史悬案

我们总以我们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而骄傲！然而，在现有的权威文献中，从三皇五帝算起，定格在公元前二千六百年，加上公元二千年，也只有四千六百年。还有四百年到哪里去了呢？我看谁也没有准确的答案。

然而，随着人类考古的发掘，随着碳十四在考古领域的应用，我们对一些淹没的历史窥视出了它原有的面貌。比方说甘肃泰安大地湾遗址，湖南澧县城头山古文化遗址，山东王因灰坑遗址，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裴李岗遗址等等，通过碳十四的测定，我们知道了我们祖先早在七千多年前就有了人工取火的证据。上述遗址中：大地湾遗址的标志是：“五千年前的‘宫殿’，六千年前的彩雕，七千年前的防火理念，八千年前的原始部落。”这其中的“七千年的防火理念”告诉我们：远在七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开始有了人工取火（大地湾F901的木骨墙壁就是用胶泥涂上，用来防火的）。大地湾遗址中420平方米的宫室地面，发掘出来时光洁如新，硬度可与今天的水泥地面相比；宫殿大厅还有一个直径二米的半地穴灶，是古人用来烤火和烧烤食物的。湖南省澧县城头山古城遗址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稻田遗址，它反映早在六千五百年，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种植了水稻（这里没有涉及到湖南省道县西北20公里处的玉蟾岩遗址，玉蟾岩遗址有一万二千年的人工栽培水稻；和浙江省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的上山遗址，上山遗址有一万年炭化水稻。由于碳十四对这两处遗址年代测定与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的悬殊过大，所以笔者没有引玉蟾岩与上山遗址）；裴李岗遗址有七千年人们用过的碾米的石碾盘、纹刻符号、居室等；王因灰坑里有我们祖先五千多年前用火烧烤吃过的鳄鱼骨架。从这些古人用火的证据来看，说明三皇之一的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应该在公元前七千多年。为了论证上述文化起源，下面我以二个主题谈谈。

一、     从三皇的来历、诗文化的起源、结合考古，

论证我们有六千五百年的文明史

在讲述燧人氏之前，我想先说说“三皇”的来历。

文字学家王凤阳先生在《古辞辨》中曾对“皇”字作了如下的解释：

他说：“‘皇’和‘王’古为辉煌、光明之意。《诗．小雅．渐渐之石笺》‘皇，王也’。分开来说，‘皇’像太阳一样光辉灿烂的意思（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六月第一版。第353页）。”

《现代汉语词典》对“皇”字意思的解释有三条：一、盛大。二、君主。三、姓。

甲骨文目前还没有发现“皇”字。周朝“毛公鼎”、周朝“颂鼎”上的“皇”字，上部像甲骨文的“日”，日字上面有三竖，下部是一个“土”字。从字形上看，像太阳的光芒照耀大地，这也许就是王凤阳先生所说的：“‘皇’像太阳一样光辉灿烂的意思”来由。

周鼎文的“皇”字下面的“土”字，土字变成了楷书后的“王”字是秦朝的事。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车同轨，书同文”就把“皇”字下面的“土”楷化成了“王”字，证据就在浙江省会稽山秦朝的石刻“皇”。这个皇字就是上面一个“白”字，下面一个“王”字。

王凤阳先生对“皇”字意思还有如下解释：

“用‘皇’字表示君主，是战国末期的事。战国时期的某些思想家，竟相标榜自己的学说来源古老，于是尧舜等传说人物之外，又造出所谓的‘三皇’。”导致后世对“三皇”之说主要有六种：

1、《史记》中记载是：天皇、地皇、泰皇。

2、三国时吴国人徐整的《三五历记》中记载是：天皇、地皇、人皇。

3、曹魏宋均的《春秋纬运斗枢》中记载是：伏羲、神农、女娲。

4、东汉《白虎通》中记载是：伏羲、神农、祝融。

5、蜀汉谯周认为是：燧人、伏羲、神农。

6、西汉孔安国认为是：伏羲、神农、黄帝。

以上六种说法，我们公认的是谯周（201——270）的“燧人、伏羲、神农”。谯周不仅是史学家，加上《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他的学生，所以他的这一说法有一定的代表性。另外，谯周所说的三皇是人，而不是像《史记》所说的“天皇、地皇、泰皇”，也没有《白虎通》中的祝融，《春秋纬运斗枢》中的女娲之类的神。

从古至今，我们都认燧人氏为“燧”皇，意思是钻木取火的发明者。那么，燧人氏是什么年代的人呢？在没有现代考古发现大地湾遗址，裴李岗遗址，屈家岭遗址和王因灰坑等遗址前，一般通认燧人氏应该是五千年文明之内的人；当我们从上述遗址中，发现早在七千年多年前我们祖先就已经有了用火煮饭、烧烤食物的证据后，我们对燧人氏所处的年代才逐渐清晰起来。也就是说，燧人氏应该是七千多年前的人，他应该早于伏羲的六千五百年的文明。

自1987年五月，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伏羲墓遗址後，天文学家通过对墓主人蚌塑星象魁推断，伏羲是公元前4530春分时节（称太昊帝）即位。这又一次与大地湾等地的文明年代相吻合。

近代学者唐兰（1901—1979。历任北京大学、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中国大学讲师。25年任故宫博物馆专门委员。28年至昆明入西南联合大学任副教授。讲授《六国铜器》、《甲骨文字》、《古文字学》、《说文解字》）先生认为：伏羲氏族距今8000一7000年之间； 段邦宁教授认为：西水坡45号墓建墓时间是6500年前；山东社科院院长刘蔚华教授根据传说、和文献考古资料，推测伏羲生活的时代大约距今6500年前的时限内；根据以上学者们的观点，我补充说两点。

A、 从诗文化现象，考证六千五百年前人类文明发源

诗，既是人类的语言文化，又可说是人类共性的、必然的、进化到智能人的第一文明。下面我们以历史的现状来论述这一观点：

（1）古埃及的《亡灵书》成书于公元前3100——前2686年之间（前王朝时期。这时埃及文字由表意符号、表音符号和限定符号三部构成）。

（2）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成书于公元前1900——前1600年。

（3）古印度的《吠陀》成书于公元前1500——前1000年。

（4）我国的《诗三百》成书于公元前1100——前600年。

这四例诗歌文明发源现象，都是以文字文明为基准。比方说，苏美尔以楔形文、古埃及以象形文为起源标志，而我国只是以金石文为《诗三百》的起源标志，这对我国的诗歌起源史极不公平。我们还有伏羲的八掛符号（可以说它既是符号，又是文字。只是我们现代人还没有诠释出来）、仓颉的结绳文、殷商的甲骨文。从以上的诗文明史告诉我们：早在五千多年前，人类在交通不便，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就同时有了诗乐文明。这不可能是历史的巧合，我个人认为是历史的必然！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

马克思说“劳动创造了人”。我们人类在狩猎、捕鱼的劳动进化过程中，首先是从声、仿声，到音、仿音开始迈向语言文明的。比喻八音：金（钟）、石（磬）、丝（筝）、竹（笛）、匏（葫芦丝）、土（埙）、革（鼓）、木（梆子）。是自然界的八种物质，由此可见，古人对声的研究是多么专注；他们专注的程度，就像我们今人研究生命科学和人造卫星一样，把声音的研究当成了前沿科学。古人这样专注研究声音，我想有三个目的：一是谋生的需要。二是古人从声音中得到享受的同时，也促进了语言的发展。三是与神沟通。

当代语言学学者刘志诚认为，人类的语言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形体为主辅助以不分音节的声音（旧石器早期。约250万年到一万年左右，不同地域有异）为语言的第一个阶段（像哑巴）。

（2）、不完整的音节语言并重（旧石器中期）为第二个阶段（像结巴）。

（3）、较为发达的有声语言，辅助以形体语言（旧石器晚期以后）为第三阶段（见《汉字与华夏文明》巴蜀书社出版，一九九五年，第十三页）。

我们人类真正有发达的语言，应该是公元前四千五百年至五千年左右，这种语言就是早期的诗歌文明（诗即是歌，歌即为言的时代。当今我们傣族、瑶族等少数民族还有以唱歌代替语言的习俗）。

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人类在未有文学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的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唷杭唷’，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就是文学家，是‘杭唷杭唷’派。”鲁迅先生这段话虽然说是“门外文谈”，但这段话说到了历史的脉搏上。

诗文明对人类的进化起到了关键性的第一步，人类通过语言才步入智慧的大门。如果有人不信，就看看今天还没有进化到智能动物的鸟兽和猩猩，它们因没有丰富的语言，所以仍处于愚昧状态。然后结合我国先秦典籍《尚书．尧典》去分析诗歌文明与声音文明的脉络。

《尚书·尧典》里有这样一段文字：“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

这里的“帝曰”，是指舜帝。舜帝说：“夔呀！我命你去负责管理诗乐，教贵族子弟，培养他们正直而温和，宽厚而庄重，刚毅而不暴戾，谦恭而不傲慢的品德。诗是抒发情怀的，歌是一种语言，声要有节奏，律才和声。八音和谐，不能相悖，做到了这些，神和人就能相沟通了。”

夔马上回答说：“好哇！我敲击石磬，拍打石鼓，百兽都会随声跳舞。”夔的回答在我们今人听起来有些夸张，但他告诉了我们两个信息：一是诗歌起源比我们现在认可的公元前一千一百年早。二是古人仿声水准高。谈到这里，有的人会问：你说了半天诗文化起源应该早于公元前一千一百年，有证据吗？有，就在我们人人都知道的典籍《易经》中。

根据历代学者考证：《易》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来推算，那么我们的诗歌起源可以追溯到伏羲年代。我这一说法源于《易》更三圣之说。

所谓《易》更三圣，说通俗一点，就是《易经》有三位作者。它的第一位作者是伏羲（摆出了八卦），第二位作者是周文王（演绎了八卦），第三位作者是孔子（整理了八卦）。如果这一说法成立，也就是说我国诗文化早在公元前四千五百年左右就形成了（这一历史断面是根据对伏羲墓的考证设定）。这与刘志诚研究的人类语言第三阶段时间上基本相符，证明人类这时有了发达的有声语言，他们把这种语言经典收集起来，由矇瞽人（瞎子）传承下来，这就是诗。

当代学者黄玉顺通过对《易》的考释，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条爻辞中，被支解的古诗有六十四首。

我们要认可《易》中的诗文化，就应该从爻辞说起。在古代，爻辞的“爻”与歌“谣”的谣和系部“繇”三字音同意通，这正好说明“爻辞”即是“歌谣”的化身。如唐代《易》学家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称“《易》之爻辞，亦名为繇”。

孔颖达所说的“亦名为繇”就是指系部“繇”。系部繇在今天《汉语词典》里与言部歌谣的“谣”同一个意思。《左传》、《国语》称爻辞为系部“繇”。故《汉书．李寻传》有：“人民繇俗”之说。并注明系部“繇”与言部“谣”音同、意通。

当我们从这些古籍中寻找到了爻辞的“爻”与系部“繇”和言部“谣”意通的足迹后，结合古代中国传统的“祭政合一（指以宗教信仰为主体的社会）”、“尹寺文化（指原始社会过度到奴隶社会之间的社会形态）”、“矇瞽文化（指瞎子传承礼乐时代）”等文化现象，再回过头来看看当今瞎子算命抽签这一活化石现象，就对《易》之“爻”实为“谣歌”不足为怪了。如：《红楼梦》第一百零一回里，王熙凤到散花寺抽签，签上说“去国离乡二十年，于今衣锦返家园。蜂采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为了考证签文化，我专程到武汉“归元寺”找瞎子抽签。我抽第一签给一位六十多岁的阴阳先生，他用手摸了摸签上面的标记，口中念诵：“一轮红日东方出，万事兴隆吉祥遇。雪中送炭予人善，它日厚德布广宇。”接着我又抽了第二签，签上竟然是“时运不佳命不中，海底捞月白费工。镜里观花莫欢喜，竹篮打水一场空。”这种打油诗不正好说明《易》文化就是当今矇瞽人签文化的演绎吗？

下面我们不妨举《易》中第二十五卦《无妄》来说明问题：

《无 妄》（这里的“无妄”是《易》中卦名）。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初九：无妄，往吉。

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九四：可贞，无咎。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史记》对“无妄”的解释是：无所希望。“妄”字，古代本意是：乱。又含虚妄之意。这里是假借、通希望的“望（见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巴蜀书社，一九九五年版，第一二0页）”。黄玉顺（1957年9月生，四川省成都市人。哲学博士。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硕士点负责人）在《易经古歌考释》中将《无妄》释之为《灾难之歌》，笔者在《灾难之歌》的基础上用现代语法对比如下：

易《无妄》     黄玉顺《灾难之歌》       笔者代韵对比

不耕获，          不能耕种、收获，      无法耕种何谈收，

不菑畲，          不能开荒、种田。      荒田废地又一秋。

无妄之灾，        令人绝望的灾祸，      无妄之灾由谁起？

或系一牛。        因为空空的牛栏。      有人夺走我家牛。

行人之得，        是官府夺走耕牛，      夺牛之徒是官吏，

邑人之灾。        给百姓留下苦难。      百姓只能把泪流。

如果说《无妄》是一首反映社会现状的诗歌，那么下面三十一卦《咸》就是一首性交歌：

咸其拇，咸其腓。咸其股，执其随。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咸其辅颊，咸其脢。

这首《咸》如果我们把“咸”字译成“吻”字，一切就能让现代人理解了。

为了进一步说明《易》比《诗三百》起源早，下面我们从《易》、《吴越春秋》、《诗三百》三部古籍中的《蒙》、《弹歌》、《关雎》三首诗进行比较，也能看出诗歌发展的踪迹：

蒙        弹歌                    关雎

  发蒙        断竹                  关关雎鸠

  包蒙        续竹                  在河之洲

  困蒙        飞土                  窈窕淑女

  击蒙        逐肉（肉是代替字）    君子好逑

从以上来自三部古籍的三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诗文化最早是二字一句的形式，到《诗经》时代多为四字一句，然后到唐宋的五言、七律，说明我们的语言经历了几千年的变迁。

我国诗文化的发轫，和古埃及《亡灵书》的诞生一样——开始以民谣的形式出现，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接下来传承历史。所以儒家始祖孔子在《论语．泰伯》中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十八世纪德国诗人诺瓦利斯曾这样感叹：“万事归结于诗”。

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古埃及《亡灵书》要早我国《诗三百》二千年，那是因为《亡灵书》有文字记载。如果我们从我国口头传承下来的《易》算起，我们的诗歌文明正好同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的诗歌起源遥相辉映。这就是我要从诗的起源说明我们人类文明史的起源原因；它能进一步证明我国文明史早在六千五百年。

（B）、从考古发现的几大遗址，说明我们有六千五百年的文明。

文明是什么？文明有一个基本标准，即：人类训服鸟兽，解决了衣食住行，有了丰富的语言，有了陶器、玉器，对天文有了高度的认识（世界公认还有一条是文字。这一标准时间阶段难定，笔者暂不认同）。比如说早在六千年，苏美尔人发明了太阳历，把一年分为了十二个月，364天，有了闰月。我国伏羲的蚌塑星象图反映了十三万三千年前春分日落星象，是人类最早的天文观测记录，也是人类最早的科学观测记录。这就是早期文明的标志。至于“文字文明”我认为伏羲的八卦图就是我们象形与会意文字的始祖。

我国古人类考古有云南的元谋猿人（一百七十万年），北京周口店的猿人（六十万年到二十万年之间），山西襄汾丁村的早期智人（十二到二万年）和北京周口店后来发现的一万八千年的晚期智人。这四个地方古人的发现，都一一地在告诉我们：我们亚洲人种系华夏民族的种类。说明了我们不是非洲人种，也不是欧洲人；从而证明我们人类六千多年前的诗乐文明不是同一人种通过交流才产生的，而是笔者前面所说的：诗是我们人类共性的、必然的、进入到文明社会的结果。这种结果就像每天早晨喷薄而出的朝阳，谁也无法阻挡！

以上是人种的考证，说明了诗的起源是人类语言文化进化的必然。下面我再从晚期文明遗址来表述我国在六千五百年进入文明社会状况。

目前我国古代文明遗址大致有如下的几大版块：

（1）、以河洛为中心的前仰韶文化（约在公元前6000年到公元前5400年），后仰韶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约在公元前2900年到公元前2000年）。

（2）、以黄河下游泰山为中心的青莲岗文化（约在公元前5400年到公元前4400年），大汶口文化（约在公元前4300年到公元前2500年）。

（3）、以太湖平原为中心的长江下游河母渡早期文化（约在公元前5000年到公元前4000年）等等，都在说明我们的文明起源远远超过了五千年。

以上三大文明版块，都是约公元前五千年的文明遗址，还没涉及到北方的大地湾文化，红山文化以及河南省舞阳贾湖遗址。从河母渡文化遗址中，考古学家们发现公元前五千年的井、水稻和房屋，如果说神农氏是发明五谷栽培技术第一人，那么根据河母渡的谷子的发现，我们三皇中的神农应该是七千年左右的人，燧人氏的钻木取火也跟着向前推。这只是浪漫的设想。我们排除设想，说明我们有六千五百年的文明史是比较客观的；这一说法是以伏羲年代为基准。因为伏羲是龙的图腾塑造者，是诗文化的先驱，是天文学的奠基人，也是八卦符号(文字的始祖)的创立者。

二、周昭王死亡之谜和周穆王即位年龄考证

根据“夏商周断代史”考证，周昭王是公元前995年左右的人，在位19年。周穆王是昭王的儿子。

《史记．周本纪》记载：“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也”。在这段史料里，我们看出周昭王是一位贪玩、不理朝政的浪荡公子，他南巡狩猎死在了江里，不向天下人发布讣告，怕张扬是不正常的事。这其中是不是有见不得人的事呢？带着这一疑惑我翻阅了大量的史料，而在《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中，所记载的内容与《史记》恰恰相反：

[1]〔八〕《纪年》曰：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初学记》卷七地部下。

[2]《吕氏春秋．音初》：“周昭王亲将征荆，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祭公抎于汉中，辛余靡振王北济，又反振祭公。”

[3]《楚辞．天问》：“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维何，逢彼白雉。”

[4]闻一多先生云：“ ‘雉’当为‘兕’，声之误也。

[5]《吕氏春秋．至忠篇》：‘荆庄襄王猎于云梦，射随兕。’

[6]〔九〕《纪年》曰：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初学记》卷七地部下。

以上六例源于《竹书纪年》被后世引用在各种典籍中的内容。《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晋武帝太康二年（281），由盗墓贼在汲郡（治所在今河南汲县西南）魏襄王（?─前319年)的墓中盗出。盗墓贼不认货，准备一把火烧掉，后来被县令发现，就把这一堆破烂竹简送到洛阳，由当时的大学士和峤带着一帮学者整理出来。《竹书纪年》约早于《史记》二百年（这里指魏襄王元年的公元前334界定），很多记载和甲骨文相吻合，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比《史记》更有权威性。

以上例[1]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被《初学记》引用。

例[6]说：“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被《开元占经》引用。

例[1]的说法是周昭王十六年去征伐楚国。例[6]的说法是周昭王十九年。这两种说法一是时间上相差三年，二是例一说是遇上了兕，例六没有这一说，只是笼统地说丧六师于汉。

按照例[6]《初学记》引用的“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的说法，在文字上与司马迁的“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也”的记载是两个不同的定义。一个说六师死于汉江中，这说明周昭王是以身殉国，一个说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说明周昭王是玩乐而死。

例[2]用我们现代的说法是：

周昭王南征荆楚，辛余靡这个人长得高大有力，他跟随昭王出征。在返回的路上过汉江时，桥梁塌，昭王和祭公掉到了汉江（抎：音云，滑落的意思。《现代汉语词典》没有这一字），辛余靡先背昭王过汉江，然后返回背祭公。”也没说到昭王遇大兕，更没有说到死。

例[5]《吕氏春秋．至忠篇》说‘荆庄襄王猎于云梦，射随兕。’《至忠篇》大概是为了正本清源，说明遇兕的人是荆庄襄王，而不是周昭王。这让我们对后来典籍所引用的《竹书纪年》说法持怀疑的态度。

“兕”是不是害死周昭王的真凶呢？史料也没有详细地说明，下面我想从“兕”说起。

“兕”就是我们现代说的雌犀牛。犀牛是食草动物，有陆地第二大动物之称，它最重可达六吨多。而且胆小，是不会轻易攻击人的。例[4]闻一多先生说：“ ‘雉’当为‘兕’，声之误也。也就是说，他认为《竹书纪年》中周昭王应该遇到的是“兕”。

例[3]屈原（前340——前278）在《天问》中说“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维何，逢彼白雉。”意思是楚庄襄王要献白雉给周昭王，周昭王带兵到了楚国，回来时死了，对国家没有一点利益可言，所以屈原讽刺说：“你遇到了白野鸡吗？”屈原的说法从年代来讲基本与魏国的《竹书纪年》时间上差不多，比司马迁（约前145——前87）的说法早二百年，这让周昭王的死因变得更加模糊起来。

至于三千多年前汉江的生态是什么样的状况，我看谁也说不清楚。不过，战国时期的典籍《公输》一文中，墨子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之与敝舆也；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

根据这一记载，我们可以认定：犀牛应该在云梦泽，汉江是鳄鱼横行的地方。说明一个堂堂的国王从桥梁坍塌掉进江中被犀牛攻击的可能性小，因为桥梁坍塌时，犀牛的习性逃跑都怕不及，哪敢去攻击人呢？所以笔者认为导致周昭王唯一死因的应该是扬子鳄，因为扬子鳄的习性对于桥梁的坍塌不会回避。大家在科教频道《动物世界》里可以看到，只要斑马、野牛迁徙过河，鳄鱼听到水响声就会前来觅食，如果周昭王真是从桥上掉进汉江，祸首就应该是扬子鳄。为了证明我的说法，我从周昭王儿子周穆王一些莫明其妙的行为中，就发现了玄机：

（一）《纪年》云：周穆王伐大越，起九师，东至九江，驾鼋鼍以为梁也。《北堂书钞》卷一一四武功部。

（二）《纪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东至于九江，比鼋鼍以为梁。《初学记》卷七地部下。     

（三）《纪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征伐，大起九师，东至于九江，叱鼋鼍以为梁。《文选．江赋》注。

以上三例，大同小异，都说明了同一个问题，——就是周昭王的儿子周穆王在为父亲报仇征伐楚国。周穆王征伐楚国“驾鼋鼍以为梁”说明了什么呢？

鼋是我们后世说的脚鱼，鼍是鳄鱼，周穆王讨伐楚国为何要以鼋鼍为桥梁？我个人觉得从穆王的这一行为，正好暴露出了他的父亲讨伐楚国死在了鳄鱼腹中的这一秘密。不然，司马迁为何说“其卒不赴告，讳也”呢？我想，周人所忌讳的是：一名堂堂的真龙天子，被伏羲想象中的龙（扬子鳄）吃掉了，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如果这件事被天下诸侯知道了真相，周朝所谓的“真龙天子，皇权神授”之说又何能成立？周人为了避讳，很有可能把“鼍”（音：tuó）说成是“兕”，这是我的第一个理由。第二条理由是：穆王以鼋鼍当桥，正好说明他父亲的死因是由于桥梁坍塌引起。

大家想想，鼋鼍能当桥用吗？这显然是周穆王在诅咒扬子鳄。这种诅咒的形式，就像巫术扎布人诅咒谋谋人一样，在信鬼神的周朝，这种迷信活动是经常的事。由此可见，周穆王搬出鼋鼍其实是暗示他父亲被“鼍”吃掉。所以我说历史是浪漫的，我们应该用浪漫的思想去解读更多的历史内涵，如果我们抱残守缺，这段历史永远说不清楚。 至于我的这一说法是否正确，还有待史学界进一步地研究。

谈了周昭王的死因，再说一说周穆王的疑案：

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说“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史料上对周昭王在位的时间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十六年，另一个说法是十九年。北宋邵雍（公元1011一1077年）先生的年表是五十一年。这里我们以新华网湖北频道的年表为标准。从周昭王在位十九年来推算，周朝从武王到昭王历经四代。武王英年早逝，周成王十一岁即位，加上在位二十二年，那么成王是三十三岁死的。成王三十三岁死，康王最多是二十岁即位，加上在位二十五年，康王也只活了四十五岁。我们再用浪漫的思维去推测，四十五岁的康王能生出四十五岁的儿子周昭王吗？如果生不出来，那么周康王在十三岁生周昭王，到康王四十五岁死，周昭王这时只有三十二岁左右，加上他在位十九年，也只五十一岁。试想：一个五十一岁的父亲，能生出五十岁的儿子（周穆王）吗？

看来司马迁和我们开了一个历史玩笑，他愚弄了我们二千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