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自杀前给我的最后一封信
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间新闻突然播出一条消息：台湾女作家三毛在台北自杀身亡。我当时正躺在床上，听到这一消息，如触电般地跳了起来。1991年1月4日，那是一个令人心碎的黑色日子。
在三毛逝世后2天，我收到了她在自杀前给我寄出的最后一封信，信封里装着不是贺年卡，而是一枚礼卡，上书三个字：谢谢你。邮戳是1990年12月29日。
三毛在撒哈拉大沙漠。这是她自己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这一幕悄悄然，一晃已经过去了20年。没有人会相信，时光竟然是如此匆匆，一切仿佛还在昨天，生死离别，却又是不争的事实。
和三毛相识，是在1987年春天。当时，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我为三毛的才学所倾倒，也为她浪迹天涯的动人故事所迷恋。于是写了一篇评论《撒哈拉故事》的文章，发表在一本文学杂志上。文章后来托三毛在中国大陆的好叔叔倪竹青老先生带给了她。一个月后，我收到了三毛的来信，里面还夹了一枚她签名的个人照。三毛在信中说，她是第一次读到大陆有关她的评论文章，很是感激，希望保持联系。末了，还写了自己在台北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和三毛的交往，便于此开始。
三毛与荷西恋爱时候的照片
79年，荷西与三毛的爸爸在非洲的家中下棋。有人说荷西是三毛虚构的人物，实在太不道德。
当时，三毛的书在中国大陆已呈“洛阳纸贵”之势，年轻人几乎是人手一册。但是，在大陆出版的书，大多是盗版，三毛一分钱的稿费都没有拿到。当年5月，三毛给我发来一份委托书，委托我作为她在中国大陆的代理人，与各出版社进行交涉。记得当时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调查中国几家出版社出版三毛著作的情况。结果，询问信发出后石沉大海。人家根本没把我这个刚出大学校门的黄毛当回事。我着急，三毛却写信劝我“不急，不急”。
三毛给我的信
仲夏的一个深夜，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拿起话筒，只听到那边传来急促的声音：“弟弟，我快死了”。细问是谁，回答说：“是我，三毛，是三姐呀！”这是我和三毛第一次通电话，第一次听到对方的声音。三毛那一口台湾国语，带着很重很尖的童音，几乎使人感觉不出是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当时台湾与大陆要通电话，很不容易，弄不好会被当成“国特”。
我以为她病了，但是三毛却告诉我，自己正在闭门造车，为写《我的宝贝》已经七天七夜只喝水与吃饼干，没有碰过米饭。“好可怜的女人”，我当时心里这么想。
1973年，三毛与荷西的结婚照（文字系三毛自己所写）
三毛与荷西在撒哈拉市政厅登记结婚时情景
我孩子出生后，三毛为孩子取了一个名字叫“徐旃”，希望孩子能够成为一面旗帜。三毛还特地在台湾订做了一把金锁送给孩子，希望他一生平安。
进入1988年，台湾和大陆的关系处于缓和，我极力鼓励三毛回大陆探亲。三毛开始时还心有余悸，担心会不会被大陆拘留，因为她的爷爷是“地主”。我把三毛的这一顾虑转告给了国家有关部门，领导人说：“欢迎她回来，一切接待与安全，均由我们负责”。我把这话传给三毛后，三毛说：“我不需要大陆接待，能让我自由地走就行”。
过了年，三毛正式通知我，计划在4月份回大陆，名义是给爷爷扫墓。交代我办四件事：一是安排在大陆的全部行程；二是落实在舟山老家的扫墓事宜；三是安排在杭州治病；四是争取叫出版社付稿费。
在三毛接近来大陆的日子，单位领导说：接待三毛是大事，你就休假去忙吧。于是，我不用上班，到处出差，落实接待。但是，后来我发现，在大陆，突然间冒出来许多三毛的亲戚来。
1989年4月份，三毛从香港抵达上海，然后先去看了张乐平先生，因为张老画了漫画《三毛流浪记》，让原名叫“陈平”的三毛有了自己的可爱笔名。接下来，三毛去了苏州，游了当时大陆人还不知道的“周庄”，还蹲在油菜花的田野里哭了一顿。
三毛在家乡见到自行车，一定要骑一回。这是我给她拍的照片。
离开苏州后，三毛转杭州去老家舟山，结果兴冲冲自己要试着打电话订出租车，还细声细语地对接电话的出租车队人说：“我是三毛”。对方老兄很不客气的回了一句话：“什么三毛二毛的，你神经病啊”。这句话让三毛没吃晚饭。后来，我把这事告诉给了媒体，于是变成了很大的“统战问题”。后来，车队领导带了人拿了花到酒店来向三毛道歉，三毛对我说：“你给我挡回去”。
前几天，我去舟山出差，舟山电视台对我做了一个专访，资深播音员伟生先生送给我一份礼物——三毛当年回舟山探亲的录像，里面有我的许多镜头。其中一个我和三毛以及他的堂哥陈懋文先生一起站在船头陪着三毛哭的镜头很经典。
三毛的爷爷是舟山人，从小在上海做生意，有一点钱，还在家乡小沙办了小学。后来因为成了“地主”，在50年代，作为清算对象，遗体还被挖出来暴晒数天。其实，三毛爷爷的坟墓已经找不到了，当地的亲戚在大概的位置，赶在三毛到来之前重新修建了一座空坟。
去小沙之前，三毛嘱咐我准备两样东西，一是一个小盒子，准备装一点爷爷坟头的土，另外准备一个瓶子，装一瓶老家的井水，带给在台湾的爸爸妈妈。
好在老房子还在，祖宗祠堂也在，让这一次祭祖的活动搞得很体面。
三毛第一次回大陆时，我特地请浙江龙泉宝剑厂为三毛打制了一把宝剑，
据说是与当时的国防部长张爱萍先生的那一把是属于姊妹剑。
三毛在来大陆之前，把自己的所有病历单全部寄给了我，委托我安排在杭州为她治病。我找到了当时担任农工民主党浙江省委社会服务部部长的著名内科医生林抗生先生。林先生看了病历，说三毛是百病皆有。于是他组织了杭州最有名的医生成立了一个专家小组，在花家山宾馆为她诊断治疗。但是，三毛却不相信西医，因为她已经在美国和台湾最好的医院里治疗过，都没有什么效果。她要求找气功大师。结果林医生只好去找了几位气功大师，还专门准备了一间房间作为气功室。我对气功是半信半疑，叫气功师先对我发发功，结果我是巍然不动。对三毛一发功，三毛是浑身打颤。气功师对我说：“徐先生，三毛好像患有癌症，你先别告诉她”。三毛见气功师紧张，还没有等我说话，自己拉下衣领，露出脖子上周围红红点点，说：“我患有淋巴癌，一直没有治好”。
三毛在大陆几次旅行，我大都陪着她走。她身体其实极差，有时一天要昏倒好几次，在拉萨的那一次，差一点走了。闲聊的时候，三毛告诉过我，与荷西结婚后，因为沙哈拉沙漠的气候与卫生十分的糟糕，她得了很严重的妇科病，“一年间，下身没有干净过”。由于没有钱买机票回台湾治病，所以一直拖着，等《撒哈拉的故事》出版后，她才买了一张机票回到台湾，用版税付了医药费。但是，从此三毛得了不孕症，这也成了她和荷西结婚六年膝下无子的原因。
三毛结婚时，荷西送给爱妻的礼物——骆驼头骨。据悉，这个头骨如今放在舟山市三毛纪念馆中。
严重的妇科病一直折磨着三毛，还有严重的肩周炎，到后来无法写字。由于三毛的母亲患子宫癌多年，三毛一直担心自己也会走母亲的路。因此，在1991年元旦，三毛因妇科病再度发作入住台北荣民总医院时，三毛断定自己得了不治之症。
当时，三毛编剧的电影《滚滚红尘》得了90年金马奖的八项大奖，这是三毛唯一编写的一个电影剧本。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八大奖项中，独缺编剧奖。《滚滚红尘》在沈阳拍摄的时候，我还去探过班，见了主演秦汉和林青霞。得奖后，我打电话给三毛表示祝贺。三毛在电话的那一头很伤感：“我想没有好剧本，便难有好戏”。三毛甚至认为是台湾有人故意捉弄她。
对于病情的绝望和金马奖的打击，让三毛最后选择了自杀来结束自己肉体与精神的苦痛。这一天，是1991年1月4日凌晨，她用丝袜挂在浴室的铁杆上，走了。想起她新年不给我寄贺年卡，而是寄了一张感谢卡，我想，三毛在寄出这一张卡的时候，已经在与我告别。
三毛第一次和我见面时，在我的手心写下了一个字“缘”。我想，缘尽缘灭，原本只是人世间的凡事，一旦刻骨铭心，却是永远抹不去的伤痛。20年后的今天，三毛已在天际，唯有她留下的那一句话“珍重不再见”，涵盖人间万般哲理，别离只是时间，心中相遇却是永远。
（注：本博客发表的三毛的照片，均为三毛生前给予我的私人照片，涉及所有权等问题。出版单位如想使用这些照片，请与本人联系。）
2001年，在三毛逝世10周年的时候，我为三毛编辑出版了一本纪念写真集《撒哈拉之恋》（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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