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捡到真的漂流瓶:毛泽东三书《焚书坑》背后的深远之谋

政治家毛泽东擅长以诗词作为政治斗争的利器，在风雷激荡的上世纪的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他曾三次书写晚唐咏史诗《焚书坑》。这其中，有着什么样的深远含义？
记得“四人帮”粉碎后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选编的《唐诗选》。它囊括了自初唐至晚唐的130多家、600多首有代表性的作品。出乎意外的是，晚唐诗人章碣广为流传的咏史诗《焚书坑》竟付阙如，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忽然记起，1970年代前期林彪折戟沉沙之后，在下达的几批材料中有与这首诗相关的一条，不外是“借古讽今”罢。这才明白，《焚书坑》未能入编，实系池鱼之殃。
作为政治家诗人的毛泽东，对这首流传千载、寓意深刻的咏史诗情有独钟，在风雷激荡的上世纪的40年代、50年代和60年代，三次书写，成为研究这位擅长以诗词为政治斗争利器的政治家心路历程的绝好材料。
毛泽东与傅斯年的“窑洞对”
1945年7月初，抗日战争已进入第八个年头，重庆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章伯钧、傅斯年等六位参政员组团访问延安。关于这次延安之行，人们熟知的是黄炎培与毛泽东关于民主政治的“窑洞对”，却鲜知傅斯年与毛泽东关于陈胜、吴广、项羽、刘邦的“对话录”。事情的起因是毛泽东谈及傅斯年在五四运动中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时为北京大学学生领袖的傅斯年是五四运动的一员健将，毛的这番话固有东道主的礼数成分，也还是基于史实。傅斯年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报以“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也是出于礼数，傅斯年向毛泽东求字。7月5日，毛泽东致信傅斯年：“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毛书写的条幅全文是：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一首书呈孟真先生
毛泽东
“唐人咏史一首”即为章碣的《焚书坑》，“坑灰未烬”一般的版本为“坑灰未冷”。将信和条幅对照来读颇有意味。既然“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何以“述唐人诗以广之”？针对傅斯年的“过谦”，毛以“刘项原来不读书”自况，从特定的语境看，似乎以“不读书”的“过谦”来回报这位学富五车的史学家。从毛泽东自身的学养和后来对教授、学者的态度来看，这类“不读书”的自况却并非单纯的自谦。1936年，毛在延安的窑洞中与美国记者斯诺彻夜长谈，其中回忆到1918年下半年自己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经历：
我职位低微，无人理我。我的一项任务是登记来读报纸的人的姓名，但对他们大部分人来说，我这个大活人是不存在的。从这些来阅读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的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这番回忆似有可议之处。傅斯年、罗家伦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还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事。那时毛泽东已离开北京南返。从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来说，自然早在1918年之前就开始了，但那时的“头面人物”是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等人，也包括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但无论如何不可能包括时为北大学子的傅斯年、罗家伦。毛泽东在1936年的回忆中独独提及此二人，似是时间的错位。推究起来，这种错位似由傅、罗拥护蒋介石所致，更重要的是毛的这些回忆所流溢着的抱怨与嘲讽。有学者曾分析，这番遭遇在好胜、自尊、敏感的青年毛泽东心里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
这样看来，毛泽东对傅斯年印象似乎不佳，如果不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以其心性，未必有与傅深谈的兴致。但时隔27年，毛泽东在刚刚结束的中共七大当选为主席，“毛泽东思想”已载入刚刚通过的新的党章，这位众望所归的中共领袖正踌躇满志地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运筹帷幄。而“统一战线”正是七大政治报告中所总结的致胜的三大法宝之一，故毛泽东对来访的国民参政员不仅礼数有加，而且寄予希望。
然而毛泽东终究是毛泽东，“遵嘱写了数字”不仅是谦谦君子的礼数，“述唐人诗以广之”更是巧妙地表达了这位政治家引领潮流的信念所在——正是“不读书”的“刘项”才成就了推翻暴秦的大业。章碣的本意在嘲讽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愚蠢，毛的用意则在推崇“不读书”的揭竿而起的造反者。在深谙国情的毛泽东看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本质上是农民革命。从1927年秋收起义，走井冈山道路，经过18年的艰难曲折，毛泽东已成为拥有近一亿人口（其中绝大部分为农民）的解放区的领袖。从这个意义上说，毛以“刘项原来不读书”自况，看似自谦，实为自信
为“焚书坑儒”辩护
四年之后，江山易主。1949年3月，毛泽东的老朋友、“国党三仁”之一的柳亚子作《感事呈毛主席》，首联为：“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说项依刘”姑且借用胡乔木主持编辑的《毛泽东诗词选》一书中的解释：“劝说项羽归从刘邦。”1954年秋，叶剑英在一首五律中有这样的尾联：“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作者在1980年明确回答有关人员：“刘亭长”指毛泽东。
诗无达诂，以上所引柳亚子、叶剑英诗作，只是巧合，为的是说明毛泽东1950年代第二次书写《焚书坑》。1959年12月，毛泽东为弄清章碣的籍贯，致信秘书林克，再次完整地书写此诗。在那样一个年头，日理万机的毛泽东大脑中又冒出这首咏史诗，究竟出于怎样的需要，因信件内容的单一，又缺乏同一时期相关材料的参照，已很难作确切的考证。但此次书写《焚书坑》的“古为今用”显然不同于14年前的“述唐人诗以广之”，则毋庸置疑。笔者以为，以毛泽东1949年之后对秦始皇的评价来看，绝无认同章碣本意的可能。毛泽东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辩护，广为人知的是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关于破除迷信的讲话。那天毛泽东兴致很高，先是坐着讲，说到“厚今薄古”就站起来了，毛说“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林彪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似有异议。毛泽东当着一二千与会代表的面发表了这样一番高论：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独裁者，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这番话似未涉及焚书，但从整个语境来看，其意不难明了。毛泽东看重舆论宣传，主张舆论一律。曾对秦始皇焚书坑儒严加斥责的郭沫若，在闻知毛的这番话后，于后来的《论秦始皇》中有如此发挥：“以焚书而言，其用意在整齐思想，统一文字，在当时实有必要。”这位颇能体会上意的学界班头，大概是说出了毛泽东的心里话。
既如此，毛泽东在1959年12月再次书写《焚书坑》也许是一时的兴会。但笔者以为四个月前在庐山发生的那场严重的政治纷争恐怕是不容忽视的潜在因素。面对彭德怀对“三面红旗”的质疑，毛泽东力排政治局多数成员希望缓解事态的意愿，并说“不同意批彭就上山重新组织红军。”结果彭德怀（时任国防部部部长）、黄克诚（时任总参谋长）等人以“军事俱乐部”的莫须有罪名遭到整肃，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正在受到信用的林彪取代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担任军委副主席的十大元帅大半被除名，仅保留林彪、贺龙、聂荣臻三位副主席的头衔。为了肃清彭德怀在军队的影响，庐山会议结束后即在北京召开有千余名高级将领与会的军委扩大会议，罔顾事实地批判彭的“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追究所谓的“里通外国”，甚至将因同情彭而被迫检讨的朱德的检讨书下达到县团一级。“红军之父”朱德的威望因此遭到贬损。
“文革”前夕三书《焚书坑》
并非巧合的是，正是从1959年10月开始，毛泽东以《七律·读报有感》刺责赫鲁晓夫，从此这位政治家诗人的创作主题便转向“反修”。1966年4月，正是“文革”之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暮春时节，毛泽东读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4月12日编印的《文电摘要》上登载的《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于14日挥笔写了一则长达七百余字的批语，愤懑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分子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一些从事过一二次四清运动从工人农民那里取了经回来的人，他们自愧不如，有了革命干劲，这就好了。唐人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批语的结论是：“学校一律要搬到工厂和农村去，一律实行半工半读，当然要分步骤，要分批分期，但是一定要去，不去就解散这类学校，以免贻患无穷。”（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不知何故，批语并未下达。是激情过后的再行斟酌，抑或另有更紧要的举措而无暇顾及？毛泽东在4月14日这天第三次书写《焚书坑》的同时，还写下许多关乎大局的文字，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中共中央关于撤销“二月提纲”通知稿（即后来经毛多次修改和增写大段文字的《五一六通知》的初稿）的批语和修改，最令人惊心动魄的是这样一段文字：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
以上这段文字除了“反知主义”，又从另一层意义上表示了对“刘项原来不读书”的殷忧——“不读书”的“刘项”，对于政权的安危无疑更具决定意义。这是对“儒生”和“刘项”的双重警戒。
也许是巧合，正是4月14日这天，郭沫若在人大常委会议上即席发表讲话，称自己几十年来所写的几百万字的著作没有一点价值，要全部把它烧掉。
“文革”的烈火烧起来了，它毁灭了多少我们曾经珍视的东西。这真是“竹帛烟销帝业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