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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天秘闻：张国焘狱中变节出卖李大钊及各级新生的共产党组织
　　文章摘自：《张国焘的这一生》
　　作者：少华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1979年12月3日，张国焘冻死在加拿大一家老人病院。他的一生曲折、跌宕并逆转——五四时期叱咤风云的学生领袖；建党时期引领群伦的功臣宿将；长征时期拥兵十万的战争枭雄；抗战时期叛党出走的军统特务……
张国焘　　这个秘密隐藏了半个世纪，如果不是建国后解密的敌伪档案大白于天下，谁也不知道享誉全党的“铁狱硬汉”竟然有过变节行为。　　1923年是张国焘失意的一年。　　落选中央委员之后，张国焘在党内的地位一落千丈。这年7月，*上海地委兼区委进行改选，张国焘仅当选为候补委员，被编在第二小组。　　9月，他奉调到北京，负责编辑《工人周刊》，在党内没有任何职务。　　张国焘郁闷不乐。尽管又重新回到了恩师李大钊身边，尽管北京党组织里都是老熟人、老朋友，但是，他仍然对工作采取了置身事外的冷漠态度。　　1923年秋，维经斯基奉命赴华，接替马林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在他的关照下，张国焘的处境开始好转。经李大钊引荐，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推选张国焘出席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陈独秀也没有忘记他的得意门生。在张国焘路经上海时，他说：“特立，我有一个想法，准备提名你与李大钊、谭平山、瞿秋白几位同志组成指导小组，协调指挥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　　“恕难从命。国民党一大的会议我参加不完，中途还要回北京筹备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张国焘高傲地回绝了：“另外，我对*党员担任国民党党部的高级职务并不赞成，也不适宜代表中央行使指挥权。”　　虎死不倒威，他仍然执着地固守着自己的那块阵地。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开会期间，他像好斗的公鸡，经常主动挑起争执。　　会前，孙中山在大元帅府接见北方代表，把他的《建国纲领》发给大家，征求意见。　　“先生，大纲第一条规定：‘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义、五权宪法以建设*。’”张国焘发难道：“请问，在这种硬性的规定之下，是否容许其他党派存在？”　　孙中山不想与他争辩，他的秘书长叶楚伧代为回答：“这个大纲是经孙先生长期研究而写成的，其中一切问题必有妥善解决的办法。各位如能详加研究，便可获得深一层的了解。”　　他言外之意是张国焘根本未读懂孙中山的《建国大纲》。　　张国焘自讨不趣。　　不久，苏联政府和苏共驻广州常任代表鲍罗廷在住所召集*代表议事。张国焘又提问：“我有一个疑问想向您请教。在国民革命中，应不应该允许其他革命政党独立存在？”　　“这不是一个辩论的话题，而是我们努力的工作任务。”鲍罗廷觑破张国焘的意图，进一步回答道：“如果*有力量存在，是没有人能够抹煞的。”　　许多*代表对张国焘好斗的性格有意见，说：“现在是国民党办喜事，你不要提出这些煞风景的问题。”　　李大钊劝道：“你的意见固然不错，但提过一次了，就足够了，不必没完没了。”　　张国焘还是不服气，特地找到内定即将正式出任国民党组织部长的谭平山，为难他：“你预定担任国民党组织部长，可是你又跨有共产党的党籍，如何能用严格的纪律去管这样众多的党员和党的组织呢？”　　他的潜台词很清楚：你兼跨两党职务，准备对每一个党尽忠？也许你对两党都不忠诚？　　谭平山轻松地说：“我担任这个职务两个多月了，并未发生什么困难。”　　在那段时间，张国焘到处找人辩论。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冷场，人们避之惟恐不及，戏称他为“专泼冷水的人”。　　国民党“一大”期间，毛泽东像一颗彗星跃上政坛，他的远见卓识、活动能力和工作业绩得到国共两党高层领导的青睐。陈独秀多次在党内不加掩饰地表示对他的欣赏，表扬他领导的湖南区委，后来还调他到中央担任自己的秘书。在国民党“一大“上，毛泽东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代理国民党宣传部长。由于毛泽东的才名和宣传部集中了沈雁冰等众多才俊，宣传部被国共两党誉为“人才内阁”。　　愈感沮丧的张国焘没等大会开完，便回到了北京。在这个天寒地冻的时候，也许只有姣好的新婚妻子杨子烈能够带给他一丝温馨。　　张国焘于1923年岁末与杨子烈结为夫妻。　　杨子烈，当时是著名的妇女运动领袖。她于1902年出生于湖北枣阳县(今枣阳市)一个书香之家。早年就读于武昌女子师范，是董必武、陈潭秋的学生，后因支持新文化运动和参加妇女解放运动，被学校开除。1921年冬在武昌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赴北京，就读于法政大学，同时在北京一所艺术专门学校学习。1923年11月，因抗议艺专教务长的生活作风问题，愤而从艺专退学。此后，她担任了《新国民》杂志的校对和发行工作，并搬到北京大学附近的学生公寓居住。在这里，她结识了张国焘，双方渐生爱慕之情，最终结为伉俪。　　不幸的是，迎接张国焘、杨子烈的新婚礼物竟是牢狱之灾。　　1924年5月13日，*汉口地委秘密机关被反动当局查获，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杨德甫被捕叛变，供出全国铁路总工会在北京的机关地址和负责人，其中包括当时任全国铁路总工会总干事兼党团书记的张国焘。　　北洋军阀政府交通部接到京汉铁路局密函后，立即通知京师警察厅严密查究。　　5月20日下午，李大钊通知张国焘：“据可靠消息，北京军警准备进行全城搜捕，你赶紧到办公室和住所把文件收拾妥当，然后躲起来。”　　张国焘处理完文件，回到腊库十六号杏坛学社内的住宅，已是深夜11点。他心存侥幸，认为这么晚了，警察不会找上门来，于是安然入睡。　　京师警察厅21日凌晨动手搜捕。侦缉队按图索骥，先到铁匠营21号全国铁路总工会机关搜查，逮捕了全国铁路总工会干事彭子均、李凤林，然后转往杏坛学社，将正在睡梦中的张国焘和杨子烈抓获，当场搜出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及信函多件。　　在侦缉处，张国焘遭到野蛮的审讯。先是双脚被套上一副九斤重的铁镣，双腿跪在一堆布满倒刺的铁链子上面。接着是杠压、鞭打。他受审的情况，5月28日的上海《申报》曾有报道：“张等被捕后，即拘于鹞儿胡同侦缉队中。现据侦缉队中传出的消息，连日对张等严讯，惟未得口供。故自前日起，侦缉队已开始拷讯，且每日拷打三四次之多。”　　侦缉队审讯了3天，没撬开张国焘的嘴巴，遂于5月25日将张国焘移送京师警察厅继续审讯。　　在警察厅，审讯人员问：“报上你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　　张国焘说：“我叫张国焘，江西萍乡人，今年28岁，文书职业。”　　审讯人员又问：“张特立是不是你的别名。”　　“不是。我没有别名，只有一个小名，叫天师。”张国焘支吾搪塞。　　“好一个张天师，你看这是什么？”审讯人员将从总工会会所搜出来的文件、信件、花名册和相片掷到他面前。　　张国焘一时语塞，只好承认张特立就是他本人。接着，又有保留地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并写下了亲笔供词：　　张国焘，号克仁，二十五岁，江西萍乡人，北京大学肄业。曾于去年10月间与张昆第(即张守诚)赁住铁匠营二十一号北房三间。去年11月即搬寓腊库十六号杏坛公寓与杨子烈女士自由结婚同居。　　国焘历年受学校教育，研究经济学，颇以*主义与“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之旨相符合，因信仰之。又陈独秀(即实庵)系北京大学学长，与国焘有师徒之谊，彼此信仰又可谓略同。国焘素抱热忱，于抵制日本诸运动曾亦参加。后又以非提倡平民教育不足以救国，陈独秀亦颇重视国焘之为人。当独秀去京赴沪以共产主义旗帜相号召时，于民国十年间曾来函邀国焘一致进行。国焘亦随以提倡平民教育，进行社会事业自任。　　去年，陈独秀加入国民党后，国焘亦随加之，故国焘可谓国民党内之共产派。国民党内部复杂，共产派系新加入，主张偏重反对外国侵略。国焘自去年加入该党后，并未任何项职务，可谓之挂名党员。按共产派现尚幼稚，既无若何组织，人数亦尚少，故从来并无何项革命行动事业，多偏重研究学理及宣传
 
　　国焘在此派内，担任劳动教育事业，各处工人亦有很少数与国焘相识者，故亦颇知所谓铁路总工会。查铁路工人现多年已无工会存在，铁路工会亦无正式机关，只以尚有十余工人在狱中。该项在狱工人均极贫苦，无人照顾，各处工人多有愿意帮助此项在狱工人，故暂以铁匠营二十一号为通信机关，说不上铁路总工会。只须以一种名义收到各处工人之捐款，故有铁路总工会之称。……　　杨子烈被捕后，也写下了一份口供。与张国焘不同的是，杨子烈在口供中对*主义进行大肆诬蔑，乞求当局对张国焘网开一面：　　杨子烈，即杨毅，年二十岁，湖北枣阳县人，现肄业北京法政大学。去年12月搬于腊库胡同十六号杏坛公寓与张国焘先生结婚。每日到法大上课，上午的饭在法大吃，下午回来就在铁匠营二十一号吃一顿，每月交伙食五元。　　张国焘先生是研究共产派学说的，他既是我的丈夫，他所研究学说我因好奇心所以也想研究一下。可是因为我们结婚的日期不久，同时我学校的功课很忙，虽然把关于此类的书籍看看，凭心说话，一本也未看完过。不但如此，老实说连“共产”二字的意义何解也是茫然的。但是我的丈夫张国焘因受人之迷愚而研究这种邪学说，而得像现在这种结果。我既是他的妻子，是脱不了干系的，我也不愿意脱离干系。　　政府诸大人是人民的父母，人民做了错事，是应该求诸大人宽恕使其有改过自新之余地。铁匠营二十一号是铁路总工会暂通信机关，张国焘因受人之愚而为干事，到现在我才知道又有由陈比难箱里检查出一封寄我而未发的信，我并不知道，这是诸位大人同我亲眼所见，当由她箱中取出时并未拆封，而邮票还是未盖邮章的。　　至于我的丈夫张国焘，此次做错了事，是应该受惩罚的。但是青年阅历尚浅，诸大人素来德量宽洪，许人改过迁善，故敢请诸大人念张国焘初犯，特别加以宽恕。那不但张国焘和我铭感不忘，就是稍有知觉的人，也当感德无涯矣。　　张国焘在他的供词中称自己“所供是实”，但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却不这样认为，他在给警政司第二科的函中说：“查张国焘等私组路工总会实行共产主义，国焘煽惑路工，扰害秩序，核其所为殊与刑律规定之内乱罪无异，若不从严惩办，不足维以治安而儆效尤。”　　这样，张国焘又被押解至京畿卫戍总司令部。　　这时，张国焘的心态出现微妙变化。当晚10点，大批武装警察将他押上卡车，张国焘心里顿时恐慌起来，怀疑这是验明正身，绑赴刑场。　　“你们预备把送我到什么地方去？”张国焘不由自主问身旁的一个警察。　　“警备司令部，一会儿就到了。”　　张国焘将信将疑。他知道警备司令部是“杀人魔王”王怀庆的衙门，专门承办缉捕革命党人的重大案件。　　在司令部里，张国焘忍受不住严刑逼供，放弃了抵抗。心理防线一旦失守，接下来便是崩溃，他供出自己所掌握的在京全部共产党员名单，陈独秀和李大钊排在头两位，其中仅招供的全国铁路各工会》中的共产党员即达71人。　　根据张国焘的供认，王怀庆密报内务部总长，行文如下：　　案据京师警察厅解送拿获共产党人张国焘等一案，业将审讯情形函达在案，兹派员将张国焘提讯明确，据称：伊等以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有谭铭(平)山等辅助进行；北方则李大钊为首领，伊与张昆第等辅助进行。北方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之类，一时记忆不清。时常商量党务，男党员有黄日葵、范体仁、高静宇(即高尚德)、刘仁静、方洪杰等，女党员有陈佩兰、缪伯英等。查李大钊充膺北京大学教员，风范所关，宜束身自爱，乃竟提倡共产主义，意图紊乱国宪，殊属胆玩不法。除张国焘等先行呈明大总统分别依法判处外，其逸犯李大钊等相应咨行贵部查照，转令严速查拿，务获归案讯办，以维治安，而遏乱萌。　　内务部对王怀庆报来的情况极为重视，一一照准。6月9日，内务部总长程克就向各省长、各都统、川边镇守使、淞沪护军使发出秘密咨文：“内务部为密咨事：案准京畿卫戍总司令部咨称，案据京师警察厅解送拿获共产党人张国焘等一案，并将审讯情形函达在案。曾经派员将张国焘提讯明确，据称：伊等以私组工党为名，实行共产主义。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有谭铭山等辅助进行，北方则李大钊为首领，伊与张昆弟等辅助进行。……转令严速查拿。”　　这份密咨开列了两份严令各地军警“缉拿”的名单。　　《张国焘供出在京党员姓名单》中有李大钊、高尚德、刘仁静、方洪杰、朱务善、陈佩兰、缪伯英等11人；　　《张国焘供出各路在党工人姓名单》中有京绥路7人，京奉路21人，胶济路3人，正太路2人，京汉路8人，津浦路2人，粤汉路1人，道清路2人，陇海路1人，广州24人，招供名单都有具体的姓名和地址。　　一时间，北京城与全国铁路干线军警大举搜捕。李大钊化装成商人，前往昌黎五峰山避难，全家也搬回了乐亭老家。就在李大钊离开北京的当天晚上，反动军警查抄了他的家，随后又追至乐亭。李大钊虽然这次有幸逃出了敌人罗网，但从此被军警机关注册在案，三年后被捕牺牲。　　其他*党员没能及时逃脱。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孙云鹏在石家庄被捕，北京、天津、保定、郑州等地铁路工会负责人40多人被捕或被通缉。　　共产党人的鲜血换来了张国焘狱中待遇的改善，他从牢房迁入看守人员的住所。在这里，他可以在院子里自由走动，同狱卒、看守们任意攀谈，而其他犯人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出来放风，放风时不准说话；他吃的是大米饭，而别的犯人每顿吃的却是两个窝窝头。他每天都能洗澡，而且有时能借到短袜来替换。　　张国焘后来在自己的*中，将出卖组织和同志一事全部抹去，相反，把自己粉饰成了坚贞不屈的铁狱英雄。但是，无论他如何巧言善辩，都解释不通自己为何能够在牢中享受与众不同的优越待遇。　　后来，他生拉硬扯地说，自己之所以获得“优待”得益于江苏都督齐燮元的一句话：　　原来，当王怀庆捧着我在上面打过模的公文去见曹锟请示处理办法的时候，曹锟说：“把他毙了吧！”　　适在座的江苏督办齐燮元要卖弄他对付革命党人的本领，从旁插言：“这些乱党如果枪毙他一个，他们要大叫大嚷的；不如给他一个永远监禁，让他痍死狱中。”　　曹锟听了这番话后，便改口向王怀庆指示：“就照齐老弟的主意办吧！”　　这种解释太过牵强，所谓痍死是指通过饿、病、冻、折磨等手段，将犯人摧残致死。像张国焘这样，在狱中吃得好，睡得好，每天有清洁的衣服换，能够自由地谈话和走动，即使在狱中住上几十年，也会健康长寿，哪里谈得上痍死！　　其实北洋政府之所以优待张国焘，根本原因是他出卖了自己的同志，立了“大功”。　　张国焘在监狱里呆了五个多月，一件意外的重大事件再次改变了他的命运。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趁直奉战争之际突然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王怀庆被撤职。由于冯玉祥倾向革命，中国共产党遂利用这个机会，设法从北京、天津、保定等地监狱中，营救出京汉铁路大*以来被捕的工会负责人和共产党人。　　两天后，张国焘和杨子烈、范体仁等被带到警备总司令部大堂。新任京畿卫戍司令随便问了几句就草草收场，宣布对张国焘等人“无罪释放”。　　走出监狱大门，范体仁埋怨张国焘：“为何不带头向那班直系军人提出摧残*的控诉？”　　此刻的张国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说：“政局的变化是五花八门的，我们能这样出来，就算万幸了。”　　张国焘的这段经历，在长达25年内没有人知晓。建国初期，有关部门在整理敌伪档案时才发现王怀庆的密报和张国焘、杨子烈的供状及供述的名单。如果不是这些秘密档案曝光，张国焘头上“铁狱硬汉”的桂冠还将戴下去。　　在张国焘供认的名单中，李大钊和陈独秀排在前两位。从这个角度说，五年后李大钊之死是拜他得意的学生所赐。(略)　　没有了脊梁，没有了底气，没有了原则，出狱后的张国焘变得世故、圆滑，把政治上的生存当作了人生的最高原则。大革命后期，他担当陈独秀的钦差大臣，四处扑火，惹得天怨人怒，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发出怒吼：“张国焘做了投降代表！”　　祸兮福之所倚。　　中国古老的哲学一语道破人生的无常。　　出狱后的张国焘鸿运当头。他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以“铁狱硬汉”的身份重返*中央领导岗位。但是，近半年的狱中生活扭曲了张国焘的心灵，他为人、处事和从政的原则出现重大改变。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心理变化：　　我在狱中的思想对我以后的种种作为颇有影响。大体说来，减少了我这个在当年只有二十七岁的青年那种勇往直前的锐气，并磨掉了做人处世太过直率的一些棱角。我那时常想到而今留有印象的是：我这个原想研究自然科学的青年爱国者，竟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没有或很少研究过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以及历史学等，而要想有惊人建树，毕竟缺乏准备，单凭热忱，是不够的，所以还是把自己的雄心抑制一些的好。在中国如何实现共产主义，始终想不出个头绪来。至于对国民革命和*共和国我倒有过不少的设想，认为要有显著成就，需要一个历史时期，甚至超过陈独秀所说的“三十年”也未可知。　　我的怀疑点多半根源于“革命”这个概念。我已不像以前那样迷信革命，转而认为革命是非常手段，并不能解决众多社会问题，而且革命还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副产品。我回味我所知道的苏俄革命，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的长成和马林等人对我的争斗等等，自觉已能有更深的了解。对“一致”、“组织”、“权力”、“领导”、“政党”乃至“革命”本身等等这些概念的理论和实际，也发现它们的正反两面，有时会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有时会是毁灭人类建树的魔火。　　张国焘最大的变化是从追求真理转变为追求权力。他把原来视为生命的信仰置于生存之后，把“革命”、“政党”、“组织”当作通往权力的手段和途径。因此，他开始把自己的真实思想掩盖起来，用圆滑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一切，对于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决定，对于党的最高领导人陈独秀的要求，不再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感受和观点，不再提出尖锐的不同意见，转而迎合当权者的口味。有时他也会固执地坚持己见，但一看势头不对，就立即顺风转舵。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张国焘没有参加这次大会，但仍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一起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与陈独秀、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等一起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3月中旬，张国焘绕道郑州，经徐州来到上海。这时，张国焘除担任中央工农部主任外，又担任新成立的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　　这个时期，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人才荟萃，除张国焘外，还有曾主持安源路矿工工会(后来扩大为汉冶萍工会)的主要领导人李立三、刘少奇，有长期领导北方工运的邓中夏，有在武汉从事秘密工会活动的项英、林育南，还有出狱不久的华东工运领袖王荷波。在中央职工委员会的领导下，全国工人运动迅速高涨。　　1925年，在国民革命洪波涌起的同时，围绕对大革命的领导权问题，*领导层开始重新分化、整合，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建党以来一直奉陈为师的毛泽东离开了陈独秀，两人由于观点不同导致的裂隙越来越大，以致不可调和；而过去与陈关系始终疙疙瘩瘩的张国焘则成为陈独秀政策的忠实信奉者，亦步亦趋，成为备受重用的“钦差大臣”，他在党内的地位急速上升。　　对于这个分界点，毛泽东十年后对斯诺说：“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1927年才达到高潮。”　　与毛陈由合到分、渐疏渐远相反，张国焘和陈独秀则走上了由分到合、渐密渐亲的道路。从1925年到1927年，陈独秀与张国焘基本上是一个主内、一个主外，一个制定政策、一个督促落实，共同推行以退让妥协为特征的机会主义政策。　　作为钦差大臣，张国焘更多的是担当“救火员”的角色。哪里有“矛盾”，哪里有“反抗”，哪里有“纠纷”，那里就有张国焘。　　大革命后期，多数纠纷都缘起于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早在1924年6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张继、谢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借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设立“党团”一事大做文章，声称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确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主张“绝对不宜党中有党” 。①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内部分化表面化，以蒋介石、戴季陶、胡汉民为代表的新右派逐渐形成。11月23日，林森、邹鲁、叶楚伧、张继、谢持等老右派分子在北京西山孙中山灵前，非法召开自称的国民党第一届第四次中央执监委会议，公开提出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解除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的职务，停止在广州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史称“西山会议派”。　　1925年冬，鉴于国民党“二大”即将召开，兼任国民党“二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的毛泽东建议*中央采取联合左派的策略，把右派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中清除出去。　　毛泽东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他对陈独秀的长子、*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算了一笔账：“出席二大的代表278人，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有168人，中派有65人，右派仅45人。如果我们现在不利用这个好形势，将来只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损失。”　　陈延年同意毛泽东的观点，联名上书中央。　　他的表态非同小可。*广东区委，又称两广区委，当时管辖广东、广西、厦门、香港等地，党员人数占全党人数的35%左右，又是国民党中央机关所在地，在党内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毛泽东、陈延年的提议被陈独秀否决。他在会见孙科、叶楚伧、邵元冲时说：“国民党二大新成立的中央执行委员要把各方面人物都包括进去，这样才能团结国民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领导机构中不要超过三分之一。”陈独秀还亲自写信给*广东区委，命令在选举时要推选戴季陶、孙科、蒋介石等右派分子参加“二大”。　　陈独秀的指示遭到广州方面的抵制。　　一时间，沪粤两地中央委员处于顶牛状态，必须派人到广东说服这些反对派。陈独秀想亲自出马，但他不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不便出席国民党“二大”；瞿秋白是合适的人选，但他刚刚与戴季陶进行了激烈的笔战，而且不同意采取妥协政策。考虑来考虑去，只有张国焘比较合适，他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委，在*党内资格老、组织能力强。陈独秀一方面任命张国焘为*出席国民党“二大”的党团书记，催促动身赴粤，另一方面致信广东区委，要求尽量延后“二大”会期。　　临行前，陈独秀写了一封信交给张国焘，反复叮嘱：“现在是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因此在统一战线上应采取让步政策。”　　12月下旬，张国焘抵达广州，首先找到鲍罗廷，通报陈独秀的决定。鲍罗廷对*中央的退让政策表示反感，质问张国焘：“广东方面已经将那些阴谋破坏革命的国民党右派分子驱逐出去了，现在为什么又要将他们请回来？”　　随后，鲍罗廷约张国焘、陈延年等开会。鲍罗廷在会上再次指出：“国民党左派与*仍应向右派势力进攻，以期广东局面获得进一步巩固，此时决不应退让，因为退让政策会助长右派的气焰。”　　陈延年赞成鲍罗廷的意见：“*中央与孙、叶、邵等人所取得的协议，是对右派退让的明证。”　　张国焘举出拒绝的理由：“*还处在幼龄时代，没有人参加国民政府，也还没有执掌政权的经验，更没有掌握军事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多占了一些席位，除了引起国民党人士的反感以外，我不信真能增强*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　　“你们奉行的苦力主义要不得。我们不要埋头为国民党抬‘轿子’，更不要做国民党的‘姨太太’。”陈延年尖刻地说。　　“不要将*中央的政策视为退让的政策。”针对陈延年的指责，张国焘强调说：“我们应当认识到这是*谋求独立发展和巩固国民革命阵线所采取的必要措施。你们不应该要求修改政策，而应切实执行政策。”　　接着，张国焘主持召开临时党的会议，把陈独秀的信传给大家看，说：“仲甫的意见，要把国民党的各方面人物都选举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去，这样才能团结国民党。”　　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吴玉章、陈延年、聂荣臻、萧楚女、董必武、林伯渠、恽代英、张太雷等十余人，都是中央委员或各方面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的信件，引起会场哗然。　　陈延年把父亲的政策称为安抚主义，说：“蒋介石是乱世之奸雄，不是喜欢哭闹的孩子，安抚就是示弱！”　　不怕鬼，不信邪，是毛泽东的特点。尽管有陈独秀的信件和张国焘的开场白，他还是旗帜鲜明地亮出了反对意见：“出席二大的代表中，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人数接近三分之二，如果我们联合中派，完全可以彻底地孤立右派。”　　张国焘看风向呈一边倒的架势，板着四方脸，宣布：*在国民党二大的基本立场，已经确定，这就是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实行让步，恢复已经被孙中山开除党籍的谢持、邹鲁等老右派的中央委员资格。　　会场上群情激动，很多人举手要求发言。　　张国焘确有处理棘手问题的魄力。他不容许发言，径自作出会议结论：“在革命的低潮时期，要团结国民党内各种人，包括容许右派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这不只是仲甫的个人意见，也是我们中央局的意见，执行这个意见事关党的纪律。”　　剩下的话，他没有继续说。与会者都明白，同意退让政策就是执行纪律，否则就是违抗纪律，将受到制裁。　　要求与*联手驱逐右派的还有当时以国民党左派领袖自居的汪精卫。　　国民党“二大”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前，汪精卫约张国焘在鲍罗廷处会谈。汪精卫拿出了一张预拟的二届中央执委名单，征求他们意见，希望得到*的支持。　　张国焘细看了这张名单，名单中左派和与汪有关系的人占多数，右派除孙科外，叶楚伧、邵元冲等均未列入。在中委之中，*党员除第一届已有的全部列入外，新增加了在国民党内任重要职务的吴玉章、董必武、恽代英、杨匏庵等人。　　这本来是一个扩大左派和共产党中委名额、打击右派势力的方案，但张国焘认为这份名单未尊重*中央争取中派(实质上是右派)的意见。他说：“国民党内部的事，我不便多说，但*党员如瞿秋白和我自己，没有在国民党内担任职务，不必再当选，其余*党员也可以斟酌减少几个，以符合*中央不愿多占国民党中执委名额的原旨。”　　汪精卫当即表示反对：“瞿秋白和张先生都是总理在世时遴选出来的，应当继续当选。”　　张国焘仍然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现在的名单中，有些第一届中执委的名字并不在内，那么*党员也退出几个，是公平合理的。”　　正是由于这种退让政策，1926年1月1日至19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大”新选出的36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只有7名，仅为五分之一；在12名中央监察委员中，*党员只有1人，占总数的十二分之一。　　对于*的退让政策，国民党左派人士非常不理解，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含着眼泪一再追问周恩来：“太可惜了！为什么？为什么？”　　值得注意的是，原来只是一名军长的蒋介石，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后又被选为常委，还担任了国民党革命军的总监。这就为他篡夺领导权埋下了隐患。　　毛泽东后来谈到国民党“二大”时说：“第一个失败的关键是二次代表大会，我主张反击。因我们有三分之一，右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赞成，结果我们自动退却。”　　3个月后，张国焘再次驾临羊城，任务还是平息争端。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无中生有地诬蔑共产党人私调“中山”号军舰，意欲劫持他离开广州，以此为借口，逮捕了代理海军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在广州实行*，软禁了大批共产党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将策动叛乱的脏水泼在中国共产党头上。他还想借此打击与*保持亲密关系的汪精卫。　　一石二鸟之计，其实用得既不高明，也没选对时间。　　事件发生的当晚，在粤的*领导人纷纷赶到苏联军事顾问代表团住所，商量对策。　　毛泽东向代表团团长季山嘉建议：“应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到叶挺独立团驻地肇庆开会，通电讨蒋，削其军权，开除其党籍。”　　季山嘉问陈延年、周恩来：“你们是什么意见？”　　陈延年、周恩来赞成毛泽东反击的主张，并列举了三个有利条件：　　一、广州的国民党部队有6个军，其中有5个军的军长与蒋介石有矛盾。　　二、蒋介石只能掌握其第一军，在第一军，政工骨干都是共产党员，可以影响和控制大部分师团。　　三、*直接指挥的武装力量也比较雄厚，在黄埔军校有500余学兵，同时还直接掌握了叶挺独立团。　　季山嘉与苏联军事顾问代表团其他成员商量后不敢贸然行事：“反击蒋介石是件大事，弄不好会使国共统一战线破裂，需要由上海中央局做出决定。而且此事重大，要听取共产国际的意见。”　　反击建议紧急呈报给陈独秀，又遭到拒绝。他回电说：“蒋介石的行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不能用简单惩罚蒋介石的办法来解决事端”，“我们现在应该全力拯救他，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拔出来。”　　他对张国焘上次广州之行十分满意，决定再次派他入粤：“你去一下广州。现在还不清楚国际的态度，广州区委不能冒冒失失与蒋介石搞僵，要设法阻止群众上街抗议示威，那样只会把蒋介石推到军阀一边。”　　“你的意见是不是说，我们要维持汪蒋合作的局面，对蒋介石采取友好的态度，并矫正广州同志们一直拖延未解决的左倾错误？”张国焘想摸清陈独秀的底线。　　根本不需要摸，陈独秀自己说得明明白白：“现在蒋介石已先发制人，我们除了妥协之外，实无他途可循！”　　4月2日，广州文明路，张国焘主持召开*广东区委紧急会议，传达中央局的决定：撤回第一军所有的共产党员，继续支持蒋介石开展北伐战争。　　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发表不同意见。张国焘又搬出党的纪律：“仲甫的意见很明确，此次事件是我们党该退让而未退让的结果。中央局决定继续采取对蒋友好的态度，对蒋应表示让步，同志们的言论和行动不可再有参差。”　　毛泽东、周恩来对张国焘端着“钦差大臣”的架子，动辄以纪律制裁相威胁的作法非常不满，直接向陈独秀提出第二方案：“将第一军被迫退出的共产党员派到其他军队中去，建立叶挺独立团式的由党掌握的军队。”　　这一建议也遭到陈独秀的冷遇。　　对于制造“中山舰事件”的元凶，张国焘亲自上门抚慰。　　“这次，我是特地来看望你的，既是代表仲甫先生，也是代表*中央。”张国焘和颜悦色地说：“我们*始终支持你，希望彼此仍能保持精诚合作，使广东局面更加稳定，进而达到统一全国的愿望。”　　蒋介石说：“在保持团结和通过北伐统一中国这点上，我与贵党的观点完全一致。”　　“我有两个问题想向你说明。”张国焘小心翼翼地说：“第一，外间都希望你能与汪精卫先生继续合作，不知你对此有何意见？第二，黄埔军校学生中的*党员一向是爱戴和服从你的，他们如果犯了错误，你将如何教导他们？”　　蒋介石对于汪蒋合作问题语焉不详，对于第二个问题则说：“黄埔学生中的*党员都是我的好学生，我素来爱护他们，一定要重用他们的。”　　张国焘后来在党内报告这件事时说，“我们的谈话在轻松气氛中进行”。①　　蒋介石有理由感到轻松。本来制造“中山舰事件”之后，他遭到国民党左派、共产党、苏联顾问团三方夹击，骑虎难下，处境非常被动，如果三方联手，他很可能被剥夺军职，甚至可能遭到党内处分。但是，由于张国焘的帮助，他顺利地从政治深渊中走了出来，不仅毫发无伤，而且将国民党内主要的对手——汪精卫逼得出走法国，将共产党员从第一军全部赶出，能不高兴吗？　　安然度过危机的蒋介石，气焰更加嚣张，又在组织上向共产党开刀。5月15日，他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所谓“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在国民党省、市以上高级党部执行委员会的人数不得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应该全部公开等。　　当时，国共两党的许多重要问题都由蒋介石、张静江、鲍罗廷三巨头秘密商定。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前，蒋介石曾同鲍罗廷多次会谈，要他接受“整理党务案”。　　消息披露后，在广州的*领导人群情激愤，自发地在各自负责的范围进行反击动员。　　5月14日，鲍罗廷召集张国焘、谭平山到住所，要他们立即去拜访蒋介石和张静江，说：“明天国民党就要开中央全会，外间谣言甚多，主要是传说*要发动示威*，反对国民党中央的决议。蒋介石对这些传说甚表关切。你们去告诉蒋，*始终维护国共合作，决不会作公开反对之举。”　　当晚，张国焘、谭平山拜访了蒋介石，向他表示*对国民党这次会议所采取的态度，即维护合作，不做公开反对之举。蒋听罢，顿时面带喜色，频频表示欣慰。　　随后，蒋介石又亲自陪同张国焘、谭平山去拜望张静江。张国焘又把来意重述了一遍，张静江也显得非常高兴，说：“这样好极了，大家能够相忍为国，革命成功指日可待。”　　但是，在*内部对这一政策争论相当尖锐。张国焘召集彭述之、陈延年、毛泽东、周恩来、张太雷开会，统一思想。　　毛泽东明确表示说：“我们不能怕右派政变而去迁就他们，蒋介石搞的不是革命，是*，这样下去，我担心他会越走越远。”　　会议一连开了七天，争论激烈，没法达成共识。张国焘运用了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求参加这次会议的*党员签字同意接受中央的政策。　　慑于张国焘“钦差大臣”的权威，其他人都违心地签了字，只有毛泽东拂袖而去。　　5月17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整理党务案”。25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林祖涵(林伯渠)、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均辞去所担任的职务。这样，在国民党中央任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　　会议推选谭延闿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兼国民政府主席，推选张静江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蒋介石担任军人部长和组织部长。不久，蒋介石又兼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全面控制了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大权。　　“整理党务案”通过的消息传出后，在广州的*党员万分愤怒，纷纷指责：“张国焘做了投降代表！”　　从这个时候开始，张国焘有一个流传全党的外号“老鸡婆”(老机会主义分子)。　　遭到指责的还有他专横傲慢、高高在上的工作作风。谭天度回忆道：　　张国焘来广东时，大家都觉得他行动很神秘，东住一下，西住一下，也不告诉人家，他一到就开会，架子摆得很高，以中央要人自居，对人诸多挑剔，很骄傲，大家对他有很多意见①。　　陈独秀与张国焘，一个是不善于进行*的书生；一个是把政治生活看作“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的机会主义者。他们结为搭档与工于心计的蒋介石对阵只能是屡战屡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