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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台戏”：海峡上空的广播战

金门那边后来也如法炮制成立广播站，宣传“三民主义”，并以“黄金”诱惑厦门这边的官兵“投诚”。双方你来我往，就这样从1953年起隔海打了30多年的“嘴仗”，在“炮对炮”之外，上演了一出“广播对广播”的特殊“对台戏”。此外，双方还会互相给对方投放传单和土特产、衣服乃至收音机等“糖衣炮弹”，想尽一切办法来“蛊惑人心”。

这是一个双方高层都极重视的“第二战线”。毛泽东撰稿的《告台湾同胞书》通过厦门的对金门广播站念给海对面听；蒋介石视察到了金门，也专门跑到与角屿广播站相对的大金门岛马山广播站和广播员合影，鼓舞士气。

如今这些都成了老照片。往昔在节日里尤其热闹的“广播大战”，转换成了厦金两地同放烟花共度佳节。

“政治炮兵”

吴世泽们把这种大喇叭戏称为“九头鸟”，天天用它向金门广播。节目内容有“国家的建设成就，对待降兵的政策还有蒋军在大陆家属的喊话”。

金门守军有不少是国民党败退台湾时拉过去的“壮丁”，有的家就在和金门相距才3公里的小嶝岛。正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呢，突然间两岸就“敌对”了，他们天天能看到家门却回不去，这让他们“没什么战斗积极性”。

另外，由于金门距离台湾本岛太远，又在两岸对峙的最前沿，不但服役条件艰苦，而且两年才能返台一次，台湾本岛的“阿兵哥”也都不愿意过来，如果被分到金门或马祖服役就自嘲是中了“金马奖”。这时候，隔壁阿伯最高兴了，等着“阿兵哥”在休假时带回几瓶金门特产高粱酒；女朋友是最不高兴的，她会准备好一封分手信，等“阿兵哥”上了金门岛后寄过去，是谓“兵变”。

吴世泽们抓住这些大做文章。“两地距离这么近，他不想听也得听，特别是金门的台湾兵在站岗的时候，一个人站在海边孤零零的，最容易想家想女朋友了。这个时候还有节假日，我们就搞一些有针对性的广播，问他们‘想不想家呀，全家都在吃年糕了，就缺你一个人呀’”，吴世泽说。

与吴世泽同在角屿搞广播的田万恭说，大家动不动还要来一场“现场直播”。比如，有时候看金门守军开始修防御工程，挖坑道，就说“又挖工事啦，不要这么辛苦啦”； 到了农历八月十五，就问金门沿岸的守军“有没有月饼吃啊”；有时天气不好，可能要下雨，从望远镜里看见金门守军晒着被子，马上通过广播对他们喊“要下雨啦，大家快收被子吧”……

天天出没的“政治炮兵”让金门守军“慌”了好一阵子。此时国民党方面则还深陷在失败情绪里出不来，最不想让士兵被“攻心”了。于是，吴世泽们的大喇叭一响，金门的军官们就让士兵往耳朵里塞棉花。如果这样效果还不够好，就让“阿兵哥”们一起跑步，还要敲锣打鼓，挖空心思“扰乱视听”。

负责在厦门何厝香山广播站对金门广播的陈菲菲常常在望远镜里看到，那些国民党士兵呆呆地望着大陆这边，“显然是在听广播”。她说，“有一次，一个当官模样的人，指手划脚把听广播的士兵都赶跑了，自己却坐在海边独自听起了来。”

除了直接广播，部队的侦察员还会在夜间划小船悄悄靠近金门，把宣传单挂在防登陆用的铁网木桩上。等侦察员一回来，大喇叭立刻告诉金门那边：“我们有东西放在哪里哪里了，请国军兄弟过去取呀”。后来台湾一篇回忆录提到这些“水鬼”放传单又用大喇叭广播的事，说：“共军的心战很厉害呀。”

在“九头鸟”高歌半年后，台湾方面也弄来了日本产的大喇叭，安装在正对角屿的金门马山，展开了“反攻心战”。

一场热闹如北方农村唱对台大戏的广播大战就此正式开始。后来双方又不断增设广播点，海峡两岸形成了“既对峙又联系、既隔绝又对话”的微妙局面。

广播员们则成了“第二炮兵”。炮战一开始，无论是金门还是厦门，“把敌人的大喇叭打哑巴了”都是向上报告的一项重要战果，同样，“我们的大喇叭于几个小时内便修复开播”也是要向上报告的重要成就。

“攻心”

当年的老广播员们现在回忆起来，在所有的广播内容中，“国民党军的亲属喊话是最有震撼力的”。

海峡两岸很多人本就是一家人，转眼间成了天涯咫尺，因此生出许多故事。

为了更好地“攻心”，吴世泽们把对岸金门守军的一举一动都摸得很清楚。“金门的国民党军一般是一年半换一防，每个师的师长是谁，士兵里的哪里人比较多，这些我们都要弄清楚，然后有针对性地喊话”。

一次，厦门广播组探知金门守军的一个师长是湖南人，他的老母亲还在湖南老家，于是广播组就前往湖南录了音，回来在“大喇叭”里反复播放。金门那边有士兵听到了，就过去向师长报告：“你妈妈在对你说话了”。师长一开始还半信半疑，因为他接到的消息是他母亲早已经被“整”死了，后来终于忍不住，就以查岗的名义来到海边听广播。

他听到了母亲的声音，还有母亲讲的家事：“儿啊，你当时说一两年就回来，怎么现在还不见人啊？你给我的光洋我现在还留着没有用，你老婆现在做了文化教员，你小孩在小学读书，现在我们都过得很好，就是缺你一个……”师长听了之后就愣了，回去的路上一句话都不讲，得了“思乡病”，一连两三天都没上班。时任“总政战部”主任的蒋经国知道了这件事，说“他的脑子被中共洗了”，就把这个师长调回台湾岛了。

不仅仅是长官，普通士兵也会听到家属喊话。当时小嶝岛有个年轻妇女叫张阿签，国民党败退台湾时，福建沿海许多农民、船夫被“拉壮丁”，张阿签的未婚夫也被拉走。于是广播组就请她在广播里对着金门那边哭诉：“某某啊，你走了那么久，怎么还不回来啊？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没有一个男人依靠，你让我怎么过活啊？”她的未婚夫在那边听到，坐卧不安，终于找准时机，在一个腊月二十八的晚上游回了小嶝。

台湾方面“心战总队”的广播员当然也是喊话重点。金门的马山广播站有个女广播员叫汤丽珠，她有个伯父在温州，厦门的对金门广播组就让田的伯父用温州话向她喊话，“聊聊家里的事”。

在家属喊话之外，吴世泽说，他们还搞“请客”听戏，同样是以乡情为主打。比如一次正赶上戍守金门的郝柏村手下有许多士兵都是山东人，碰巧此时东北的京剧团来到了厦门前线，于是“九头鸟”就天天对着金门大放京剧《五家坡》、《四郎探母》。戏里讲的都是山东士兵们耳熟能详的故事，让人听了忍不住把家乡想了又想。平时呢，则放闽南高甲戏《陈三五娘》、《桃花搭渡》给讲闽南话的“阿兵哥”听。

金门的广播站则以播放台湾民调为主。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邓丽君的歌声成了“心战法宝”，金门的广播站把《甜蜜蜜》、《月亮代表我的心》等曲目播来放去，“靡靡之音”越过海面，穿过厦门沿岸的边防哨所，来到厦门大学的小树林里，那里正有小情侣们也在“甜蜜蜜”。 

“对攻”

对金门广播组成立时，大陆这边正赶上20世纪50年代的红火岁月，全国人民神采飞扬，厦门的“政治炮兵”更是热情高涨，虽然广播组里有一台上级拨发的丹麦产录音机，但是吴世泽们还是常常对着话筒喊，“一喊一晚上。”

吴世泽说，只要是天气合适，比如三级风以下，他们是都要广播的，除了用“五条保证”、亲属喊话鼓励“投诚”，广播里还经常播放祖国大陆建设新闻，比如南京长江大桥通车，大庆油田建成，以至于金门守军一回到台湾岛，就会有街坊们围上来打听：“你在那边听到什么新闻呀？”

“攻心”的效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特别是在1954年到1960年那段时期，投诚过来的太多了，我念的出名字的就有五六十个，还有整个排整个班过来的。1956年，还有七八个国民党军飞行员，驾飞机回了大陆”，吴世泽说。

有个故事给吴世泽留下的印象最深刻。“一次两个国民党军来角屿‘摸哨’，一个叫莫兴鹏，一个叫周亚军。这个周亚军是被‘拉壮丁’的，可以背诵我们的‘五条保证’，一上角屿，就躲在石头后面开始思想斗争了，莫兴鹏一开始不同意，两个人争到天亮，最后都投诚了”，吴世泽说，后来他们把这个事写成稿子，对金门播出。

吴世泽说，这一时期是厦门对金门广播组的“黄金时期”，因为大陆一片形势大好，台湾弥漫失败情绪，金门守军思家厌战。厦门的大喇叭一响起来，炮兵们都精神振奋得很，感觉不但在炮火上“压倒”了对方，精神上也有了优越感，于是纷纷说“我们的大喇叭慷慨激昂，敌人的小喇叭蔫瓜歇凉”，“正义的声音翻山跨海，反动的呻吟无精打彩”。广播组的“政治炮兵”因此也在炮兵里“特别受尊敬受欢迎”。

正在吴世泽们热情继续高涨时，大陆开始了“大跃进”，接下来又是“三年自然灾害”。这下可被金门的广播站抓住了小辫子。

“那时我们的经济形势不好，他们就抓住这一点来攻击我们”，吴世泽说，“有一次中秋节，他们让士兵在前线拿着月饼大口吃，一边吃一边用大喇叭刺激我们：‘你们没有月饼吃吧’。我们就反映给上面，上面又报告给总政。总政的领导立刻就火了，说：‘再苦也要保证我们前线的战士吃好’，于是就把本来要运到广交会的一批月饼紧急运到了厦门。这下我们就来劲了，让士兵也到海边吃月饼，同时向金门广播：‘我们的月饼还没吃完呢，你们没的吃了吧……’”

在这一时期，在“黄金”和“大好前程”的诱惑下，一批“逃台”人员将注意力放在厦金之间那一道窄窄的海域。此间有件事让厦门地方文史专家、年轻时曾负责“对敌斗争”的龚洁至今记得：有个人大老远从四川跑到厦门跳进了厦金海域，游啊游，游到了鼓浪屿，上来一看，这“金门”的街道果然整齐干净呀，一栋栋小别墅特别耐看，于是忍不住激动地大喊：“国民党万岁”——这下倒了大霉，他还没出厦门呢——结果被马上逮走了。

“糖衣炮弹”

除了广播，两岸还互打起了“糖衣炮弹”仗和传单仗。龚洁老先生说，当时全国各地把贵州茅台、山西老陈醋、金华火腿、西湖龙井、同仁堂狗皮膏、云南白药等物资统统发来厦门。逢年过节，龚洁就负责把这些土特产“海漂”到金门。有时在海面上会碰到金门的渔船，就“砰”的一声，直接把“糖衣炮弹”丢到渔船上去。

如今有台湾老兵到了大陆还会感慨：“当年好东西很多呀”。龚洁说，那时的口号就是要“把最好的东西送给台湾同胞”，这些好东西我们当时都享受不到的。

国民党军方对“糖衣炮弹”提防得很紧，但是毕竟“好东西”的诱惑力太大。“金门守军的头头们对士兵说，大陆来的东西不能吃呀，有毒的。有个营长一边这么说，一边把不少茅台酒给喝了”，龚洁说。

传单则系在风筝上飘过去或用空心炮弹打到金门。为了不让士兵接触到这些宣传品，金门方面就组织中小学生去拣传单。如今在厦门、北京等地经商的洪宗教就是上世纪60年代的金门小学生。他说，捡传单时老师会再三强调：“不准偷看”。但是小孩子好奇心大，就偷偷地看，他看到传单上写着“解放水深火热之中的台湾同胞”，还有画面，画的是“一个苦小孩，穷得只穿了一条三角裤，坐在枯树下啃着香蕉皮”。那时他也没去过台湾本岛，不知道台北到底什么样子，不过当时他的父母已经从台北带美国巧克力给他吃了。金门县现任县长李炷烽那时也正年少，看到宣传弹在空中炸开，他就躲在地瓜田里偷看落下来的传单，上面写着：“为蒋介石卖命，白送死；向人民投降，得幸福。”

从金门“飘”到大陆来的台湾“糖衣炮弹”当然也不少，在大陆的“三年困难时期”尤其多。龚洁说，这些主要是日用品，有收音机、猪油、大米、面粉、衣服还有毛巾、肥皂、背心和尼龙丝袜。这些“糖衣炮弹”和传单一起挂在气球上飘过来，远的可以到达南昌、长沙等地。

大陆对台湾来的“糖衣炮弹”同样加紧提防，规定捡到的都要上交。有个同安县（现厦门市同安区）的农民非常喜欢金门“飘”来的一件T恤衫，舍不得交出去，穿着它下田干活，结果衣服被汗湿了后，上面显现出来一面青天白日旗，于是这个倒霉的农民立刻被“罚劳动”了。 

从“嘴仗”到烟花

“陈菲菲小姐”，这五个字当年响彻金门。1955年，陈菲菲19岁，是31军文工团团员。年轻的她梳着两条辫子，说话声音清脆得像风铃，闽南话和普通话都讲得很好，于是被上级选派到何厝香山广播组对金门做广播。

1958年，厦金“八?二三炮战”后，毛泽东以彭德怀的名义两次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向台湾当局建议和平谈判，陈菲菲在水泥堡垒里把《告台湾同胞书》念给海峡对岸听：“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我们完全明白，你们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甘心做美国人奴隶的只有极少数。同胞们，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

 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后，很多当年驻守金门的老兵来到厦门，都要打听她。因为“在金门几年，陈菲菲小姐的谈话给了我很多安慰，她使我想起留在家乡的娘和老婆”。

用陈菲菲自己的话则是：“我这一辈子对金门国民党军弟兄们讲的话可能比和自己丈夫孩子讲的话还要多。”

曾在金门当过兵的台湾学者白少帆来厦门访问，接待人员带他到环岛路边上的香山去参观，说，当年陈菲菲就是在这里工作的，白少帆立刻说：“久仰，久仰啦”——几十年过去了，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变老了，大喇叭也成了历史遗迹。

金门马山广播站的女广播员汤丽珠是陈菲菲的“老对手”和“老朋友”了，通过望远镜陈菲菲可以看到汤丽珠“穿着超短裙”出来散步，并觉得“她的身材很好很漂亮”。在广播里，陈菲菲也不时会直接“点名”：“汤丽珠播音员请注意……”，那边的广播和传单则反过来“点”陈菲菲的名，说“欢迎陈菲菲小姐起义反正，保证重奖重用”。

虽然广播里两个人总是“死对头”，但是“嘴仗”打久了打出默契，那就是一定不搞针对个人的人身攻击，逢年过节还要互相问候一下。

在“八?二三炮战”之后，厦金之间的大规模炮战就逐渐变成了象征意义更大的零星炮击。而这也演变成一道奇特的战地景象，那就是依照规定，在炮击之前，厦门这边的广播组一定要一遍遍地广播：“我们打炮是不打村庄，不打民房设备，只打空地，打海滩……”，还要告诉金门那边：“你们务必躲在安全地带，不要出来”。同样，金门那边也会广播：“共军兄弟们，请你们躲进掩体，我军要放炮了。”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当天，中国国防部部长徐向前发表声明，宣布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的炮击。“前线厦门对敌有线广播站”这个全称也去掉了“对敌”，改成了“厦门对金门广播站”并于1985年率先停播。随后金门也停止了对厦门的广播。

如今在厦门的海边，碉堡成了环岛彩色公路的点缀。2002年，南京电视台拍摄了专题片，摄制组来了厦门又去了台湾，陈菲菲和汤丽珠这对“老对手”以摄像机为媒介，在画面里见了面。面对镜头，汤丽珠把“亲爱的朱毛军弟兄们”又念了一遍，念完了有点不好意思，“现在想想都觉得不好，不愿再说这样的话了”，她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啊，没什么好争的。”陈菲菲在镜头前真挚地问候汤丽珠，邀请她有机会来厦门玩。俩人“可以谈谈儿孙满堂，谈谈晚年的幸福生活”。

2004年12月7日，福建居民赴金门旅游正式启动后，陈菲菲、吴世泽和田万恭3个老广播员先后到金门旅游。当地的老人都还记得他们播放过的高甲戏，甚至还有人能来几句这边放过的“革命歌曲”。

在当年广播员们大唱“对台戏”的海边，如今在春节时升起的是厦金两地同时燃放的烟花，两地人民用这份灿烂互致问候，共庆大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