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财富不能再被导向少数群体

　　中国面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综合病征”，财富被导向少数群体，要解决民生问题，就必须走出这个困境。

　　2010年，全国有30个省、区、直辖市最低工资标准进行了上调，调整幅度在10%—25%。

　　2011年春天，上海、北京、广州、江苏等省市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其中北京、上海两地最低工资不包括个人缴纳的社保金和住房公积金。

　　劳动者工资收入的提高，其实也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题中应有之意，甚至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环节。调整工资之所以如此引人关注，究其原因，应在于经济发展并没有让民众生活压力有更多更大的缓解，“物价一天一涨”的社会现实，已让人不敢对未来的“幸福生活”有太大的乐观预期。

　　要解决收入分配中的一系列问题，固非一日之功，但当前最为迫切需要着手的问题是什么？“提高劳动者工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近日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说。

　　郑永年认为，中国现在处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综合病征”困境中，要走出困境，“杀富济贫”与贫穷社会主义都不是选择，唯一的选择就是告别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发展模式，提高劳动者收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中国出现“部分人先富综合病征”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很多省市都在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且很频繁，你怎么评价这件事情背后的社会现实？

　　郑永年：这还得从邓小平先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个思路说起。改革开放前，斯大林式的贫穷社会主义实践幻灭之后，中国社会开始走“致富”的道路。邓小平这句很普通的话，使得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有了新的理解。社会主义不是要人贫穷的，而是要人富裕的。毫无疑问，“致富”是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和变迁的主要动力。

　　那么，三十多年之后，现在的情况怎样了呢？很显然，中国已经实现了邓小平所说的一半，一部分人的确先富裕起来了，但并没有走向“共同富裕”。不仅如此，很多年的经验表明，中国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局面。这就是这些年来很多人开始关注中国的“拉美化”现象的原因。一旦进入“拉美化”，那么不仅邓小平所设想的目标不能达到，而且还会走上与改革开放当初所设想目标相悖的道路。

　　中国经济时报：也就是说我们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郑永年：从长远发展的角度，越来越多的人们也开始担心中国的未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经济改革所产生的发展动力渐趋消失。现在除了国家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动员式经济发展外，来自市场的经济发展严重缺乏动力。尽管已经意识到消费社会是未来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主要资源，但是在收入高度分化的条件下，消费社会根本就建立不起来。

　　中国经济时报：三十多年的发展，经济总量上去了，但居民财富的分配越来越不公，这是一个矛盾，也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困境，所以解决民生问题成为当下中国发展的头等大事。

　　郑永年：中国面临的困境，也可称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综合病征”，要解决民生问题，就必须走出这个困境。这种“综合病征”有多方面的体现，最显著的就是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导致社会高度分化。国家经济发展越快，收入分化就越大。也就是说，所产生的财富都被导向少数群体，这种趋势似乎没有有效的办法加以阻止。进而，收入的巨大差距正在导致基本的社会公平的缺失，社会很不稳定，需要高强度的暴力机器来维持稳定。少数社会群体患上了“过度富裕病”，拥有巨大财富，但心里日益感到不安，在全世界到处寻找可以得到“安全”的落脚点。而社会的贫穷者很自然就萌生正当的“仇富”心态，各种对财富阶层不利的因素在快速产生和发展。可以说，富者和贫者之间的情绪愈来愈对立。

　　必须涨工资，别再依赖廉价劳动力

　　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的许多数据，也在说明“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趋势的严重性。

　　郑永年：的确如此，根据官方的数据，大部分经济学家对中国基尼系数的估计是在0．45和0．5之间，远高于0．4的世界警戒标准。我相信，实际的收入分化程度远远大于建立在官方统计数据之上的估值，这主要是灰色收入没有计入官方统计。王小鲁研究估计，灰色收入可能占到国民收入的15%，其中90%更是被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所占有。

　　中国经济时报：斯蒂格利茨也说中国10%的家庭占有了40%的财富。

　　郑永年：私人财富以及财产性收入差距的急剧增长，导致收入差距的继续扩大。经济学家们根据家庭收入和财富的独立取样调查，对当今中国财富分配格局作出了比收入分配状况更加惊人的估计。即使是从最乐观的结果看，10%的家庭实际控制了私人财富的45%以上。私人财富分配与灰色收入是紧密相关的，对于10%的收入最高的家庭，灰色收入在总体收入的比重要大于50%。灰色收入估计占到了GDP总量的15%。

　　中国经济时报：怎样让穷人也富起来？

　　郑永年：要医治“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综合病征”，“杀富济贫”显然不是选择，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选择。贫穷社会主义也已经证明为失败，也不是选择。唯一的选择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后半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走向“共同富裕”？

　　郑永年：提高劳动者工资。“杀富济贫”就是通过革命夺取财富，不是创造财富。贫穷社会主义也只是对现在的富裕者的剥夺，对贫穷者本身也没有利益。而通过劳动来“致富”是整个社会所能接受的，也是基本的社会正义的来源。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和结果：少部分人得到了与其劳动不对称的过高的收入，而大多数人没有得到与其劳动相对应的收入。在中国，工资收入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绝对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是地位的高下、行业垄断和个体所占有的社会资源所致。

　　中国经济时报：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事实和结果”？

　　郑永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廉价劳动力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正是这种廉价劳动力优势，促成了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发展。但当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而不能及时实现优势转型的时候，廉价劳动力就成为最大的劣势，阻碍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

　　1973年，英国学者伊懋可（Mark Elvin）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来解释中国近代经济现象，即“高度均衡陷阱”。为什么近代工业革命没有首先发生在中国，而在西方？在近代之前，较之其他国家，中国富裕、稳定，并且取得了很辉煌的科学技术成就。然而，当时的中国经济非常有效率，以至于投资者没有足够的动机对技术发展和改进进行资本投入。在明清时期，中国发展出相当有效的生产方式和贸易网络，劳动力又非常廉价，使得整体经济达到一个高度均衡点，供需极其平衡，没有任何经济压力来提高效率。这个概念提出来之后，有过很多争论。不过，我觉得这个概念与目前的中国现状非常相关。

　　劳动者要靠自身力量提高“身价”

　　中国经济时报：以你的分析，廉价劳动力在中国似乎是历史问题，其长期支撑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那么应该怎样去理解由廉价劳动力引发的问题？

　　郑永年：廉价劳动力导致劳动者收入过低，中产阶级难以形成。廉价劳动力的组织者和使用者，包括资方，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无论是民间资本还是国家资本，均有过高的利润；大量廉价劳动者本身收入过低，消费不足，甚至严重不足。在大多数人没有支付能力的情况下，建立消费社会就非常困难。建立消费社会还必须制定有效的社会政策，包括医疗、社会保障、教育等等，没有这些政策和制度，即使人们有了钱也不敢消费，这一点人们已经有了共识，只需行动，但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高劳动者收入，若不能从劳动获得相应收入，人们就不会有消费能力。

　　中国经济时报：前不久你曾经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讲过，中国依赖廉价劳动力的发展模式导致产业升级困难和使人民币遭受巨大国际压力。

　　郑永年：中国在很多方面依赖廉价劳动力，已经成为产业升级困难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资方过多剥削劳方，通过压低劳动工资，赚取巨额的利润。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方根本不会提高技术和改进管理水平，尤其是表现在外资企业，大量的外资到中国动机很单纯，就是利用廉价的劳动力，早期还有廉价的土地，现在土地价格上去了，所以只剩下廉价的劳动力。

　　提高劳动者收入是减少人民币国际压力的最有效的措施，西方和美国对人民币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这主要是因为贸易不平衡的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币要升值，当然我觉得升值不能过快，必须渐进，这不仅因为人民币快速升值，会影响到很多企业的生存和中国的总体经济发展，更是因为人民币升值只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因为人民币升值表明来自欧美的商品变得廉价一些，因为欧美大多数都是科技产品，对中国的消费者来说还是与富人有关，与普通劳动者没有关系。

　　中国经济时报：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正在消失，劳动者收入需要提高，政府应在实现这个目标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郑永年：我认为，政府只去提高最低收入标准是不够的，政府能直接影响的，还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收入分配。要真正改善劳动者的地位，政府必须考虑工会的作用。要增加工会的相对独立性，允许工人发挥更多的主导作用，而政府只是扮演一个仲裁者的角色。这样在当前劳动力市场开始从“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工人只需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就可以快速提高其经济社会地位，促进劳动者收入的逐步提高。

　　中国要从发达经济体学习经验，在任何国家，资方不会自动提高劳动者工资，压低劳动者工资是资本的本质，在劳动者工资问题上，并不能完全依靠经济学家所说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