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纲身高多少:郑永年 中国的“共享价值”

    不要讲任何意识形态，也不要强调什么儒家，而要讲共享价值。中国的“共享价值”就是人本主义
    7月11日，周六，上午9点半刚过，盛夏的室温已飙升至35度，广州科技图书馆一楼的学术报告厅座无虚席，这里是每周一期的公众论坛，由《南方都市报》承办。今天的演讲人是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学院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近年来，郑永年以其独立而深入的中国研究，以及视角独到的专栏，日益引起国际学术界及中国政府决策部门的重视。“对中国时局非常清醒”，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普通读者，都对郑永年有如是评价。
    1962年，郑永年生于浙江余姚农村，和千千万万60后一样，成长于物质匮乏的年代。
   “那时很苦，但我后来想，如果没有小时候在农村的辛苦生活，对于社会现实，我可能没有这么深的感触。”
    1981年高考，看到考分远远超出预期，郑永年在志愿表上填报了北京大学。由于郑永年英语考得不错，符合国际政治系的要求，招生办一通电话打来公社找到他的老师，问他愿不愿意去国际政治系就读。
    当时的他，完全不知国际政治系要学些什么，就答应了。就这样拿着简单的行李，懵懵懂懂地离开了封闭的小山村。
    初到北京，看到城市考进来的大学生“唱歌跳舞什么都会”，郑永年一度并不自信。他看到了与家乡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学校里有如此丰富的藏书！他掉进了文学的陷阱里，开始了大量的、如饥似渴的阅读，“图书馆常常找不到座位，大家读书都读到开心得不得了。”那个时期的他，沉浸在文学世界里，对社会、国家，对个体的看法尚未形成。
    80年代的大学生，寒暑假有很多机会参加社会实践，“我们去过很多地方。例如云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宝鸡下面的农村等，大部分都是去农村实习。”郑永年发现，所谓的教科书，与现实的差距实在太大，对于政治学、社会学这类学科来说，比起读书，某种程度上，观察更重要。
    改变发生在他读研究生时。1985年，本科毕业的郑永年获得了推免的资格，开始读研。“读研之后，我不再是文学青年。突然不喜欢文学书籍了，转而开始喜欢一些理论著作，我开始了理论研究。本科的时候一直在读书，研究生阶段，参加公共活动的时间多一些，我开始思考一些现实问题，对国家对改革也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而且那时我已经开始翻译一些西方的书，当时中国缺少这样的人。我在翻译中接触了一些西方的理念。”
    毕业后，郑永年选择了留校任教，“原因很简单，还是因为喜欢读书。”1990年，执教两年之后，他拿到美国普林斯顿全额助学金，踏上了彼时盛行的“留学号”。
    从东方到西方，从小山村到世界顶尖学府，郑永年对东西教育的最大感触，是东西方所持方法论的不同。“西方教人去想，中国教人去接受别人的想法。所以中国的大学在创造力上比不过人家。”
    在普林斯顿待了5年，拿到政治科学硕士与博士之后，郑永年又去哈佛攻读博士后。去哈佛的初衷，是源于国外从90年代起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的论调。郑永年发现这种论调没有任何坚实的理论和学术基础。他决定用研究成果和西方学者进行理论。
    完成学业后，郑永年接受邀请，加入了新加坡东亚研究所。这是新加坡政府的一个智库，定期向新加坡政府，尤其是李光耀办公室提供分析研究报告。2005年，诺丁汉大学成立一个中国政治研究所，邀请他过去担任研究主任。2008年他又回到了新加坡任教。
    除了国际知名学者的身份，郑永年的名字被中国读者熟悉，还因为他的专栏。从1997年到2006年，他为香港《信报》写作专栏，写了整整10年；2004年起，他开始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写专栏，以批判者的眼光看待种种当今现实。他批评教育制度、分析农民工问题、民族问题、外交问题，倡导宪政改革等，清醒又理性的文字受到很多读者的追捧。甚至专门有读者在网上给他建了“郑永年粉丝俱乐部”。
    他笑称“最大的爱好是写专栏”，而且，是标题中往往少不了“中国”两个字的专栏。 “可是我不算一个专栏作家，只是一个业余的专栏作家。我的专栏，写的都是我的研究内容。正因为我了解中国，我想得更多的就是如何去改进它。知识分子不应只是教书育人，更应该关心后人，关心公共问题。”
    他很强调专栏的文字要深入浅出。“讲一个东西，如果自己讲出来别人都听不懂，只能证明自己还没研究透，没想清楚。”他的思考也是无时不在的。“在新加坡的时候，我喜欢跑跑步。边跑边想问题。说起来，很多专栏文章，都是我在跑步时想出来的。”
    郑永年学术的价值，在于他的独立而深入，因为这个过人之处，中国政府中的某些高层官员都时常让他作幕僚参考，甚至请他写演说辞，但还是因为这个特性，他写出的东西往往又为某些官员所不喜。
    他的忧虑溢于言表。他说中国是现在唯一一个周边被核武国家环绕的大国，中国面临的外交形势，以及国际形象不容乐观；中国的海权被压缩得非常厉害；中国周边国家能源丰富，但却不愿与中国分享，中国只能舍近求远，到非洲开发，而中国却没有一个像样的非洲问题专家，很多非洲国家都政局不稳，谁考量过其中的风险？
    他面容清俊，典型的学者样貌。依然保留着江浙口音，较少的额发。讲到激动处，他身体前倾，捋捋袖子，带着些许孩童的执拗。
    问他多长时间回一次国，他说是一周一次。　中国要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人物周刊：您之前在文章里提到过“中国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郑永年：我说中国还不是现代民族国家，是说中国还没有整合起来，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 “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态应是这样，首先基本的公民权人人享有，无论是少数民族还是农民工。第二，基本的整合一定要有。光靠一个强制性的政策那是不行的。
    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不同，传统国家“统而不制”，就像梁启超所说，中国人传统上只有皇帝意识，而没有国家意识。现代国家要把自己的人都管起来。所以，现代国家需要两方面，一方面是任何公民都必须享受基本公民权，不管其宗教、民族等等的背景如何，另一方面是所有人要有国家意识。
    人物周刊：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形象最重要的部分是它的核心价值观和号召力，中国现在有它的核心价值观吗？
    郑永年：目前还没有形成这样一整套核心价值，主要是因为没有提炼出来。
    人物周刊：根据历史和现实设计，中国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核心价值观？
    郑永年：多讲共享价值。“共享”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非常重要。中国的“共享价值”就是人本主义，这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人本主义是中国各民族唯一能够共享的。即使是西方的民主自由，归根到底还是人本。
    人物周刊：现在政府所倡导的“和谐”，可以发展成为一种核心价值观吗？
    郑永年：“和谐”只是一种追求的状态。要达到这种状态，还是需要人本。和谐不是一个价值观，和谐是个结果。人本主义的政策可以最终达到和谐。
    人物周刊：仅仅“人本主义”就够了吗？
    郑永年：人本主义强调的是人，是人本身的价值。虽然不同的文化和宗教对人的理解有不同，但互相尊重，尊重彼此的文化、宗教、信仰，应该成为共识。
    人物周刊：现在说到中国向世界传输“核心价值观”，这个话题目前还有些奢侈。
    郑永年：还没有成功怎么传输？即使成功了也不能去推行，不能走美国的道路。自由和民主是美国的核心价值，但美国到处去推行民主和自由，都是失败的，例如到阿富汗、到伊拉克去建立民主。当自己的价值观要强加给别人，是注定要失败的。
    人物周刊：那对塔利班时期的阿富汗、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这种独裁政权，国际社会应该如何施加影响比较好呢？
    郑永年：像萨达姆这样的独裁政权，它们有它们的发展逻辑，它们是按照它们自己的文化逻辑在前进。一定要把自己的制度强加给别人是不好的。就像中国不愿意西方把价值观强加到自己头上一样。美国现在妖魔化这些国家，用美国的标准判断伊拉克的事物，大家都能感觉到这是不行的。
    例如萨达姆，他是他所在的文化的产物，如果他不行了，他的文化会把他赶下台，这是一样的。他们的人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斗争。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可以做的，是通过全球化使得国与国之间互相影响。如果是搞“颜色革命”，那就没道理了，效果也非常差。
    人物周刊：“西方国家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您是否认同这种说法？
    郑永年：西方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这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是有中国的问题，西方也有西方的问题。中国应该做的，就是尽量提供让西方人理解的信息。就像一个人，不能老是说，你不理解我。不理解我，为什么不想做更多的事情让别人理解呢？信息越公开，人家就越能理解你。
    人物周刊：这是不是说明有些政府部门还不够自信呢？
    郑永年：的确不够自信。西方人如果批评一下中国，中国一定要回应。有些事情为什么不能笑一下就算了呢？没有必要事无巨细都斤斤计较。
实现领导潜能要看领导机制的建设
    人物周刊：那目前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到底应该怎么定位呢？
    郑永年：中国有关方面对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定位并不很清楚。但从客观的情况看，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国际舞台上，中国会面临的情况是：具有国际责任，但没有国际领导权。
    人物周刊：“国际责任”具体是指什么？
    郑永年：例如为联合国提供维和力量、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更多的金融支持服务等等，还有很多其他的国际服务。
    人物周刊：您认为中国要当世界的领导者，还需要哪些素质？
    郑永年：主要是领导能力和领导机制。随着内部的发展，中国逐渐地拥有了领导潜能，但如何实现领导潜能就要看领导机制的建设。你有出海的潜能，但只有当你造出了大船之后，你才能实现你的出海能力。
    人物周刊：东亚国家和欧盟一样，地理相近文化相通，却为什么无法像欧盟那样建立起一个一体化的紧密关系，却矛盾丛生？
    郑永年：世界上现在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北美模式。这是一种等级模式。一个国家最大，周围的国家依附于它；二是西欧模式，比较平等，主要是英法德那些大国；东亚模式是第三种模式，东亚经济整合的程度并不比欧洲少，不比北美少，只是政治整合困难一点。政治要不要整合，也是可以再讨论的。不是说一定要同欧洲比较，欧洲政治的整合也比较困难。不说东亚，就是中国，省与省之间的整合都很差劲，但中国也有自己的优势在。中国经济的增长，不仅是企业间的竞争，也是地方政府的竞争所驱动的。
如何学习新加坡
    人物周刊：您倡导中国学习新加坡，可是新加坡是个小国家，中国是个大国。
    郑永年：世界上管理不好的大部分都是小国家。小国家不好管理，只要犯一两个大错误，国家就没有了。大国家承受问题的能力比小国家强。所谓的失败国家都是小国家，例如洪都拉斯。学，不是描红、不是复制，是要学精神。
    人物周刊：那中国应该具体学习新加坡什么呢？
    郑永年：中国官员谈学习新加坡，我总觉得他们对新加坡的理解还是局限于一些具体的经验方面，例如“公积金制度”、“住房制度”、“工业园区”、“淡马锡”、“金融监控制度”等等。很少有人谈论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中国高层一些领导对新加坡感兴趣的实际上是政治方面的经验，这可能是谈论政治问题比较敏感的缘故吧。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所涉及到的很多方面的新加坡经验是新加坡政治制度的具体表现，不理解新加坡的政治制度，就很难理解这些具体的制度是如何而来的。
    人们一般把新加坡称为权威主义体系，这点与中国很相似，权力很集中。任何现代国家的权力都是集中的。权力集中本身是中性的，就是说权力集中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并不能衡量一个政治制度的好坏。人们一般说，权力集中就要腐败，但这并没有发生在新加坡。很少有现存社会科学理论能够解释新加坡现象，一方面是权力集中，另一方面是权力的清廉。再者，在新加坡，权力集中也意味着能把政策、计划推行下去。就是说，在新加坡，权力是集中的，但掌权者并没有浪费任何权力，权力是用来做事情的，就是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转型。
在这些方面，新加坡有三点经验值得中国参考：政党怎么组织权力？怎么维持权力？怎么有效地使用权力？
    人物周刊：在一党独大的情况下，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如何保证领导者是忠于人民和国家利益的？
    郑永年：人民行动党培养党的干部的方式与中共很不一样。中国共产党的精英，是从党内体系培养的。在很多时候，由于制度不完善，精英培养制度演化成实际上的精英淘汰制度。有思想才干的，反可能会被淘汰掉。因为主要从内部培养党的人才，基本上都是那些官僚型官员。官僚化严重也使得其培养的官员变成官僚，而非政治人物。同时，也是因为官僚化，政党对社会的开放性就不足。
    新加坡就不是这样，尽管它是一党独大，但政治体系是向社会开放的。其政治精英，很多是社会为执政党培养的，或者说，很多政治领袖都是非执政党自身培养的，而是从社会吸收进执政党的。在上世纪70年代，人民行动党吸收了后来成为总理的吴作栋和副总理的陈庆炎。在80年代和90年代，又吸收了现在的总理李显龙和副总理黄根成等精英人才。这些领袖人物在成为执政党领导人之前，都是社会各方面的精英人才。他们在哪个领域成功了，执政党才邀请他们入党，为国民服务。所以，在新加坡很少有“党龄”一说。这就解决了很多政党党内论资排辈的问题。政党的本质就是要吸收社会的精英，但在一些政党成为组织之后，往往会演变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新加坡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方法就是维持政党的开放性，向社会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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