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九思的师资建设

[upload=jpg]UploadFile/2005121214232699682.jpg[/upload] “文革”，“斗批改”，全国有些高校被整散、整垮，有些学校领导人被整残、整死。那时的高校，早已万马齐喑，大乱不死者，夫复何求! 当年的华中工学院（以下简称华工，1988年改名华中理工大学，2000年与原同济医科大学、原武汉城建学院合并，改名华中科技大学）算是历史的幸运儿，“文革”之后，居然出现了三个“没有”即学校主要领导人没有变，师资队伍没有散，科研教学设备没有滥（有些学校的设备都转用于生产）。何以得天独幸?多亏当时学校军宣队指挥长刘崑山同志执行政策较稳，教师、干部受伤害较少。像朱九思同志，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得到“解放”，后来又恢复了党委书记兼院长职务。 1976年冬天，我们学校面临一个较好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讲天时，“文革”已结束，由于我们受的内伤较小，就有可能充分利用1977年以后的一段时间来谋求学校的提高和发展。讲地利，我们学校的校区条件在全国是少有的，处在武汉之郊，东湖之滨，有山有水，校域辽阔，郊而不偏，静而不僻，历经二十几个春秋的建设，已被装扮成园林式的学府，而且仍留有发展的余地。当年选择校址的领导真是有远见!讲人和，我们1953年建校，集中南地区五校工科方面的机械、电机、动力和基础课教师200余人，以后逐步发展，人数已十倍当年，但从来就以团结而著称。1971年11月又与武汉机械学院合并，仍然是东西南北浑然一体，没有派别，这都是极为难得的人和条件。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在1976年，我们的实力比较弱，是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封闭躯体。这时的教师虽号称1800人，但出过国、留过学的仅50多人，且多数是留苏的，有研究生学历的区区30余人，能阅读英语书刊的人极少。“新五届”毕业学员300多人留校，他们当时叫“工农兵学员”，上面要求“以产品带教学”，完全打乱了原来的教学计划，学得很差。为了防止出现“断层”，又办了一个当时俗称的“回炉班”，就是将“文革”当中毕业的所谓“六九、七O届”招了将近200人。他们在校只学了一年或两年，当然不够。至于原有的1 000名左右专业课教师，释卷多年，“文革”后到图书馆看外文期刊，有些文章都看不懂了。因为在十年浩劫期间，人家的科学技术进展很快，新的教学方法用得较多，我们教师的业务落后了。上述种种，说明必须补课，加强师资培养。 在一定条件下，事在人为!当时的校领导及时地抓住时机，狠抓师资培养，把师资队伍建设摆在“四大建设”（教师队伍建设、学科建设、实验室建设、校园建设）之首位，作为学校发展中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 [upload=jpg]UploadFile/2005121214242493288.jpg[/upload]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为了有效地引导和指导师资队伍建设工作，学校于1977年开始制定和实施第一个师资培养规划，1979年底开始制定并实施第二个师资培养规划，1982年又开始制定和实施第三个师资培养规划……师资培养一步一步地走向高潮。一谈到规划，当时有些教师持怀疑态度，认为是“鬼话”，根本不可能实现。然而以朱九思同志为首的学校党委却令出如山，不允许打丝毫折扣。朱九思同志在1977年连续三个月详细听取各系的汇报，然后又和教务处、教师办的负责同志反复研究，确定师资培养的方向和实施方案，并责成有关处、办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和督促检查，一有情况及时汇报。在以后的几年中，学校党委每年要研究八至十次师资培养工作，一两年开一次全校性的师资工作会议，加上院刊、简报经常介绍经验，批评后进单位，使学习、读书、学术交流的风气日盛一日。从1977年到1984年底，对学校实施师资队伍建设的情况和结果概述如下: 1．对中青年教师进行脱产补课学校党委抓住“文革”后在校学生人数不多、教学任务不重、科研任务不急的有利时机，大抓现有教师的脱产进修。有近300名“新五届”的青年教师脱产三年补习大学课程，而且首先从3000道初等数学题做起。大约180名“回炉班”的青年教师脱产学习一年半。举办以补习英语为主的英、日、德、法、俄五个语种配套的外语学习班（包括从1980年开始的两个月的暑期外语班）共230多个，培训人数达5600多人次。对中年教师则补基础理论（主要是指八门数学课，理论物理四大力学课，计算技术三门课，加上自然辩证法等共十六门课），人均需要补习课内学时约1000学时，相当于脱产学习一年的时间。培养结果，绝大多数教师当然有了很大提高。这是真正的业务素质培养。正是由于抓好了理论基础的培养，从而为今后教师的能力提高、自我拓展专业和转创新专业打下了良好基础。 2．狠抓师资队伍的扩大与结构改造学校英语和基础课教师一段时间极度紧张，校党委决定从1976年到1979年连续四年举办基础课和外语师资班共30个，800多人参加学习，毕业后择优留了300多人作教师，较大程度上补充了教师数量，改善了教师队伍的结构。学校党委还动员131名基础理论较好的专业课教师支援基础课，并向社会招聘和向兄弟院校借调外语教师，大大缓解了基础课教师和英语教师严重不足的矛盾。 1977年恢复了高考制度，一批未因“文革”而沉沦的学子通过全国统一考试进了大学。1978年又恢复了研究生教育，当时报考我校的有600多名考生，多是“老三届”的。我们按照“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多多益善”的精神，超计划招了178名研究生。从此，研究生和本科生就成了我们师资队伍的重要来源。1981年和1982年我们自留了190名研究生和280名本科生，共470名。这280名本科生后来又在职读硕士。从此，教师队伍的学历结构逐步得到改善。为了实现办综合性大学的目标，在师资建设方面，我们除了注意自我培养提高外，还着力引进人才，以改变教师队伍的学科结构。从“文革”后到1981年学校共引进外来人才600多人，他们为拓展新学科和建设新专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狠抓骨干教师的培养 1980年前后，全校各系、各专业，结合教学、科研任务，聘请有关国内外专家、学者来校讲学，或派出教师到外校去听讲学，在此基础上大办读书讨论班，作为师资进一步培养提高的主要形式，以拓宽基础理论和掌握新兴科学技术的主要内容。这也是在素质培养的基础上向能力培养的转变。全校共办150多个读书讨论班，广大教师受益极大。全校逐步开出的400多门研究生课程就是读书讨论班的成果展示（其中只有110多门课程是出国人员带回来的）。例如，船舶系的曾广武老师根据其科研方向优化理论，读了《工程设计中的优化问题》、《优化非线性规划》、《最优化基础》、《弹力变分原理》、《计算几何》等二十几本书，写了一本《工程优化设计方法》。许多教师按照系统阅读以加深理论基础，跟踪阅读以紧跟世界先进水平，以收集资料为科研项目的良好读书方法，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如孙杨声系统读过上十本书，其体会是：“外语和数学使我的理论知识插上数学翅膀，接触世界先进水平。带研究生逼着自己钻前沿。”又如自控系的陈埏教授从教电工基础转行到搞计算机控制，又转作系统工程的学科带头人，读了很多书，带领梯队人员编了八门研究生教材。机械系的杨叔子教授，酷爱读书，读了十门数学课的书（几十本），十二本控制理论方面的书，听过系统工程研究生的全部课程，学过五本力学课、三本数据处理方面的书。因此，他能给教师讲授积分变换、线性代数、控制理论基础、变分法等多门非机械类的课程。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在这期间学校共派出200多人次到外校听讲学，回校后组织传达讨论，使大家受益；还派了200多人到外校进修半年以上；共邀请了160多名学术界的名人作兼职教授，讲学和指导研究生；邀请了200多名外国专家来校讲学。这些举措大大活跃了我校的学术空气。国内的许多名家，如苟清泉、郝柏林、于录、霍裕平、钱伟长、徐利治、张锦文、王力、稽康、周卜颐、严学窘等；国外的如冯元桢、坎特罗维茨、王孔启、叶祖尧、帕布里斯、柯律、彭松村等，对我们建立新专业，发展新学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79年至1984年，学校共派了450名留学人员和访问学者出国，其中先出去已回来的有180多人，他们在教学、科研上引进了许多新种子、新思路。像王君健、周济、熊有伦、陈应天、杨叔子、李佐宜、李再光、徐重阳、丘军林、叶鲁卿、徐辉碧、黄文奇等，通过几年的出国学习，加上回国后的科研实践，都成了出色的学科带头人，为华工的学科建设做出过重要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华工的一些老教授，他们过去或出过国，或读过名校，根基比较深厚，又通过读书班、讨论班和自己的刻苦自学，从而在科研上具有很强的探索能力，为新学科的建设和老学科的改造立下了汗马功劳。如张培刚、陈埏、马毓义、刘颖、余俊、路亚衡、陈日曜、黄树槐、肖景荣、林少宫、崔崑、张江陵、郭方中、林金铭、周克定、许实章、万发贯、程天柱等等（乞恕疏漏）带领一班人，把学科推到全国领先水平。我们应永远铭记他们励精图治的开创性功劳！ 4．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全面关心教师的生活这是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党委也突出地抓了此项工作。比如校党委在“文革”后的几年中组织审查历史案件，纠正了53人的冤假错案，清理了567人的档案材料，修改了133人的政治结论，改正了13人错划的右派，使广大教师深受感动。与此同时，学校党委在教师中发展新党员200多人，其中有一、二、三级教授和副院长多人，推荐了13位知名人士担任省里和全国人大、政协代表、委员，53人担任各种学术组织的理事长和理事。至于校内各级行政组织的领导，则全由教师担任。这种对知识分子政策和态度的巨变，在教师中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和激励作用。教师是脑力劳动者，他们最关心的事情莫过于职称。从1962年以后，来自上面的决定，冻结了职称，说它会产生修正主义，直到邓小平说了话才解决。因此，从1978年到1982年不得不“还账”，我校共提升教授60人，副教授362人，讲师1288人。1978年还有两位讲师直接晋升教授。这样做是正确的。然而当时“上面”颇有微词，甚至公然反对。学校党委、特别是朱九思同志，以巨大的魄力和实事求是的精神，顶住压力，保障了教师的切身利益。华工教职工住房条件的改善在全国高校中是最早的，而且是向教师倾斜的，因此才有哪些房是“贡献楼”、“招贤楼”，哪些房是“教授楼”的口碑。当北京的许多名大学的教授、副教授们还是“三代五口，单间双层加阁楼”的时候，我们的三室一厅、二室一厅已经很普遍了，家家户户较早地改变了传统的生活方式，从煤炉、吹烟、搓洗、竹床、露宿消夏的生活方式向电风扇、洗衣机、煤气炉的现代家庭生活过渡，使教师从“紧张的早晨，战斗的白天，疲惫的夜晚”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朱九思同志还一再要求把幼儿园、附小、附中办好，认为这是解决教师后顾之忧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为引进人才增加了吸引力。我们身在华工的教职工，真有“风景这边独好”的感觉。 [upload=jpg]UploadFile/2005121214251675056.jpg[/upload] 1981年初，中央最高领导人事变动的消息传达到了高校，此前，“两个凡是”的指导思想还是在紧紧地束缚着人心。因此，朱九思同志在“文革”后能立即放手抓师资队伍建设，比大多数高校的领导整整早抓了四年以上，而且一抓到底，抓得很紧，在扩大队伍、改善结构、提高水平三个方面环环相扣，成效卓著。因此又可以说狠抓了八年（朱九思同志1984年12月26日卸任）。这个“四年”和“八年”，就使我们华工出现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后来有些上层人士往往说我们“自我感觉良好”，言下之意是说我们自不量力。但实际上是他们在用老眼光看事物，不知道这“四年”、“八年”所引起的量变到质变何等显著!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华工的师资培养工作在短期内能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和效果呢?一些学者为什么很乐意调到我校来工作呢?笔者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朱九思同志先进的办学思想、高超的管理能力和优秀的人格魅力密不可分的。下面就笔者依稀的记忆略举几例。 “文革”中，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十年基本上没有教学科研。常言道：用则贵，不用则贱。许多有才华的知识分子成了可有可无之人，有的被下放，有的被流放。但此时华工的党委书记朱九思同志却以其“爱才如命”，“高筑墙，广积人，深挖洞”的口碑广泛传闻于教育界和知识阶层。那时，在学校党委下面有三个处级单位分工合作管师资工作，教务处主管培养工作，教师办主管调查研究和思想工作，人事处则分管调配，其中有几位同志年年月月到处去发现和发掘人才。例如，陈应天是我国著名物理学家严济慈的得意门生，很有才华，夫妇二人在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山东聊城一个普通机械厂工作，真是埋没人才。朱九思同志知道后，立即派人事处副处长去把人挖了过来。后来学校又公派他到英国剑桥大学闻名世界的卡文迪什实验室读博士学位。室主任Cook教授交给他的研究课题是引力方面的一个难题，过去有些学者与博士生都未能解决，但陈应天却解决了，Cook教授当然很高兴，并同意将实验装置全部无偿地送给我们学校。因引力实验室必须具备恒温与防震的条件，于是朱九思同志决定将实验室建在校区后方的喻家山下已经修好的防空洞中。20多年来，该实验室一直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一个纯工科大学，建立这样一个理科最基础的实验室，这在全国文理科名牌大学中也只有一所。从这里可见其决策的远见卓识和魄力。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曾患严重疾病，朱九思同志经常去医院与医生商量，千方百计将其从病危状态中抢救过来。有一位教授因吃鱼胆而中毒，在生死攸关之际，也是朱九思同志为其联系医院，寻找名医进行抢救。有一位女教师，因其丈夫出走，儿子重病，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朱九思同志在电影场全校大会上作报告时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在报告中途向大会公开了这一情况，要求有关室、系应尽最大努力关心和帮助这位女教师免遭厄运的打击，同时号召全校教职工互相关心和帮助。朱九思同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礼贤下士也是远近闻名的。那几年来访问的国内外学者专家数以百计，朱九思同志几乎都要亲自会见和宴请每一个人，还要垂询每个人讲学的具体安排，重要的客人还亲自到车站码头迎接。那几年出国回国人员也是数以百计，他总要亲自接见每一位留学人员，对出国人员总是千叮咛、万嘱咐，诸如不要询问女性的年龄、不要打听外国人的工资等习俗问题都要交代到。有一年的春节，初一、初二、初三雨雪交加，朱九思同志率有关负责人挨家挨户给出国人员家属拜年。又有一年的春节，也是初一、初二、初三，朱九思同志还挨户向前一年去世的教职工家属慰问。这些行动非常凝聚人心! 为了筹办建筑学系，朱九思同志真是操碎了心，请来了几位建筑学界知名学者，如周卜颐、黄康宇、蔡德庄等。周卜颐全家在招待所住了较长一段时间，朱九思同志常常亲自过问其生活状况。有的学者，朱九思同志还与他们结为终生挚友。朱九思同志在学校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每年贴补30万元创办了《数学研究与评论》、《语言研究》等多种学术刊物，其目的是借以吸引学者们以文会友，开展学术争鸣。谁都知道，全国性的学术刊物办在华工，无论如何，华工总是最大的受益者。朱九思同志当然不懂得每门学科的具体内容，但是他好像对新兴学科有一种无形的亲和力。为了办好激光专业，他断然决定撤销电真空和低压电器两个学科，将教师调来加强激光，并派几位学科带头人到国外学习。计算机外部设备专业，在专业创办初期，人们并不知道它的详细专业内涵（此专业是上面委托我们学校办的、全国惟一的一个专业），但朱九思同志能独具慧眼，坚决从机械系将搞精密机械的学科带头人抽到计算机外部设备专业来边干边学。管理学科开始也是从机械系转来的教师创办的，他们只不过在机械系学过或教过一点工厂管理方面的课。系统工程研究所则是要年近花甲且转过一次行的陈埏教授挂帅组班子，他们没有暑假，坚持全班人马在图书馆博览世界有关书刊的800篇文章以后才开始起步。图像识别研究所的经历和系统工程类似，从科研起步开始自己的长征。建生物工程系是调数学力学功底深厚的王君健前去搭架子，艰苦创业，以后又多次转变研究方向，增强适应性。文科专业可以说全是新的，是朱九思同志比较着力抓的，其教师大部分靠从外面引进。例如，为了办语言学专业，除了请中国语言学会秘书长严学窘来主持语言所的工作以外，还将语言学家吕叔湘的第一届三位研究生全部吸纳进来。社会学起死回生以后的第一次年会专门请到我们学校来举行，社会学系也是在费孝通老教授的指导下建立的。朱九思同志把新学科创办和师资队伍建设紧紧扣在一起，“逼”着教师改变知识结构，在干中学，在学中干，使教师迅速得到提高，同时也带动学科得到改造和创新，为今天的学科结构定下了基调。在全国以工科为主的大学中，我们算是创办文科最早的学校之一，这无疑对培养人才、文理渗透交融是非常有益的。更重要的是，朱九思同志对办综合性大学的呼吁和实践在全国具有历史性的贡献。朱九思同志自己曾说过：我用1/3的精力抓师资，用1/3的精力抓外事，再用1/3的精力抓教学质量。实际上外事工作说到底也是师资工作。因此，在1980年前后的几年间，笔者在对外介绍我校师资工作的经验时曾多次这样说过：把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那就是学校的主要领导人，用主要精力抓这项主要工作。笔者还说过：我们认为九思同志的工作作风可以借“稳、准、狠”三个字加以概括。所谓“稳”，就是办学的方向把握得稳，要办综合性、研究型的大学；所谓“准”，就是重点抓得准，这个重点就是师资队伍建设，不抓住这个重点，其他都是空谈；所谓“狠”，就是对干部特别是处长、科长抓得狠，态度非常严肃，要求非常严格，批评非常严厉，令出必行，不能打折扣，拖时间，敷衍塞责。因此，朱九思同志那时在我们学校是很有权威的。而这个权威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同时对“乱”后治校又是非常必要的。 转载《校友之窗》总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