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仙故事梗概:陈振濂：腹有诗书气自华

陈振濂，号颐斋，原籍浙江鄞县，1956年2月26日生于上海，1981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1993年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0年调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兼艺术学系主任、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陈振濂：腹有诗书气自华         文/林梢青

如果要您在现有身份中舍弃一些，您最希望留下什么？艺术是应该留下的，因为那里有我的信仰。——陈振濂
     陈振濂，这个古典、低调而充满书香气的名字，其实深有杀伤力。君不见其身后仰慕者之众，甚至常有人建议成立“陈迷俱乐部”。那么多人喜欢他，当然有理由——艺术、教育、管理……他身上的任何一个角度，都足以令他散发出不可阻挡的魅力。若要用恰当的词语描绘他，所有和男性有关的溢美之词都可以一齐上阵——智慧、儒雅、风度……再多也不过分。
    其实，陶渊明的“腹有诗书气自华”是陈振濂最好的注脚。在已知天命的年纪时回望过去，陈振濂也最看重艺术在自己生命中的光芒。若有幸倾听他心底的声音，会发现，于他而言，艺术是水，是土壤，是孤独时莫可名状的满足，也是喧嚣间心如磐石的孤傲。
纵观时空五十载，在这一段的笔墨世界里，是注定要成就一个陈振濂的。而这，要从四十多年前的上海愚园路里弄，那个被父亲反锁在书房三年，整日读史抄书的男孩说起。

起步
浸淫书香的“牢笼”生活

    上世纪60年代，几经变幻的上海滩文化圈，依然是一个纯度很高的群体，其间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真正怀抱信仰的人群，有文人、名医、新闻记者等等。除了传统文化素养深厚，他们大多还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陈振濂的父亲陈祖范，就是一个当时被文化圈所熟知的文人。
    尽管在解放初的一段时间里做金融工作，日日与数字打交道，但陈祖范却在古典文学上深有修养，更以一手好书法闻名，这与书香门家的熏养有关——《鄞县通志》上记述，陈振濂的太祖父、鄞县人陈仅，“博学能文，著述颇多，藏书万余册，有唐石经玉版、历朝别史，汉魏六朝各丛书等珍本”，而陈氏的“文则楼”更是清代当地知名的藏书楼。太平天国之后，文则楼书籍一并捐予天一阁，如今仍然可查。
    “我父亲是那种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有信仰，一方面也有当时文人不太豁达的部分”。正因为个性中的固执与单纯，陈祖范对古典文学和书法篆刻一直很执着，这自然影响到了他最看重的孩子身上。陈振濂在家中排行老二，在全家三个孩子中，他对文学最感兴趣，颇与父亲“志趣相投”，父亲暗自觉得，老二是值得培养的。

陈振濂小学三年级时，正是十年浩劫的开始，他依然记得那些残酷纷乱的场景——造反派把玻璃窗砸了，平日里备受尊重的老师被剃成阴阳头驾到台上批斗，学校里“流行”停课闹革命，学生打老师……一次，父亲去学校开家长会，见到这样不可开交的场面，着急得不行。为了避免受到污染，他果断让孩子停了课，带他们回家接受传统“旧式教育”。
于是，十岁的陈振濂开始了长达三年的“封闭式”生活——当时，别的孩子成天在里弄里玩闹，他却被父亲反锁在书房，日日背书、抄书、写书，陪伴他的只有民国有正书局出版的《庄子》、《论语》、《古文观止》等中国传统经典。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陈振濂接受了书法启蒙，老师便是父亲。父亲专长篆隶，白天在单位挨斗，回家便安心教授他。“他给我看了很多民国书法家的东西，都是家里的收藏，后来这些东西都被抄走了。”陈振濂最初的古文知识、书法题款等传统艺术素养，大都来自当时。
而现在再回想起那三年的“牢笼”生活，陈振濂总是很感慨，“当时我也不学数理化，不学外语，每天专注地读史抄书。虽然生活枯燥，但却成就了我对书法篆刻的兴趣。所以，我的经历也是对现代教育制度的一个反讽。”其实父亲当时的想法很单纯，只是不让儿子学坏，他没有料到，陈振濂就是从这里出发，一直走到了中国书法家的中坚。

熏养
大师浸润成长之路

    因为父亲在文化圈的影响，陈振濂在少年时代便得以近距离接触许多艺术大师。唐云、来楚生、潘君诺、应野平、申石伽、陆俨少……这些日后被众人远远瞻望的艺术家，都曾滋养过他的成长岁月。
    1969年，政治环境逐渐宽松，陈振濂得以重返校园，就读于上海市市西中学。经过父亲多年的悉心教授，写字画画已成他的自觉。成绩一直稳居全班前三的他，每天只需用很短的时间对付功课，剩余的时间都给了写字画画、刻印。
    当时，社会刚开始恢复秩序，艺术家的地位还未得到足够重视，生活大多潦倒。在那样的氛围里，他们尤其尊重像陈祖范这样的文人，大家也爱走动交流。陈振濂便常跟随父亲去拜访那些先生，他对艺术的兴趣，被这样长时间的耳濡目染浸润了。
   “当时经济氛围与意识没那么浓，画家都很谦和，他们都当我是自己家的孩子，于是我就经常看他们作诗作画。”
    陈振濂对陆俨少先生的谦和尤其深刻，“陆先生话不多，每次我一去，就让我看他画画。画完了问‘喜欢吗？喜欢可以拿走，临一张给我。’”还有申石伽先生，当时把家藏的山水大家郑午昌的《春夏秋冬》四条屏借给他临。“我算是赶上了一个特殊的时代，遇到这些很纯粹的前辈。他们总是鼓励赞赏我，在那个年纪得到他们夸奖，我对艺术的愿望就更强烈了。”

也就在这个时候，陈振濂为自己的人生做了第一个重要选择，那正与艺术相关。1973年，上海为出口创汇创办了工艺美术学校，首次招生正逢他高中毕业。当时，学校只面向上海的4个区招生，陈振濂所在的静安区并不在内。看到这个消息，怀抱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他主动找到学校招生办，现场作画说服老师破格录取自己。看到这个勇敢而出众的学生，学校非常合意，马上破例录取。因为珍惜他的艺术天分，学校也未让他进入工艺类专业，而是将他安排至绘画系培养。
    从此，陈振濂对艺术更投入了。记得当时学校在郊区，施行住读制，一到周末同学们都着急赶回家，他却更愿意独自留在学校，为的是避免家庭琐事，用更多精力投入书法、画画。毕业时，他顺利留校成为老师，教授山水画和书法，那时他年仅20岁。尽管在当时的文革时代，艺术是一份看不到前途的专业，但父亲却为这个传承传统的儿子深感骄傲。

提携
萍水相逢的恩师之情

    假如命运不再拐弯，今天的陈振濂或许还是一位上海普通的艺术教师。但两年半后，高考恢复，命运长久的铺垫令陈振濂顺理成章地把握了机会。
    “当时看浙江美院（今中国美术学院），觉得很神圣，这里的美术水平全国最好，能考取几乎等于跳龙门。”那一年，美院首创全国书法篆刻专业研究生班，招收五名学生。在入学考试里，陈振濂惊喜地发现，没有自己不会做的题目。“很幸运，考试的那一套正好对应了父亲从小教我的，比如要会做古文题跋、要把古代碑志里的东西抄下来做标点。加之当时兼长书法和篆刻的考生比较少，我因为从小跟着老先生们，耳濡目染，有了这些基础。”
    而最后百里挑一的五位学生，正是如今闻名中国书法界的朱关田、王冬龄、邱振中、祝遂之和陈振濂。
    在五位学生里，23岁的陈振濂最年轻，当时在专业上也未出名。为此，他很好奇自己为何会被录取，并专门请教了导师陆维钊先生。陆先生很诚恳地告诉陈振濂，他的专业不算最好，但非常欣赏他在上海任教时写的山水画和书法讲义，认为他有很好的教师素质。其次，先生欣赏他出生书香门家，儿时文学修养深厚，有写作上的优势。
    但在刚进美院的半年让陈振濂备感困惑。四位师兄们都已年届三十，各有所长，懂得如何安排自己的学业和生活。只有他，做学问几乎从零开始，研究该从何做起？“半年时间里，我一直在打篮球，找不到北。当时美院有外语班，我不知道怎么搞专业，只好学起了日语。”
    而陆维钊先生一直在暗自关注着这个亲手招收的“小年轻”。陈振濂入学不到两个月，有一天，陆先生对他说：“陈振濂，你最小，我很看重你，但是你很浮躁，我看你坐不下来。”为了考验他，陆先生扔给他一个难题，“60年代美院曾买进一些线装书，你去把它们借出来点句。”
    接了“圣旨”，陈振濂转身便去了图书馆。经过文革封存，库房里的线装书散发出阵阵霉味，一共约有十几种，如《书史会要》、《书断》、《印典》等。当时没有复印机，陈振濂只能用钢笔一个字一个字抄，抄到纸上再点，点完再把完整句子抄一遍。如此一来，却无意间扎实了他的专业基础。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记得我曾在我的首个研究计划上写道，要在两年内写一部《中国书法史》，结果被陆先生叫到病床上一顿骂。他说‘我看你就是浮躁，两年你想写书法史？你太不知道学术是几斤几两了。”其实当时，陆先生已病得相当严重了。

 “还有一次，看到我上交的研究报道里有一个因错别字而涂改的黑块，他质问道：‘你就是这样对老师的？你涂改的稿子也敢拿来给老师看？我认为你是对学问不认真，对老师不尊敬。’说得我一身冷汗。”这次的教训，让陈振濂懂得了精益求精，也令他受用终身。
    陆维钊先生的帮助和提携，令陈振濂深为感激。“陆先生与我是萍水相逢，却把我从一个普通年轻人提携到今天，我要知恩图报。我曾写过两篇关于他的研究文章，今年是他诞辰100周年，我还要再写。老师已经驾鹤西去，我只有用这样的方式回报他，纪念他。”

恩惠
沙老的言传身教影响一生
    另一个对陈振濂深有影响的导师，是沙孟海先生。和沙先生有亲近的接触，则是在陈振濂毕业留校任教之后了。
    念书时，陈振濂眼里的沙先生不苟言笑，很是威严。念书时在沙先生身边帮忙做事的，更多的是师兄们。之所以后来走近，是因为沙先生发现了陈振濂写书编书的能力。
    毕业后很久，有一次，沙先生对陈振濂说：“我看过你编的书，非常好，你来帮我编画册”，师命不可违，叫来陈振濂在几个月里三天两头往沙先生家里跑，渐渐对这位威严的老师有了了解。“他待人非常客气，也很尊重别人的意见。编书时，他会告诉你他的意见，但绝不干涉最后的决定。事实上，论年龄他是我爷爷辈的大师，他说的事情我是不可能不赞同的。”

而在此前，因为写书编书，沙先生和陈振濂曾有过两次有意思的对话——

第一次，陈振濂写了一本《书法美学》，但怕沙先生不接受，没敢主动给他看。沙先生得知后，叫来陈振濂问：“你出了书为什么不给我一本？拿过来给我看看。”翻阅后，沙先生谦和地说：“陈振濂，这个学问我不懂，但是你做的这个有意思，我会支持你。”
    之后，陈振濂又编撰了《日本书法通鉴》一书，因为当时背后有各种议论，还是没敢给沙先生看，因此又一次被沙先生虎着脸质问，不过最后他说：“日文我不懂，但这个书肯定有用，我们西泠印社要和人打交道，日本来的团体在日本是什么级别，处于什么位置，你这个书里全都有。”针对别人的议论，他还特意说道：“如果有人说你不应该做这个学问，你就告诉他，我沙老支持。”这样的气度与远见还有包容新学问的态度，让陈振濂感受到了先生的大师风范。
    和陆维钊先生一样，沙孟海先生的言传身教，也对陈振濂日后的为人处世有很大影响。“比如我的毕业论文，他看得很细，文章里年号有问题，引文不准，他绝不在我的稿纸上改，而是在上面另加纸条以示尊重。我给他一部稿子，他还给我时上面夹满了白纸条。当时我才25岁，他已经是一个八九十岁老人，这样做令我很感动。”
 
使命
长久不息的“陈氏旋风”
    “我觉得，我的人生价值就在于——将来当人家提到书法的时候，会想到在这30年里有这样一个人，他的很多想法，后来都应验了。”
    陈振濂在书法艺术上的眼光极具前瞻性。三十年来，在众多书法艺术家的齐力推动下，中国书法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他扮演的角色无法替代。从美院书法篆刻专业的研究生，到中国书法界的中坚力量，陈振濂在书法艺术上的投入和成功，都源于他所肩负的使命感。
    “我一直坚持，没有新观点不出招。不说废话，不取重复，要想出招，必须拿出不一样的东西，后来就诞生了学院派创作。” 从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书法美学”开始，几十年来，陈振濂不断抛出的全新概念总在书法界掀起风潮，被称为“陈振濂旋风”。
    还被大家不断提及的，是陈振濂在几十年中日艺术交流领域中的突出作用。在日本若论学术界最认可的研究日本书法、绘画和篆刻的中国专家，必然绕不过他——最早介绍日本书法的中国书籍，他就做了六种。这一切都离不开他那一口纯熟的日语，假如来一场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家外语PK大赛，陈振濂绝对是佼佼者——他可以在日本连续演讲3个小时，把台下听众逗得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