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仙手游风流人物:《满江红》的作者到底是不是岳飞？

《满江红．怒发冲冠》的作者问题
　　一、问题综述
　　《满江红．怒发冲冠》的通行版本如下：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这首词（以下多简称为《满江红》）是在明朝的中前期才广泛传播开来的，在宋、元两代极少或根本不见于记载。然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前，所有的人都相信它是岳飞的作品，没有人怀疑过它的作者是不是岳飞。让人始料不到的是，三十年代著名学者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一书的《岳武穆遗文》一篇中对《满江红》一词的作者提出质疑，从此江湖多事，数十年来关于此词的作者是不是伪作，争论不断。现在随便搜一搜网络，就会发现持“伪作说”的文字占了大多数。似乎此词是“伪作”已成定论，毫无翻身的余地。
　　事实果真如此吗？
　　首先，咱们先来介绍“伪作说”与“非伪说”两派学者和他们的论据论点。持“伪作说”者，认为《满江红》是明朝人伪作的赝品，此派以余嘉锡、夏承焘为首，如果不计分量不足的“小人物”，则李敖是后期最有影响的一个。持“非伪说”者，认为《满江红》的确是岳飞的作品，中坚力量是邓广铭、唐珪章。
　　论点论据很多，但总体上说，有分量的有如下几条：
　　1。“伪作说”：此词岳飞孙子编辑岳飞文字的时候，并未收录。至明朝中叶始现身于世。（余嘉锡）
　　2。“伪作说”：“贺兰山”不为金人地盘，词中用此地名，是明朝王越边防战胜利的写照。（夏承焘）
　　3。“非伪说”：岳珂编书不勤，缺漏时有出现。（邓广铭，有例证）
　　4。“非伪说”：“贺兰山”是诗词语，非指实。既以“匈奴”喻“金”，自可以“贺兰山”喻边。（邓广铭，有其他词为类证）
　　5。“非伪说”：发现《须江郎峰祝氏族谱》，中有岳飞《满江红》与祝允哲之“和”词。原作与现流传本不同，流传者当是岳飞后来的“定本”。（唐珪章）
　　6。“伪作说”：《须江郎峰祝氏族谱》是伪作，主要论据是“宋代历史上根本就没有祝允哲这个人”。（朱瑞熙） 二、“伪作说”的第一个论点

　　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岳武穆遗文》中说到《满江红》时，说：

　　“〔弘治时浙江镇守太监〕麦秀实始付刻，其字为〔赵〕宽所书，非〔岳〕飞之亲笔。然宽不言所据为何本，见之于何书，来历不明，深为可疑。……《满江红》词不题年月，亦不言作于何地，故无破绽可指，然不见于宋元人之书，疑亦明人所伪托。〔桑〕悦《记》（按，此指桑悦所作《刻〈送紫岩北伐诗〉碑记》，见徐编《岳集》卷五）中已有“踏破贺兰山缺”之语，则其伪当在悦以前，第不知出何人之手。……自徐阶收此等诗词入《岳集》，李桢从之，……于是传播遍天下……不知其为赝本也。然以伪为真，实自徐阶始。阶不足道也，四库馆诸臣何其一无鉴别也哉！……其词莫知所从来，……吾何为不可疑之哉？疑之而其词不因我而废，听其流行可矣。至其为岳珂所未见，《鄂王家集》所无有，突出于明之中叶，则学者不可不知也。”（中华书局1980年版《四库提要辨证》，1451－1453页）

　　读引文很累，而且上面引文我也省略了很多内容。所以，咱们还是来总结余先生的说法吧。余先生认为《满江红》与《送张紫岩诗》一起在1500年左右刻在同一块石上，而《送张紫岩诗》因为岳飞不该称张浚为“张紫岩”，所以肯定是伪作。《满江红》因此也就大有可疑。余先生又认为，岳飞的孙子岳珂收集岳飞的文字不遗余力，尚且没有见到这首词，可见它更为可疑。此后的宋元两朝都不见关于此词的记载，词作是“突出于明之中叶”，因此是伪作。

　　余先生的疑问有没有道理呢？如果有些道理，那么确定《满江红》是伪作，够不够分量？我认为余先生的疑问有点儿道理，但分量远远不足以断定《满江红》为伪作。以下我综合邓广铭先生等前辈学者的论据，加上自己的理解，来反驳余先生的说法。

　　首先，邓广铭先生根据出土的石碑，证明《满江红》已于1458年出现在石刻上。即便《送张紫岩诗》真是伪作，也不能因为它们在同一石头上而断定《满江红》也是伪作－－因为，《满江红》出现更早。其次，邓广铭先生还发现《精忠录》一书编成于1451或1452年，其中已有《满江红》一词，因此，“突出于明之中叶”应该的说法中的“中叶”应该改成“早中期”。依我看，此前是明朝前期，文化还没有提到最重要的地位，而岳飞死后作品遭禁，解禁之后到明朝“早中期”基本是动乱的年代，记载诗词、保护文化都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岳飞的诗词完全可能因为没有被重视而被广泛记录和传播。要注意的是，“广泛”二字是很重要的。那段时间的古籍散失非常严重，如果记载不多、传播不广泛，那些记载是很可能随着散失的古籍而消失的。因此从情理上讲，300年不见记载并不能成为“伪作说”坚强的证据。

　　第三，岳珂搜集岳飞文字其实并不是“不遗余力”。邓广铭先生指出，余嘉锡先生承认是岳飞作品的《题新淦萧寺壁》七绝，出现在1224或1225年刊行的《宾退录》，比岳珂重刻《鄂王家集》早十几年。“岳珂如真的立志‘搜访’、‘补阙’的话，不正可以采辑了来，‘附益’于《家集》的‘卷尾’，而事实上他竟若罔闻知，未加采辑。”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岳飞那首《题新淦萧寺壁》的七绝不曾被岳珂收入《家集》之中而否定其为岳飞所作；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那首《满江红》词不曾被岳珂收入《家集》之中而断定它不是岳飞的作品。”

　　第四，看看现存的《永乐大典》残本，就可以知道明朝初年还存在的古籍至今早已散佚超过一半！因此《宾退录》散佚是很可能的，它的存在是概率小于0．5的事件。如果《宾退录》散佚，那么《题新淦萧寺壁》因为不在《鄂王家集》里，余先生就该说它是“伪作”了。这显然是错误的结论。 　三、“伪作说”的第二个论点

　　夏承焘先生认为“贺兰山”不为金人地盘，《满江红》词中用此地名，显然说明它不是抗金的岳飞的作品，并进一步“考证”，认为是明朝王越边防战胜利的写照。（夏承焘《岳飞〈满江红〉词考辨》，已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月轮山词论集》中）

　　邓广铭先生分析了《满江红》的词句，指出“三十功名”、“八千里路”只能指岳飞，而与王越不合。并指出“贺兰山”是诗词用语，不必实指，不必真是金兀术的地盘。邓先生提出证据：“稍晚于岳飞的辛稼轩，也是一个毕生以抗金为职志的人，然而在《稼轩词》中，既有‘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之句（《水调歌头》），又有‘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之句（《满江红》）”。邓先生说：“我们将责备稼轩‘方向乖背’呢？还是将不承认这两首词为稼轩的作品呢？”显然，夏承焘先生的指责是不成立的。

　　四、余嘉锡先生质疑的潜在原因

　　余先生在指责《满江红》“突出于明之中叶”，说“则学者不可不知也”之时，得意地说：“梅赜之伪《古文尚书》，千余年以来奉为‘正经’，前贤发挥之者至矣……然自朱子始创疑之，至梅ZU、阎若璩等遂成定论，卒之伪古文仍不可废，梅、阎之说亦终不废也。”（中华书局1980年版《四库提要辨证》1453页）

　　这里，余先生披露了一个消息：他之所以对《满江红》起疑心，并且在证据不足的时候就断定其为“伪作”，是受了阎若璩证伪《古文尚书》的影响。换句话说，是清朝疑古学术风气的延续使然。

　　清朝的疑古风气之下做出的“研究成果”，其实是很有问题的。本人在近十几天内仔细研读今人张岩写的《审核古文＜尚书＞案》（中华书局，2006年）一书。深信阎若璩的论据都是站不住脚的，结论是错误的。一句话，《古文尚书》根本不是“伪书”！目前，疑古派传人在学术界的势力和影响慢慢消退，可以预见，《古文尚书》案不久就会翻案！余先生崇尚的典范阎若璩其实学术上很不严肃，他和大家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而正如以上本文对余先生的论据的反驳，余先生也是证据不足的。因此，按照“无罪推定”的原则，我们不该怀疑《满江红》是伪作。

　　再说，清朝疑古风气那么浓，如果《满江红》很有作伪嫌疑的话，清朝人怎么没有人说出来？非要等到余先生来发现呢？个中原因，恐怕是清朝学者知道它并不可疑。 　五、《须江郎峰祝氏族谱》中的《满江红》

　　二十世纪80年代一本名为《须江郎峰祝氏族谱》的族谱出现在世人面前。让人惊讶的是，其卷14《诗词歌赋》集中，有岳飞在绍兴三年（1133）赠祝允哲（族谱说“官居大制参”）的《满江红》及祝允哲的和作：

　　岳飞《与祝允哲述怀》（调寄《满江红》）：

　　怒发冲冠，想当日、身亲行列。实能是、南征北战，军声激烈。百里山河归掌握，一统士卒捣巢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励臣节。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金城门阙。本欲饥餐胡虏肉，常怀渴饮匈奴血。偕君行、依旧奠家邦，解郁结。

　　祝允哲《和岳元帅述怀》（原调）：

　　仗尔雄威，鼓劲气、震惊胡羯。披金甲、鹰扬虎奋，耿忠炳节。五国城中迎二帝，雁门关外捉金兀。恨我生、手无缚鸡力，徒劳说。

　　伤往事，心难歇；念异日，情应竭。握神矛，闯入贺兰山窟。万世功名归河汉，半生心志付云月。望将军、扫荡登金銮，朝天阙。”

　　《祝氏族谱》出现之后，唐珪章先生据此认定岳飞《满江红》非伪作。从《族谱》中出现的这两首词看，岳飞在1133年写下了一首《满江红》，并且显然是后来广为流传的《满江红．怒发冲冠》的原本。后来的《满江红》是在岳飞原词的基础上，吸收了祝允哲的和作中的“贺兰山”一词，“朝天阙”一句，并修改“功名”、“云月”一联，及“心难歇”一句而成。应该说，虽然《满江红》流传版与岳飞原词不同，但《族谱》还是从事实上肯定了岳飞对《满江红》的著作权。

　　然而，事情却还是没有完，朱瑞熙先生撰文称《族谱》是伪作，而“宋代历史上根本就没有祝允哲这个人”。这里，我认为朱先生是大错特错的，试论说如下。首先，《浙江通志》卷124有：元符三年庚辰李釜榜：“……祝允哲：江山人，荆湖制参。……”这个条目清楚地记载，祝允哲不仅是实有其人，而且是元符三年（1100年）的进士，官当到“荆湖制参”，与《家谱》所说的“大制参”完全符合！所以，朱瑞熙先生说“宋代历史上根本就没有祝允哲这个人”是错误的。

　　其次，《族谱》中有不实的成份，这从古到今都是事实。修族谱的人大多为了“风光”，会写入一些不实的话，攀些高贵的同姓祖先。然而，这些“作伪”的存在，并不能用来否定族谱中其他内容的真实性。其实，所有的书都一样，其中有真实的内容，也有不实之词。关键在于我们“去伪存真”地解读。朱瑞熙先生一棍了打死的做法，也是错误的。

　　第三，咱们可以依情理来推断《族谱》中两首词的真伪。咱们先假定它们是伪作。那么，现在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这两首伪作词写于流行版《满江红》之前，一种是写于流行版《满江红》之后。如果是写于后，作伪者为了给祖宗攀上岳飞，而且让别人信服，合情合理的作伪方法是引入流行的《满江红．怒发冲冠》，然后替祖宗写一首和词。把一首比流行版水平差得多的《满江红》安到岳飞头上，是一种白痴的做法，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族谱》两词是伪作，则只能写于流行版《满江红．怒发冲冠》之前。这样，从流行版《满江红．怒发冲冠》与《族谱》中两词的关系看，流行版《满江红．怒发冲冠》就只能是由一个高手从这两首伪词综合修改而来。族谱是家传秘本，除了祝家后裔，谁能看到这两首词呢？因此，《满江红．怒发冲冠》只能是一个祝家后代高手的作品。

　　这样，我们推断出几点：第一，在岳飞名下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在流行本之前就早已存在于祝家的《族谱》之中；第二，这位祝家的无名高手敬爱岳飞更甚于致孝于祖宗，不惜把祖宗的警句让到岳飞名下；第三，虽然篡改一个《族谱》抄本是很容易的，但这位祝家的无名高手并不那么做，他把比他年代更早的伪作照原样留在《族谱》里面。这些并非完全不可能，只是，谁会相信它们的可能性大呢？谁会相信它们比两词非伪的可能性还大呢？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祝氏《族谱》中两词非伪的可能性远远大于伪作的可能性。认为它们是伪作，是不应该的。 　六、结论

　　通过以上讨论，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满江红．怒发冲冠》是伪作，尤其在祝氏《族谱》出现之后，更应该相信它是岳飞的作品。从历史记载看，岳飞在1133年到湖南任职时，“荆湖制参”祝允哲是他的属官。因此，结合后来流行版《满江红》的情况，合理的推论是：岳飞在湖南与祝允哲应酬，即席作了“原版”的《满江红》，祝允哲也即席作和词。岳飞觉得自己写得不好，没有公开这首词。后来，他吸收了祝允哲和词的字句，写成了《满江红》“定本”。

　　至于这个定本岳霖、岳珂都没有看到的原因，大概是“定本”在“莫须有”案中被搜缴的缘故。有人会说：会不会是祝允哲自己综合两词写出一个定本，算在岳飞头上，并将它传播出去呢？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果真如此的话，《族谱》的记载不会是现在的样子。况且即便如此，原本《满江红》依然是岳飞的作品。

　　补充更多相关资料：

　　公元1142年，岳飞遇害时，其家被抄，家存文稿也被查封，家人难以妥为保管。此后，秦桧及其党羽把持南宋朝政近二十年，期间又屡次大兴文字狱，岳飞的文稿进一步散失。

　　公元1162年，宋孝宗为岳飞平反昭雪。此后，在各方的帮助下，岳飞三子岳霖（1130—1193年）开始收集与其父岳飞相关的各种资料，但是历经近二十年“秦祸”，与岳飞相关的许多资料文稿多有散失，故虽经过岳霖与其子岳珂(1183～1240年)两代人的努力，却仍然不能收集到岳飞的全部遗文，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嘉泰四年(1204年)，岳霖之子岳珂将其父子两代人所收集到的岳飞表奏、战报、诗文旧事、岳飞被诬始末资料，以及宋高宗赐给岳飞的御札、手诏，加上岳珂为岳飞辨冤的考证，以及南宋时人关于岳飞的著述旧闻和部分传记汇集在一起，呈交给南宋朝廷审核。岳珂呈交给南宋朝廷的书稿包括:《高宗皇帝御札手诏七十六轴》、大父先臣飞《行实编年》六卷、《吁天辨诬录》五卷、《通序》一卷、《家集》十卷，而这些正是今存《鄂国金陀粹编》的前二十五卷。

　　嘉定十一年(1218年)，岳珂将经南宋朝廷审核过的书稿，加上《天定录》三卷，汇集成一本书，定名为《鄂国金陀粹编》（以下简称《金陀粹编》），在南宋辖区内的嘉兴府刻印，正式出版发行。因岳飞在宋宁宗时被追封为鄂王，故名“鄂国”，又因为编者岳珂在嘉兴有金陀坊制业，所以，取此书名。　到了绍定元年(1228年)，岳珂又将搜集到的其他一些与其祖父岳飞相关的文件和记载，汇编成书，定名为《鄂国金陀续编》（以下简称《金陀续编》），在南宋辖区内的镇江府刻印发行。

　　《金陀粹编》卷一至卷三《高宗宸翰》和《续编》卷一《高宗宸翰摭遗》，共计四卷，汇集了宋高宗给岳飞的亲笔手诏八十六份，另加《书屯田三事诏》和《御赐舞剑赋》八十八份。《金陀粹编》卷四至卷九《鄂王行实编年》是岳飞的传记，前五卷编年叙事，最后一卷有《遗事》，介绍岳飞的品格道德、治军风范等等，《楚国夫人李氏遗事》、《诸子遗事》简略介绍岳飞后妻李娃和五个儿子的情况。《昭雪庙谥》介绍宋朝廷为岳飞平反和追谥的经过，最后有岳珂的自叙，说明写作经过。卷十至十九《家集》共十卷，搜集岳飞的奏议、公文、诗词、题记等共一百六十七篇，其中《南京上呈币书田吾》、《乞移都奏略》、《论虏情奏略》、《乞定储嗣奏略》、《乞上班师诏奏略》、《乞出京洛奏略》、《乞出蕲黄奏略》七篇原件已佚，只有概略。卷二十至二十五是《吁天辨诬录》，前一卷是“通叙”，后五卷就岳飞遭诽谤和诬蔑的五个问题分别作了《建储辨》、《淮西辨》、《山阳辨》、《张宪辨》、《承楚辨》。卷二十六至二十八是《天定录》、《金陀粹编》卷十三至十六《天定别录》，共计七卷，收集为岳飞平反、定谥、追封、改谥的文件，其中有些如《忠愍谥议》、《武穆谥议》、《武穆覆议》等等，也记述了岳飞的家世和某些历史片断。

　　《金陀续编》卷二至十二《丝纶传信录》共十一卷，搜集了一批宋朝廷给岳飞的制诏和省札，反映岳飞生前朝廷对他的战功、军纪等所给予的极高评价。卷十七至三十《百氏昭忠录》共十四卷，刊载别人表彰岳飞的文字记载。基本照抄了章颖所撰写的《鄂王集》五卷，另有刘光祖的《襄阳石刻事迹》三卷，《杨玄事迹》两卷。最后四卷包括黄元振、孙逋、吴拯等人关于岳飞事迹的记载，以及奏疏等。如孙迪编鄂王事，有关于岳飞早期抗金的记载。黄元振追记其父黄纵担任岳飞幕僚时的见闻，表现了岳飞的许多可贵品格。

　　《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保存了不少关于岳飞的原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而据现有史料来看，岳霖与其子岳珂两代人的收集工作确实仍有不少遗漏。如南宋学者赵与时《宾退录》中载有岳飞《题新淦萧寺壁》一诗：“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就不见于《金陀粹编》卷十至十九《鄂王家集》。

　　邓广铭先生指出，余嘉锡承认是岳飞作品的《题新淦萧寺壁》七绝，出现在1224年或1225年刊行的《宾退录》，比岳珂重刻《鄂王家集》早了十几年。“岳珂如真的立志‘搜访’、‘补阙’的话，不正可以采辑了来，‘附益’于《家集》的‘卷尾’，而事实上他竟若罔闻知，未加采辑。”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岳飞那首《题新淦萧寺壁》的七绝不曾被岳珂收入《家集》之中而否定其为岳飞所作；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那首《满江红》词不曾被岳珂收入《家集》之中而断定它不是岳飞的作品。”在看看现存的《永乐大典》残本，就可以知道明朝初年还存在的古籍至今早已散佚超过一半！因此《宾退录》散佚是很可能的，它的存在是概率小于0．5的事件。如果《宾退录》散佚，那么《题新淦萧寺壁》因为不在《鄂王家集》里，余先生就该说它是“伪作”了。这显然是错误的结论。

　　事实上，南宋灭亡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统一了中国。作为抵御外侮的爱国英雄，岳飞的声名受到了蒙古统治者的压抑，很少大张旗鼓地宣称岳飞，直到明朝建立以后，事情才有所改观。这一历史事实，造成了《满江红》基本上不见于宋、元人的著录，而到了明朝才开始出现，并在社会上流传。

　　历史上，因多种原因，有一些作品湮没多年，过了很久又再次出现，这一情况也不乏其例。如唐朝末年诗人韦庄的《秦妇吟》一诗就被湮没了九百多年，之后又重见于世，但人们并没有因此而怀疑其真实性。——须知古代私人的一些孤本藏书，往往视为珍宝，不肯轻宣泄外人，因而某些作品手稿在经历了一段年月之后方才重新出现的情况，也并不稀奇。

　　某些无知者凭一个‘贺兰山’就否定《满江红》是岳飞所作，——其实完全是想当然的臆断！

　　有学者早已指出，《满江红》词中的“贺兰山”应该是泛指，而非实指，就如同词中写“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而不用“壮志饥餐女真肉，笑谈渴饮金人血”一样，其实都是文学上惯用的比喻手法。

　　南宋词人辛弃疾曾经在其词中将长安（今西安）比作东京开封，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曾经在其诗中将天山比作宋金对峙的前线战场，这些并不能说明他们犯了地理常识方面的错误。况且，西夏与北宋向来有战事，甚至在南宋初年，金人入侵中原的情况下，宋军也曾与西夏作战。

　　比岳飞稍晚的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其诗中写道：“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其中以“戍轮台”代指守卫边疆。而其中的“轮台”在今新疆轮台县，汉武帝时曾在那儿屯田驻兵，但是宋朝的疆域从来都没有到达过今新疆地区，陆游却借用远在宋朝边界之外几千里的“轮台”来指代南宋的边疆，——那么按照那些无知者想当然的臆断，难道说陆游没有地理常识？

　　有许多学者还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王越在贺兰山击败鞑靼，事在明朝弘治十一年（1498年）。而据学者张璋编选的《历代词萃》所收岳飞《满江红》后评笺中，河南汤阴发现一块《满江红》词碑，下注《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天顺二年春，庠生王熙书。而河南浚县的县志也记载汤阴庠生王熙于天顺二年（1458年）书写《满江红》并刻石立于岳王庙之事。明朝天顺二年（1458年），比王越在贺兰山打胜仗的弘治十一年（1498年）早了四十年，而且词碑出土于岳飞故里，应该比较可靠。汤阴庠生王熙不能于四十前书刻四十年后才写出的作品，这是任何人都能理解的常识。可见，《满江红》词为王越幕府所作之说，不能成立。

　　至于以靖康之耻与岳飞的冤狱影射“土木之变”和于谦之死，有点牵强。“土木之变”，发生在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早于王熙书碑9年。即算“土木之变”情况与靖康之耻有某些类似，王熙何故迟至9年之后才书刻一首无根据的岳飞词来类比呢？更何况王熙书碑时明英宗已放归八年（1450年），与靖康耻犹未雪词意不符。于谦被杀是1458年，正是王熙书碑之年，《满江红》词是指要抗金收复失地，与于谦之死，对不上号。因此，武断地认为《满江红》词是明代人为王越攻贺兰山、土木之变、于谦之死等事而作，显然牵强附会，与史实不符。

　　词学研究者夏承焘（1900—1986）除了肯定《满江红》（怒发冲冠）一词的爱国精神和历史作用，赞同余先生的论据以外，接着却又武断地认为“‘踏破贺兰山缺’在明代中叶实在是一句抗战口号，在南宋是决不会有此的”；词中这样写，“正是作这首词的明代人说当时的地理形势和时代意识”。于是，“伪托说”除了把作者、作年视为最大的疑点以外，又认为“踏破贺兰山缺”是“全词最可疑的一句”。

　　事实上，清代学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已经明确指出贺兰山其实共有三座：一在宁夏中部（卷52“陕西名山”），二在河北磁县（卷49“磁州”），三在江西赣州西北（卷88“赣县”）。可是，“真作说”或囿于所见，或失之拘泥，都片面地咬定绵亘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北边境、长达500多里的那一座，并进而曲为之说：“泛指金人占领下的西北一带关山”，“北方民族居地之泛称”，犹如“用西北、楼兰来说金兵”，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两方各持已见而互不相下，小小的一座贺兰山遂大大影响着岳飞的著作权，颇为耐人寻味。

　　本人以为，只要对两方所持见解略加辨析，不仅“曲说”既于理未安、也与岳飞的“半生心志”大相径庭是彰明较著的，而且“伪托说”之荒谬也就毕露无遗了。一则正如夏先生所说：唐、宋及明代中叶以贺兰山入诗者，都是实指而非泛指、泛称。

　　二则僻处西北的贺兰山当时属于西夏，宋金并未在那里打过仗，通晓地理形势、洞察金兵行踪的岳飞是绝不会去踏破它的。

　　三则岳飞不是一般习用书本上的典故的词家（详后），而是一心救民于水火的民族英雄。他在下句中沿用“胡虏”、“匈奴”（名异实同）的蔑称、旧称，正如其题记、奏札、申状中的胡虏、金贼[34],都是为了准确地表达其“半生心志”。假若贺兰山犹如西北、楼兰也说金兵，那就既隔靴搔痒，又叠床架屋，更愚不可及了。

　　四则据《明史鞑靼传》地确切记载，元蒙灭亡后，蒙古贵族退回大草原及东北各地。作为其遗民的鞑靼人对东北、西北的搔扰，从1450年起连年不断，1457年以后愈演愈烈。到1461年即入居宁夏河套，逼近陕、甘、凉；1495年更入据贺兰山后，以与河套相策应。势力更加强大，劫掠更加疯狂。事实上，直到明朝弘治十一年（1498）秋，王越才首次击败鞑靼人于贺兰山后。史实清晰地显示了明军和鞑靼人交兵的轨迹。

　　然而，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一词则是从民间沿着元明杂剧传奇、《精忠录》（1455）、岳庙词碑（1458）、岳坟词碑（1502）、《遗文》（1536）的轨迹，历经300余年后，应时势需要而被发现的。

　　两条各不相同的轨迹不早不迟、偏偏在这个时候交会了，又因为词中贺兰山确实难讲，于是抓住这种奇巧的偶合，也没有任何佐证，对此词的真正作者，就有人“宁信其为后人拟作而不敢遽以为真”了，就“不敢‘保证’”“真是岳将军手笔”了，就被今人徐著新怀疑为王越了。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

　　以本人之见，徐著新颇具代表性。他佩服孙述宇对此词的“质疑”（详后），并回忆了多次聆听夏先生的教诲之后，“推知”此词“假令不是王越本人所作，也极有可能是幕府中人所代笔，借岳武穆王之名，以鼓舞军中士气焉”。其根据是：王越有战功，取得了贺兰山大捷；王越能诗文，有《王襄敏集》。 然而，徐著新的所谓“根据”其实并不能证明其推论！这是因为：

　　一、王越不具备写出此词的才力。据《中国文学》，王越并未跻身“明代诗人”行列，但岳飞却荣立“宋代词人”之林[38]。细检《王襄敏集》，殊属平庸。就选入《明诗别裁集》那仅有的一首《与李布政彦硕冯佥宪景阳对饮》(七律)说，也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由前后两半合成。“青山”和“黄叶”同在，难道真是“久历边陲”的王越所见？而“雁度西风白草新”也只有在南方才能见到吧！无怪乎《四库提要》说王越：“诗文有河朔激壮之音，而往往伤于粗率。”[40]该集与《遗文》相距不可以道里计。再看汤阴岳庙中王越所题《谒岳王祠》，似抒情言志的小赋，但内容上表现上贫弱拙劣，辞不达理未举，而只剩下了冗长。王越焉能出此绝妙好词？！

　　二、王越生于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一说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年），也实在太迟了。而早在南宋绍兴三年(1133)，岳飞即有《述怀》一词。至于在王越登进士第（景泰二年，即1451）前后，由于种种可想而知的原因，他作伪的可能性小到没有；而明代任何人即使作伪，也不能一手遮天。因为到这时，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已经在民间流传300余年了！

　　三、王越死得太快了。据《明史》本传记载：明朝成化十一年（1475），王越因奸人韦英勾结势倾中外的宦官汪直，孜孜以求擢升；十九年（1483），“直得罪，言官并劾越。诏夺爵除名，谪居安陆”。“弘治七年（1494），越屡疏颂冤,诏复左都御史。”“复结中官李广，以中旨召掌都察院事”，被言官“交章论，乃寝”。十年（1497）冬，起用王越总制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十一年（秋），“越以寇巢贺兰山后，数扰边，乃分兵三路进剿。斩四十三级，获马驼百余”。“会李广得罪死，言官连章劾广党，皆及越。越闻忧恨，其冬卒于甘州（今甘肃张掖）。”

　　王越作伪的最大可能在进剿贺兰山前后，但是，却比《精忠录》成编（1455年）晚了40余年！——比岳飞将《满江红;述怀》改定为《满江红;写怀》（怒发冲冠）（1140年）晚了350多年！这对王越、对明代任何人来说，有心作伪也无力回天！！

　　四、王越幕僚无暇代笔。“越在时，人多咎其贪功。及死，而将馁卒惰，冒功糜饷滋甚，边臣竟未有如越者。”王越为人，“既躁于进取，依附攀援”，“与群小关通”，“为朝议所齮”，“为礼法士所疾”，又死得极不光彩。而上行下效，其幕僚“早励良规，自求多福”尚且不暇，焉能为他代笔？并且，有识之士以其卑劣可鄙，与岳飞不能望其项背，也不屑于为他代笔！ 更令人遗憾的是，今人徐著新不仅推论绝对不能成立，而且也根本没有提出任何实实在在的佐证！

　　而且，徐著新既“闇于自见”，还引来《明史鞑靼传》的“十五年，吉囊以十万众屯贺兰山，分兵寇凉州”，说“词碑题年”(1502)“正与贺兰山大捷的年份相符合，则此词的作年已可十得八九”。此乃“奇文”，有“疑义”。找书一查，嘉靖十一年（1532），始见吉囊；而二十一年（1542）秋，吉囊死去。

　　徐著新所引误嘉靖为弘治，且实属断章取义。原文相对完整应该是：“（嘉靖）十五年夏，吉囊以十万众屯贺兰山，分兵寇凉州，副总兵王辅御之，斩五十七级。又入庄浪境，总兵姜奭遇之于分水岭，三战三胜之。”当是时，王越已死去38年，“墓木拱矣”！而且，既然“吉囊以十万众屯贺兰山”，战事确实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庄浪（今甘肃永登），又哪来什么“贺兰山大捷”？！“弘治十五年”这“词碑题年”与“子虚乌有”那“大捷年份”又怎能符合呢？！可见，“此词的作年”也就难得一二了！一句话说到底：王越伪托云云，其实并没有任何真凭实据！

　　还有学者指出，文学史上兼具两种风格的作家很多，豪放派大师苏轼、辛弃疾等人，也曾经写下不少婉约清丽之作。苏东坡既写过“大江东去”那样雄浑激昂的名词，也曾写下一些情调幽怨缠绵的小曲。故不能武断地认为岳飞写过婉转的《小重山》，就写不出雄浑激昂的《满江红》。

　　事实上，《满江红》词中的一些思想和笔法，在岳飞的其他作品中也曾有所反映。如岳飞《五岳祠盟记》文中有“深入虏庭，缚贼主，蹀血马前，尽屠夷种”，与“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如出一辙。《题新淦萧寺壁》诗中的“不问登坛万户侯”，也可以说是“三十功名尘与土”的注脚。《题新淦萧寺壁》一诗：“雄气堂堂贯斗牛”也与“怒发冲冠”、“壮怀激烈”异曲同工。

　　再比如，建炎四年（1130年），岳飞驻军宜兴县，因事到附近的广德军去公干，在其地金沙寺的墙壁上写了一段《题记》：“俟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他时过此，得勒金石，不胜快哉！”与“带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内容基本一致。所以，《满江红》词是岳飞内心真实思想感情的流露，后人不必纠缠于一些琐碎的枝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