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仙叁3.3混沌界:丁弘：文革时的氛围(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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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弘：文革时的氛围

　　撰写此文，因为老年人欢喜怀旧吗？不是！因为有人提倡遗忘。奇怪，奇怪！对往事糊涂，怎么会有 “科学发展观”呢？不是说“忘记过去，就是背叛”吗？果然是在有了忘记之后，有人主张发动二次“文革”了。有人是为了既得的得益，而有些年轻的朋友，不了解当时的情况，是受骗上当了。

　　季羡林先生说：“那是一个最野蛮、最黑暗、最残暴的时代”，“史无前例”！这儿，我略为谈一点情况，供参考。“文革”期间，我离开报社编辑部，被押送到工厂住了些日子，又到农村住了些年。这对文革时期的基层情况,有了亲身的感受，应该说我是有发言权的了。

　　一

　　南通市中心，两个主干道之间的文峰塔之侧，有棉织一厂。厂区内，东西有一大渠，渠的北边，即厂的最后边，有一字排开的十间平房。这是一个严谨的地方，在厂保卫科的管理之下，它执行着全市一个特殊的任务。“文革”中的1968年，我被送到这儿，住东头第二间。一间四人，每人一个竹筏子，垫上三块砖。这种床虽矮，比战争期间铺点草睡在地上还是好多了。只是不断会听到附近房间里被殴打的吼叫声。和我住在一间的有这个厂里被打倒的厂长孙云，当时称走资派。还有市纺工局的总工程师鲍文钊。旁边第一间是陈天麟（女），传说是“文革”中的风云人物。一天她被押送出去批斗，回来成了“阴阳头”，头发剪去一半。当时，没有人笑她，笑不起来，也并不觉得奇怪。她立即把另一半头发剪去，这成了一个“小尼姑”。

　　我们住在里边可算是是“住校生”，还有早来晚归的的“走读生”，那是市里的一些当权者。这时都叫走资派了。他们到得很早，在工人上班之前，他们已在门口过道里列队站好了。这时监管人员一声口令“向后转”，他们人人面壁，鼻子快要触到墙了。纷纷进厂的工人从他们的背后走过，看不到他们的面孔，免得被工人们指手划脚地议论：这个是市长，那个是书记的。可是从背影也能认得出高个子的是江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矮个子的是刘光，过去是组织部长。不久“解放”之后，当了市委书记了。

　　这时造反派的小报登出这样的花边新闻：刘光同志的院子旁边，有人跳了井。夫人赵展误认为是刘光跳下去了，大哭大叫，惊恐万状，高呼救人。没有想到最后打捞上来的是江行同志。赵展是一场虚惊，小报还描写她破涕为笑。所好当时是冬季的枯水季节，井水不深。江行同志个子高，站在井底，得以幸存。对这样残酷的场面，造反报作为笑料刊出。

　　每天吃饭时，我们这些“住校生”，在食堂要先列队站好，等待工人吃好饭，才允许去窗口买饭。在这等待的时间里，监护人员要我们人人拿出《毛主席语录》，命令翻到第几页，齐声朗读。大多是《敦促杜聿明投降书》，还有什么“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等等。如果有人忘了带红宝书，当场罚跪。那个时候“跪”已经是家常便饭。我们报社的总编杨卓如天天罚跪在印刷厂门口，即邱家巷口。中层干部几个人上班前半小时，先要跪在办公室过道口毛主席巨像前请罪。据说之前17年是执行了刘少奇的路线有罪。人民路和平桥头放着一张八仙桌，面对着这主干道上的车流人流，市广播电台的两个台长王明吉、向荣跪在上面示众。不久王自杀身亡。

　　当时南通市一般吃饭是两稀一干，我们在厂里看到工人中午一般就是一碗青菜汤。晚饭供应两个品种：一小碟六七块萝卜干，一分钱；另一种是半块豆腐乳，两分钱。我总是希望可以买到这半块豆腐乳，但很难买到。因为工人老早买完了。我的晚饭一般是二两稀饭，几块萝卜干，和当时工人的伙食标准比，只是萝卜干与豆腐乳之间的差距。

　　文峰塔和工厂连在一起，周围是很多建筑垃圾，塔体已是剥落严重，破烂不堪。这时我和市纺工局的总工程师鲍文钊，接到一个光荣的任务，要把塔上每一层上的每面墙都写上毛主席语录，把这个塔打扮起来，是“红海洋”的重要组成部分。老鲍拿着米尺和铅笔打格子写美术字，我提着半桶红漆，拿着排笔跟在他后面描，如此一天一天忙了半个多月。开始每天要请示写哪一条语录，不敢自作主张。后来监管人员不耐烦了，说：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只要是毛主席语录，你们就写吧！”我和老鲍长时间两个人单独工作，也不敢说一句悄悄话；互相都不知道底细，不知道为什么进来的。

　　二

　　1970年初，造反派头头终于授予我一枚毛主席像章，这标志着我回到了人民内部。妻子已在隔离中逝去，命令我带着三个孩子下乡劳动改造。农村人民公社党委书记柳春发问送我去的造反派同志：“这个下放人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答复：“暂时还在人民内部。”我们到达农村时，是在1970年1月10日的黄昏。当时寒风凛冽，送我们的卡车立即回去了。没有想到，大队书记王春轩立即奉公社之命，赶到公路旁来接我们。他看我带着三个孩子感到意外，还有很多从车上卸下来的行李和家具，床、橱等等。他立即到旁边的一个生产队去，神速地喊来三四十个社员，各带扁担和绳子，帮助搬东西。我大为吃惊，深感公社军事化组织的动员能力。

　　安排我们住在6大队6生产队。队长冒富之刚盖了三间瓦房，墙还没有干，他把西间给我住。他们夫妻带着孩子住在东间。队长夫人宝银对我们亲切关照，热情之极。

　　第二天我发现他们一天三顿都是喝稀饭，用不到筷子。富之在坛子里抓出一把萝卜干撒在桌上，叫孩子们用手捡着吃。这时我说：“萝卜干应该洗一下，桌子上也太脏，这样不卫生！”没有想到富之大不以为然，说：“什么叫卫生呀！有稀饭喝就是最卫生了。”当地人民公社社员一段时间才能吃一顿干饭，这就是改善生活了。吃一顿干饭一般是在卖猪子的那一天，或者是有人相亲，或是有远路的客人。每家只准养两只鸡。常常是拿一个鸡蛋到供销社换三样东西：一盒火柴、一根针、一两煤油。以物易物。

　　我一时没有锅灶煮饭，富之立即洗好饭锅，说“你快烧吧”。当时烧草紧张，我觉得他很慷慨。我也煮一锅稀饭给三个孩子吃。我从城里带了小坛豆腐乳，吃饭时左邻右舍都来看。问这豆腐乳是什么东西，我给左右邻居各送两块。我住下来之后种了一些番茄，结果之后大家也都来看。我请大家品尝，都说不好吃。所以在那里许多年没有人种。那时没有自由市场，禁止买卖。鸡子老了，没有舍得吃鸡的，“闻其声，不忍吃其肉”。而且它不断生蛋，给家里立了大功呀！把鸡卖掉要担风险。有的人把鸡放到篮子里提到街上去，上面用布盖着，上面还插一根草，这是要出售的标志。如果有人发现想买，立即到没人的地方才敢谈交易。自由市场是被批判的，说性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自由交易当时是非法的。

　　公社社员的劳动是军事化。工作的进度和质量要求，例如插秧的株、行距都是领导决定。每年两次分配，年中预分粮草和年终可以分配现金。我们那个生产队每月一个劳力平均大概有10元左右的收入。没有通过辛勤劳动改善生活的可能性，因为“大寨工分制”是平均主义的。公社是三级所有制，三级任意平调。农民创造财富但不享受分配权，给多少算多少。实际能够分配到的，没有达到建国前地主和农民对半分成的水平，所以生活很苦。只能是勉强维持生命的存活而已。

　　听说新疆石河子那儿可以开荒，可以吃饱，十几个农民千里迢迢跑到那里去了。警方立即派人追回。因为有《农村工作60条》的规定，“四固定在生产队30年不动”。四固定之一是劳动力、人口不准流动，这也是大跃进饿死人多的原因之一。

　　我有一个女儿在丁埝中学上学，每周带粮食去。菜金是每天五分钱，早晚各一分，中午是三分钱。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期，我感到太苦了，还专门跑到学校去，和老师们谈谈才明白了。一个学生一月菜金加口粮，伙食是三元，总还要零用两元。一个劳力在队里一个月只十元左右，负担一个学生要支出五元，这负担是很重了。这是农民生活的基本情况决定的。那时学校的伙食标准和南通市工人吃的差不多。

　　毛主席说，“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女儿在高中只读两年。这两年中，还要学农、学工、学军，真正学到的文化不多。毕业之后分配做民办教师，每月15元。公社张主任关怀我，说：“你叫她表现好一点，过一段时间，我给她重新安排工作。”我问“你想安排她做什么？”他说：“最好是到供销社当营业员。”他认为站柜台的同志比教师地位高。那时知识分子是“老九”。当时电影不多，但反复放映，不断说知识分子最没有知识，赤脚医生比医学教授强，这些教授一考都露馅了，只会讲“马尾巴的功能”。

　　总之尽量贬低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加以改造。

　　我在农村生活，太需要一辆自行车了。车子是凭票限制供应的。我到哪里去搞到一张自行车票呢？一个公社一年只分到几张票，从来没有分到生产队，分到我更不可能。几年过去了，忽然上海弟媳张露珊（她是医院副院长）说给我搞到一张票。我为此专程赴上海，买到一辆新车（永久牌12型），高兴极了。可是上海对新自行车不准出口（执行地方保护主义），弟弟只好把他的旧车换给我。他的是永久13型，虽是旧的，但比较好。我把车子带到苏北农村来，这极大地改善了我的生活。

　　我到上海去的礼物是带给他们板油（猪油）。当时每月油票四两，这猪油是最受欢迎的。

　　三

　　说到“文革”时吃的、用的和政治氛围，青年朋友不理解，甚至不相信，认为是天方夜谭。所以容易上当。我说的没有一句谎话，涉及到的人我都写上真的名字。这些人大多还健在，可以证明，当然有些已经过世了。

　　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革”过去了。我调回城里工作，在一高校任职，从这个大学的领导班子的情况，也可见“文革”的风光。

　　校长兼党委书记曹从坡，“文革”中两次自杀，因抢救及时而幸存。印建强副书记曾长期被关押。杨立平（女）副院长，她的丈夫张孤梅是福建大学的校长，现在校园里有他的雕像。他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夏溶（女）副院长，她的丈夫徐铭延是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在一年的中秋节那天，在家中剖腹身亡，血溅床褥，惨绝人寰！所以每到中秋，我们常请她到我家玩玩，或请几个朋友一聚，希望冲淡一些悲悽的氛围。她是一位诗人，写得最好的还是怀旧、悼亡的诗篇，有这样一首：

　　重游姑苏东山怀铭延

　　东山买棹独重游，    水国清光草木幽。

　　细雨涤尘层嶂翠，    微风拂面一湖秋。

　　“莫厘”再上回肠断，“缥缈”难探白发稠。

　　唯有双鸥知旧约，    殷勤飞绕送孤舟。

　　这首诗写得实在好！入选全国诗坛，被镌刻于庐山的石壁之上了。“人寿有时而尽，未若文章之无穷”！此怀旧之作，抒发了悼亡的深沉感情，记录着“左祸”制造的悲剧，永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