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仙3成就怎么看:清屈服史——解剖中国精神

　　上一集是《“虽远必诛”还是“联姻和亲”——解剖中国精神（一）》，解说中国信仰结构和特征，这次则说明末清初“屈服史”，如果说上次说的多是中国精神的“精华”，而这次则是“糟粕”。本来想写到义和团，但限于篇幅就得下次了，那第三集就叫《中国近代的“宗教战争”——解剖中国精神（三）》，再重点说洪秀全和义和团好了。

　　还得声明，俺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没参加任何党派，这也是俺没有心理负担，随意解剖各种宗教和信仰的基础。俺并不认为一个道理就能解释所有的现象，那就陷入了极端唯心的圈套，俺的“信仰论”是试图从人群（不是个人）的思想结构和观念，切入实际事件过程，解释历史，展望未来。俺不认为“一切必将发生”，虽然有发展趋势，但小概率事件往往改变了历史。所以，关注的重点是必要条件的发现和趋势的探求（因为没有前面的酝酿，后者肯定不会发生），而不追求充分条件的满足。

　　清代很特殊，汉族人几乎完全屈服于满族人的统治，因为种种原因，存在种种误区，比如加重了袁崇焕的悲剧色彩和吴三桂的投敌影响等等，即使是现在流行甚广的《万历十五年》也似乎欠缺“临门一脚”，考证比较严谨的《明清战争史略》又陷于战略战役层次，具体武器装备和战术层面的解说不足。为了尽量把已知的各方观点用“信仰观”串起来，和俺以前的帖子一样，这个帖子也比较长。

　　1．盛世的阴影

　　清代屈服史，实际至少要追溯到唐中期。

　　隋唐都是游牧民族文化和农耕民族文化融合的时期，游牧民族的凶悍、扩张、自由的性格与农耕民族的循善、内敛、保守的性格互相作用，中原为边界扩张提供物质基础，而军事扩张则为中原提供安全屏障，由于边境不断拓展，也就加大的“军区司令”的权力，终有安史之乱，幸好国都后面就是秦岭，皇帝可以暂避。而这时的经济、文化、军事的强盛，也让中国人产生了自满心理，以为只要严守这种制度，自然就能千秋万代的强盛下去。

　　朱元璋建立明朝时，为了防止军区势力过强，一律文官挂帅，军机大事全由文官们定夺，军人统兵不超一省，社会上重文轻武思想浓重，地方军力不合，互不了解，武备荒废。这样有利于皇帝的极权统治，但皇帝们忘了，世界上并非只有中国。而将才也就奇缺，虽有戚继光中兴军力，但受到军内山头主义和文官官僚主义治肘，又受张居正案牵连，重又荒废。浙军本已精锐，但几十年后与后金（清前身）兵作战时却成最弱旅。

　　翻开明清战争史，在松锦大战之前，会发现明军几乎全犯了分兵分力的大忌。进攻时几路齐进，结果被清军各个击破；而清军绕过明军防线横扫河北山东时，有时一天能击溃数路明军，简直有点匪夷所思，其实明军虽众，但无统一号令和指挥，犯了“添油战术”的大忌。待松锦大战时，这次合兵向前了，却不知轻骑突袭利在迅捷，而大军推进利在稳重（现代通讯、侦察手段加强后，另论），只带3天粮草，远距离奔袭，结果被围，断粮道，军心散，被清兵冲乱，十几万大军数日覆没。（这和前4次“反围剿”作战和辽沈战役是多么相似，历史就这么重复着）

　　明军取得的几次“大捷”，或者依托坚强城壁，化解清军骑兵冲锋威力，或者依靠技术优势（火器和海战），这是数量和技术优势而机动力和冲击力不足的军队几乎唯一的打法，而如能采用“铁壁合围”或者“囚笼战术”的战略，努尔哈赤就没准得去“远征”了。战机在文官们的争论中被一再贻误，“堡垒链”没能建成，坐视清军壮大，皇太极也最终学会了“围城打援”，明军野战精锐一战覆没。

　　若真能集中军力，统一号令，采用步步为营，以守为功的打法，明清之战结果未知。而这一切的伏笔其实早已打下。

　　2．儒教的极端化

　　用信仰史上看，佛教在唐代逐步取代道教成为“主要辅助宗教”，道教这个“自由主义宗教”先行“屈服”，这也是盛世的副作用吧。与《道德经》的极端辩证观（物极必反和两面论）不同，佛教的极端化则是虚无化，消极遁世思想浓重，无力与儒教思想置衡。而儒教失去置衡后，到宋代，实际走向极端化、神秘化并对政体思想实现完全垄断。

　　这样对待边境冲突，从“以战求和”成了“以和避战”，让努尔哈赤顺利统一女真各部。这时仍采取“怀柔政策”，让努尔哈赤野心大增。当后金兵在辽东攻城略地，国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时，崇祯又毫无弹性的“坚决”“求”战，害怕自己背上宋代失地的骂名，结果陷入了阶级矛盾的农民起义战争和民族矛盾的明清战争两条线作战的窘境，国内大部军力用于扑杀农民起义，辽东前线的军力始终只有十多万人（前线兵力明清互相对等，明军在长城沿线最多曾集中30余万兵力，但并不能完全调往前线），没能形成数量优势，最终被前后夹攻而亡。

　　在俺看来，儒教脱身于道教，但儒教的一元论思想浓重。《道德经》所言：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人之道，以不足奉有余。前者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础，而后者则是前进的源动力（奉，作听从、服从讲）。朱元璋为了防止阶级矛盾激化，实际上制定了多种“削富”制度，并对官员规定甚多。但这位洪武皇帝似乎忘记了这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他试图把这一切静止下来，把每户的纳税登记造册，丝毫不差的执行。发展多年后，每户的土地早已变化，不断大户富户手中集中，而这时还是按照当初的规定交纳税赋，结果富户纳税微不足道，穷人却倾家荡产。由于对外战争、内部战争，税赋不断增加，下级官吏又往变本加厉，农民不断变成佃户和流民，在好年景也罢，当遭遇大灾时，内部阶级矛盾就非常激烈。

　　儒教的教义即道德观成为法律，本应是：信仰—教义—道德—法律的心理结构，变成：信仰—教义＝道德＝法律，这就形成了被外国学者纳闷至今的“一点在上，其余均平”的结构特征。道德＝法律，是儒教观念的追求，甚至也是很多宗教的追求，但道德本应判断善恶，法律则判断是否有罪，道德范围宽、有预防性、靠个人心理和民众舆论力，法律范围窄、有滞后性、靠国家强制力，两者应相互作用，往往道德先行，来促进法律观念的提升，而在此时间内，也就给了法律的论证时间，两者完全合一，将无力前进。而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被氏族内部滥用，判断标准不一，不断升高惩罚界限，严重削弱了国家权威和社会统一公正性。尤为重要的是，这极大的束缚了思想，束缚了创新的意识，把思维观念全部强制化唯一化。

　　在这种思维下，正如《万历十五年》所说，规定军需和赋税大多在省内流动，看似减少了流通过程，但国家也就失去监控权威，国家权力被地方和氏族内部分化。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的圈套，观念看似极端的统一，信仰结构却被中下层所瓦解和分权，上层统治力实际被削弱，政令难出“紫禁城”。这种现象尤其是思想，其实一直残留着。甚至有把“一神教”（关于一神与多神教的区别，参见上集）的思想/权力结构倒退回“多神教”的趋势。

　　很多人至今仍对科举制度赞不绝口，说是打通了上下层，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八股之风就延绵至今，“预定论”、“万能的工具书”、“唯一论”等等仍然危害颇深，“消灭”了创新精神。而现在出现唯物主义神化论的趋势，出现科学家神化论的现象，也是这种思想作怪。信仰唯物主义，是信仰唯物探索过程，而不是唯物的阶段成果，这就是区分真伪唯物主义的界限。

　　3．武器装备和战术思想对比

　　汉唐与边境游牧民族的战争是以骑兵对骑兵的打法，而北宋失去了对良马产地的控制后，骑兵数量不断减少，而南宋时简直无法驯养马匹，元末起义军的胜利，是让剽悍的元军陷入了汉人的汪洋大海，并在城池和山地争夺战中让骑兵优势无法发挥。

　　因为工业制造技术的先进，中原地区的武器技术一直优于游牧地区，秦驽宋驽一直让草原铁骑头疼，戚继光的战车法也颇费心思，甚至已经有了现代步兵战车的理念。但是，骑兵的冲击力、运动速度、灵活性是步兵、车兵难以比拟的。

　　在面对集群骑兵冲锋时，如处于“无限”开阔地，步兵必须结成坚强的方阵或圆阵才能顶住，而这时必将遭到骑兵的两翼迂回包抄围困，每个骑兵的攻击力都能得到发挥，而步兵一方只有外缘才能投入作战。草原骑兵擅用弓箭，射程远优于步兵的刀枪，如步兵突围，骑兵可继续尾随攻击，冲乱突围队伍，再行分割包围，二万骑兵在开阔地形消灭十万步兵并不难。明代已经引进西方火炮，但发射速度很慢，射程很近，即使能消灭第一波骑兵，在装弹间隙，第二波骑兵也已冲到眼前。

　　车兵的防护力和冲击力优于骑兵，但车兵最大弱点在于操控灵活性差，一般只能前冲，或夺取两翼，但偏偏骑兵速度又高于车兵，即使车兵冲击取胜，也是溃而不歼，无法有效消灭骑兵一方的有生力量。

　　这些也都为历代军人了解，所以没有建立自己的强大的骑兵部队时，中原军队是难以进入草原的，而只能凭借边境山地使骑兵无法展开，或用坚城化解骑兵威力，或依托长城和堡垒群互相呼应。待骑兵粮草耗尽，遂行追击作战。

　　明清战争中，明军的几次陆上获胜，都是凭借坚城，守城军在城防炮射程内作战，进退两宜，并准备充足粮草，拖垮进攻的后金骑兵，再行反击。这时的明军战斗力远远不如清兵，即使是骑兵也难以和八旗铁骑相比，只能以守为攻。

　　战争后期，标志着明军野战精锐覆灭的松锦之战，明军战斗力尤其是骑兵战斗力已经得到很大提高，几次冲突双方伤亡基本相等，但犯了大军冒进粮草不足（仅带三天粮草）的重大失误，粮道又被清军截断，军心动摇，一冲而散。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明军前线兵力往往和清兵相等，而没有绝对优势，清骑兵的战斗力和数量又远高于明军，野战结果可想而知。简单翻查一下资料，不是各地军队拖延不出，就是被农民起义军拖住。

　　清兵曾几次绕过明军正面防线，劫掠北京、河北、山东地区，由于各地明军号令不一，勇猛者即使投入作战，数量也不如侵入的清兵，多被消灭，而怯懦者更是消极避战，躲开清兵锋芒，“等”清兵抢够了再说。反是几处民团誓死抵抗，还有几次小的胜利。但绝大多数民众被几次蹂躏后（济南一城就杀16万民众），已丧失作战的勇气，丧失对朝廷对军队的希望，闻清兵来，四散而逃，对明朝的经济和心理打击惨重。其实清兵冒险极大，时刻担心被截断后路，却次次全身而退，明军畏战心理可见。

　　明朝的文官挂帅、各省分兵的政策，扼杀了可能的军事战略家和统帅，即使有戚继光、袁崇焕之材，也都死得颇为郁闷，而两次大反击的严重战略错误（分兵失控、举军冒进），就暴露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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