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增俊：“伟大复兴”始于教育创新

　　近2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很快，但是城乡差别却越来越大，城乡居民实际收入之比也日益扩大。例如，广东经济近年连续跃升，2001年、2005年、2007年先后连续突破1万亿、2万亿及3万亿，经济总量占全国1/8，但是城乡差异越来越大：珠三角人均GDP是山区的4.04倍；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由2000年的2.12：1扩大到2009年3.12：1；全省现住泥砖茅草房仍有225.6万户（其中住茅草房7到8万户）。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因此说，“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是广东之耻”。

　　广东之所以成为中国社会两极分化趋势日益严重的缩影，这种“发展死结”正是教育不适应的结果，这就是“教育致贫论”。而破解这一发展困局，不仅需要相关体制变革，更需要教育模式的根本转变。归根到底，一个民族设计怎样的教育模式，最终就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发展结果。中国目前存在的城乡两元经济和两极严重分化难题，根源之一也是相应教育设计的产物。因此，研究和创新教育模式是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钥匙之一。

　　从历史演进维度分析，可以看到中国现行教育中依然存在着致使城乡教育对立、拉大贫富差距的传统本质。当前的教育模式，可以简化为“读书＝分数＝升学＝文凭＝分配工作＝进城、进官府”。这种模式直接导致了三种现象：农村教育越发展，就有越多受过教育的人离开农村，致使农村日益落后；教育发展导致人才外流，使经济式微及大批知识青年流失，最终又导致农村教育的衰败；教育越发展，知识人口越集中于城市，高科技越发达，财富便日益集中于城市。

　　在这样的模式下，中国呈现出一种“教育越发展，城乡贫富差距越大，发展问题越严重”的怪圈。随着农村知识人口减少，教育也从“鼎盛”陷入没落，不仅适龄儿童人数越来越少，而且仅有的少数学童也想尽办法进城读书。中国过去的教育问题（例如没书读），我们可以参照国外的做法解决，而现在中国教育高度发展下的问题（例如读好书），则属于根源性问题，与现代教育模式相联系，除了推行新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外，必须按“科学发展规律”推进中国教育改革，这是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的根本问题。中国发展要解决“越发展，贫富差距越大”的怪圈，必须积极推动四大教育变革。

　　首先，破除农耕型教育体制才能促进社会发展。中国要崛起，靠的是高科技信息时代的崛起，必须依据发展高科技的未来设计教育，改变原来那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农耕时代的教育理念，建立教育发展人，服务社会、服务社区，促进经济发展的新教育理念。

　　其次，破解应试教育模式，建立以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协调互动的教育模式。一是改革“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实行多次分段考试，多元招生，突出能力及创新精神；二是制定在社会考试的基础上，全面推进高校自主招生体系，终结“一纸考试决定人生”的科举思维、“分数决胜败”的状元思维、“以全国统一分数线按分数排列大学好差，排斥职业技术类专业”的单一化招生思维，鼓励各高校招生面向农村、农业的专业和考生；三是改革现行按统考制设计的重点教育制度，以消除其造成的严重两极分化现象，废除这种把公立学校分为三六九等，把重点学校集中于城镇，导致严重排斥农村教育的恶性教育体制。

　　第三，建立服务社会发展的教育发展模式，以服务社会和产业发展为办学的主要设计标准。一是在理念上，全面倡导把教育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教育必须服务本地社会发展，以服务效益来评价教育成败，把协调城乡发展列入教育服务社会发展的主题；二是在体制上，建立面向城乡融合的教育均衡发展机制，鼓励城市高校开展农村项目、拨巨资扶持高校在农村设立专业对口的分校和专业教学点，按通过技术考核毕业生人数拨付经费；三是在教育政策上，制定全面提升农村教育的生产性和服务性新政策，积极扶持开展农村专业乡镇教育项目，消除文凭教育趋向驱动，从而抑制进城读高价书等加剧中国城乡教育不平等和贫富两极分化的倾向。中国目前的贫困线不仅仅指个人，更可怕的是表现为地区性，不仅在生活上，更重要是教育上。由此造成的贫困是真正的赤贫，且具有根深蒂固的顽固性，不在教育模式上转变是不会起作用的。

　　第四，倡导技能立国的教育思想，强化发展提升农村产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未来中国教育必须走出“片面强调读书获取分数升学，忽视对学生智力和技能培养”的办学模式。一是制定技能兴国战略，重点发展技能教育，职业技能类学生要占高校在校生的2/3以上；二是建立技能教育体系，强化技术教育与产业、企业、行业及就业的互动，制定分中等、专科至本科、专业研究生的多级校企合作培养方案和技能考核评级体系；三是完善技能职业发展制度，建立依据技能发展升级和实施绩效的薪酬制度，创建系统的农村技能培训基地和专业化职业技术学校，全面培训农民，依据技能等级限定技术贷款和免费转让技术等等，全面改造农村原始劳作方式，引导城市高科技下乡，提升农民劳动附加值，让农村成为最具魅力的生活区域。到那时，中国农村将从根本上走出数千年来原始劳作方式，焕发出新的发展生机和巨大的需求，两元化社会才可能转变成一元化社会，城乡协调发展就能实现，城乡对立、脑体对立及工农对立就会逐渐消除，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矛盾和问题也就能得到逐步解决。

　　农村是中国发展的新的增长点，解决中国发展中城乡严重差异的根本是转变现行教育模式，这是一场更深刻、从而也是更重要的革命。只有实现教育的现代革命，中国才可能真正解决农村发展问题，从而走出农业社会，走向大国，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系教育学博士，中山大学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教育学院教科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分会副会长，广东高等教育学会比较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广东教育学会教育现代化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主要研究领域有比较教育、教育现代化、教育人类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