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业安：快速城市化可能会有损社会资本

但凡提到城市化，似乎是市场扩展的必然结果。劳动和资本自然地流向具有外部经济的区域，并形成某种产业聚集，这大概就是城市化带来的好处。简单地说，由于城镇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相对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当产业聚集度开始上升时，对单个企业来说，同样的生产活动所带来的产品平均成本会随之下降。因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成本会被越来越多的企业分摊，企业聚集得越多，总产出越大，单个企业的产品分摊这方面的成本就越小。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单个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曲线往下移动了，获得了外部经济。且不说企业聚集会带来知识的交流和社会网络的建立，从而加速创新，单就这个外部经济来说，就足以吸引企业扎堆在城镇。

　　假如说生产要素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最大化而流入城镇，那么要素的流动和城市化以及相应的产业聚集所带来的好处成正比。只要城市化一直能够给要素带来正的净收益，那么城市化的过程就不会停止。这看起来似乎符合大多数人对经济学的理解。果真如此，那么问题就简单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然会把城市化引导到一个最佳状态，从而让各方至少都不吃亏。真的这样吗?单看这逻辑，存在两个方面的疑惑：一是这逻辑把城市化看做是市场扩展的自然过程，而没有人为的痕迹;二是这逻辑把要素看做是同样的理性经济人，而忽略了劳动这种要素所特有的社会性。从而这两方面的忽略也就低估了城市化的坏处，高估了其好处。这是现有的关于城市化讨论的症结所在。看似一个能带来福利增进的城市化，现在正成为人们心痛之源。问题就出在，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这30年的城市化过程的本质。

　　渐进式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通过给地方分权，由地方来自由处置各自的增长路径，地方政府相互竞争的成果之一就是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而这过程除了利益的引导之外，还有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地方政府的强制。这强制是通过土地的开发来实现的。某个地方要试图通过办企业来发展当地经济，仅仅依靠对现有的当地企业进行改造、重组或者并购是不够的，关键还得看新增企业的数量。而无论是老企业的扩张还是新增企业通常都伴随着对土地的需求，这个土地需求不是来自城市已有的闲置土地，而是来自当地居民的居住地和可耕种的土地。也就是说，在确定一个所谓的公共利益的目标之下，地方政府通过拆迁和促进土地流转的方式，来实现土地向政府的集中，从而可以把土地作为一手好牌，在和其他地方的竞争中获得优势。于是，通过看得见的手的引导，一方面，城市产业聚集实现了，当地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城市居民的居住开始走向高密度社区，看似家庭之间的距离似乎拉近了。一切似乎都很美好。

　　距离的拉近会增加社区居民之间的交流和团结，进而增加社会资本吗?假如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城市化就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不仅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使得单个企业获得了外部经济，而且由于社会资本的改进，这外部经济得到进一步强化。从而城市化创造了更大的价值。所以，从逻辑上说，我们得证明：距离的拉近的确增进了社会资本。直觉上看，似乎可以给出肯定的答案。因为城市化之前，很多居民散落地居住在不同的独立的房屋内，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地理距离，由此也就带来了交往的成本。现在城市化后，大家居住在一个社区当中，紧密地拥挤在不同的楼层里，家庭和家庭之间也就是门对门、或者不同层的关系，就地理距离来说，短得几乎可以忽略，那也就意味着交往的成本可以忽略。这是否会激励居民更多的相互往来?

　　可惜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是，居住密度的提高反而会降低居民之间的交往。也就是说，居民交往未必和地理距离成反比。那么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了这种交往的下降?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并未进行深入的研究，这里仅仅提供几个猜想或者推测。一个原因可能是，拆迁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网络，邻里关系在新的社区并不能复制出来，而且当原本不是同一个社会圈子的人挤入同一个小区，实际上增加了小区居民之间的防范心理，这就会导致新的社区虽然居住密度上升，但其实单个家庭之间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反而拉大了。这种逐步拉大的心理距离导致家庭的心理紧张，这会进一步导致原先同属一个圈子的家庭之间也可能会关系降温。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城市化让居民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认知增强，从而迫使居民现在更多的去寻求工作，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毕竟原先可以通过自己耕种来解决日常生活的不足，而现在需要完全通过市场来满足家庭的日常需求，生活变得不确定，家庭由此也就变得更专注养家糊口，而不再是走家串巷。

　　因此，城市化所导致的城市居民居住密度的上升虽然缩短了家庭之间的地理距离，却增加了家庭之间的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反而降低了家庭之间的交往，从而降低了社会资本。这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外部不经济，部分抵消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所产生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