诛仙3丛林印记:为何中国人的哭和笑让外国人费解？(

日本精华大学校长，文化人类学者深作光贞甚至认为：“只有人类才会笑，其他动物是不懂得笑的。笑是人类才具有的一种特权。”虽然这一观点值得商榷，但是，笑的种类之多，含义之深，用途之光，笑不仅是一种生理表现，而且是一种文化表现，唯独存在于人类世界的看法，大概不会受到质疑。

这次东日本大地震，让我这正看懂日本人的苦和笑的感情表达，真是天壤之别，完全不一样。说日本人是冷血动物，不如说是冷静动物。

昨天同福岛出身的佐藤先生交谈才得知，他的亲人这次在福岛核电站事故之丧生了。当谈到着我肃然起敬表示哀吊之情，可他却笑了并说：“我弟弟能在国家核电站事故中牺牲，我们家族感到很光荣。我不希望看到悲伤，而希望看到他为我们留下的荣耀。”

后来，他谈到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苦和笑完全不一样，他说中日间的生死观大不相同，造成我们的葬礼形式亚不一样。佐藤先生在台湾和大陆常驻过十几年，他感慨地说，中国人重亲族情，特别是人走了，中国人要哭的号天捶地，日本人却非常冷静，走了就是原回，可以说是解脱。

他说，中国人的苦和笑，我研究多年，真的跟外国人不一样。不相信，咱们就展开大比较。

在中国的文化史册中，关于笑的论述和研究，占有相当重要的一章，《笑林》、《笑海丛珠》、《笑苑千金》、《笑赞》、《笑府》、《笑林广记》等，均是其中的节选。至于寓言成语，作为“笑料”的佳作，更是不计其数，《五十步笑百步》、《郑人贾鞋》、《削足适履》、《揠苗助长》、《守株待兔》等，均属此类。

即使是作为中国人言志之作的诗，也不乏笑的色彩。林语堂认为，杜甫的诗让读者苦笑，而李白的诗所具有的恬澹的浪漫，则使读者情不自禁地笑。正如冯梦龙在《笑府》的“序言”中所说的：“古往今来，无事不成话，无话不是笑。”

作为文化表情的笑，有时是一种诠释，是对社会和人生的观照、讽刺。而这实际上也是幽默赖以产生的必要条件。纵观世界历史，伟大的幽默家总是在人类能够表现自己的无能、卑小、愚昧和社会的荒唐、矛盾、可笑的时代诞生的。

东方大幽默家庄子诞生于“百家争鸣”的春秋时代，西方大幽默家亚里斯托芬诞生于光照千秋的希腊文明时代。毫无疑问，没有庄子，至少中国的文化遗产不会如今天这么丰富；没有亚里斯托芬，雅典精神亦将略显苍白。

或许在中国真是“无事不成话，无话不是笑”，或许中国人习惯了以喜剧的方式表演悲剧，因此，即使在现代，具有悲剧实质和喜剧色彩的话剧也竟然一演再演。虽然，在当时那决不是诠释和讽刺，“表演者”也没有那份自觉，但是，这些话剧却更令人捧腹并深思。因为，那不是文学，而是历史。

五O年代的大跃进可说是中国大陆几乎全民参演这种历史活剧的一个高潮。在这个充满“浪漫”色彩的年代，许多中国人几乎已不知自己为何物。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论的题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是一个例证。一些今天看来纯属荒唐的闹剧，当时的中国人却演得有板有眼，有声有色，俨然在演绝无夸张的喜剧。农业“放卫星”，粮食亩产百万斤这种《天方夜谭》里也未曾载有的故事竟然现实地“发生”在神州大地，足见无知者的“大手笔”有时也让人叹为观止，虽然他们并非真的无知，虽然这种“大手笔”只是在后人的眼中才具有使人忍俊不禁的“喜剧”色彩。

如果说“放卫星”是无知者表演的喜剧，那么，身处于知识圣殿大学的有知者在当时也不乏不顾充当看客而登台表演者。陆健东的悲怆之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就有这样一个“喜剧故事”：五O年代末，为了赶超“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历史学一级教授陈寅恪，中山大学历史系兴起了每人多读一本书的活动。之所以这么做，其理论依据是：如果陈寅恪掌握了八十本书的资料，那么一百个人每个都掌握一本书的资料，合起来就可以超过陈寅恪。一道简单的小学加法算式，解决了一道政治难题。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愚昧无知，在当时却被奉为追求真知的捷径。

“大跃进”的“喜剧”虽然很快谢幕，舞台却未撤除。其后不久的“史无前例”的年代，中国人几乎都扮演了某个角色的“喜剧”再度开演，而且声势更加“轰轰烈烈”。

这幕“喜剧”的剧情似不必叙述，因为不仅剧散曲终的时间距今不算遥远，而且很多“演员”今天依然活跃或健在。不能不说的只是，这场悲情喜剧虽然给人们留下了带有愤怒的感慨，却令我们难以批判。这并不因为我们也是中国人，或者也曾“参演”，而只是因为我们至今尚不清楚批判的笔锋应该指向哪边。

今天，中国已告别了“喜剧”时代，昔日的许多情景如今已踪迹难寻。近读贾平凹题为《笑口常开》的叙事散文，犹如重读《笑林广记》。现摘录一段，以飨读者——

好友X君，编辑十五年杂志，清苦贫困，英年早逝，保存下那一支笔和一副深度数近视眼镜。租三轮车送亡友去火葬场火化，待化的队列冗长。忽见墙上张贴有“本场优待知识分子”。返回取来编辑证书，果然火化提前，免受尸体臭烂，不禁乐而开笑。

其实，何止一篇《笑口常开》。“在笑声里掺入泪水，渗入政治的解剖力和理智的批判力——这便是自鲁迅以来，现实主义小说大师们所固有的‘泪痕悲色’。”

《第二十二条军规》发表之前，中国早已不乏黑色幽默的佳作，而中国悲喜交融的历史，更为之不断注入新的创作源泉。色部义明在《中国私记》中的一番话说得颇有道理：“（在中国社会），当然有喜也有忧。但是，民众欣喜欢乐的感情，很难成为笑话的对象。能成为这种对象的，大都是社会的讽刺、挖苦。这种讽刺、挖苦是一种自慰，也是一种哀愁，它们大都隐藏在笑的背后。”

本来，社会总有七色光射入，悲喜交融是人类历史永恒的色彩和人类文化永存的魅力。以令人含泪微笑的笔触抨击社会丑态本身并不可悲，因为这是一种机智，可悲的是将悲剧误演成喜剧而毫无自觉，因为这是一种愚昧。

笑是一种文化，是一种颇有深义的文化。林语堂称：“无关世道之笑，实在没什么价值。”信哉斯言。

/自《日中大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