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上ce标识大小:蔡和森与方志敏“惨烈就义”乃主观臆想 实为枪毙

2011年04月08日 08:40
来源：历史学家茶座 作者：散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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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确实，烈士是值得人们尊敬和敬仰的，他们忍受了肉体的极度痛苦，却让信仰和精神得以升华，每一个后人都应该向他们致敬。不过，虽然都是壮烈牺牲，饮弹和被乱刀砍死等等，换言之所谓“历史不重过程而重结果”，其实却有不同之处。

文章摘自《历史学家茶座》2010年第4期 作者：散木 原题为《也说蔡和森是否“惨烈就义”》

最近看到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先生在《北京青年报》发表的《蔡和森：湘才子惨烈就义》的文章，文中提及“1931年6月间，原先负责中央保卫工作的叛徒顾顺章，带特务到香港，抓捕了蔡和森，并由港英当局将他引渡给广东军阀。在广州狱中，蔡和森受尽酷刑，坚贞不屈，最后，他的四肢被钉在墙上，敌人用刀把他的胸脯戳烂。他牺牲的日期已不知晓，殉难的惨烈也是很久后才打探出来的”。

关于中共早期卓越领导人之一的蔡和森是如何牺牲的，迄今说法不一，而且大多是取自传闻，有人曾在中央档案馆查寻过，但遍寻无踪，而采访众多当事人或烈士亲属也无定论，于是，它竟成为一桩“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悬而未解的历史之谜”（韩泰华《蔡和森的被捕与牺牲的历史情况》，《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1辑）。那么，徐焰先生文章中所述的“蔡和森受尽酷刑，坚贞不屈，最后，他的四肢被钉在墙上，敌人用刀把他的胸脯戳烂”，这一情节是如何得来的呢？如果说是有所根据的话，即烈士“殉难的惨烈也是很久后才打探出来的”，则可惜作者没有提供相应的细节。不过，关于蔡和森的“惨烈就义”，一直就有似乎是定论的许多版本，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如《蔡和森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一书中所述，即敌人对烈士的种种酷刑，所谓“钉”、“剐”、“戳”等等，可谓残酷之至。无疑，在读了以上的介绍之后，人们无疑会对国民党的残暴有更加深刻的印象，同时也对壮烈牺牲的蔡和森烈士充满了钦佩之情，在这里，无论是传记撰写者的效果预期，或者是读者的阅读期待，都融合在一起。也是因此，蔡和森烈士牺牲的过程，其就义之从容、牺牲之壮烈，对读者来说都是一种强烈的心理震撼，以此对应的则是国民党刽子手的极度残酷和血腥，应该说这也是过去许多相似的烈士题材的一种相似的描写模式。当然，历史上确有大量这样的例子，不过，如果考虑到历史研究应该而且必须将研究对象还原于具体的历史场景去考察，也就是说要具体分析；而所谓具体，即马克思所曾说过的“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换言之，革命烈士的殉难固然是慷慨悲壮的，不过诉之于具体的历史场景却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比如李大钊和蔡和森、方志敏和瞿秋白等等，都有不同的牺牲场景，这里应该有真实的“多样性”，如此历史才能丰富多彩，而且历史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诚然，局限于历史研究中历史文献等的翔实性考察，研究者往往要么会以其主观性来妨害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即把客观历史事实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来描写，要么是简单地或下意识地不作复杂和详尽的考察而轻易断言，也就是不对具体史实进行考察和研究，当然其结论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梁启超曾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治史者“宜于可能的范围内，裁抑其主观而忠实于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为手段，夫然后有信史，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这应该是不错的。

其实，如果仔细考察的话，在现有介绍和描写蔡和森烈士牺牲过程的许多书籍中，一些细节就是不同的。比如，有的说蔡和森自“八七会议”后奉命赴中共北方局指导工作，1931年又赴香港领导和恢复中共广东省委机关，在这一时期，蔡和森成为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追捕的重点对象之一，终于1931年6月“中统”特务发现了蔡和森的踪迹，陈立夫马上指使几名“中统”特务携叛徒顾顺章追到香港，勾结港英当局，秘密逮捕了蔡和森，并将他押回广州。在关押期间，“中统”特务对他施尽各种酷刑，蔡和森则拒不透露党的任何机密。为了撬开蔡和森的嘴，国民党军警和特务们把他强行拉到狱中的墙边，然后将几颗长铁钉摆在他的面前，对他进行恐吓。蔡和森宁死不屈，于是，没有人性的国民党军警和特务竟将蔡和森的四肢钉在墙壁上，再用刺刀将他活活戳死！（《政治杀手陈立夫》，花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这是有关传记中最多的一种说法，作为烈士亲属的刘昂在《浩气贯天地，风雨送征船——缅怀蔡和森同志》（载《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一文中，也沿用了这一说法，即说烈士在敌人面前威武不屈，而“敌人的残暴能够产生的唯一效果，就是使和森同志更加坚定为推翻反动统治而献身的决心”，最终“敌人黔驴技穷，终于使出了令人发指的、灭绝人性的手段。他们将和森同志的四肢摊开钉在壁上，用刺刀把他的胸脯戳得稀烂”。还有一种说法：1931年，蔡和森在主持中共广东省委工作期间，不幸在香港被捕，同年在广州监狱里受到国民党的严刑拷打，“最后他被敌人用铁钉将四肢钉在壁上，挖去双眼，割去耳鼻，胸部被刺刀戳得稀烂，再用刑刀刺死”。显然，由此说蔡和森烈士是“惨烈就义”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那么，以上说法的“母本”呢？或者如徐焰先生文章中所说烈士“殉难的惨烈也是很久后才打探出来的”，那么又是谁“打探出来的”呢？

就笔者的考察，以上种种描写，几乎都取自1936年（或1935年）莫斯科共产国际一本刊物上署名为“李明”的文章《纪念蔡和森同志》，作者“李明”就是当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的李立三。后来《回忆蔡和森》一书也收有李立三的这篇文章，文中提及蔡和森“在1931年夏季，任中央代表赴香港指导广东工作，未及两月为英帝国主义所探悉而被拘捕，从此消息杳然，或谓为陈济棠刽子手所枪毙，或谓为英帝国主义所暗害”。文中还称“敌人将其四肢摊开，钉在壁上，活活打死，胸脯刺烂”。由于这是出自当时中共领导人之一李立三的文字，加之又是在烈士牺牲后短短数年内的文字，因而带有一定的“权威性”，此后它就当然地成为各种介绍和宣传蔡和森烈士牺牲过程的一个“母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并没有引起人们的丝毫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