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的地平线全集下载:未收入「鲁迅全集」中的一篇讲稿

未收入「鲁迅全集」中的一篇讲稿

我近日翻看旧藏杂志，无意间发现了鲁迅先生的一篇讲稿。此文刊登在香港的《春秋》月刊第716期上，(1987年5月1日出版) 题目：《未收入「鲁迅全集」中的一篇讲稿：鲁迅当年在「燕大」讲革命文学》。发表者为锺秋槎。兹将原文用简体字把它抄录下来, 与论坛诸君分享。希望没有错漏。原文如下：
《鲁迅当年在「燕大」讲革命文学》    锺秋槎
       鲁迅生前，于民十五年(1926 )从北京南来，至民十八年(1929) 又曾返回北京一行。彼时国内正流行所谓「革命文学」，为时髦玩艺。提倡者为郭沫若、成仿吾、蒋光慈诸人。
       鲁迅回到北京，燕京大学请他去作讲演，结果，他就以「革命文学」为题，在燕大高淡阔论，并且对郭沫若、成仿吾等都挖苦了一番。也许因着这个缘故，所以此篇讲稿，并未收入「鲁迅全集」中。日昨偶翻旧箧，无意中竟发现当年存有的鲁迅那次在「燕大」讲演的纪录全文，灯下重读，回味无穷，不失有上好材料。为特抄寄《春秋》刊出，公诸同好。
      有汽车须有好道路
   「   这一年以来(按：1929年) ，我没有和青年诸君说什么话。因为革命后，言论的路反而狭小，往往不是过激、便是反动。这种帽子随便给人的头上戴，於大家无益而有害。这一次回到北平(按：当时国府将北京改称北平) ，几位旧日相识的友人要我到这里来讲几句，情不可却，只好来了！但因为种种琐事，终於想不出讲些什么。
   「说到讲的题目，我本想在车上可以想定当；但因为道路坏，汽车跳起来有一尺多高，无从想起。我於是偶然感到，外来的东西，单取一件，是不可行的，有汽车也须有好道路，一切事总免不了环境的影响。文学----在中国的所谓文学，所谓革命文学，也是这样。
上海租界上的翻译
「中国的文化，便是怎样的爱国者，恐怕也大概不能不承认是有些落后。新的事物，都是从外面侵入的。新的势力来到了，大多数还是莫名其妙。北平还没有这样，譬如上海租界，那情形是：外国人是处在中央，那外面，围着一群翻译、包探、巡捕、西崽……之类，是懂得外国语、熟知租界章程的。这一圈之外，才是许多老百姓。老百姓一到洋场，永远不会明白真实情形，外国人说yes，翻泽道：『他说要打你一个耳光。』外国人说no，翻出来却是：『他说把你去枪毙。』要免去这一类无谓的冤苦，首先是要求真知道多一点，冲破这一个圈子。
政治先行文艺后变
  「在文学界也是一样，我们知道的太不多，而帮助我们知识的材料也太少。梁实秋有一个白璧德，徐志摩有一个泰戈尔，胡适之有一个杜威----是的，徐志摩还有一个曼殊斐儿，他到那位英国女诗人坟头去哭过-----创造社有革命文学，时行文学；不过附和的、创作的很多，研究的却不多，直到现在，还是给几个出题目的围了起来。
「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推祟文艺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煽起风波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倘以为文艺可以改变环境，那是『唯心』之谈，事实的出现，并不如文学家所预想。所以巨大的革命，以前的所谓革命文学者还须灭亡，待到革命略有结果，略有喘息的馀时，这才产生新的革命文学者。为什么呢，因为旧社会将近崩坏之际，是常常会有近似带革命性的作品出现的；然而其实并非真的革命文学。例如：或者憎恶旧社会，而只是憎恶，更没有对于将来的理想；或者也大呼改造社会，而他要怎样的社会，却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或者自己活得无聊了，便空泛地希望一大转变，来作刺激，正如吃了很多鱼肉油腻的人，要想吃些辣椒爽口；更下的原是旧式人物，但在社会里失败了，巳想另挂新招牌，靠新兴势力获得更好的地位。
非风雷亦非暴风雨
「希望革命的文人，革命一到，反而沉默下去的例子，在中国便曾有过的。即如清末陈佩忍等组织的『南社』，便是鼓吹革命的文学团体。他们叹汉族的被压迫制，愤满人的凶横，渴望着『光复旧物』；但民国成立以后，反而寂然无声了！我想：这是因为他们的理想，是在革命以后，『重见汉官威仪』，峨冠博带，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所以反而索然无味，不想执笔了。
「俄国的例子尤为明显，十月革命起初，也曾有许多革命文学者非常惊喜，欢迎这暴风雨的袭来，愿受风雷的试练；但后来，诗人叶遂宁，小说家梭波里自杀了！近来还听说有名的小说家亚伦堡有些反动。这是什么缘故呢？就因为四面袭来的并不是暴风雨，来试练的也并非风雷，却是老老实实的『革命』。空想击破了，人也就活不下去！这倒不如古时候相信死后灵魂上天，坐在上帝旁边的诗人们福气，因为他们在达到目的之先，已经死掉了。
「中国，据说，自然是已经革了命！-----政治上也许这样吧；但在文艺上，却并没有改变。有人说：『小资产阶级文学己抬头』了！其实是，小资产阶级文学在那里呢？头也没有，那里可说到抬。这照我上面所讲的推论起来，便是文学并不变化和兴旺，所反映的便是并无革命和进步----虽然革命家听了也许不大欢喜。
评郭沫若的一只手
「至于创造社所提倡的，更沏底的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自然更不过是一个题目。……郭沫若化名麦克昂所作的『一只手』，是很有人推为佳作的；但内容说一个革命者革命之后失去了一只手，所余的一只还能和爱人握手的事，却未免失得太巧。五体、四肢之中要失去其一，实在还不如一只手，若是一条腿就不便，头自然更不行了。只准备失去一只手，是能减战斗的勇往之气的。我想，革命者所不惜牺牲的，一定不只这一点，这还是穷秀才落难，终于中了状元谐花烛的老调。
「但是这些却正是中国现状的一种反映。新近上海革命文学的一本书的封面上，画着一把钢叉，这是从『苦闷的象征』的书面上取来的。叉的中间的一条尖刺上，又安上一个铁锤，这是从苏联的旗子上取来的；然而这样合了起来，却弄得既不能刺、又不能敲，只能在表明作者的庸陋----也正可以做那些文艺家的徽章。
奉旨申饬原来如此
「从这一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现在的社会既然神经过敏，听到『俄』字便要气绝，连嘴唇也快要不准红了，对于出版物，这也怕，那也怕；而革命文学家又不肯多介绍别国的理论作品，这样只指着自己的鼻子，临了便会像前清的『奉旨申饬』一样，令人莫名其妙的。
「对于诸君，『奉旨申饬』大概还须解释几句才会明白吧！这是帝制时代的事。一个官员犯了过失了，便叫他跪在什么一个门外面，皇帝差一个太监来斥骂。这时须得用一点运动的钱，那么，三言二语就完了事；倘若不出这钱，他便从祖宗一直骂到子孙，你跪着领受，不能走开。这算是皇帝在骂，然而谁能去问皇帝，究竟他可是要这样地骂呢？
从成仿吾说到开窗
「去年，据日本杂志上说：成仿吾是由中国农工大众选他往德国研究戏曲去了，我们也无从打听，究竟是这样地选了没有。
「所以我想，倘要比较地明白，还只好用我的老话，『多看外国书』，来打破这种种的把戏。这事，对诸君是很不费力的。关于新兴文学的英文书英译书，即使不多，然而所有的几本，一定较为切实可靠。多看些别国的理论和作品之后，再来估量中国的新文艺，便可以清楚得多了。最好是介绍到中国来。翻译并不比随便的创作容易的事，然而於新文学的发展却有功，於大家更有益。一个人多懂一种外国文，譬如一个房子里多开一个窗，不但可多吸新鲜的空气，也会把黑暗逐出去的。」(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