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让胸变大的简单方法:《给你一个战略头脑》7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03:37:53
中国自古以来，在军事与政治斗争中，逐渐发现了几处优良的战略基地。其中最优越的是关中盆地，该地两面险阻，但面向中原一面进可攻，退可守，只有崤函一墙之隔。北西南三面或险阻或贫脊，不易于形成和支持强大的竞争对手，渭河流域的八百里秦川，在当时足以支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因此凡是控制了关中平原，就可以南下控制汉中和四川盆地，东北向控制山西，以後，就可居高临下，唾手而取华北平原和中原地区。而直到南宋以前，中原一直是中国主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夺取了中原之后，加上关中平原和四川盆地的资源，统一中国只是时间的问题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就是采取这个战略的。秦军首先击破赵国，控制太行山脉，然后出函谷关，灭韩、魏和周王朝，到了这个时候，统一之势已经形成，楚、齐、燕等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采取了稍加修改的战略：主力出函谷关于荥阳一带与对手项羽相持，派出韩信攻赵，控制太行山脉、华北平原，又占领齐国所在的山东半岛，加之英布从淮南进攻，彭越的游击，使楚霸王四面受敌，力尽而亡。由于人口的增加和生态的破坏，这个地区的经济逐渐衰退，到宋朝以后，已经不再是合适的国家政治经中心了。
其次，是控制太行山，燕山山脉条件下的华北平原。两面环山，一面临海，另一面有黄河天险可据，腹地辽阔，物产丰富，人民众多。南下可攻如中原，防守可据黄河及其以北一条东西走向的河流。辽，金，元，清都是首先攻占这个基地，然後南下争锋的。在宋朝以前，这个地区的东部海河下游是大片的盐碱地和沼泽地，只有西部靠近太行山的地方才可以开发，所以古代这个地区并没有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看上的龙兴之地。到了宋朝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逐渐成为中国新兴的经济区。
东南方向，存在这另一个战略基地。而且随着东南经济的开发，逐渐由开封向东南转移到长江三角洲。这个战略基地，西据大别山脉，北依淮河，长江，东临大海，尽有长江中下游之富绕。但是，防守有余，进攻不足。因为资源特点，水军强大，缺乏骑兵。在北伐进到中原之後，很容易顿兵挫锐于上两个基地的高山坚城和大河防线之下，难以久据中原。因此，以此为基地的政权，往往容易演成偏安一隅的局面。明朝是一个少见的例外。不过割据这个地方的政权都有开发海洋的爱好。
两湖地区是很古老的战略基地，楚国曾经依托这里问鼎中原。两湖地区古代比较落后，开发不足，直到明朝以后才有明显改善。国民党中央政府曾经定都武汉，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主意，蒋介是因为党派斗争，没有选择武汉，以后几十年都为这个失策奔忙。武汉、西安、洛阳、开封这些城市比较接近中国的中心地带，在以前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太远的地方管不住，容易形成地方格局。在民国时期，北洋军阀管不住南方的国民党，而蒋介石也管不住离南京稍微远一些的地方，因此军阀混战，连年不断。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强大，本来定都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５０年来，在北京至少有两点不如武汉：经济条件不如武汉，特别是生态条件，尤其缺水，成为现在制约北京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武汉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在外蒙古独立以后，北京太靠近边疆，东怕敌人海上登陆，西怕敌人翻过燕山。南京也有不利于国家安全的因素，蒋介石就遇到过这个麻烦。两湖作为战略基地可以说优势在经济而劣势在军事，"湖广熟，天下足"曾经是统治阶级重视两湖地区的理由，但是对于作为内战割据的地盘来说，对于中原方面只有并不难走的伏牛山到大别山一线稀稀拉拉的山地，不足以防御中原方面的进攻，对付来自长江上游和下游的进攻，地理条件也不是特别优越。当年楚国北上问鼎中原的时候，有鉴于此，特地建造了"方城"防御体系，估计是和长城类似的防御建筑。这个体系相当不错，后来楚国在几百年的时间里面，没有敌人能够正面突破"方城"防线。后来孙武灭楚国，是从"方城"以南的大别山进军的，秦国灭楚国，走的是武关，从"方城"的西北侧翼进军。抗日战争的时候，国民党组织武汉会战，是看上两湖地区的战略地理形势。但是日本军队主力沿长江逆流而上，水陆并进，另外出奇兵偷越大别山，国民党军队很快溃败。这个地区防守不易可见一斑。
东北平原，也是一个战略基地，是辽，金，元，清四朝的发祥地。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易守难攻。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东北的西，北，东三面没有强大积极的政权出现，因此，也是西南方一面向敌，而且，背靠华北平原之敌在山海关被突破后，向南处于无险可守的困境。在游牧骑兵的追击下，通常很快就退出华北平原，隔黄河而守，然后，争夺焦点转向太行山脉，黄土高原。得手之后，进逼到秦岭－淮河一线，南北对峙的局面就形成了。如果能够进占四川，则统一中国也不是办不到的。
四川盆地在中国是偏安的最好选择：四面险固，怀抱成都平原。如果对手没有华北平原或者长江中下游平原的支持，很难突破蜀道天险。
总的来看，中国的核心是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这两个平原之间没有重要的自然障碍，这是中国统一的地理条件。任何一个政权只要控制了中原，其他的割据势力都不可能长期分裂国家，其他地区的割据势力不可能有中原的经济实力，也不可能获得外国势力的援助和支持。中国四面险阻的自然条件，也鼓励了中国人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体系，好像一双强有力的臂膀，把这片土地上的亿万人民拥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向心力。像欧洲那样的地理条件，一马平川，中间耸立着阿尔卑斯山，交通很方便，资源也很丰富，但是国家和民族很容易散掉，人心都是外向的。印度倒是有些接近中国，只可惜喜马拉雅山在西北方向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注定了印度人不断受到来自西北的入侵者的威胁。那么印度人为什么不去威胁别人呢？大概因为印度的地理条件太好，恒河流域简直就是人间天堂，印度人往东去是茫茫林海，巍峨高山的缅甸，往西去是雪山高原和沙漠，北方是喜马拉雅山，其他方向是浩瀚的印度洋……所以印度人心安理得地坐在恒河边闭目养神，思索着宇宙奥妙的真谛。印度人如此自得其乐，以至于他们甚至不在乎南部地区几乎从来没有并入他们的版图，只是英国人才忙里偷闲，在统治印度的同时，抽空统一了印度。如果不是英国人多事，印度人现在怎么会和邻国有那么多的领土纠纷和冲突？
以前魏武侯很喜欢打仗，整天跟着他父亲青睐的军事家吴起后面问长问短，现在记录下来的《吴起兵法》就是他让人记录下来的他和吴起的军事问答。有一次，魏武侯去视察吴起的防地，和吴起一同乘船沿黄河而下。沿途魏武侯看到山河险峻，不由得大声叫好。吴起批评他说："在德不在险。"意思是说，社会环境比较起自然环境来说更加重要，自然环境是基本不变或者缓慢变化的（或者是我们前面说的"弹性比较小"的），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就很迅速（也就是"弹性比较大"的），如果把注意力放在基本不变的东西上面而忽视了迅速变化的东西，那就是舍本逐末了。
解放以来，我国政府一直注重发展高科技，给予高科技很多投资和优惠条件，但是我国的高科技一直发展缓慢。原因之一就是我国没有形成一个高科技发展的肥沃土壤，在沙漠上面，当然是"有心栽花花不发"了。高科技发不发得起来，首先要看搞高科技的人能不能发起来。比尔·盖茨是搞高科技起家的，现在是世界首富，比那些炒买炒卖的"股林高手"要强得多，因此美国的高科技发达。中国很多人知道ＣＣＤＯＳ这个软件在中国的信息产业发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可是有几个人知道这个软件的作者是谁？即使知道，有几个人会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之叹？中国人向往的是中央首长的前呼后拥，亿万富翁的左拥右抱，有谁会在实际行动上努力去当爱迪生、比尔·盖茨？当年庄则栋拿了世界冠军，成为了所有青少年的榜样，街上到处是练习乒乓球的小孩，于是乎，成就了中国乒乓球一代人的世界霸主伟业。中国人搞高科技为什么不能发达？首先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太不像话。之所以用"太不像话"来形容，是我国居然和美国就这个问题发生贸易纠纷。本来这个问题应该是中国人自己起来着急才对，结果外国人批评我们，我们还跟人家吵架。中国人应该拿出禁毒，抓反革命，至少是"扫黄打非"的劲头来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这个是国家的根本大计，应该全力以赴。
一个人最悲惨的处境莫过于无家可归或者是家破人亡了，四处流浪的滋味可不好受。英语里面也有类似的表达，叫Ｈｏｍｅｌｅｓｓ Ｐｅｏｐｌｅ，中文就是流浪汉的意思。安居乐业始终是幸福生活的基础。从战略的角度，在创业结束之后，手头有一些实力，就应该马上解决基地问题。是老虎，就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深山老林，是蛟龙，就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浩瀚大海。是人，就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家。
前面我们曾经讨论了基地的功能，第一个就是保护功能，广东人叫"有瓦遮头"。所谓上有片瓦，下有立锥之地。现在经济低迷，什么生意都难做，但是置业兴家正其时也。我在深圳遇到一个打工仔，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告诉我，小两口在深圳打工，有几万元储蓄，每个月大概有２５００元左右收入。我们讨论之后觉得可以利用住房贷款的方法置业，这个方法和租房自住差不多，但是２０年后自己就可以白白挣下一套房子！现在发展商的房子不好卖，纷纷推出各种优惠条件，１０％的首期是常事，２０年按揭也很普遍，甚至有的还肯签订待客出租房子的合同。现在市区的住房，普遍价格水平是５，０００元／平方米，三口之家的工薪人家，５０平方米的住房就可以，价格是２５万元。１０％的首期是２５，０００元，加上入伙的各种乱七八糟的费用５，０００元到１万元，大概３万到３万５就可以了。７０％的费用由银行贷款，２５万×７０％＝１７万５，按照４％～４·５％的利息，摊在２０年里的２４０个月，每个月不过几百元，接近于自己租房的租金开支。如果发展商还可以提供２０％的免息贷款（很多发展商都这样干）达５年，那么打工阶层其实也有置业的机会。这位花匠认为可行，他还把方案略作修改：自己两口子的工作单位都提供住宿条件，这套房子可以买来出租，租金就可以支付银行贷款的本息了。如果现在不动手，作为工薪阶层，２０年后很难说会有１０万存款，但是有２０万存款的机会更少。如果现在动手呢，２０年后自己的财产账上至少多了一套房子，一套根据现行的土地使用法规和质量标准，在理论上讲应该可以继续居住不少于３０年的房子。房子会不会折旧呢？当然会，但是折旧的速度和通货膨胀的速度成反比，物价涨得越快，房价就跌得越慢，物价涨得越慢，房价就跌得越快。但是中国要想高速发展，通货膨胀是不可能根治的，只能够控制在一位数的水平，而且很难做到。如果通货膨胀率在５％，则４％～４·５％的利息率其实相当于没有，如果高于５％就变成负利率了。通货膨胀一定会使名义工资和房租上涨，名义工资上涨，会使更多的人以为自己有钱了，买得起房子了，导致房价上升，房租上涨，也会导致房子增值--更多人把房子作为投资的对象。这样经过２０年，旧房子可能还能够卖上２５万甚至更高的价格也不一定。其实任何时候，不必等到完全偿还银行的全部本息你也可以卖房子的，不是吗？
建设战略基地的过程，就是利用自己的实力控制改造环境的过程，因为自己的实力是在变动的，因此控制基地也应该考虑这个因素。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静态地思考问题：哎呀！我的存款才５万元，一下子去掉一大半，每个月还要支付几百元，负担得了吗？其实房子和定期存款差不多，虽然麻烦一点，但是任何时候手头紧了都可以卖掉，存款变成房子其实没有损失。但是存款给你的只是心理上的经济安全感，房子还可以另外加上生活的满足感和赢得人们的羡慕--你能说你完全不在意别人的羡慕眼光？当然装修和添置家具又要一笔开支，也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妥善安排，这是属于改造环境的功夫，是在控制环境之后的事情。
光有房子就算有了家吗？还不能，但是起码有了建立家庭的物质基础。要建设一个好的基地，除了物质投入之外，还需要精神投入。也就是说要合家欢聚，夫妻恩爱，这样你才耗尽可以攻，退可以守。中国人有句古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自身不修，没有本事，没有实力，当然养不起老婆孩子，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没有齐家的本钱，齐家就谈不上。可是光修身还不够，一条好汉，断子绝孙，那多可惜！但是因为自己修身修得好，吸引力强，就忽视齐家，到处沾花惹草，肯定家里内战烽火连天，那里有功夫去治理国家？抱孩子去吧！孩子他妈回娘家去了。虽然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定站着一个女人，但是从男人的角度，与其指望女人贤惠，还不如指望自己的修炼--好的眼光，别花多眼乱；好的修养和好的品味加上好的情操，善于处理家庭关系；当然，还应该有一定的事业基础，至少能够让老婆孩子丰衣足食。从女人的角度，也是一样，如果只知道涂脂抹粉，那是本末倒置，光凭脸蛋成功的女人绝无仅有，而且那样成功的女人绝对不可能是你。从封建社会的现实，女人的修身包括涂脂抹粉和品德修养两个方面，但是现在多了一门必修课，那就是事业。有个乡下女孩考上了大学生，毕业的时候，父母对她千叮咛万嘱咐，绝对不要考研究生了，据说女博士都不好嫁。她感到困惑就问我意见。我反问她：如果你留在乡下，是不是好嫁人一些？
她说：是呵。
我问她：嫁些什么人那么好嫁？
她明白了：没文化的人。（评论：夸张一点，准确地说，是文化程度比较低的人。）
我说：你现在愿不愿意嫁给没文化的人？
她说：不愿。
女博士的问题和女大学生一样，不是不好嫁，而是自己的选择标准高了，符合标准的人少了，如果降格以求，不愁嫁不出去。女大学生不愿意嫁给男高中生，女博士非要嫁给男博士后，本来博士就少，博士后就更少，偏偏哪少得可怜的博士后又太性急，大学刚毕业就忙里偷闲娶了个护士小姐，你不是难为了博士小姐吗？其实神话故事里面就有大把公主嫁农民、仙女嫁凡人的故事，何必那么执著非要嫁白马王子不可？人成功了以后，确实不愿意再接受原本自己可以接受的事物，对于东西是这样，对于异性也是这样，这是很多大龄男女的问题所在，但是能够因此放弃成功吗？当然不能。从男人的眼光看回来，一个同样相貌身段的女人，如果是初中没毕业，或者是大学毕业生，当然男人更加愿意选择大学毕业生，哪怕他自己只是高中毕业。所以女人也要有相貌和身材之外的实力，才能够在结婚以后控制得住自己的家庭，以为事业成功是家庭失败的根源其实是误解了两件事情的因果关系。只要事业成功不是以忽视家庭为代价，那么事业成功只能是家庭成功的基石而不会是破坏因素。如果你在家庭里除了生小孩做家务之外，别无所长，无聊之余除了打麻将之外还干点儿偷偷摸摸的勾当，你凭什么管得住你的丈夫，凭什么能够有一个温暖的家庭？
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决策，就是基于战略基地的选择之上的。但其致命的弱点是，他选择的战略基地被自然条件分割成难以相援的两大块，而其中一块处于曹孙两家的两面威胁之中。当其执行其战略进攻方案，派一上将军关羽进军宛洛，主力北上关中平原时，两路进攻互不联系。当关羽北击曹操时，被孙权抄袭後路，而刘备无法相援。荆州失守後，益州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因此刘备要拼命夺回荆州，彝陵一战，既粉碎了刘备报仇的希望，也使诸葛亮的战略破产，形成了一种长期相持的局面。《隆中对》的另一个关于基地的战略失误是忽视了基地的重心。诸葛亮在攻占四川盆地之后，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而是继承了刘璋的都城成都，这使得统治者趋向偏安。如果定都在重庆，甚至荆州，会不会更富有进攻性呢？中国的历史刚刚做出了回答，以这种态势出发，去夺得天下的例子刘备的祖先刘秀就这么办过。当年刘秀参加绿林军就活动在荆州到襄阳之间，并且在昆阳大战当中摧毁了王莽的主力部队，从洛阳进攻长安，夺得了天下。诸葛亮和刘备拘泥于《隆中对》的既定方针，六出祈山，争夺关中，终于失败。试想，如果诸葛亮把《隆中对》稍加修改为："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益州之兵以出秦川，将军身率荆州之众以向宛，洛，……"与吴蜀联军夹击中原，使曹魏的统治重心处于孙刘两家的双重包围威胁之下，三国形势又大有不同：刘备主力由西南出荆州向东北和北，同时威胁许都，洛阳，潼关三个战略要点，使曹魏顾此失彼，"无处不备，则无处不寡"，又可西与北上秦川的军队，东南与向淮河流域进攻的孙权主力取得战略协同；而孙权北伐的积极性除了因此而较为高涨之外，还可发挥水军优势，派一支军队到今天的山东或连云港一带登陆，威胁曹魏的战略后方。这四枝军马，足以使曹魏的统治重心中原一带与关中失去联系，并如同楚霸王的彭城一样，成为四战之地。而这四支军队，都进退有据，相互呼应，在战略上不易各个击破。在军事学关于包围的理论有个"利益转换线"的说法，是说包围者的各路军队如果距离包围圈的核心太远，就容易被对手各个击破，因为各路兵马无法相援；但是当包围圈缩小到一定程度，被包围者就难以各个击破包围者了。这个在战斗中存在的包围者和被包围者有利和不利形势的转折线叫做"利益转换线"。《隆中对》的战略，恰好是选择了对围攻不利的距离，使吴蜀两家的战略协同易于被曹操击破。事实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注意到，实际的历史进程中，诸葛亮在荆州失守后，仍能取战略攻势，孤军六出歧山，就可以想象保有荆州，联合东吴的优势了，如果没有严重的战役失误，应能推进到黄河一线。如能拿下关中，又是"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局面了。曹操在许昌，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战则地形不利，受到敌军重兵集团东西夹攻，退？往关中撤退则华北不守，往华北撤退则关中不守。如果曹魏退入关中，则与蜀汉相持于函谷关，争夺今天的山西（假如孙刘联盟不散，孙权应该北上占领今山东和华北地区，让刘备独自与曹操抗衡）。因此，选择战略基地，还要顾及自己的战略意图以及与盟友的战略协同。
"狡兔三窟"是战国时期齐国贵族孟尝君田文的门客冯獾为他出的以基地为中心的政治谋略，大意是一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政治家，应该同时经营好几个战略基地，以便一旦有难，丧失了一两个基地，仍然可以进退有据，卷土从来。因为当时的政治家都是封建诸侯，有自己的私人领地一处或数处，而自己则在中央政府工作。一旦中央有事，他们就回封地去组织力量"勤王"或"清君侧"。冯獾劝孟尝君在参与中央政治时，首先要经营好自己的领地，使之成为政治基地，可以为他在中央的竞争提供兵力、财力和政治支援，形势如果不利，可以退守顽抗。
现在，笔者接触了不少有志出国闯一番事业的人，其中有的是对于国内的忌贤妒能和"大锅饭"分配制度不满，一方面，自己的才华无从施展，另一方面，多劳不能多得。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取得一个国家的国籍（这个国家既有很高的国际威望，她的护照为全世界各国接受，但是对于公民的限制又很少），在另一个国家谋生（这个国家谋生容易，如税率低，就业机会多，投资环境优越），而依靠和中国的关系做生意。这样，他们就成了"三不管"，但又是"三保护"的世界公民。发给护照的国家，因为他不在国内而管不着他，但是却承担了在全世界范围内为他提供领事保护的义务。他居留的国家把他视为侨民，免除了许多本国居民应尽的义务，但是又有义务保卫他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他有投资，很多国家还可以提供比较对于本国公民更大的优惠。他是炎黄子孙，祖国依然欢迎他，尤其是如果他事业有成，随身带回许多投资或赞助，大家都会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他了解自己的祖国，又生活在国外，对于这三个国家的差别所带来的各种机会，比较久居一国的人有更多的认识，也有更多的条件加以应用。
战略经典研究：万里长城不保守。
有一句话叫"乱点鸳鸯谱"，说的是人们有时把不般配的男女青年勉强撮合在一起。在评论历史，谈论古今得失的时候，硬把不相干的事情凑到一起，也有可能产生出不般配的结论。这里试举一例：
曾经有人认为，建长城是中华民族保守性的表现和象征。实则不然。建长城是时代，正是中华民族兴起的时代，也是迅速扩张的时代，长城的兴建与民族性是否保守完全没有关系。
长城的前身是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建立的边防工事，这些工事包括两种类型：
一种是诸侯之间互相防范的工事，例如齐国建设的面对西南方向的长城，楚国的"方城"等；
另一种是防御北方游牧少数民族的袭扰的工事，例如秦、赵、燕面对北方的长城。
在秦统一之后，拆除了第一种工事，改造了第二种工事。在改造第二种工事的基础上形成了后来长城的主要部分。
从春秋战国到秦统一，中华民族正处于空前迅速地扩张融合时期。在种族上，殷商时期只是从关中到开封的长方形地带，东西不过１，０００公里，南北大约不过６００公里地域内的人民，其中还夹杂了许多狄戎族部落。到春秋战国，纣王多次征讨的"夷人"已经同化到齐国、楚国之中，在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城墙的时侯，秦、赵、燕国第一次把华夏文化带到北方的阴山到辽东一线。秦建长城的同时，大军正越过南岭，推进到今天越南的北方，红河三角洲一带。
因此，历史事实是，建长城的时侯，中华文化不但没有保守，而且是迅速扩张的时代。
认为长城是保守性象征的人往往受西方评论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建设马奇诺防线的议论影响，那些议论认为，法国修建了马奇诺防线后，军事上丧失了进攻精神，因此导致国家战败的后果。这些议论本身就是似是而非的。英法联军并不是在马奇诺防线上战败的，而是在没有马奇诺防线保护的法比边界上的色当一带战败的。英法联军战败的原因并不是坐守防线，不思进取，恰恰相反，是他们企图越过边界，进入荷兰、比利时去反攻德国军队，被德军切断了后路的结果。如果英法联军的统帅们比较"保守"一些的话，把当时派过国境线那一边的几十万大军留在马奇诺防线，再把防线延伸到英吉利海峡，守在后面，虽然在军事上难逃"保守"的指责，但是起码不会象历史实际发生的那样快就战败。当德军在色当附近突破法军防线的时候，英国邱吉尔还"处变不惊"--这种事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见得太多了，调动预备队反击，堵住口子，钳断敌人的进攻矛头就行了。在与法军总司令甘默林将军通电话的时候才知道，因为法国军队太不"保守"了，以至于把尽可能多的军队都投入到反攻比利时、荷兰去了，基本上没有保留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后方空虚。历史事实说明：
马奇诺防线没有引起军事上的保守；
法国的战败也不是因为军事上的保守。
因此，把这个例子拿来比附长城，进而得出"民族性"是"保守性"而且"根源在此"的结论，真是"乱点鸳鸯谱"的典型了。
长城建成后，是不是就保守了呢？
长城建成后，秦国灭亡，经过短暂的楚汉战争，中国复归统一，建立了西汉皇朝。西汉时期，中国因为与匈奴斗争，大规模开发了西域，即今天的西北各省和自治区。汉武帝曾经一度想彻底解决游牧民族问题，发动对匈奴的大规模远征，兵锋穿透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直达俄罗斯的贝加尔湖，使匈奴大部分归化，少数向西迁移，到东汉时期，已经不再成为华夏民族的威胁。在长城建成之后的数百年间，我们注意到，长城不但没有使我们的祖先"保守"起来，恰恰相反，我们祖先越过长城扩张的方向是前进得最远的。向东北，汉朝越过长城进入了今天的北朝鲜，使我国当时的边界几乎与三八线重合，在长城外建了乐浪等几郡；向西北越过长城，西汉到达了今天的哈萨克斯坦等中亚诸国的领土，以巴尔喀什湖为界，超出今天新疆的范围。建立了西域都护府；向北越过长城，西汉骑兵达到了贝加尔湖，虽然没有建立行政管理机构，但是基本上把相当于今天蒙古的地区的诸部落臣服了。相反，在没有建立长城的各方向，华夏文明的扩张基本上被自然环境限制住了，在２，０００年间没有大的变动：
东面到海边，三国时期到了台湾，此外，没有什么进展；
南面到海边及越南北方，徘徊一段时间后又退回来了；
西南面到横断山脉附近；
西面长期受阻于青藏高原，后来是从西北绕过去的。
因此，历史事实是长城和"民族性"、"保守"可谓"风牛马不相及"。
为什么建长城？主要决定的因素是蒙古高原特殊的经济人文和军事地理条件。蒙古高原的边界在阴山到燕山西北、大兴安岭以西一线。当时生活在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与汉民族在阴山、燕山一带有经济文化交流。而文化交流区又是沙漠化的地区，这个沙漠化的地区隔断了南方农业文明向北方推进的道路，但是，没有成为北方游牧民族袭击南方农业民族的障碍。战国时期，赵国大将李牧就曾经大破匈奴。秦始皇也派大将蒙恬帅３０万大军征讨匈奴。但是由于当地没有农业民族的定居点，占领了之后，汉族农民无法在沙漠地带立足，更不可能越过沙漠深入蒙古高原建立稳定的农业社会，最终都退回阴山和燕山以南。汉武帝自恃财雄势大，硬是在农业为主的社会里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企图一举解决北方游牧民族袭扰边境的问题，但是，尽管铁蹄踏遍整个蒙古高原，由于无法在那里开荒发展农业，立足不了，最后只好撤了回来，守在长城后面。尽管后来匈奴作为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国家在汉朝的打击下渐渐分化瓦解，但是北方游牧少数民族的威胁并没有象汉武帝希望的那样彻底解决。
汉武帝登基是在汉朝文、景盛世之后，加上汉武帝本人的雄才大略，遂倾全国之力大举北伐匈奴。由于匈奴是游牧民族国家，且深居大漠以北，在军事上需要具备极强的机动性的快速部队才能与之抗衡。早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有见于此，遂发动著名的"胡服骑射"军事改革，组建强大的骑兵集团，北击匈奴，西御强秦，颇有成效。汉朝几代皇帝根据这个经验，组织大规模养马，当时农业民族养马的经济性较差，汉朝根据晁错建议规定养一匹马，可以顶三个人服兵役。到汉武帝时，已经拥有大约４０万匹战马。以晁错估计的一马顶三卒的比例来计算，饲养这些军马所花费的开支相当组建１２０万人的军队的经济成本，加上常规骑兵以及步兵兵员，汉武帝当时相当于负担了３００万军队的建设费用，当时西汉人民户口大约只有５，０００万左右，劳动力大约１，５００万，除掉军人、官吏以外实际劳动力约１，２００万（非生产性人员３００万左右，其中兵员约１５０万，余为官吏）左右，平均３－４个劳动力负担１个军人的费用。这种情况从汉武帝起到匈奴郅支单于及其所部在康居国被陈汤统帅的汉军歼灭止，前后历时百余年，对社会经济造成长期的巨大压力。
汉武帝不幸的是，正好碰上匈奴也是雄才大略的冒顿单于后的最强盛的时代，"控弦之士三十万"，大约有精锐骑兵三十万。由于匈奴本身是游牧民族，其供养骑兵是其生产的主要产品之一，经济成本比较农业民族低得多。而且其战马的拥有量应当大大超过汉朝，可以随时补充军用的损耗。
汉武帝向匈奴发动进攻的早期，因为经济条件比较优越，尤其是有四十万匹军马供组建精锐骑兵集团，又得良将卫青、霍去病，因此占据上风。特别是霍去病，擅长组织远程快速奔袭，颇得机动战之精髓，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名将隆美尔、古德里安，美国名将巴顿。卫青则长于组织诸兵种合成作战，作战指挥以稳健著称，但是机动性不如霍去病的骑兵快速集群，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名将蒙哥马利，苏联名将朱可夫。在漠北战役之后，匈奴远遁漠北深远之地，基本上已经不能为患汉朝边疆。而汉朝经历许多次重大的骑兵会战之后，军马损失惨重。这时本应接受匈奴求和，休养生息，但是汉武帝和大臣们都为历次大胜鼓舞，不愿议和，强令军队步骑混编，以解决军马数量和质量下降的问题。恰逢良将先后去世，后来未建功者如李陵、李广利之流，以战争为封侯建功机会，冒险出征，导致屡战屡败，丧师辱国的结局。缺乏军马致败以李陵的经验最为典型。当时，汉武帝计划进攻天山地区，西出西域，包抄匈奴西翼，并打通与今天新疆和哈萨克共和国一带诸国的交通，以争取同盟国西击匈奴。当时主力计划派贰师将军李广利指挥，由前飞将军李广之孙李陵率５，０００精锐部队护送粮草。李陵不服，上书汉武帝说∶"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才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于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向贰师军。"汉武帝告知无马可调。李陵竟然说∶"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涉单于庭。"汉武帝很受感动，遂批准李陵率步兵出击，同时令强弩都尉路博德接应。但是当时众将邀功心切，路博德亦不愿在李陵之后。于是汉武帝派李陵率所部孤军先行深入浚稽山区侦察匈奴动静。可见当时受卫青、霍去病大捷的影响，汉朝君臣都已经头脑发热到不讲科学，不顾实际的地步。
李陵率部用大车运箭矢百万及粮草，孤军深入３０天，到达目的地以后，突遇匈奴数万骑兵冲击。李陵军环车为营，万箭齐发，匈奴骑兵伤亡惨重，据说超过万人。但因为匈奴骑兵机动性强，数量众多，始终掌握战场主动权。李陵军且战且走，无奈道路遥远，一个月无法休息，最后矢尽粮绝。不得已，李陵遂令全军分散突围，自己因为无颜见汉武帝，被迫投降匈奴。是役，李陵军作战极其英勇，杀伤匈奴骑兵过万人，但是最终不免全军覆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空旷的大草原的野战条件下，行动缓慢的步兵无法抗拒骑兵强大的冲击力和机动性。李陵考虑到这一点，随军带了一批大车，一方面运载粮草箭矢，另一方面在与敌人骑兵遭遇时可以迅速"环车为营"作机动野战工事，考虑不可谓不周到。无奈草原辽阔，一个月的步行激烈作战，完全超出人类体能所能承受的极限，不管士气多么高，训练多么好，最后都必然失败。李广，李陵父子是充满悲剧和不幸的勇将世家，两人都以勇冠三军闻名，但都以军事失利收场，在司马迁的记述中充满了沉重的惋惜，甚至自己也因为打抱不平而蒙受冤屈。不过，他们父子在用兵上确实是勇猛有余，智略不足，尤其李陵以步卒５，０００涉单于庭更是卤莽之举。
表面上看，汉武帝后期伐匈奴屡战屡败，是因为缺乏良将，但是即使霍去病率步兵远征，结果也不可能比李陵好。以霍去病最后一次大捷的情况看，汉军当时出动十余万精锐骑兵，并随军带十四万匹军马负责后勤运输，合计动员军马几乎达到３０万，这样才能深入漠北，扫荡单于王庭。到李陵时代，已经不得不实行步骑混编，大规模远程奔袭遂成为不可能。在运动战中，谁的机动性强，谁就占优势。隆美尔后来论及北非沙漠坦克战时，直接了当地说∶"对于一个摩托化和装甲化的敌人，非摩托化的步兵师只有在占领着早已准备好的阵地时，才可以有相当的价值。"换言之，在机动野战当中非摩托化的部队基本上是装甲部队屠杀的对象。古代的步兵对于骑兵而言，也类似，当时古代人认为，如果地形有利，一个骑兵顶八个步兵，如果地形略微不利，则一个骑兵顶四个步兵，如果在崎岖山林，则一个骑兵不及一个步兵。这是古代游牧民族尽管经济文化落后，武器装备一般不如农业民族，却具有强大战斗力的物质原因。不但中国如此，古代罗马以镇压斯巴达克起义著名的名将克拉苏率领的罗马军团横扫欧洲，但是在今天伊拉克一带遇到了安息国的骑兵集团，象李陵军一样且战且走，最后全军覆没，自己的脑袋被砍下来送到安息国王宫廷，给当成演戏用的道具拿上舞台。以后罗马步兵军团就再不敢找安息人麻烦。
后来汉朝改变战略，停止对单于本部的进攻。一方面，移民实边，占领沙漠中水草肥美的地方，建立国防工事，包括修复长城。最主要的是河套地区，阴山以南，是当时最北边的农业开发区，也是汉出击匈奴的主要战略基地。其它重要的地区有居延泽、休屠泽、冥泽、氏置水流域、贺兰山附近的黄河流域地区。这样，越过大漠入侵的匈奴骑兵就无法获得水草，也无法大规模逼近汉朝边界。农耕区一旦建立，边防要塞的军粮、兵源就可以就近获得，一旦有敌情，可以据工事防守。另一方面，招降匈奴部众，使之屏卫边防要塞前沿。后来，因为对汉战争惨败，匈奴人民纷纷离心离德，在汉武帝以后频生内乱，甚至于发展到五单于相攻伐的局面。渐渐地，大部分匈奴部落厌倦对汉侵略，而且为汉朝优厚的招降条件吸引，愿意投诚之后迁移到大漠以南水草肥美之地游牧，其中相当部分以后逐渐弃牧农耕，与汉族同化。从后来西晋时代，匈奴首领刘渊以复兴汉朝为反抗西晋，团结匈奴人民的主要口号，可见汉朝对于已经归顺的匈奴少数民族的政策还是基本平等，并为少数民族所乐于接受的政策。
但是，漠北广大草原荒漠完全不适合农业发展，只能游牧，汉族军队即使深入，也只是随战随弃，无法立足。那里一直是游牧民族的发源地，匈奴破灭了，有突厥，突厥破灭了，有蒙古……。这些游牧民族一旦强大，或者汉族中央政府陷于内乱，就会乘隙劫掠边疆汉人的农业区。所以汉人统治的历代皇朝都以长城为北方最重要的国防建设之一。
根据当时的国情，汉族皇朝对付位于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最好的办法是民族和睦。在国势强盛的时候任命当地头领为政府官员，对当地的租赋以军马形式支付，徭役以服骑兵役的形式，并且驻防到汉区内地。选拔当地头领及其子女到中央任职或者学习，以增进民族上层之间的互相了解。在军事上，建筑必要的步兵防御骑兵的工事，如长城，使一旦发生冲突，自己优势的步兵有所凭借，削弱敌军骑兵的冲击力度和机动性。
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元朝、清朝等本身就是游牧民族建立的皇朝对长城不重视，尤其是清朝，把边防重点放在"和藩"之上。而所有汉民族是统治民族的朝代，都重视长城的边防作用。
16.《注意！坦克》的故事。
西方人认为，闪电战的思想是英国战略理论家利德尔·哈特首先提出来的，但是在军事上首先付诸实践的，是德国装甲兵统帅古德里安将军。他在战争爆发之前，全面研究了利德尔·哈特的学说在战争中的运用问题，写了一本书＂Ａｃｈｔｕｎｇ！ Ｐａｎｚｅｒ＂（《注意！坦克》）宣传闪电战的思想，得到希特勒的重视和采纳。后来，想不到这本书的书名，成为了他在战场上的死对头，苏联的朱可夫元帅打败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诀窍。当德国法西斯军队逼近莫斯科的时候，朱可夫临危受命，主持莫斯科的防御。当时苏联红军兵力不足，朱可夫果断地把兵力从战线的中部，德国法西斯军队进攻莫斯科最近的方向调往两翼，挫败了德国法西斯军队对莫斯科的两翼合围。事后有人问朱可夫，你为什么不怕德国人发动正面突击，直取莫斯科？朱可夫说，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主力是装甲部队，装甲部队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是敌人的主攻方向，当时发现莫斯科的正面基本上没有敌人的装甲部队，而侧面则集中了很多，因此判断敌人的主攻方向一定是两翼，正面的敌人只起牵制作用，顶多佯攻，因此我敢把红军主力从正面调往两翼。在整个卫国战争中，朱可夫始终坚持"注意！坦克"这个侦察原则，从敌人的装甲部队的活动判断敌人的战略战役意图，可以说百发百中，战无不胜，成为苏联红军当中，战功最显赫的将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两个联系在一起的道理：
l主力的动向可以最准确地反映对手的战略意图；
l主力的动向是最难隐蔽的。
既然是主力，当然是竞争的主要手段，舍弃主要手段不用，而使用次要手段，在竞争当中很少人会这么做，所以笔者认为楚霸王项羽在反攻彭城战役中，让主力担任诱敌的次要角色，而让非主力部队担任主攻，实在是非常有创造性的战役指导艺术，在战争的指挥实践当中很少有人敢这样做，会这样做的。既然如此，除了对手是像楚霸王这样的少数例外，盯住对手的主力，仍然是洞察对手战略意图的最基本的方法。
英文里把主力叫做"Ｍａｉｎｂｏｄｙ"--主体的意思。主力是实力的主体，或者说最大，最有竞争力的部分，最有活力的部分。大的东西，想藏起来就不容易了，活动的东西，想不引人注意更不容易。因此，主力又是一个竞争者在竞争中最难以隐藏，最难以伪装的部分。盯住对手的主力，比盯住对手的任何其他东西更容易。
不过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个误区：显眼或者说庞大不一定是主力的特征，不要一下子看走眼。因此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我在解释实力的主体的时候，用了"最有竞争力"和"最有活力"去修饰。如果实力是由没有差别的一个一个单位构成的，主力当然可以等于庞大的一群。你的全部存款存在两个存折里，那一本金额大的存折当然就是你存款的"主力"，在这里，主力就等于大，就等于显眼。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所拥有的实力是由不同质量和数量的要素组成，在这时，就不能够仅仅根据庞大和显眼来断定主力。在工厂里，厂房通常比机器大，也比机器显眼，但是从生产的物质条件来看，机器是生产的手段，而厂房只是为机器能够正常运转所提供的保障条件，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机器是生产物质条件当中的主力，而厂房通常只是起辅助作用的实力要素。我们看到文娱圈的红星似乎个个都是美丽英俊，自然都会认为形象是他们成功的主力，但是你想过没有：他们的成功程度和他们的美丽或者英俊的程度一定成正比吗？看到最当红的女明星，是不是她是人间最美丽的女子？你周围，或者说文艺界都再也找不出比她更美丽的女子？看到最当红的男明星，是不是他就是人间最英俊的男子汉？你周围或者说文艺圈都再也找不出比她更英俊的男子？人们都喜欢"窈窕淑女"，但是胖演员成为明星的大有人在；人们都喜欢看英俊少年，可是白发明星也很常见，那么他们成功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各人的情况不一样，不一定是一种因素，但是可以肯定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外表的形象，而是形象以外的东西。坦克，刚好是庞大而且显眼的东西，把它看成主力好像是很自然的事情，朱可夫盯住他确实没错。而在海军方面，当时盯住庞大而且显眼的战列舰的人后来都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海战证明是看走了眼。在太平洋战争方面，公认的主力是航空母舰，在当时比战列舰小，也略微不那么显眼。如果说航空母舰也相当庞大而且显眼的话，那么德国海军最终认识到潜艇才是最适合当时德国海军的主力，这才是既不庞大也不显眼，偷偷躲在海底下的主力的典型。因此，我们纠正这个误区的最好的办法，是选择最富有竞争力而且最具有活力的实力要素作为主力，而不要根据他的大小和显眼程度来决定。
现在，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成了最时髦的字眼，而且与比基尼，染黄发不一样，是知识界，统治者口中的时髦字眼。可是信息是什么？信息有什么用呢？
信息是谋略的原料和前提，没有正确和必需的信息，谋略就不可能是正确和成功的。人们常常用"聋子"，"瞎子"来形容信息系统失灵的情况。那是一种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的竞争形势，竞争者无法采取正确和有效的行动，如果对手的信息系统比较有效，则自己就陷入了被动。因此，现代情报理论认为，情报是一种信息，它具有使用价值，能够为人们的决策服务。谋略是一种决策，当然离不开情报。
Ｃ３Ｉ ，是英文"指挥、控制、通讯、情报"等几个词的首字母，主要用于概括军事上的有关电子硬件和软件系统，由于它的概括性很好，因此我们可以把它扩展到其它形式的竞争的类似系统上。假如竞争的主体是一个人，则Ｃ３Ｉ系统相当于他的大脑、神经和感觉系统。人通过感觉系统获得信息，然后通过神经系统汇集到大脑处理，如果需要做出反应，就把大脑的决策指令通过神经系统控制身体的有关器官采取行动，并使之协调一致，准确无误地实现大脑的意志。显然，这个系统的任何一个字母所代表的部分发生了故障，都会影响竞争的效率。人体的重要器官缺损了，生活会带来很多不便，人们把他们叫做"残疾人"。但是我们往往发现"残疾人"身残志不残，在周围的人们的帮助下，能够完成一些甚至"正常人"都未必能完成的伟业。谁能想象，人类至今公认的最伟大的音乐作品，竟然出自一个聋子的奋斗？！当然，如果是Ｃ３Ｉ系统严重缺损，即我们所指的严重精神病或神经病，则任何人都不会对于他们有什么苛求，即使法律，也免除了他们的民事和刑事责任。除了由于生理原因致残之外，人的Ｃ３Ｉ系统还会因为其它原因不能正常或不能正确地发挥功能。最近，在我国的一些地方，有少数人染上了毒瘾不能自拔，这些人，虽然身体器官健全，但是其身不由己，当毒瘾发作时，不亚于生理上的残疾。很多涉及黑社会的文学作品中，都把诱人吸毒作为犯罪头子控制他人意志的手段。在竞争中，确保自己的Ｃ３Ｉ系统的效率，而同时削弱对手的Ｃ３Ｉ系统的效率，能够有效地改善自己的竞争形势。因此，很多谋略是针对Ｃ３Ｉ系统而发的，人们对于谋略的最普遍的感觉，也是集中在针对Ｃ３Ｉ系统上的。如"阴谋"之"阴"就是针对感觉系统的，就是隐瞒，不让人知道的意思。"诡计"，干脆就是欺骗，讹诈。当然，这种看法是片面的。
Ｃ３Ｉ系统对抗，指竞争双方针对双方的Ｃ３Ｉ系统所采取的一切竞争行动。任何一方，对于自己的Ｃ３Ｉ系统，既要对抗对手的干扰和破坏，又要排除自己系统内部自发的故障，以确保它准确无误地发挥作用；对于对手的Ｃ３Ｉ系统，则千方百计使之发生失误，不能有效地工作。通常，军队和政府都有各种各样的情报机关，它们向国内或国外派出许多人员从事"情报工作"，准确地说，应该是Ｃ３Ｉ系统的对抗，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情报的获得。象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前苏联的ＫＧＢ，连颠覆、策反、谋杀一类的事都有参与，显然跟图书馆这样的纯情报组织的功能有很大的区别。
竞争各方的Ｃ３Ｉ系统的对抗首先表现在制造和排除故障与干扰上面。
故障指Ｃ３Ｉ系统因为非对手的竞争性行为的因素而引起的失误。干扰特别指目的在于使对手的Ｃ３Ｉ系统不能正常发挥功能的一种竞争行为。例如，某银行的值班保安人员当班时打瞌睡或擅离职守，这个是银行的Ｃ３Ｉ系统发生了故障。假如这个人被犯罪分子灌醉了，或被犯罪分子的同伙在街头的打斗所吸引而离开岗位去劝解，这个情况是银行的Ｃ３Ｉ系统受到了干扰。有时，干扰也会来自第三者。中国男子足球队往往临门一脚欠功夫，据分析，心理压力太大是原因之一。而这些压力，来自国内过于热心的球迷的狂热期望，恐怕是主要的。运动员的心理素质锻炼，其中的主要内容，包括在对方的爱好者和自己的拥护者的狂热喧闹中保持水准，这是针对来自第三者的干扰。
故障与干扰的动机来源有意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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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外生故障与干扰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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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内生故障与干扰对手
第三者
自己内部
竞争中的信息采集、整理、加工、利用和再创造过程。
侦察指主动地去获得有关竞争、竞争环境和竞争对手的情报。在实际上，我们往往使用其它名词来表示日常生活当中的侦察行为。在商业竞争中，人们用"市场调查"，在行政工作中，用"调查研究"，在日常生活中，也许用到"打听"、"了解"之类。但是，"侦察"一词的优点是任何人一看而知是一种竞争活动，而且获得对手情报的内涵在人们的理解中通常已经是带有强调的意义。
获得信息之后，要把收集到的信息加以分类、归纳。
对于残缺不全的信息要进行修补复原。
在采集信息过程中，经常发生遗漏、错误的情况，需要信息部门进行纠错、修补和再搜集的工作。
对于互相矛盾的，或者是事关重大的信息要进行求证。
即毛泽东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筛选出能够构筑竞争模型的事实真相。
然后在所收集到的信息的基础上构筑自己的认识模型，包括竞争模型和谋略模型。这是领导者最重要的工作。在科学方法上叫做"建模"。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信息的再创造和再利用。
将能够影响对手、第三者、同盟者的信息加以加工改造，有控制地发布出去，影响这些人的竞争活动，造成对自己的有利条件。这部分往往包含在建模过程中。
我们在建立认识模型的时候，应该注意好像物理学上的"测不准"原理一样，我们也努可能获得充分足够的信息供我们决策。就像我们玩拚图游戏一样，先拿到当中的一块，全白！我们的大脑开始运转了：是一堵白墙？一匹白马？一只白羊？晾着的一幅白床单？……如果是白马的话，脑袋大概会在这个位置，尾巴大概会在这个位置，四蹄大概会在这个位置……其实我们并不需要知道全部信息，任何一个关键的信息我们能够掌握就可以了。因此我们根据第一块拚图提供的信息推理第二块拚图的位置和内容，然后到比方说马头的位置找马头，如果找到的还是全白，我们还是不能断定拚图的全貌，不过已经可以排除白马和白羊了。这时候我们继续根据新得到的信息推理，我们认为围墙的可能性比较大，然后我们就往上下两边寻找围墙的墙头和墙脚，知道我们能够找到反映事物本质的特征为止。这种能够反映事物本质的信息叫关键信息。坦克部队的动向，是德国军队战略的关键信息，所以朱可夫盯住德国的坦克部队不放。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获得信息是要付出代价的，发出或者传递信息也要付出代价，为了提高竞争的效率，我们应该选择高效率的方式来获得或者发送信息。
商业活动当中，品牌就是"坦克"。如果我们希望顾客买我们的产品，我们就要把关键的信息传递给顾客，我们有很多产品，每种产品有多种性能，我们不可能对每个顾客都解释清楚。可是如果我们能够让顾客知道，我们的品牌就代表优质，就代表高雅，那么想买这类产品的顾客就会在想买东西的找上门来。就算使顾客不想要我的品牌代表的产品类型，那么至少不浪费他的时间，也节省了我接待解释的功夫。
17.兵不厌诈。
《孙子兵法》为後人留下了千古传颂的名句:"兵以诈立"，"兵不厌诈"。诈者，诡诈也。孙武认为，在军事斗争中，必须而且应该用诡诈来使敌人犯错误，并且利用这种错误来战胜对手。传统的社会为了维护秩序，安定，团结，通常是排斥竞争的，即使容忍一定程度的竞争，也都尽量使之受到控制。而诡诈特别容易引导竞争的双方走上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以致于造成过分的，不必要的破坏。因此诡诈一般是被排斥的，被认为是不道德，不正当的东西，只有在军事斗争中才有生存的余地，因此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不屑一顾的东西。但是正是这种简单的否定态度，使得人们对诡诈本身不甚了了，而且还助长了盲目滥用的行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正视它，认识它，并且在竞争中恰如其分地应用它。
当人们指某些竞争行为"诡诈"时，一般包括以下三种意思:
----欺骗对手;
----利用对手受骗後所发生的失误来战胜对手;
----造成过分的破坏，或者非正义性。
但是，核心的意思只是前两条，第三条是因为诡诈在道德上被否定，因此人们总把一般的竞争道德往上套，认为它必然会造成道德上不可接受的後果所致，并非一切被斥之为"诡诈"的行为都包含这一层意思。通常人们指某种竞争行为为"诡诈"时，并不一定关心其结果，甚至其结果并不会造成过分破坏的竞争活动，也会被斥之为"诡诈"。素称"一代奸雄"的曹操，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用了两个例子来形容他的性格：一是曹操幼时，叔父管得太严，经常向他父亲报告曹操的调皮行为。为了对付叔父，一次，曹操假装昏倒，叔父赶快报告他父亲，但等曹父赶来时，曹操若无其事，从此曹父不再相信叔父的话，误以为叔父对曹操有偏见。另一个例子是曹操随陈宫出逃途中，因误会而屠杀朋友一家。之後对陈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这两个例子给人以诡诈印象的是曹操对叔父玩的诡计，而不是误杀友人全家。因为後一个例子给人的印象是凶残，无所不用其极。曹操在前一个例子中，并没有对叔父造成实质性的损害，本身是一种自卫性的行为，但是由于使用了欺骗的手段，并有效地利用了欺骗的效果来损害叔父在父亲心目中的信誉，故被人们认为是诡诈行为。诡诈不一定包含过分破坏和非正义在内。
因此诡诈的要素有二：欺骗对手，利用欺骗的後果战胜对手。人们常用陷阱，圈套来形容诡诈，因为它们包含了这两个要素。大凡陷阱，总要进行伪装，因为没有人会自己去找倒霉。但是仅仅是进行欺骗，并不用来竞争，只能是普通的恶作剧，例如西方愚人节里玩的各种把戏。
至此我们就可以认识什么是诡诈了。在竞争中有目的地，有系统地向竞争对手输出失真的，不完全的信息，以便使其产生错觉，进行错误决策，并因此而低效率地部署和使用自己的实力，陷入被动地位。而自己则对此加以利用，以便较为轻易地击败对手。这样的一种竞争活动就是诡诈。
如前所述，诡诈包含了欺骗，即向竞争对手有目的，有系统地输出不完全的，失真的信息，使对手产生错觉，得出错误判断，产生错误决策，采取错误行动，低效率地配置和使用实力，从而使这种状况易于被我方利用来攻击对手。欺骗有两种：一种是积极的，一种是消极的。积极的欺骗就是主动地设法让对手知道错误的信息，并信以为真。例如，曹操开始诈发癫，把这种信息主动地传达给他的叔叔，使他叔叔信以为真。消极的欺骗主要是指千方百计地隐匿对手希望知道的信息，使其根据不完全的信息产生错觉，只看到事情的一个侧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破译了德国最高层的密码，为了不让德国人知道此事，甚至在知道德国将空袭考文垂时，仍然不通知该城当局采取防范措施，以至该城在空袭中损失惨重。在太平洋，美国人用同样的方案，不让日本人知道自己的密码已经被美国人破译，在中途岛重创日本联合舰队的主力航空母舰战斗群，后来又在所罗门群岛上空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击毙。信息给人们以构思竞争模型的原料，错误的信息如果被接受了，构思出来的模型就会有如划蛇添足，包含了一些错误的部分，这样的模型不可能给使用它的人们计划出正确的应付谋略。同样，不完全的信息，尤其在关键的部分不完全，也会造成模型错误，最後也不能得出正确的谋略。所谓"兵不厌诈"，严厉的保密也是诡诈的一个方面。
在利用不完全的，失真的信息使竞争对手犯错误之後，接下来就是利用这种错误来挫败对手，赢得竞争。很简单的例子，运动员在足球，篮球，排球，拳击，击剑等项目的比赛中，经常利用假动作来欺骗对方，使对方对自己下一步的行动判断错误，因而举措失当，使自己有机可趁。有一位足球守门员曾说过，由两翼进攻然後突然传中的射门非常难对付。因为对方从两翼发动的攻势吸引了门前的主要防卫力量，也吸引了门卫的注意力，并把自己的位置站在比较偏向受到进攻的一侧。可是对方突然把球传到一个中路偷袭到球门附近的队员。这时，去阻截侧翼进攻的几个球员一时间回防不及，置于无用，而预防偷袭的一两个队员也来不及站在最恰当的位置，而对方偷袭队员很可能就利用这一刹那飞起一脚，或跃起头球破门。在这决定性的一瞬间，守门员很可能正在从侧翼回防的途中，还没有来得及摆好接球的架式，来不及判断球路，大门已经失守。从狩猎中借用的术语：陷阱，圈套都有类似的意思。例如，从陷阱中引申出来的陷害就很形象，猎人首先在捕猎对象的必经之路上挖好陷阱，又小心加以伪装，使野兽看不出来，如果至此为止，我们可以称之为消极的诡诈行为。但有的猎手还不满足，在上面放上野兽爱吃的食物，向它输出错误的信息。使得野兽在美食诱惑下忘记保持应有的警惕，从而误入陷阱，这就变成积极的诡诈行为了。如果光有欺骗，而没在竞争中对欺骗的後果进行有计划的利用，以利于挫败对手，赢得胜利，这也不能算诡诈。例如朋友之间的恶作剧，夫妻，亲人之间在生日期间给对方造成的惊喜，为避免过分刺激自己心爱的人而隐瞒某些不幸的消息，小孩子做错事後为逃避责罚而隐瞒真向的行为-这些 "欺骗"，都不发生在竞争场合，输出不完全，失真信息的人，并没有计划利用这种行为的结果去使对手在竞争中失利，因此，这些都不能算诡诈行为。
诡诈在竞争当中的作用是影响对手、第三者、同盟者的谋略和实力变化过程，以形成对自己有利的竞争形势。情报分自己的情报和对手及环境的情报两个方面。了解形势先自自己开始，从自己的指挥控制系统开始，然后伸展到自己的各个实力要素。人们往往忽视了解自己的重要性，因而古人说："人贵有自知之明。"
情报分为两类，一类是决策情报，是用来自己决策的，要求尽可能符合客观实际，不能带有任何感情色彩的歪曲；另一类是控制情报，是用来影响别人决策用的。控制情报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控制盟友用的；另一类是控制对手用的。这两类情报的目的是影响对象的行动，手段是创造竞争形势的形象，使盟友或对手认为形势如情报所言，因而应该采取某种行动，而这种行动正是情报输出者所期望的，有利于己方获胜的。
诡诈行为本身和其它竞争行为一样，不一定有违人们为竞争设立的道德标准，却常常特别被人们所一般否定，即使在道义上接受战争这样残酷的竞争行为的人，也不能容忍诡诈。其中一个原因是，人们关于诡诈的经验更为普遍，更经常。一个人可能平淡无奇地度过一生，没有受到战争，抢劫等暴力行为的损害，可是他很少有机会逃过社会竞争当中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诡诈行为的损害或挫败。而且，一切违背道德标准的竞争行为当中，诡诈行为都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这种现象，常常使在道德上难以判断竞争性质的人们轻易地找到一个标志：凡是采用诡诈手段的竞争都是不正当的。而且，人类社会的生活经验教导人们要崇尚实力，而诡诈却反对光明正大地以实力正面对抗实力，主张借机弄巧，使对手的实力无用武之机，或只能低效率地使用，因此常被弱者所喜用。人们在崇尚实力的风气下，自然崇尚强者，鄙视弱者，连带地，也鄙视弱者对抗强者的利器：诡诈。而肯定强者对付弱者的手段：以实力来进行光明正大的较量。
尽管人们一般地在道德上将诡诈判处死刑，但在很多类型的竞争中，却又分别开恩加以特赦。千古一句"兵不厌诈"，就把诡诈在武装斗争中的地位给肯定了。人类的所有竞争行为之中，最具有破坏性的莫过于暴力冲突，莫过于战争了。可是自古以来，人们在讨论某一次暴力冲突或战争的道德方面时，从来不将诡诈作为评价的标准。例如：抗美援朝的第一，二次战役，我志愿军大兵团隐蔽入朝，秘密展开，然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分兵冒进的伪美军以沉重打击。可称为"兵以诈立"的一次光辉范例。其中东线的第九兵团三个军的展开完全在敌机不断侦察之下进行。结果敌军毫无察觉。精锐凶悍的美陆战一师，曾在太平洋战争的瓜达卡纳尔岛战役中迭挫日军精锐师团，这次却在长津湖附近陷入重围，损兵折将达半数以上，丢弃了大部分重装备夺路而逃，只是靠了严寒和空中优势，才幸免全军覆没。对于九兵团的推进和展开，西方新闻界惊呼为"战争史上的奇迹。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骄傲地引用了这一段话。这表明，该书的作者和西方新闻界对在军事行动中诡诈行为持肯定态度。是不是只有在对敌斗争中，诡诈行为才能在道德上获得生存权呢？也不尽然，请看在商场中，很多诡诈行为被判有罪，被法令所禁止。例如，买假药，克扣斤量等。但有一些诡诈行为却被人们所接受，例如，用明星来进行广告宣传，本身就具备了诡诈行为的条件。一个人之所以成为明星，几乎与使用某个品牌的商品毫无关系，这是一般的常识，但广告却旨在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某位电影明星之所以艳光四射，是因为使用了某个牌子的化妆品；某个球星之所以成功破门，是得利于某种饮料或某种体育用品。而每一个人使用了这个牌子的商品，就有机会象明星们一样健美，成功。这种失真的信息旨在把顾客从其它商品的卖主那里争取过来，心甘情愿地把钱交给做广告的厂商，甚至交得比他在没接受广告信息前愿意付出的要多。这类广告是我们司空见惯的，不仅法律不加以禁止，而且那些明星也乐此不疲，为什么？因为很少人在道德上谴责这种行为，明知其中有诈，但并不在意，明星们不用担心参与此类活动会有损自己的公众形象和声誉。文革期间，女性的化妆，打扮被视为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表现，革命意志衰退的症兆，因此服装男性化，和男同志们一并被世人讥为"兰蚂蚁"，"灰蚂蚁"。改革开放以来，化妆，打扮不仅在女性世界里被视为理所当然，而且在男人的世界中，西装革履和各种化妆品也大举入侵。可是细想一下，人们为什么要化妆，打扮呢，不是为了使自己给人以超过自然美的人为美吗？其中的一些手段，给人以假的信息：例如高跟鞋，使女性显得比她实际的身高要高，涂脂抹粉，不仅掩盖了脸部的一些天然缺憾，而且使之有更加可人的颜色，质感。所有这些失真（如果我们把天然美视为真的话）的信息传送出去，为了什么呢？不就是为了赢得别人的欢心吗？从情敌那里争取意中人的爱情，从社会人海中赢得尊敬，赢得机会。在这个问题上真实反而会引致道德谴责，现代文明国家，无一不立法禁止在公众场合暴露身体的某些部分。其它国家即使没有明文规定，但社会公德也是谴责的。而这种情况决不是个别的，现代文明社会，普遍都尊重，保护个人的隐私权。一个人向社会隐瞒自己的私生活，自己的财产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而暴露，侵犯这种隐私权被认为是有违公德甚至是有违法律的。而一个人隐瞒自己的私生活和财产，除了在社会生活中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外，还可以达到进取性的目的。一个人在求职竞争时，如果能隐瞒自己从前的酒後开车记录，很可能可以获得一个较好的职位，假如暴露了这个隐私，可能根本就不会被录取，连较差的职位也轮不到。
因此，道德标准是由竞争的目的和代价决定的，而不是由手段决定的。如果竞争的目的不正确，则整个竞争行动都是在道义上应被谴责的，例如，哥伦比亚毒犯对政府扫毒行动的反抗，日本侵华战争等。如果目的可以被社会公德接受，而要求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以致这个目的的实现不足以弥补这样的代价，或者本可以减轻的代价而没有努力去减轻，这样的竞争也不可取。这方面的例子比较典型的有白起坑杀赵卒４０万，孟姜女哭长城，隋炀帝开大运河等。如果竞争的手段是配合错误的目的，或是使社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则这些手段也应受谴责，人类社会为了限制竞争的消极目的和过分的破坏，曾经以法律，公德，风俗，舆论等手段来使各种竞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控制，就连最残酷的竞争形式-战争，如今也不得不受制于国际公法。滥杀平民，战俘受到法律制裁和舆论谴责。其它形式的竞争，就更不必说了。体育是最典型的受控竞争。人们为每一项竞赛项目规定了明确，严格的比赛内容，踢足球的，除守门员外，任何队员不得用手触球；拳击运动员，不得用脚打击对手；摔跤运动员，不得出拳伤人。这明确的规定，都是使某项竞赛明确地服务于促进人体某方面才能和技能的开发，而把其它的才能和技能排除在外，但是，有的人因为没有希望在公平的竞争中战胜对手，就乞怜于各种不正当的手段，而这些手段几乎都包含了诡诈的因素。因为人们无法正面攻击社会对竞争的控制和管理，只好借助于虚假的信息，以便绕过或躲过这些控制和管理，这样，使用诡诈的手段是必不可免了。但是，我们细细分析每一项竞争都会发现：有两种诡诈，一种为社会所接受，因为它服从积极的竞争目的，没有对社会造成过度损害，没有破坏社会对竞争的控制和管理；另一种则为社会所不容，因为它服从于一种对于社会进步，公众利益有损的目的，对社会造成了过度的损害，或者使得社会对竞争的控制和管理受到破坏和削弱。因此，运动员可以用各种假动作来欺骗对手，可以使用心理战来破坏对手的斗志，以便帮助自己战胜对手，但却不可以服用违禁药物，因为违禁药物损害运动员的健康，违反了体育竞赛促进健康的积极目的，而假动作，心理战等等却可以锻炼运动员的反应，判断，灵活等等素质，有助于达到体育竞赛的积极目的。因此，对于竞争中的诡诈行为，不能一概而论，必须要做具体分析。同样道理，诡诈行为与信用之间也不是绝对排斥的，因为信用表明一个人接受社会公德对于竞争的控制和管理，排斥那种为竞争制造不必要的不确定性，使之不利于社会对竞争的控制和管理的诡诈行为。很容易明白，从控制的角度而言，变量的数量越少，变化越是有规律或者易于被预测到，不确定性就越小，控制就越容易实现，越有效。因此，社会鼓励信用，鼓励诚实无欺，也不反对一些"正当的""兵不厌诈"行为。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要经过那么几个阶段:
l知觉。即一个陌生事物刚刚被人们的感官发觉的时候，印象还很模糊。这时如果这个事物迅速消失，会给人以疑幻疑真的感觉，或者无法描述出对象的详细情况。这是感觉的初级阶段。
l注意。人对某个事物产生了兴趣，有针对性地，多方面地感觉它。这样人们就能对这个事物在比较静态下，在特定环境下的表面现象有较为细致的了解，并有较深刻的印象。这是感觉的高级阶段，即所谓的"下马看花"。由于人的注意力有限，必须集中在少数事物上。而集中在什么事物上，在儿童时期是没有规律，随心所欲的，所以我们说，孩子没定性。到了成年以後，就受到经验的支配，受理智的指挥了。
l经验。这是在实践中认识事物，进一步把认识扩展到事物的动态，事物的变化或者行为的模式，规律，人们把自己观察到的关于同一事物的加以综合，归纳，整理，最後得出关于某一具体事物的规律性的认识，这就是所谓的经验。经验的特殊意义在于，使人们对于一个具体事物的知觉和注意过程成为了主动的，有目的，有指挥的行为。他不再象婴儿一般对事物只是泛泛地感觉，或受对象的形体，色彩，动态，声光等支配，而是一开始就关注最有意义的信息，这就提高了感觉的效率。
l理性推论。这是普遍化，深刻化了的经验，是人们在无数关于具体事物的经验基础上，筛除一些只与具体的时间，地点，环境或事物特点有关的经验，而保留那些适用范围更广泛的经验，用逻辑的方法进行加工，整理，提炼成为理论。理论是人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周围世界的一种认识模型。它有助于人们从认识中把握那些仅凭一时感觉所不能达到的东西，并且进一步去预测事物的未来和变化，从而能够计划和安排自己的行动，使之配合未来的发展。凭着理论的认识帮助，人们可以依据零星的，不完全的感觉信息去构思一个完整的世界，这个世界过去，现在，将来的变化模式，从而掌握事物的进程。这个需要很多人，很长时间，很大范围去感觉的东西，甚至进入了感觉所从来未达到过的境界。因此，理性的思维成为认识的强有力的杠杆。
但是，在认识的四个阶段上都有可能失误，所以人们才不可能在事实上达到绝对真理性的认识，才形成了对同一事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众多思想观点。而诡诈行为在竞争中对这些失误的可能性加以利用，造成对手人为的认识错误，从而在竞争中陷其于不利形势。
在认识的第一、二阶段上，诡诈行为主要有两方面：隐匿或淡化真实的事物特征，强化并突出虚假的事物特征，以便随之而来的注意从真实的信息上引开，而接受虚假的信息。这两方面诡诈行为一是为对手的感官制造困难，超出其功能之外，使之不能胜任感知的任务。例如，乒乓球员使用正反两面不同胶贴的球拍在比赛中来回变换，使对手感到"变幻莫测"，无法判断；姑娘们用脂粉来掩盖脸上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天然之处，使心目中的如意郎君"不识庐山真面目"；许多已到不惑之年的男士，喜欢把一侧的头发横越头顶梳到另一侧，以掩盖当中渐秃的部分，而另一些高龄人士则喜欢使用乌发剂，使斑斑白发重新变得乌黑油亮。在军事上人们常用地形，地物，坑道来隐蔽自己，还有灯火管制，无线电静默，施发烟幕，利用夜暗，减弱战斗兵器发出的声波（如潜艇），光波（枪炮消焰器，钢盔上的布套），红外线，电磁幅射等（美国的Ｆ－１１７战斗机和Ｂ-２轰炸机就是利用这个原理）。另一方面的诡诈行为是使对手的感官发生错觉，以虚假的信息为真，而真实的信息为假。体育比赛中的假动作，战争中的声东击西，争辩中的虚张声势，喜庆中的铺张，渲染，政界人士的官腔，外交词令等等。
针对感觉的第三，第四阶段，诡诈行为的手段主要有:
制造一种虚假的经验。如"三十六计"中的"瞒天过海计"就用"常见则不疑"来为对手制造虚假的经验。在诺门罕事件中，苏军统帅朱可夫下令前线每天开动各种车辆制造噪音，但并不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日军开始很紧张，後来经过侦察，知道苏军是在虚张声势，就习以为常了。苏军利用日军的麻痹心理，公然开动坦克，汽车，调兵遣将，变更部署，从防御转入进攻。
诡诈行为如果要成功的话，总是抓住了以下要素：
⑴．利用对手情报系统信息输入的不完全性，干扰，杂波。
⑵．利用对手的心理弱点。
⑶．利用对手已有的判断错误。
⑷．使输出的假信息与背景信息具有连续性--似是而非。
⑸．加大对手情报系统信息滤波的负荷，增加发生故障，误判的频律。
⑹．利用某些物质运动形式对于信息载体的遮盖效应，以强噪声压制讯号。
⑺．实行信息屏蔽，直接阻止竞争对手获得信息。
⑻．"黑洞"效应，使信息载体有来无回，或者不能发出。
由于人们在竞争中如此频繁地使用诡诈行为来战胜对手，以致于每一个人在投入竞争之后，都会小心提防对手的诡诈行为。无论从使用诡诈行为的角度来看，还是从防止受到诡诈行为的伤害的角度来看，了解诡诈行为成功的要点对于提高谋略水平都是很有意义的。
诡诈行为的直接对手是对方的情报系统，间接对手是对方的指挥系统。我们来看看诡诈行为是从哪些方面来破坏对手的这两个系统的正常作用的。
先看对付情报系统方面:
１、使输出的假信息与背景信息具有较高的连续性，以达到似是而非的效果。
我们要看见并且辨别一个物体，通常我们的眼睛会看出这个物体与周围的一切（我们叫做背景）之间存在着某种界线。这种界线或者是由线条组成的，或者是由颜色组成的，或者是由光的强弱组成的。这种界线使我们看到了这个物体与别的一切的区别。假如我们是在一大张白纸上看出一颗黑点，在白色墙壁上看出停留的苍蝇，就会有这种感觉。由四周延伸过来的洁白的背景到这里中断了，出现了不协调。这种与背景的中断与不协调越是强烈，这颗黑点或苍蝇越是容易被我们发现。但是反过来又会怎么样呢？如果在白纸上不是黑点而是淡灰的点，如果墙上不是苍蝇而是跳蚤，是不是难以辨认一些呢？如果白纸上掉的是一些粉笔灰，而墙上的只是一粒微尘，我们也许会忽视了。在自然界的生存竞争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爬在树丛中的昆虫或者象一根干树枝，或者象一块树皮或者与树叶有着同样的颜色；鱼儿在背上的是河底的黑灰色，在腹下，则是河面天空的银白色，上上下下都给瞒过了。在人类社会的竞争当中，最典型的是军事上的伪装。在近代，西欧军人为了表现军人的威武，常喜欢穿颜色鲜艳的军装，尤其是红色。在当时近距离的方阵对杀或对射当中，这种军装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在英布战争中，实力弱小的布尔人面对强大得多英军，放弃了正规战的打法，改而采取游击战。由于当时的武器射程已经比较远，因此，身穿绿色军装的布尔战士，在南非草原，丛林的掩护下，时隐时现，飘乎不定。而身穿大红军装的英军士兵，在碧绿色的环境背景衬托下，成了布尔人的显眼的靶子，伤亡惨重。这次战争使得军装的颜色从体现威武精神一变而为着重隐蔽：冬装是白色，衬白雪的背景；沙漠作战穿黄军装，衬黄沙的背景；山地作战穿兰灰色军装，衬山岩的背景；夏装是绿色，衬草木的背景。现在进一步发展到了迷彩，让远处的敌人不能根据一大块不变的颜色看出自己，让对方看到似乎除了树叶，青草之外还似乎夹杂着一些树枝，泥土和阴影，真是似是而非了。因此这是诡诈成功的第一要着，要使向对手发送的假的信息与背景信息要尽量吻合，亦即尽可能"象真的一样"。如果我们听说某位朋友买了一辆小飞机，我们就会问："是吗。"产生怀疑。因为在我国社会现状下，一般人是不具备购买私人小飞机的条件的。我们听到的这个信息与周围的背景信息不连续，因此这个破绽就会被看出来。但如果一个美国人听说另一个熟悉的美国人买了一辆私人小飞机，他可能不会对这个熟人能不能买产生疑问，而是对牌子，性能等产生兴趣。
尽量象真的一样，这是制造和发出失真信息的基本要求。
２、利用对手情报系统信息输入的不完全性，干扰，杂波。
即使在完全没有对抗的情况下，任何情报系统也不可能完全探测或接收到自己想获得的一切信息。本来，自己内部的信息应该是比较易于掌握的，尤其在信息发送的双方都有建立联系的动机的情况下。但即使是这样，也不可能完全地接收到一切信息。在八十年代初，我们对外开放政策实行的时间还不长，当时就反映出我们外贸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信息传递和处理的速度不适应世界市场的变化。常常有这样的事例，外贸人员得到了信息，反映到企业主管，做出决策後，层层上报，申请外汇，批文等，等到这一切手续办妥，已经时过境迁，赚钱的买卖可能变得赔钱了。在类似的事例中，基层人员很急于向上报告，上级自然也有办好事情的动机，两头都不乏积极性，可是信息的不完全性是不可能克服的。以致于有的国际诈骗犯可以骗了一家公司又再去骗另一家公司。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每个居民都要领居民身份证，这样遗失的问题就不可避免，于是每个城市，每份地方报纸都登栽不少遗失声明，可是，如果有个歹徒利用拾到的身份证作案，试想，有几位有关的人员恰好读到过这个身份证的遗失声明呢。即使是专门记录的民警人员，也不可能凭人脑记忆如此庞大的信息量。除非依靠电脑检索，而电脑网络的不完全，电脑信息不可能让一切用得着的人员分享的实际情况，也在客观上方便了了利用身份证作案的歹徒。
除了信息输入的不完全之外，任何信息系统还要对付来自自身的和环境的干扰。最典型的来自自身干扰得例子，莫过于在诺曼底登陆前，曾经发生在纳粹德国情报系统中的自我干扰。一个是曾任纳粹谍报局长多年，而当时改任经济战机关首脑的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卷入了反纳粹的"黑色乐队"集团活动，成为盟军的情报来源之一，除了这种在政治军事外交，商务活动中常有的变节行为之外，那些忠于希特勒的情报系统，也制造了干扰。希特勒为了防止自己的情报系统失灵，特别制造了谍报局和党卫军保安处两个重复机构的矛盾。谍报局的一切情报都必须经过党卫军保安处的审核。由于希特勒本人在战事失利的情况下，总是一厢情愿地追求那些有利的情报，党卫军保安处的情报审核人员投其所好，总是把谍报局西线情报分析科对盟军的估计打一半折扣上报希特勒。分析科的科长罗恩纳对此很着急，于是就接受了下属英国组组长的建议，把估计加倍上报，以便使希特勒在经过党卫军保安处的折扣后，还能知道实情。为了支持这种加倍，他们不得不把盟军虚张声势的一些行动作为支持情报得依据。如果这种加倍和减半的行为成为惯例，那么来自两方面的干扰相互抵消后，希特勒仍能收到所需的信息。可是在诺曼底登陆前夕，党卫军保安处不知出于什么缘故，突然停止了减半的行动，于是来自自己情报部门的加倍干扰，就使希特勒收到错误的信息。这些信息使得希特勒误判诺曼底登陆为盟军的佯攻，在战事开始的头几天，严禁使用后备装甲兵团和向诺曼底方向派出大量援军，使盟军成功地巩固了滩头阵地。除了上述出于背叛和忠诚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热情所造成的干扰之外，敷衍了事造成的干扰的危险也不可低估。在谍报局控制下的一个间谍保罗·费德马克，代号"澳斯特罗"，鉴于情报收集工作的巨大危险性，干脆自己胡编情报搪塞上司，骗取活动经费。对于来自环境的无意的干扰，我们可以称之为背景杂波。之所以用背景杂波这个词，是因为现代突袭当中，超低空突防是利用环镜对对手的无意干扰的一个典型事例。雷达是利用发射出去的电波的反射回波来探测目标的，如果敌机飞得太低，波浪，山坡，建筑物等地物反射回来的杂波就会把敌机的回波给淹没了，使得雷达操作人员无法判别。现在的企业开始重视市场的调研工作了，可是在很多情况下，得回来的问卷信息不一定是确切的，很可能是被调查者心不在焉胡乱编造的，或者是由于对某事物有成见而任意夸大或缩小的。因此，统计上对于搜集到的资料，都必须经过处理，找出那些反映大多数情况的趋势，而把那些偏离的情况作为例外，归入"统计误差"中不予置理。这是统计技术上对背景杂波干扰的排除。但是并不是一切背景杂波干扰都能用统计方法加以排除的。统计方法的局限性有二：第一，它是一种定量分析的方法，对于一些需要定性分析的问题束手无策；第二，它的基本原理是大数定理，要求有一定的样本数量来保证结果的正确性，遇到无法抽样或者样本数很少的情况下，它的结论就不够正确了。而采集大量的样本需要花费大量资源，而且很多时候来不及，也没有条件。
由于有这种情况存在，任何情报系统都存在着被对手利用的机会。《孙子兵法》上说："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乱至矣，是所谓乱军引胜。"这里指出了情报系统内部干扰的后果是"乱军引胜"，因为诸侯加以利用，趁机发难。《孙子兵法》又提到了利用对手情报系统内部自我干扰的办法："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以及："反间者，因其间而用之。"具体例子，前面在提到认识的心理过程时已提到过，这里不重复。
利用环境背景杂波的例子，历史上曾有许多著名的故事。社会上，通常都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迷信观念，对于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而言，这就是一种背境杂波，利用得好，收效显著。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得农民起义，就巧妙地利用了人民的迷信。陈胜，吴广光在鱼腹中偷放了"大楚兴，陈胜王"的条幅，又在营地附近学狐狸叫，也是重复"大楚兴，陈胜王"-这一系列的诡诈行为，如果用来对付今天的人，可能不一定有效，但对付陈胜，吴广他们的戍卒兄弟却已经足够了。从此陈胜的绝对权威就在戍卒当中建立起来了，为起义做好了思想准备。这种动员群众的方式，以后多次被农民起义利用，可谓屡试不爽。从陈胜，吴广直到太平天国无一不是如此。《唐李问对》中李靖更是一句道破古代军事中迷信观象之所以盛行不衰的原因，他说："假之以四兽之陈，及天，地，风，云之号，又加商金，羽水，徽火，角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诡道。存之，则余诡不复增矣；废之，则使贪使愚之术从何而施哉。"唐太宗思考良久，才叮瞩他："卿宜秘之，无泄于外。"与迷信类似的，有各种传闻。这在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发展不正常，或者被垄断的情况下，是很容易发生的。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一件事情发生了，直接的目击者并不多，而且出于各种条件的局限，以及目击者本人的经验，动机等因素，又使得各人注意到的部分有差异。以后复述时，观察疏漏之处，就自然起图用想象和猜测来补充。一个观察者，或传播消息，经常有意无意地想使消息更耸人听闻，以此来吸引人们的注意。而注意是人们所追求的一种满足。散布惊人消息的效果，和身穿时装招摇过市，或者登上讲坛作报告所引起的满足感没什么太大差别。因此一件事，在传播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被人们所歪曲和夸大了。在最初传播者那里是表示猜测的东西，经过几次传播之后，人们已经把他当成事实来接受了。利用民间传播当中的这种现象，故意散布假消息，这就是造谣。在"四人帮"倒台前的一段时间，社会上流言纷纷，尽管"四人帮"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来追查谣言，但终于未能止住。这些传闻，或者谣言本身未必是事实，但对于当时动员群众起来反对"四人帮"，参加"四五"运动，发生的实际作用不可低估。也正由于这种社会现象盛行，才有助于当时的中央把握人民的情绪，做出了粉碎"四人帮"的决策。
３、用对手已有的判断使之犯错误:
既然收到的信息可能存在着失真和不完全，竞争对手对于接收到的情报就要加以分析取舍，做出判断。情报分析的基本方式是用已有的判断来估计一份新情报的真伪和价值。判断，则是运用理论，经验于情报分析的结果。通常情报分析人员和决策者倾向于接受与已有判断的连续性较好的情报。如果已有的判断错了，就有可能拒绝正确的情报，而接受错误的情报，或者根据不完全的情报做出错误的推论。在谋略斗争中，就要利用这种情况，使对手错上加错。
晋楚城濮之战中，晋文公就有计划地利用了楚王及其前线统帅成得臣的判断错误。晋楚都是强国，但晋的强大在当时还没有被人们所充分认识到。晋文公利用这点假象，多次示弱诱敌。一方面使楚王麻痹，不发援兵；另一方面，使楚军轻敌冒进９０里（三舍），以致受到沉重打击。《六韬》借姜太公之口说："夫攻强必养之使强，益之使张，太强必折，太张必缺。"对手强盛是有一定限度的，对手如果对于自己的强盛判断过高，在决策行动时就容易犯错误。正如列宁所说："真理往前进一步，就成了谬误。"引导对手走出这个错误的一步，进而陷其于不利，是诡诈的方法之一。
因此，要防止自己上对手的当，必须注意自己的判断的量和度的界限，必需设置一个切合实际的置信区间，警惕任何想诱骗自己离开这个区间的企图，并把这种企图与诡诈行为联系起来。
简单诡诈行为指那些只有一招欺诈的行为。比如说，设计"隐形"兵器的时候，只考虑对于雷达隐形而不考虑对于红外线、可见光等等侦察的隐形，当然比较容易被别人识破。如果环环相扣，一招掩护另一招，你不管怎样求证，都很难找出破绽，这种叫做复杂的诡诈行为，是高明的竞争者的竞争行为。但是，复杂之后，想要招招严密就不容易了。比如罪犯制作伪钞，按道理上说，钞票是人制作出来的，所有的防伪措施都可以模仿。比如说，我们辨别伪钞经常根据伪钞的纸张质地鉴别，从罪犯的角度来说，找到高质量的纸张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印刷质量，水印等等，都可以做出来，但是做得太像，最后就背离了犯罪的动机：获得非法所得。因此利益的驱使，使得犯罪分子牺牲伪钞的质量，一次次落入法网。
美国佬设计隐形飞机，科学家说没有问题，设计出来了，企业也说"Ｏ．Ｋ！"生产出来了，最后买单的时候，给了个１０亿美元的单价，相当于航空母舰差不多四分之一，这一下让美国空军傻眼了。
其实再复杂的诡诈行为都逃不过我们中国人的一句老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时间够不够、资源够不够和心态是否保持冷静和警惕而已。从战略决策的角度来看，要想不被人家用诡计蒙骗，心态更加重要。
其次，是控制太行山，燕山山脉条件下的华北平原。两面环山，一面临海，另一面有黄河天险可据，腹地辽阔，物产丰富，人民众多。南下可攻如中原，防守可据黄河及其以北一条东西走向的河流。辽，金，元，清都是首先攻占这个基地，然後南下争锋的。在宋朝以前，这个地区的东部海河下游是大片的盐碱地和沼泽地，只有西部靠近太行山的地方才可以开发，所以古代这个地区并没有成为中国历代王朝看上的龙兴之地。到了宋朝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逐渐成为中国新兴的经济区。
东南方向，存在这另一个战略基地。而且随着东南经济的开发，逐渐由开封向东南转移到长江三角洲。这个战略基地，西据大别山脉，北依淮河，长江，东临大海，尽有长江中下游之富绕。但是，防守有余，进攻不足。因为资源特点，水军强大，缺乏骑兵。在北伐进到中原之後，很容易顿兵挫锐于上两个基地的高山坚城和大河防线之下，难以久据中原。因此，以此为基地的政权，往往容易演成偏安一隅的局面。明朝是一个少见的例外。不过割据这个地方的政权都有开发海洋的爱好。
两湖地区是很古老的战略基地，楚国曾经依托这里问鼎中原。两湖地区古代比较落后，开发不足，直到明朝以后才有明显改善。国民党中央政府曾经定都武汉，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主意，蒋介是因为党派斗争，没有选择武汉，以后几十年都为这个失策奔忙。武汉、西安、洛阳、开封这些城市比较接近中国的中心地带，在以前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太远的地方管不住，容易形成地方格局。在民国时期，北洋军阀管不住南方的国民党，而蒋介石也管不住离南京稍微远一些的地方，因此军阀混战，连年不断。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强大，本来定都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５０年来，在北京至少有两点不如武汉：经济条件不如武汉，特别是生态条件，尤其缺水，成为现在制约北京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武汉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在外蒙古独立以后，北京太靠近边疆，东怕敌人海上登陆，西怕敌人翻过燕山。南京也有不利于国家安全的因素，蒋介石就遇到过这个麻烦。两湖作为战略基地可以说优势在经济而劣势在军事，"湖广熟，天下足"曾经是统治阶级重视两湖地区的理由，但是对于作为内战割据的地盘来说，对于中原方面只有并不难走的伏牛山到大别山一线稀稀拉拉的山地，不足以防御中原方面的进攻，对付来自长江上游和下游的进攻，地理条件也不是特别优越。当年楚国北上问鼎中原的时候，有鉴于此，特地建造了"方城"防御体系，估计是和长城类似的防御建筑。这个体系相当不错，后来楚国在几百年的时间里面，没有敌人能够正面突破"方城"防线。后来孙武灭楚国，是从"方城"以南的大别山进军的，秦国灭楚国，走的是武关，从"方城"的西北侧翼进军。抗日战争的时候，国民党组织武汉会战，是看上两湖地区的战略地理形势。但是日本军队主力沿长江逆流而上，水陆并进，另外出奇兵偷越大别山，国民党军队很快溃败。这个地区防守不易可见一斑。
东北平原，也是一个战略基地，是辽，金，元，清四朝的发祥地。三面环山，一面向海，易守难攻。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东北的西，北，东三面没有强大积极的政权出现，因此，也是西南方一面向敌，而且，背靠华北平原之敌在山海关被突破后，向南处于无险可守的困境。在游牧骑兵的追击下，通常很快就退出华北平原，隔黄河而守，然后，争夺焦点转向太行山脉，黄土高原。得手之后，进逼到秦岭－淮河一线，南北对峙的局面就形成了。如果能够进占四川，则统一中国也不是办不到的。
四川盆地在中国是偏安的最好选择：四面险固，怀抱成都平原。如果对手没有华北平原或者长江中下游平原的支持，很难突破蜀道天险。
总的来看，中国的核心是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这两个平原之间没有重要的自然障碍，这是中国统一的地理条件。任何一个政权只要控制了中原，其他的割据势力都不可能长期分裂国家，其他地区的割据势力不可能有中原的经济实力，也不可能获得外国势力的援助和支持。中国四面险阻的自然条件，也鼓励了中国人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体系，好像一双强有力的臂膀，把这片土地上的亿万人民拥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向心力。像欧洲那样的地理条件，一马平川，中间耸立着阿尔卑斯山，交通很方便，资源也很丰富，但是国家和民族很容易散掉，人心都是外向的。印度倒是有些接近中国，只可惜喜马拉雅山在西北方向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注定了印度人不断受到来自西北的入侵者的威胁。那么印度人为什么不去威胁别人呢？大概因为印度的地理条件太好，恒河流域简直就是人间天堂，印度人往东去是茫茫林海，巍峨高山的缅甸，往西去是雪山高原和沙漠，北方是喜马拉雅山，其他方向是浩瀚的印度洋……所以印度人心安理得地坐在恒河边闭目养神，思索着宇宙奥妙的真谛。印度人如此自得其乐，以至于他们甚至不在乎南部地区几乎从来没有并入他们的版图，只是英国人才忙里偷闲，在统治印度的同时，抽空统一了印度。如果不是英国人多事，印度人现在怎么会和邻国有那么多的领土纠纷和冲突？
以前魏武侯很喜欢打仗，整天跟着他父亲青睐的军事家吴起后面问长问短，现在记录下来的《吴起兵法》就是他让人记录下来的他和吴起的军事问答。有一次，魏武侯去视察吴起的防地，和吴起一同乘船沿黄河而下。沿途魏武侯看到山河险峻，不由得大声叫好。吴起批评他说："在德不在险。"意思是说，社会环境比较起自然环境来说更加重要，自然环境是基本不变或者缓慢变化的（或者是我们前面说的"弹性比较小"的），而社会环境的变化就很迅速（也就是"弹性比较大"的），如果把注意力放在基本不变的东西上面而忽视了迅速变化的东西，那就是舍本逐末了。
解放以来，我国政府一直注重发展高科技，给予高科技很多投资和优惠条件，但是我国的高科技一直发展缓慢。原因之一就是我国没有形成一个高科技发展的肥沃土壤，在沙漠上面，当然是"有心栽花花不发"了。高科技发不发得起来，首先要看搞高科技的人能不能发起来。比尔·盖茨是搞高科技起家的，现在是世界首富，比那些炒买炒卖的"股林高手"要强得多，因此美国的高科技发达。中国很多人知道ＣＣＤＯＳ这个软件在中国的信息产业发展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可是有几个人知道这个软件的作者是谁？即使知道，有几个人会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之叹？中国人向往的是中央首长的前呼后拥，亿万富翁的左拥右抱，有谁会在实际行动上努力去当爱迪生、比尔·盖茨？当年庄则栋拿了世界冠军，成为了所有青少年的榜样，街上到处是练习乒乓球的小孩，于是乎，成就了中国乒乓球一代人的世界霸主伟业。中国人搞高科技为什么不能发达？首先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太不像话。之所以用"太不像话"来形容，是我国居然和美国就这个问题发生贸易纠纷。本来这个问题应该是中国人自己起来着急才对，结果外国人批评我们，我们还跟人家吵架。中国人应该拿出禁毒，抓反革命，至少是"扫黄打非"的劲头来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这个是国家的根本大计，应该全力以赴。
一个人最悲惨的处境莫过于无家可归或者是家破人亡了，四处流浪的滋味可不好受。英语里面也有类似的表达，叫Ｈｏｍｅｌｅｓｓ Ｐｅｏｐｌｅ，中文就是流浪汉的意思。安居乐业始终是幸福生活的基础。从战略的角度，在创业结束之后，手头有一些实力，就应该马上解决基地问题。是老虎，就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深山老林，是蛟龙，就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浩瀚大海。是人，就要建立属于自己的家。
前面我们曾经讨论了基地的功能，第一个就是保护功能，广东人叫"有瓦遮头"。所谓上有片瓦，下有立锥之地。现在经济低迷，什么生意都难做，但是置业兴家正其时也。我在深圳遇到一个打工仔，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告诉我，小两口在深圳打工，有几万元储蓄，每个月大概有２５００元左右收入。我们讨论之后觉得可以利用住房贷款的方法置业，这个方法和租房自住差不多，但是２０年后自己就可以白白挣下一套房子！现在发展商的房子不好卖，纷纷推出各种优惠条件，１０％的首期是常事，２０年按揭也很普遍，甚至有的还肯签订待客出租房子的合同。现在市区的住房，普遍价格水平是５，０００元／平方米，三口之家的工薪人家，５０平方米的住房就可以，价格是２５万元。１０％的首期是２５，０００元，加上入伙的各种乱七八糟的费用５，０００元到１万元，大概３万到３万５就可以了。７０％的费用由银行贷款，２５万×７０％＝１７万５，按照４％～４·５％的利息，摊在２０年里的２４０个月，每个月不过几百元，接近于自己租房的租金开支。如果发展商还可以提供２０％的免息贷款（很多发展商都这样干）达５年，那么打工阶层其实也有置业的机会。这位花匠认为可行，他还把方案略作修改：自己两口子的工作单位都提供住宿条件，这套房子可以买来出租，租金就可以支付银行贷款的本息了。如果现在不动手，作为工薪阶层，２０年后很难说会有１０万存款，但是有２０万存款的机会更少。如果现在动手呢，２０年后自己的财产账上至少多了一套房子，一套根据现行的土地使用法规和质量标准，在理论上讲应该可以继续居住不少于３０年的房子。房子会不会折旧呢？当然会，但是折旧的速度和通货膨胀的速度成反比，物价涨得越快，房价就跌得越慢，物价涨得越慢，房价就跌得越快。但是中国要想高速发展，通货膨胀是不可能根治的，只能够控制在一位数的水平，而且很难做到。如果通货膨胀率在５％，则４％～４·５％的利息率其实相当于没有，如果高于５％就变成负利率了。通货膨胀一定会使名义工资和房租上涨，名义工资上涨，会使更多的人以为自己有钱了，买得起房子了，导致房价上升，房租上涨，也会导致房子增值--更多人把房子作为投资的对象。这样经过２０年，旧房子可能还能够卖上２５万甚至更高的价格也不一定。其实任何时候，不必等到完全偿还银行的全部本息你也可以卖房子的，不是吗？
建设战略基地的过程，就是利用自己的实力控制改造环境的过程，因为自己的实力是在变动的，因此控制基地也应该考虑这个因素。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静态地思考问题：哎呀！我的存款才５万元，一下子去掉一大半，每个月还要支付几百元，负担得了吗？其实房子和定期存款差不多，虽然麻烦一点，但是任何时候手头紧了都可以卖掉，存款变成房子其实没有损失。但是存款给你的只是心理上的经济安全感，房子还可以另外加上生活的满足感和赢得人们的羡慕--你能说你完全不在意别人的羡慕眼光？当然装修和添置家具又要一笔开支，也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妥善安排，这是属于改造环境的功夫，是在控制环境之后的事情。
光有房子就算有了家吗？还不能，但是起码有了建立家庭的物质基础。要建设一个好的基地，除了物质投入之外，还需要精神投入。也就是说要合家欢聚，夫妻恩爱，这样你才耗尽可以攻，退可以守。中国人有句古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这个意思。如果自身不修，没有本事，没有实力，当然养不起老婆孩子，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没有齐家的本钱，齐家就谈不上。可是光修身还不够，一条好汉，断子绝孙，那多可惜！但是因为自己修身修得好，吸引力强，就忽视齐家，到处沾花惹草，肯定家里内战烽火连天，那里有功夫去治理国家？抱孩子去吧！孩子他妈回娘家去了。虽然人们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定站着一个女人，但是从男人的角度，与其指望女人贤惠，还不如指望自己的修炼--好的眼光，别花多眼乱；好的修养和好的品味加上好的情操，善于处理家庭关系；当然，还应该有一定的事业基础，至少能够让老婆孩子丰衣足食。从女人的角度，也是一样，如果只知道涂脂抹粉，那是本末倒置，光凭脸蛋成功的女人绝无仅有，而且那样成功的女人绝对不可能是你。从封建社会的现实，女人的修身包括涂脂抹粉和品德修养两个方面，但是现在多了一门必修课，那就是事业。有个乡下女孩考上了大学生，毕业的时候，父母对她千叮咛万嘱咐，绝对不要考研究生了，据说女博士都不好嫁。她感到困惑就问我意见。我反问她：如果你留在乡下，是不是好嫁人一些？
她说：是呵。
我问她：嫁些什么人那么好嫁？
她明白了：没文化的人。（评论：夸张一点，准确地说，是文化程度比较低的人。）
我说：你现在愿不愿意嫁给没文化的人？
她说：不愿。
女博士的问题和女大学生一样，不是不好嫁，而是自己的选择标准高了，符合标准的人少了，如果降格以求，不愁嫁不出去。女大学生不愿意嫁给男高中生，女博士非要嫁给男博士后，本来博士就少，博士后就更少，偏偏哪少得可怜的博士后又太性急，大学刚毕业就忙里偷闲娶了个护士小姐，你不是难为了博士小姐吗？其实神话故事里面就有大把公主嫁农民、仙女嫁凡人的故事，何必那么执著非要嫁白马王子不可？人成功了以后，确实不愿意再接受原本自己可以接受的事物，对于东西是这样，对于异性也是这样，这是很多大龄男女的问题所在，但是能够因此放弃成功吗？当然不能。从男人的眼光看回来，一个同样相貌身段的女人，如果是初中没毕业，或者是大学毕业生，当然男人更加愿意选择大学毕业生，哪怕他自己只是高中毕业。所以女人也要有相貌和身材之外的实力，才能够在结婚以后控制得住自己的家庭，以为事业成功是家庭失败的根源其实是误解了两件事情的因果关系。只要事业成功不是以忽视家庭为代价，那么事业成功只能是家庭成功的基石而不会是破坏因素。如果你在家庭里除了生小孩做家务之外，别无所长，无聊之余除了打麻将之外还干点儿偷偷摸摸的勾当，你凭什么管得住你的丈夫，凭什么能够有一个温暖的家庭？
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决策，就是基于战略基地的选择之上的。但其致命的弱点是，他选择的战略基地被自然条件分割成难以相援的两大块，而其中一块处于曹孙两家的两面威胁之中。当其执行其战略进攻方案，派一上将军关羽进军宛洛，主力北上关中平原时，两路进攻互不联系。当关羽北击曹操时，被孙权抄袭後路，而刘备无法相援。荆州失守後，益州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因此刘备要拼命夺回荆州，彝陵一战，既粉碎了刘备报仇的希望，也使诸葛亮的战略破产，形成了一种长期相持的局面。《隆中对》的另一个关于基地的战略失误是忽视了基地的重心。诸葛亮在攻占四川盆地之后，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而是继承了刘璋的都城成都，这使得统治者趋向偏安。如果定都在重庆，甚至荆州，会不会更富有进攻性呢？中国的历史刚刚做出了回答，以这种态势出发，去夺得天下的例子刘备的祖先刘秀就这么办过。当年刘秀参加绿林军就活动在荆州到襄阳之间，并且在昆阳大战当中摧毁了王莽的主力部队，从洛阳进攻长安，夺得了天下。诸葛亮和刘备拘泥于《隆中对》的既定方针，六出祈山，争夺关中，终于失败。试想，如果诸葛亮把《隆中对》稍加修改为："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益州之兵以出秦川，将军身率荆州之众以向宛，洛，……"与吴蜀联军夹击中原，使曹魏的统治重心处于孙刘两家的双重包围威胁之下，三国形势又大有不同：刘备主力由西南出荆州向东北和北，同时威胁许都，洛阳，潼关三个战略要点，使曹魏顾此失彼，"无处不备，则无处不寡"，又可西与北上秦川的军队，东南与向淮河流域进攻的孙权主力取得战略协同；而孙权北伐的积极性除了因此而较为高涨之外，还可发挥水军优势，派一支军队到今天的山东或连云港一带登陆，威胁曹魏的战略后方。这四枝军马，足以使曹魏的统治重心中原一带与关中失去联系，并如同楚霸王的彭城一样，成为四战之地。而这四支军队，都进退有据，相互呼应，在战略上不易各个击破。在军事学关于包围的理论有个"利益转换线"的说法，是说包围者的各路军队如果距离包围圈的核心太远，就容易被对手各个击破，因为各路兵马无法相援；但是当包围圈缩小到一定程度，被包围者就难以各个击破包围者了。这个在战斗中存在的包围者和被包围者有利和不利形势的转折线叫做"利益转换线"。《隆中对》的战略，恰好是选择了对围攻不利的距离，使吴蜀两家的战略协同易于被曹操击破。事实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注意到，实际的历史进程中，诸葛亮在荆州失守后，仍能取战略攻势，孤军六出歧山，就可以想象保有荆州，联合东吴的优势了，如果没有严重的战役失误，应能推进到黄河一线。如能拿下关中，又是"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局面了。曹操在许昌，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战则地形不利，受到敌军重兵集团东西夹攻，退？往关中撤退则华北不守，往华北撤退则关中不守。如果曹魏退入关中，则与蜀汉相持于函谷关，争夺今天的山西（假如孙刘联盟不散，孙权应该北上占领今山东和华北地区，让刘备独自与曹操抗衡）。因此，选择战略基地，还要顾及自己的战略意图以及与盟友的战略协同。
"狡兔三窟"是战国时期齐国贵族孟尝君田文的门客冯獾为他出的以基地为中心的政治谋略，大意是一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政治家，应该同时经营好几个战略基地，以便一旦有难，丧失了一两个基地，仍然可以进退有据，卷土从来。因为当时的政治家都是封建诸侯，有自己的私人领地一处或数处，而自己则在中央政府工作。一旦中央有事，他们就回封地去组织力量"勤王"或"清君侧"。冯獾劝孟尝君在参与中央政治时，首先要经营好自己的领地，使之成为政治基地，可以为他在中央的竞争提供兵力、财力和政治支援，形势如果不利，可以退守顽抗。
现在，笔者接触了不少有志出国闯一番事业的人，其中有的是对于国内的忌贤妒能和"大锅饭"分配制度不满，一方面，自己的才华无从施展，另一方面，多劳不能多得。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取得一个国家的国籍（这个国家既有很高的国际威望，她的护照为全世界各国接受，但是对于公民的限制又很少），在另一个国家谋生（这个国家谋生容易，如税率低，就业机会多，投资环境优越），而依靠和中国的关系做生意。这样，他们就成了"三不管"，但又是"三保护"的世界公民。发给护照的国家，因为他不在国内而管不着他，但是却承担了在全世界范围内为他提供领事保护的义务。他居留的国家把他视为侨民，免除了许多本国居民应尽的义务，但是又有义务保卫他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他有投资，很多国家还可以提供比较对于本国公民更大的优惠。他是炎黄子孙，祖国依然欢迎他，尤其是如果他事业有成，随身带回许多投资或赞助，大家都会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他了解自己的祖国，又生活在国外，对于这三个国家的差别所带来的各种机会，比较久居一国的人有更多的认识，也有更多的条件加以应用。
战略经典研究：万里长城不保守。
有一句话叫"乱点鸳鸯谱"，说的是人们有时把不般配的男女青年勉强撮合在一起。在评论历史，谈论古今得失的时候，硬把不相干的事情凑到一起，也有可能产生出不般配的结论。这里试举一例：
曾经有人认为，建长城是中华民族保守性的表现和象征。实则不然。建长城是时代，正是中华民族兴起的时代，也是迅速扩张的时代，长城的兴建与民族性是否保守完全没有关系。
长城的前身是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建立的边防工事，这些工事包括两种类型：
一种是诸侯之间互相防范的工事，例如齐国建设的面对西南方向的长城，楚国的"方城"等；
另一种是防御北方游牧少数民族的袭扰的工事，例如秦、赵、燕面对北方的长城。
在秦统一之后，拆除了第一种工事，改造了第二种工事。在改造第二种工事的基础上形成了后来长城的主要部分。
从春秋战国到秦统一，中华民族正处于空前迅速地扩张融合时期。在种族上，殷商时期只是从关中到开封的长方形地带，东西不过１，０００公里，南北大约不过６００公里地域内的人民，其中还夹杂了许多狄戎族部落。到春秋战国，纣王多次征讨的"夷人"已经同化到齐国、楚国之中，在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城墙的时侯，秦、赵、燕国第一次把华夏文化带到北方的阴山到辽东一线。秦建长城的同时，大军正越过南岭，推进到今天越南的北方，红河三角洲一带。
因此，历史事实是，建长城的时侯，中华文化不但没有保守，而且是迅速扩张的时代。
认为长城是保守性象征的人往往受西方评论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建设马奇诺防线的议论影响，那些议论认为，法国修建了马奇诺防线后，军事上丧失了进攻精神，因此导致国家战败的后果。这些议论本身就是似是而非的。英法联军并不是在马奇诺防线上战败的，而是在没有马奇诺防线保护的法比边界上的色当一带战败的。英法联军战败的原因并不是坐守防线，不思进取，恰恰相反，是他们企图越过边界，进入荷兰、比利时去反攻德国军队，被德军切断了后路的结果。如果英法联军的统帅们比较"保守"一些的话，把当时派过国境线那一边的几十万大军留在马奇诺防线，再把防线延伸到英吉利海峡，守在后面，虽然在军事上难逃"保守"的指责，但是起码不会象历史实际发生的那样快就战败。当德军在色当附近突破法军防线的时候，英国邱吉尔还"处变不惊"--这种事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见得太多了，调动预备队反击，堵住口子，钳断敌人的进攻矛头就行了。在与法军总司令甘默林将军通电话的时候才知道，因为法国军队太不"保守"了，以至于把尽可能多的军队都投入到反攻比利时、荷兰去了，基本上没有保留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后方空虚。历史事实说明：
马奇诺防线没有引起军事上的保守；
法国的战败也不是因为军事上的保守。
因此，把这个例子拿来比附长城，进而得出"民族性"是"保守性"而且"根源在此"的结论，真是"乱点鸳鸯谱"的典型了。
长城建成后，是不是就保守了呢？
长城建成后，秦国灭亡，经过短暂的楚汉战争，中国复归统一，建立了西汉皇朝。西汉时期，中国因为与匈奴斗争，大规模开发了西域，即今天的西北各省和自治区。汉武帝曾经一度想彻底解决游牧民族问题，发动对匈奴的大规模远征，兵锋穿透今天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直达俄罗斯的贝加尔湖，使匈奴大部分归化，少数向西迁移，到东汉时期，已经不再成为华夏民族的威胁。在长城建成之后的数百年间，我们注意到，长城不但没有使我们的祖先"保守"起来，恰恰相反，我们祖先越过长城扩张的方向是前进得最远的。向东北，汉朝越过长城进入了今天的北朝鲜，使我国当时的边界几乎与三八线重合，在长城外建了乐浪等几郡；向西北越过长城，西汉到达了今天的哈萨克斯坦等中亚诸国的领土，以巴尔喀什湖为界，超出今天新疆的范围。建立了西域都护府；向北越过长城，西汉骑兵达到了贝加尔湖，虽然没有建立行政管理机构，但是基本上把相当于今天蒙古的地区的诸部落臣服了。相反，在没有建立长城的各方向，华夏文明的扩张基本上被自然环境限制住了，在２，０００年间没有大的变动：
东面到海边，三国时期到了台湾，此外，没有什么进展；
南面到海边及越南北方，徘徊一段时间后又退回来了；
西南面到横断山脉附近；
西面长期受阻于青藏高原，后来是从西北绕过去的。
因此，历史事实是长城和"民族性"、"保守"可谓"风牛马不相及"。
为什么建长城？主要决定的因素是蒙古高原特殊的经济人文和军事地理条件。蒙古高原的边界在阴山到燕山西北、大兴安岭以西一线。当时生活在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与汉民族在阴山、燕山一带有经济文化交流。而文化交流区又是沙漠化的地区，这个沙漠化的地区隔断了南方农业文明向北方推进的道路，但是，没有成为北方游牧民族袭击南方农业民族的障碍。战国时期，赵国大将李牧就曾经大破匈奴。秦始皇也派大将蒙恬帅３０万大军征讨匈奴。但是由于当地没有农业民族的定居点，占领了之后，汉族农民无法在沙漠地带立足，更不可能越过沙漠深入蒙古高原建立稳定的农业社会，最终都退回阴山和燕山以南。汉武帝自恃财雄势大，硬是在农业为主的社会里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骑兵，企图一举解决北方游牧民族袭扰边境的问题，但是，尽管铁蹄踏遍整个蒙古高原，由于无法在那里开荒发展农业，立足不了，最后只好撤了回来，守在长城后面。尽管后来匈奴作为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国家在汉朝的打击下渐渐分化瓦解，但是北方游牧少数民族的威胁并没有象汉武帝希望的那样彻底解决。
汉武帝登基是在汉朝文、景盛世之后，加上汉武帝本人的雄才大略，遂倾全国之力大举北伐匈奴。由于匈奴是游牧民族国家，且深居大漠以北，在军事上需要具备极强的机动性的快速部队才能与之抗衡。早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有见于此，遂发动著名的"胡服骑射"军事改革，组建强大的骑兵集团，北击匈奴，西御强秦，颇有成效。汉朝几代皇帝根据这个经验，组织大规模养马，当时农业民族养马的经济性较差，汉朝根据晁错建议规定养一匹马，可以顶三个人服兵役。到汉武帝时，已经拥有大约４０万匹战马。以晁错估计的一马顶三卒的比例来计算，饲养这些军马所花费的开支相当组建１２０万人的军队的经济成本，加上常规骑兵以及步兵兵员，汉武帝当时相当于负担了３００万军队的建设费用，当时西汉人民户口大约只有５，０００万左右，劳动力大约１，５００万，除掉军人、官吏以外实际劳动力约１，２００万（非生产性人员３００万左右，其中兵员约１５０万，余为官吏）左右，平均３－４个劳动力负担１个军人的费用。这种情况从汉武帝起到匈奴郅支单于及其所部在康居国被陈汤统帅的汉军歼灭止，前后历时百余年，对社会经济造成长期的巨大压力。
汉武帝不幸的是，正好碰上匈奴也是雄才大略的冒顿单于后的最强盛的时代，"控弦之士三十万"，大约有精锐骑兵三十万。由于匈奴本身是游牧民族，其供养骑兵是其生产的主要产品之一，经济成本比较农业民族低得多。而且其战马的拥有量应当大大超过汉朝，可以随时补充军用的损耗。
汉武帝向匈奴发动进攻的早期，因为经济条件比较优越，尤其是有四十万匹军马供组建精锐骑兵集团，又得良将卫青、霍去病，因此占据上风。特别是霍去病，擅长组织远程快速奔袭，颇得机动战之精髓，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名将隆美尔、古德里安，美国名将巴顿。卫青则长于组织诸兵种合成作战，作战指挥以稳健著称，但是机动性不如霍去病的骑兵快速集群，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名将蒙哥马利，苏联名将朱可夫。在漠北战役之后，匈奴远遁漠北深远之地，基本上已经不能为患汉朝边疆。而汉朝经历许多次重大的骑兵会战之后，军马损失惨重。这时本应接受匈奴求和，休养生息，但是汉武帝和大臣们都为历次大胜鼓舞，不愿议和，强令军队步骑混编，以解决军马数量和质量下降的问题。恰逢良将先后去世，后来未建功者如李陵、李广利之流，以战争为封侯建功机会，冒险出征，导致屡战屡败，丧师辱国的结局。缺乏军马致败以李陵的经验最为典型。当时，汉武帝计划进攻天山地区，西出西域，包抄匈奴西翼，并打通与今天新疆和哈萨克共和国一带诸国的交通，以争取同盟国西击匈奴。当时主力计划派贰师将军李广利指挥，由前飞将军李广之孙李陵率５，０００精锐部队护送粮草。李陵不服，上书汉武帝说∶"臣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才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愿得自当一队，到兰于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向贰师军。"汉武帝告知无马可调。李陵竟然说∶"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涉单于庭。"汉武帝很受感动，遂批准李陵率步兵出击，同时令强弩都尉路博德接应。但是当时众将邀功心切，路博德亦不愿在李陵之后。于是汉武帝派李陵率所部孤军先行深入浚稽山区侦察匈奴动静。可见当时受卫青、霍去病大捷的影响，汉朝君臣都已经头脑发热到不讲科学，不顾实际的地步。
李陵率部用大车运箭矢百万及粮草，孤军深入３０天，到达目的地以后，突遇匈奴数万骑兵冲击。李陵军环车为营，万箭齐发，匈奴骑兵伤亡惨重，据说超过万人。但因为匈奴骑兵机动性强，数量众多，始终掌握战场主动权。李陵军且战且走，无奈道路遥远，一个月无法休息，最后矢尽粮绝。不得已，李陵遂令全军分散突围，自己因为无颜见汉武帝，被迫投降匈奴。是役，李陵军作战极其英勇，杀伤匈奴骑兵过万人，但是最终不免全军覆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空旷的大草原的野战条件下，行动缓慢的步兵无法抗拒骑兵强大的冲击力和机动性。李陵考虑到这一点，随军带了一批大车，一方面运载粮草箭矢，另一方面在与敌人骑兵遭遇时可以迅速"环车为营"作机动野战工事，考虑不可谓不周到。无奈草原辽阔，一个月的步行激烈作战，完全超出人类体能所能承受的极限，不管士气多么高，训练多么好，最后都必然失败。李广，李陵父子是充满悲剧和不幸的勇将世家，两人都以勇冠三军闻名，但都以军事失利收场，在司马迁的记述中充满了沉重的惋惜，甚至自己也因为打抱不平而蒙受冤屈。不过，他们父子在用兵上确实是勇猛有余，智略不足，尤其李陵以步卒５，０００涉单于庭更是卤莽之举。
表面上看，汉武帝后期伐匈奴屡战屡败，是因为缺乏良将，但是即使霍去病率步兵远征，结果也不可能比李陵好。以霍去病最后一次大捷的情况看，汉军当时出动十余万精锐骑兵，并随军带十四万匹军马负责后勤运输，合计动员军马几乎达到３０万，这样才能深入漠北，扫荡单于王庭。到李陵时代，已经不得不实行步骑混编，大规模远程奔袭遂成为不可能。在运动战中，谁的机动性强，谁就占优势。隆美尔后来论及北非沙漠坦克战时，直接了当地说∶"对于一个摩托化和装甲化的敌人，非摩托化的步兵师只有在占领着早已准备好的阵地时，才可以有相当的价值。"换言之，在机动野战当中非摩托化的部队基本上是装甲部队屠杀的对象。古代的步兵对于骑兵而言，也类似，当时古代人认为，如果地形有利，一个骑兵顶八个步兵，如果地形略微不利，则一个骑兵顶四个步兵，如果在崎岖山林，则一个骑兵不及一个步兵。这是古代游牧民族尽管经济文化落后，武器装备一般不如农业民族，却具有强大战斗力的物质原因。不但中国如此，古代罗马以镇压斯巴达克起义著名的名将克拉苏率领的罗马军团横扫欧洲，但是在今天伊拉克一带遇到了安息国的骑兵集团，象李陵军一样且战且走，最后全军覆没，自己的脑袋被砍下来送到安息国王宫廷，给当成演戏用的道具拿上舞台。以后罗马步兵军团就再不敢找安息人麻烦。
后来汉朝改变战略，停止对单于本部的进攻。一方面，移民实边，占领沙漠中水草肥美的地方，建立国防工事，包括修复长城。最主要的是河套地区，阴山以南，是当时最北边的农业开发区，也是汉出击匈奴的主要战略基地。其它重要的地区有居延泽、休屠泽、冥泽、氏置水流域、贺兰山附近的黄河流域地区。这样，越过大漠入侵的匈奴骑兵就无法获得水草，也无法大规模逼近汉朝边界。农耕区一旦建立，边防要塞的军粮、兵源就可以就近获得，一旦有敌情，可以据工事防守。另一方面，招降匈奴部众，使之屏卫边防要塞前沿。后来，因为对汉战争惨败，匈奴人民纷纷离心离德，在汉武帝以后频生内乱，甚至于发展到五单于相攻伐的局面。渐渐地，大部分匈奴部落厌倦对汉侵略，而且为汉朝优厚的招降条件吸引，愿意投诚之后迁移到大漠以南水草肥美之地游牧，其中相当部分以后逐渐弃牧农耕，与汉族同化。从后来西晋时代，匈奴首领刘渊以复兴汉朝为反抗西晋，团结匈奴人民的主要口号，可见汉朝对于已经归顺的匈奴少数民族的政策还是基本平等，并为少数民族所乐于接受的政策。
但是，漠北广大草原荒漠完全不适合农业发展，只能游牧，汉族军队即使深入，也只是随战随弃，无法立足。那里一直是游牧民族的发源地，匈奴破灭了，有突厥，突厥破灭了，有蒙古……。这些游牧民族一旦强大，或者汉族中央政府陷于内乱，就会乘隙劫掠边疆汉人的农业区。所以汉人统治的历代皇朝都以长城为北方最重要的国防建设之一。
根据当时的国情，汉族皇朝对付位于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最好的办法是民族和睦。在国势强盛的时候任命当地头领为政府官员，对当地的租赋以军马形式支付，徭役以服骑兵役的形式，并且驻防到汉区内地。选拔当地头领及其子女到中央任职或者学习，以增进民族上层之间的互相了解。在军事上，建筑必要的步兵防御骑兵的工事，如长城，使一旦发生冲突，自己优势的步兵有所凭借，削弱敌军骑兵的冲击力度和机动性。
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元朝、清朝等本身就是游牧民族建立的皇朝对长城不重视，尤其是清朝，把边防重点放在"和藩"之上。而所有汉民族是统治民族的朝代，都重视长城的边防作用。
16.《注意！坦克》的故事。
西方人认为，闪电战的思想是英国战略理论家利德尔·哈特首先提出来的，但是在军事上首先付诸实践的，是德国装甲兵统帅古德里安将军。他在战争爆发之前，全面研究了利德尔·哈特的学说在战争中的运用问题，写了一本书＂Ａｃｈｔｕｎｇ！ Ｐａｎｚｅｒ＂（《注意！坦克》）宣传闪电战的思想，得到希特勒的重视和采纳。后来，想不到这本书的书名，成为了他在战场上的死对头，苏联的朱可夫元帅打败德国法西斯军队的诀窍。当德国法西斯军队逼近莫斯科的时候，朱可夫临危受命，主持莫斯科的防御。当时苏联红军兵力不足，朱可夫果断地把兵力从战线的中部，德国法西斯军队进攻莫斯科最近的方向调往两翼，挫败了德国法西斯军队对莫斯科的两翼合围。事后有人问朱可夫，你为什么不怕德国人发动正面突击，直取莫斯科？朱可夫说，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主力是装甲部队，装甲部队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是敌人的主攻方向，当时发现莫斯科的正面基本上没有敌人的装甲部队，而侧面则集中了很多，因此判断敌人的主攻方向一定是两翼，正面的敌人只起牵制作用，顶多佯攻，因此我敢把红军主力从正面调往两翼。在整个卫国战争中，朱可夫始终坚持"注意！坦克"这个侦察原则，从敌人的装甲部队的活动判断敌人的战略战役意图，可以说百发百中，战无不胜，成为苏联红军当中，战功最显赫的将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两个联系在一起的道理：
l主力的动向可以最准确地反映对手的战略意图；
l主力的动向是最难隐蔽的。
既然是主力，当然是竞争的主要手段，舍弃主要手段不用，而使用次要手段，在竞争当中很少人会这么做，所以笔者认为楚霸王项羽在反攻彭城战役中，让主力担任诱敌的次要角色，而让非主力部队担任主攻，实在是非常有创造性的战役指导艺术，在战争的指挥实践当中很少有人敢这样做，会这样做的。既然如此，除了对手是像楚霸王这样的少数例外，盯住对手的主力，仍然是洞察对手战略意图的最基本的方法。
英文里把主力叫做"Ｍａｉｎｂｏｄｙ"--主体的意思。主力是实力的主体，或者说最大，最有竞争力的部分，最有活力的部分。大的东西，想藏起来就不容易了，活动的东西，想不引人注意更不容易。因此，主力又是一个竞争者在竞争中最难以隐藏，最难以伪装的部分。盯住对手的主力，比盯住对手的任何其他东西更容易。
不过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个误区：显眼或者说庞大不一定是主力的特征，不要一下子看走眼。因此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我在解释实力的主体的时候，用了"最有竞争力"和"最有活力"去修饰。如果实力是由没有差别的一个一个单位构成的，主力当然可以等于庞大的一群。你的全部存款存在两个存折里，那一本金额大的存折当然就是你存款的"主力"，在这里，主力就等于大，就等于显眼。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所拥有的实力是由不同质量和数量的要素组成，在这时，就不能够仅仅根据庞大和显眼来断定主力。在工厂里，厂房通常比机器大，也比机器显眼，但是从生产的物质条件来看，机器是生产的手段，而厂房只是为机器能够正常运转所提供的保障条件，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机器是生产物质条件当中的主力，而厂房通常只是起辅助作用的实力要素。我们看到文娱圈的红星似乎个个都是美丽英俊，自然都会认为形象是他们成功的主力，但是你想过没有：他们的成功程度和他们的美丽或者英俊的程度一定成正比吗？看到最当红的女明星，是不是她是人间最美丽的女子？你周围，或者说文艺界都再也找不出比她更美丽的女子？看到最当红的男明星，是不是他就是人间最英俊的男子汉？你周围或者说文艺圈都再也找不出比她更英俊的男子？人们都喜欢"窈窕淑女"，但是胖演员成为明星的大有人在；人们都喜欢看英俊少年，可是白发明星也很常见，那么他们成功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各人的情况不一样，不一定是一种因素，但是可以肯定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外表的形象，而是形象以外的东西。坦克，刚好是庞大而且显眼的东西，把它看成主力好像是很自然的事情，朱可夫盯住他确实没错。而在海军方面，当时盯住庞大而且显眼的战列舰的人后来都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海战证明是看走了眼。在太平洋战争方面，公认的主力是航空母舰，在当时比战列舰小，也略微不那么显眼。如果说航空母舰也相当庞大而且显眼的话，那么德国海军最终认识到潜艇才是最适合当时德国海军的主力，这才是既不庞大也不显眼，偷偷躲在海底下的主力的典型。因此，我们纠正这个误区的最好的办法，是选择最富有竞争力而且最具有活力的实力要素作为主力，而不要根据他的大小和显眼程度来决定。
现在，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成了最时髦的字眼，而且与比基尼，染黄发不一样，是知识界，统治者口中的时髦字眼。可是信息是什么？信息有什么用呢？
信息是谋略的原料和前提，没有正确和必需的信息，谋略就不可能是正确和成功的。人们常常用"聋子"，"瞎子"来形容信息系统失灵的情况。那是一种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的竞争形势，竞争者无法采取正确和有效的行动，如果对手的信息系统比较有效，则自己就陷入了被动。因此，现代情报理论认为，情报是一种信息，它具有使用价值，能够为人们的决策服务。谋略是一种决策，当然离不开情报。
Ｃ３Ｉ ，是英文"指挥、控制、通讯、情报"等几个词的首字母，主要用于概括军事上的有关电子硬件和软件系统，由于它的概括性很好，因此我们可以把它扩展到其它形式的竞争的类似系统上。假如竞争的主体是一个人，则Ｃ３Ｉ系统相当于他的大脑、神经和感觉系统。人通过感觉系统获得信息，然后通过神经系统汇集到大脑处理，如果需要做出反应，就把大脑的决策指令通过神经系统控制身体的有关器官采取行动，并使之协调一致，准确无误地实现大脑的意志。显然，这个系统的任何一个字母所代表的部分发生了故障，都会影响竞争的效率。人体的重要器官缺损了，生活会带来很多不便，人们把他们叫做"残疾人"。但是我们往往发现"残疾人"身残志不残，在周围的人们的帮助下，能够完成一些甚至"正常人"都未必能完成的伟业。谁能想象，人类至今公认的最伟大的音乐作品，竟然出自一个聋子的奋斗？！当然，如果是Ｃ３Ｉ系统严重缺损，即我们所指的严重精神病或神经病，则任何人都不会对于他们有什么苛求，即使法律，也免除了他们的民事和刑事责任。除了由于生理原因致残之外，人的Ｃ３Ｉ系统还会因为其它原因不能正常或不能正确地发挥功能。最近，在我国的一些地方，有少数人染上了毒瘾不能自拔，这些人，虽然身体器官健全，但是其身不由己，当毒瘾发作时，不亚于生理上的残疾。很多涉及黑社会的文学作品中，都把诱人吸毒作为犯罪头子控制他人意志的手段。在竞争中，确保自己的Ｃ３Ｉ系统的效率，而同时削弱对手的Ｃ３Ｉ系统的效率，能够有效地改善自己的竞争形势。因此，很多谋略是针对Ｃ３Ｉ系统而发的，人们对于谋略的最普遍的感觉，也是集中在针对Ｃ３Ｉ系统上的。如"阴谋"之"阴"就是针对感觉系统的，就是隐瞒，不让人知道的意思。"诡计"，干脆就是欺骗，讹诈。当然，这种看法是片面的。
Ｃ３Ｉ系统对抗，指竞争双方针对双方的Ｃ３Ｉ系统所采取的一切竞争行动。任何一方，对于自己的Ｃ３Ｉ系统，既要对抗对手的干扰和破坏，又要排除自己系统内部自发的故障，以确保它准确无误地发挥作用；对于对手的Ｃ３Ｉ系统，则千方百计使之发生失误，不能有效地工作。通常，军队和政府都有各种各样的情报机关，它们向国内或国外派出许多人员从事"情报工作"，准确地说，应该是Ｃ３Ｉ系统的对抗，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情报的获得。象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前苏联的ＫＧＢ，连颠覆、策反、谋杀一类的事都有参与，显然跟图书馆这样的纯情报组织的功能有很大的区别。
竞争各方的Ｃ３Ｉ系统的对抗首先表现在制造和排除故障与干扰上面。
故障指Ｃ３Ｉ系统因为非对手的竞争性行为的因素而引起的失误。干扰特别指目的在于使对手的Ｃ３Ｉ系统不能正常发挥功能的一种竞争行为。例如，某银行的值班保安人员当班时打瞌睡或擅离职守，这个是银行的Ｃ３Ｉ系统发生了故障。假如这个人被犯罪分子灌醉了，或被犯罪分子的同伙在街头的打斗所吸引而离开岗位去劝解，这个情况是银行的Ｃ３Ｉ系统受到了干扰。有时，干扰也会来自第三者。中国男子足球队往往临门一脚欠功夫，据分析，心理压力太大是原因之一。而这些压力，来自国内过于热心的球迷的狂热期望，恐怕是主要的。运动员的心理素质锻炼，其中的主要内容，包括在对方的爱好者和自己的拥护者的狂热喧闹中保持水准，这是针对来自第三者的干扰。
故障与干扰的动机来源有意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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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外生故障与干扰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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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内生故障与干扰对手
第三者
自己内部
竞争中的信息采集、整理、加工、利用和再创造过程。
侦察指主动地去获得有关竞争、竞争环境和竞争对手的情报。在实际上，我们往往使用其它名词来表示日常生活当中的侦察行为。在商业竞争中，人们用"市场调查"，在行政工作中，用"调查研究"，在日常生活中，也许用到"打听"、"了解"之类。但是，"侦察"一词的优点是任何人一看而知是一种竞争活动，而且获得对手情报的内涵在人们的理解中通常已经是带有强调的意义。
获得信息之后，要把收集到的信息加以分类、归纳。
对于残缺不全的信息要进行修补复原。
在采集信息过程中，经常发生遗漏、错误的情况，需要信息部门进行纠错、修补和再搜集的工作。
对于互相矛盾的，或者是事关重大的信息要进行求证。
即毛泽东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筛选出能够构筑竞争模型的事实真相。
然后在所收集到的信息的基础上构筑自己的认识模型，包括竞争模型和谋略模型。这是领导者最重要的工作。在科学方法上叫做"建模"。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信息的再创造和再利用。
将能够影响对手、第三者、同盟者的信息加以加工改造，有控制地发布出去，影响这些人的竞争活动，造成对自己的有利条件。这部分往往包含在建模过程中。
我们在建立认识模型的时候，应该注意好像物理学上的"测不准"原理一样，我们也努可能获得充分足够的信息供我们决策。就像我们玩拚图游戏一样，先拿到当中的一块，全白！我们的大脑开始运转了：是一堵白墙？一匹白马？一只白羊？晾着的一幅白床单？……如果是白马的话，脑袋大概会在这个位置，尾巴大概会在这个位置，四蹄大概会在这个位置……其实我们并不需要知道全部信息，任何一个关键的信息我们能够掌握就可以了。因此我们根据第一块拚图提供的信息推理第二块拚图的位置和内容，然后到比方说马头的位置找马头，如果找到的还是全白，我们还是不能断定拚图的全貌，不过已经可以排除白马和白羊了。这时候我们继续根据新得到的信息推理，我们认为围墙的可能性比较大，然后我们就往上下两边寻找围墙的墙头和墙脚，知道我们能够找到反映事物本质的特征为止。这种能够反映事物本质的信息叫关键信息。坦克部队的动向，是德国军队战略的关键信息，所以朱可夫盯住德国的坦克部队不放。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获得信息是要付出代价的，发出或者传递信息也要付出代价，为了提高竞争的效率，我们应该选择高效率的方式来获得或者发送信息。
商业活动当中，品牌就是"坦克"。如果我们希望顾客买我们的产品，我们就要把关键的信息传递给顾客，我们有很多产品，每种产品有多种性能，我们不可能对每个顾客都解释清楚。可是如果我们能够让顾客知道，我们的品牌就代表优质，就代表高雅，那么想买这类产品的顾客就会在想买东西的找上门来。就算使顾客不想要我的品牌代表的产品类型，那么至少不浪费他的时间，也节省了我接待解释的功夫。
17.兵不厌诈。
《孙子兵法》为後人留下了千古传颂的名句:"兵以诈立"，"兵不厌诈"。诈者，诡诈也。孙武认为，在军事斗争中，必须而且应该用诡诈来使敌人犯错误，并且利用这种错误来战胜对手。传统的社会为了维护秩序，安定，团结，通常是排斥竞争的，即使容忍一定程度的竞争，也都尽量使之受到控制。而诡诈特别容易引导竞争的双方走上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以致于造成过分的，不必要的破坏。因此诡诈一般是被排斥的，被认为是不道德，不正当的东西，只有在军事斗争中才有生存的余地，因此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不屑一顾的东西。但是正是这种简单的否定态度，使得人们对诡诈本身不甚了了，而且还助长了盲目滥用的行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正视它，认识它，并且在竞争中恰如其分地应用它。
当人们指某些竞争行为"诡诈"时，一般包括以下三种意思:
----欺骗对手;
----利用对手受骗後所发生的失误来战胜对手;
----造成过分的破坏，或者非正义性。
但是，核心的意思只是前两条，第三条是因为诡诈在道德上被否定，因此人们总把一般的竞争道德往上套，认为它必然会造成道德上不可接受的後果所致，并非一切被斥之为"诡诈"的行为都包含这一层意思。通常人们指某种竞争行为为"诡诈"时，并不一定关心其结果，甚至其结果并不会造成过分破坏的竞争活动，也会被斥之为"诡诈"。素称"一代奸雄"的曹操，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用了两个例子来形容他的性格：一是曹操幼时，叔父管得太严，经常向他父亲报告曹操的调皮行为。为了对付叔父，一次，曹操假装昏倒，叔父赶快报告他父亲，但等曹父赶来时，曹操若无其事，从此曹父不再相信叔父的话，误以为叔父对曹操有偏见。另一个例子是曹操随陈宫出逃途中，因误会而屠杀朋友一家。之後对陈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这两个例子给人以诡诈印象的是曹操对叔父玩的诡计，而不是误杀友人全家。因为後一个例子给人的印象是凶残，无所不用其极。曹操在前一个例子中，并没有对叔父造成实质性的损害，本身是一种自卫性的行为，但是由于使用了欺骗的手段，并有效地利用了欺骗的效果来损害叔父在父亲心目中的信誉，故被人们认为是诡诈行为。诡诈不一定包含过分破坏和非正义在内。
因此诡诈的要素有二：欺骗对手，利用欺骗的後果战胜对手。人们常用陷阱，圈套来形容诡诈，因为它们包含了这两个要素。大凡陷阱，总要进行伪装，因为没有人会自己去找倒霉。但是仅仅是进行欺骗，并不用来竞争，只能是普通的恶作剧，例如西方愚人节里玩的各种把戏。
至此我们就可以认识什么是诡诈了。在竞争中有目的地，有系统地向竞争对手输出失真的，不完全的信息，以便使其产生错觉，进行错误决策，并因此而低效率地部署和使用自己的实力，陷入被动地位。而自己则对此加以利用，以便较为轻易地击败对手。这样的一种竞争活动就是诡诈。
如前所述，诡诈包含了欺骗，即向竞争对手有目的，有系统地输出不完全的，失真的信息，使对手产生错觉，得出错误判断，产生错误决策，采取错误行动，低效率地配置和使用实力，从而使这种状况易于被我方利用来攻击对手。欺骗有两种：一种是积极的，一种是消极的。积极的欺骗就是主动地设法让对手知道错误的信息，并信以为真。例如，曹操开始诈发癫，把这种信息主动地传达给他的叔叔，使他叔叔信以为真。消极的欺骗主要是指千方百计地隐匿对手希望知道的信息，使其根据不完全的信息产生错觉，只看到事情的一个侧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破译了德国最高层的密码，为了不让德国人知道此事，甚至在知道德国将空袭考文垂时，仍然不通知该城当局采取防范措施，以至该城在空袭中损失惨重。在太平洋，美国人用同样的方案，不让日本人知道自己的密码已经被美国人破译，在中途岛重创日本联合舰队的主力航空母舰战斗群，后来又在所罗门群岛上空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击毙。信息给人们以构思竞争模型的原料，错误的信息如果被接受了，构思出来的模型就会有如划蛇添足，包含了一些错误的部分，这样的模型不可能给使用它的人们计划出正确的应付谋略。同样，不完全的信息，尤其在关键的部分不完全，也会造成模型错误，最後也不能得出正确的谋略。所谓"兵不厌诈"，严厉的保密也是诡诈的一个方面。
在利用不完全的，失真的信息使竞争对手犯错误之後，接下来就是利用这种错误来挫败对手，赢得竞争。很简单的例子，运动员在足球，篮球，排球，拳击，击剑等项目的比赛中，经常利用假动作来欺骗对方，使对方对自己下一步的行动判断错误，因而举措失当，使自己有机可趁。有一位足球守门员曾说过，由两翼进攻然後突然传中的射门非常难对付。因为对方从两翼发动的攻势吸引了门前的主要防卫力量，也吸引了门卫的注意力，并把自己的位置站在比较偏向受到进攻的一侧。可是对方突然把球传到一个中路偷袭到球门附近的队员。这时，去阻截侧翼进攻的几个球员一时间回防不及，置于无用，而预防偷袭的一两个队员也来不及站在最恰当的位置，而对方偷袭队员很可能就利用这一刹那飞起一脚，或跃起头球破门。在这决定性的一瞬间，守门员很可能正在从侧翼回防的途中，还没有来得及摆好接球的架式，来不及判断球路，大门已经失守。从狩猎中借用的术语：陷阱，圈套都有类似的意思。例如，从陷阱中引申出来的陷害就很形象，猎人首先在捕猎对象的必经之路上挖好陷阱，又小心加以伪装，使野兽看不出来，如果至此为止，我们可以称之为消极的诡诈行为。但有的猎手还不满足，在上面放上野兽爱吃的食物，向它输出错误的信息。使得野兽在美食诱惑下忘记保持应有的警惕，从而误入陷阱，这就变成积极的诡诈行为了。如果光有欺骗，而没在竞争中对欺骗的後果进行有计划的利用，以利于挫败对手，赢得胜利，这也不能算诡诈。例如朋友之间的恶作剧，夫妻，亲人之间在生日期间给对方造成的惊喜，为避免过分刺激自己心爱的人而隐瞒某些不幸的消息，小孩子做错事後为逃避责罚而隐瞒真向的行为-这些 "欺骗"，都不发生在竞争场合，输出不完全，失真信息的人，并没有计划利用这种行为的结果去使对手在竞争中失利，因此，这些都不能算诡诈行为。
诡诈在竞争当中的作用是影响对手、第三者、同盟者的谋略和实力变化过程，以形成对自己有利的竞争形势。情报分自己的情报和对手及环境的情报两个方面。了解形势先自自己开始，从自己的指挥控制系统开始，然后伸展到自己的各个实力要素。人们往往忽视了解自己的重要性，因而古人说："人贵有自知之明。"
情报分为两类，一类是决策情报，是用来自己决策的，要求尽可能符合客观实际，不能带有任何感情色彩的歪曲；另一类是控制情报，是用来影响别人决策用的。控制情报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控制盟友用的；另一类是控制对手用的。这两类情报的目的是影响对象的行动，手段是创造竞争形势的形象，使盟友或对手认为形势如情报所言，因而应该采取某种行动，而这种行动正是情报输出者所期望的，有利于己方获胜的。
诡诈行为本身和其它竞争行为一样，不一定有违人们为竞争设立的道德标准，却常常特别被人们所一般否定，即使在道义上接受战争这样残酷的竞争行为的人，也不能容忍诡诈。其中一个原因是，人们关于诡诈的经验更为普遍，更经常。一个人可能平淡无奇地度过一生，没有受到战争，抢劫等暴力行为的损害，可是他很少有机会逃过社会竞争当中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诡诈行为的损害或挫败。而且，一切违背道德标准的竞争行为当中，诡诈行为都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这种现象，常常使在道德上难以判断竞争性质的人们轻易地找到一个标志：凡是采用诡诈手段的竞争都是不正当的。而且，人类社会的生活经验教导人们要崇尚实力，而诡诈却反对光明正大地以实力正面对抗实力，主张借机弄巧，使对手的实力无用武之机，或只能低效率地使用，因此常被弱者所喜用。人们在崇尚实力的风气下，自然崇尚强者，鄙视弱者，连带地，也鄙视弱者对抗强者的利器：诡诈。而肯定强者对付弱者的手段：以实力来进行光明正大的较量。
尽管人们一般地在道德上将诡诈判处死刑，但在很多类型的竞争中，却又分别开恩加以特赦。千古一句"兵不厌诈"，就把诡诈在武装斗争中的地位给肯定了。人类的所有竞争行为之中，最具有破坏性的莫过于暴力冲突，莫过于战争了。可是自古以来，人们在讨论某一次暴力冲突或战争的道德方面时，从来不将诡诈作为评价的标准。例如：抗美援朝的第一，二次战役，我志愿军大兵团隐蔽入朝，秘密展开，然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分兵冒进的伪美军以沉重打击。可称为"兵以诈立"的一次光辉范例。其中东线的第九兵团三个军的展开完全在敌机不断侦察之下进行。结果敌军毫无察觉。精锐凶悍的美陆战一师，曾在太平洋战争的瓜达卡纳尔岛战役中迭挫日军精锐师团，这次却在长津湖附近陷入重围，损兵折将达半数以上，丢弃了大部分重装备夺路而逃，只是靠了严寒和空中优势，才幸免全军覆没。对于九兵团的推进和展开，西方新闻界惊呼为"战争史上的奇迹。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骄傲地引用了这一段话。这表明，该书的作者和西方新闻界对在军事行动中诡诈行为持肯定态度。是不是只有在对敌斗争中，诡诈行为才能在道德上获得生存权呢？也不尽然，请看在商场中，很多诡诈行为被判有罪，被法令所禁止。例如，买假药，克扣斤量等。但有一些诡诈行为却被人们所接受，例如，用明星来进行广告宣传，本身就具备了诡诈行为的条件。一个人之所以成为明星，几乎与使用某个品牌的商品毫无关系，这是一般的常识，但广告却旨在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某位电影明星之所以艳光四射，是因为使用了某个牌子的化妆品；某个球星之所以成功破门，是得利于某种饮料或某种体育用品。而每一个人使用了这个牌子的商品，就有机会象明星们一样健美，成功。这种失真的信息旨在把顾客从其它商品的卖主那里争取过来，心甘情愿地把钱交给做广告的厂商，甚至交得比他在没接受广告信息前愿意付出的要多。这类广告是我们司空见惯的，不仅法律不加以禁止，而且那些明星也乐此不疲，为什么？因为很少人在道德上谴责这种行为，明知其中有诈，但并不在意，明星们不用担心参与此类活动会有损自己的公众形象和声誉。文革期间，女性的化妆，打扮被视为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表现，革命意志衰退的症兆，因此服装男性化，和男同志们一并被世人讥为"兰蚂蚁"，"灰蚂蚁"。改革开放以来，化妆，打扮不仅在女性世界里被视为理所当然，而且在男人的世界中，西装革履和各种化妆品也大举入侵。可是细想一下，人们为什么要化妆，打扮呢，不是为了使自己给人以超过自然美的人为美吗？其中的一些手段，给人以假的信息：例如高跟鞋，使女性显得比她实际的身高要高，涂脂抹粉，不仅掩盖了脸部的一些天然缺憾，而且使之有更加可人的颜色，质感。所有这些失真（如果我们把天然美视为真的话）的信息传送出去，为了什么呢？不就是为了赢得别人的欢心吗？从情敌那里争取意中人的爱情，从社会人海中赢得尊敬，赢得机会。在这个问题上真实反而会引致道德谴责，现代文明国家，无一不立法禁止在公众场合暴露身体的某些部分。其它国家即使没有明文规定，但社会公德也是谴责的。而这种情况决不是个别的，现代文明社会，普遍都尊重，保护个人的隐私权。一个人向社会隐瞒自己的私生活，自己的财产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而暴露，侵犯这种隐私权被认为是有违公德甚至是有违法律的。而一个人隐瞒自己的私生活和财产，除了在社会生活中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外，还可以达到进取性的目的。一个人在求职竞争时，如果能隐瞒自己从前的酒後开车记录，很可能可以获得一个较好的职位，假如暴露了这个隐私，可能根本就不会被录取，连较差的职位也轮不到。
因此，道德标准是由竞争的目的和代价决定的，而不是由手段决定的。如果竞争的目的不正确，则整个竞争行动都是在道义上应被谴责的，例如，哥伦比亚毒犯对政府扫毒行动的反抗，日本侵华战争等。如果目的可以被社会公德接受，而要求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以致这个目的的实现不足以弥补这样的代价，或者本可以减轻的代价而没有努力去减轻，这样的竞争也不可取。这方面的例子比较典型的有白起坑杀赵卒４０万，孟姜女哭长城，隋炀帝开大运河等。如果竞争的手段是配合错误的目的，或是使社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则这些手段也应受谴责，人类社会为了限制竞争的消极目的和过分的破坏，曾经以法律，公德，风俗，舆论等手段来使各种竞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控制，就连最残酷的竞争形式-战争，如今也不得不受制于国际公法。滥杀平民，战俘受到法律制裁和舆论谴责。其它形式的竞争，就更不必说了。体育是最典型的受控竞争。人们为每一项竞赛项目规定了明确，严格的比赛内容，踢足球的，除守门员外，任何队员不得用手触球；拳击运动员，不得用脚打击对手；摔跤运动员，不得出拳伤人。这明确的规定，都是使某项竞赛明确地服务于促进人体某方面才能和技能的开发，而把其它的才能和技能排除在外，但是，有的人因为没有希望在公平的竞争中战胜对手，就乞怜于各种不正当的手段，而这些手段几乎都包含了诡诈的因素。因为人们无法正面攻击社会对竞争的控制和管理，只好借助于虚假的信息，以便绕过或躲过这些控制和管理，这样，使用诡诈的手段是必不可免了。但是，我们细细分析每一项竞争都会发现：有两种诡诈，一种为社会所接受，因为它服从积极的竞争目的，没有对社会造成过度损害，没有破坏社会对竞争的控制和管理；另一种则为社会所不容，因为它服从于一种对于社会进步，公众利益有损的目的，对社会造成了过度的损害，或者使得社会对竞争的控制和管理受到破坏和削弱。因此，运动员可以用各种假动作来欺骗对手，可以使用心理战来破坏对手的斗志，以便帮助自己战胜对手，但却不可以服用违禁药物，因为违禁药物损害运动员的健康，违反了体育竞赛促进健康的积极目的，而假动作，心理战等等却可以锻炼运动员的反应，判断，灵活等等素质，有助于达到体育竞赛的积极目的。因此，对于竞争中的诡诈行为，不能一概而论，必须要做具体分析。同样道理，诡诈行为与信用之间也不是绝对排斥的，因为信用表明一个人接受社会公德对于竞争的控制和管理，排斥那种为竞争制造不必要的不确定性，使之不利于社会对竞争的控制和管理的诡诈行为。很容易明白，从控制的角度而言，变量的数量越少，变化越是有规律或者易于被预测到，不确定性就越小，控制就越容易实现，越有效。因此，社会鼓励信用，鼓励诚实无欺，也不反对一些"正当的""兵不厌诈"行为。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要经过那么几个阶段:
l知觉。即一个陌生事物刚刚被人们的感官发觉的时候，印象还很模糊。这时如果这个事物迅速消失，会给人以疑幻疑真的感觉，或者无法描述出对象的详细情况。这是感觉的初级阶段。
l注意。人对某个事物产生了兴趣，有针对性地，多方面地感觉它。这样人们就能对这个事物在比较静态下，在特定环境下的表面现象有较为细致的了解，并有较深刻的印象。这是感觉的高级阶段，即所谓的"下马看花"。由于人的注意力有限，必须集中在少数事物上。而集中在什么事物上，在儿童时期是没有规律，随心所欲的，所以我们说，孩子没定性。到了成年以後，就受到经验的支配，受理智的指挥了。
l经验。这是在实践中认识事物，进一步把认识扩展到事物的动态，事物的变化或者行为的模式，规律，人们把自己观察到的关于同一事物的加以综合，归纳，整理，最後得出关于某一具体事物的规律性的认识，这就是所谓的经验。经验的特殊意义在于，使人们对于一个具体事物的知觉和注意过程成为了主动的，有目的，有指挥的行为。他不再象婴儿一般对事物只是泛泛地感觉，或受对象的形体，色彩，动态，声光等支配，而是一开始就关注最有意义的信息，这就提高了感觉的效率。
l理性推论。这是普遍化，深刻化了的经验，是人们在无数关于具体事物的经验基础上，筛除一些只与具体的时间，地点，环境或事物特点有关的经验，而保留那些适用范围更广泛的经验，用逻辑的方法进行加工，整理，提炼成为理论。理论是人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周围世界的一种认识模型。它有助于人们从认识中把握那些仅凭一时感觉所不能达到的东西，并且进一步去预测事物的未来和变化，从而能够计划和安排自己的行动，使之配合未来的发展。凭着理论的认识帮助，人们可以依据零星的，不完全的感觉信息去构思一个完整的世界，这个世界过去，现在，将来的变化模式，从而掌握事物的进程。这个需要很多人，很长时间，很大范围去感觉的东西，甚至进入了感觉所从来未达到过的境界。因此，理性的思维成为认识的强有力的杠杆。
但是，在认识的四个阶段上都有可能失误，所以人们才不可能在事实上达到绝对真理性的认识，才形成了对同一事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众多思想观点。而诡诈行为在竞争中对这些失误的可能性加以利用，造成对手人为的认识错误，从而在竞争中陷其于不利形势。
在认识的第一、二阶段上，诡诈行为主要有两方面：隐匿或淡化真实的事物特征，强化并突出虚假的事物特征，以便随之而来的注意从真实的信息上引开，而接受虚假的信息。这两方面诡诈行为一是为对手的感官制造困难，超出其功能之外，使之不能胜任感知的任务。例如，乒乓球员使用正反两面不同胶贴的球拍在比赛中来回变换，使对手感到"变幻莫测"，无法判断；姑娘们用脂粉来掩盖脸上某些不尽如人意的天然之处，使心目中的如意郎君"不识庐山真面目"；许多已到不惑之年的男士，喜欢把一侧的头发横越头顶梳到另一侧，以掩盖当中渐秃的部分，而另一些高龄人士则喜欢使用乌发剂，使斑斑白发重新变得乌黑油亮。在军事上人们常用地形，地物，坑道来隐蔽自己，还有灯火管制，无线电静默，施发烟幕，利用夜暗，减弱战斗兵器发出的声波（如潜艇），光波（枪炮消焰器，钢盔上的布套），红外线，电磁幅射等（美国的Ｆ－１１７战斗机和Ｂ-２轰炸机就是利用这个原理）。另一方面的诡诈行为是使对手的感官发生错觉，以虚假的信息为真，而真实的信息为假。体育比赛中的假动作，战争中的声东击西，争辩中的虚张声势，喜庆中的铺张，渲染，政界人士的官腔，外交词令等等。
针对感觉的第三，第四阶段，诡诈行为的手段主要有:
制造一种虚假的经验。如"三十六计"中的"瞒天过海计"就用"常见则不疑"来为对手制造虚假的经验。在诺门罕事件中，苏军统帅朱可夫下令前线每天开动各种车辆制造噪音，但并不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日军开始很紧张，後来经过侦察，知道苏军是在虚张声势，就习以为常了。苏军利用日军的麻痹心理，公然开动坦克，汽车，调兵遣将，变更部署，从防御转入进攻。
诡诈行为如果要成功的话，总是抓住了以下要素：
⑴．利用对手情报系统信息输入的不完全性，干扰，杂波。
⑵．利用对手的心理弱点。
⑶．利用对手已有的判断错误。
⑷．使输出的假信息与背景信息具有连续性--似是而非。
⑸．加大对手情报系统信息滤波的负荷，增加发生故障，误判的频律。
⑹．利用某些物质运动形式对于信息载体的遮盖效应，以强噪声压制讯号。
⑺．实行信息屏蔽，直接阻止竞争对手获得信息。
⑻．"黑洞"效应，使信息载体有来无回，或者不能发出。
由于人们在竞争中如此频繁地使用诡诈行为来战胜对手，以致于每一个人在投入竞争之后，都会小心提防对手的诡诈行为。无论从使用诡诈行为的角度来看，还是从防止受到诡诈行为的伤害的角度来看，了解诡诈行为成功的要点对于提高谋略水平都是很有意义的。
诡诈行为的直接对手是对方的情报系统，间接对手是对方的指挥系统。我们来看看诡诈行为是从哪些方面来破坏对手的这两个系统的正常作用的。
先看对付情报系统方面:
１、使输出的假信息与背景信息具有较高的连续性，以达到似是而非的效果。
我们要看见并且辨别一个物体，通常我们的眼睛会看出这个物体与周围的一切（我们叫做背景）之间存在着某种界线。这种界线或者是由线条组成的，或者是由颜色组成的，或者是由光的强弱组成的。这种界线使我们看到了这个物体与别的一切的区别。假如我们是在一大张白纸上看出一颗黑点，在白色墙壁上看出停留的苍蝇，就会有这种感觉。由四周延伸过来的洁白的背景到这里中断了，出现了不协调。这种与背景的中断与不协调越是强烈，这颗黑点或苍蝇越是容易被我们发现。但是反过来又会怎么样呢？如果在白纸上不是黑点而是淡灰的点，如果墙上不是苍蝇而是跳蚤，是不是难以辨认一些呢？如果白纸上掉的是一些粉笔灰，而墙上的只是一粒微尘，我们也许会忽视了。在自然界的生存竞争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爬在树丛中的昆虫或者象一根干树枝，或者象一块树皮或者与树叶有着同样的颜色；鱼儿在背上的是河底的黑灰色，在腹下，则是河面天空的银白色，上上下下都给瞒过了。在人类社会的竞争当中，最典型的是军事上的伪装。在近代，西欧军人为了表现军人的威武，常喜欢穿颜色鲜艳的军装，尤其是红色。在当时近距离的方阵对杀或对射当中，这种军装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在英布战争中，实力弱小的布尔人面对强大得多英军，放弃了正规战的打法，改而采取游击战。由于当时的武器射程已经比较远，因此，身穿绿色军装的布尔战士，在南非草原，丛林的掩护下，时隐时现，飘乎不定。而身穿大红军装的英军士兵，在碧绿色的环境背景衬托下，成了布尔人的显眼的靶子，伤亡惨重。这次战争使得军装的颜色从体现威武精神一变而为着重隐蔽：冬装是白色，衬白雪的背景；沙漠作战穿黄军装，衬黄沙的背景；山地作战穿兰灰色军装，衬山岩的背景；夏装是绿色，衬草木的背景。现在进一步发展到了迷彩，让远处的敌人不能根据一大块不变的颜色看出自己，让对方看到似乎除了树叶，青草之外还似乎夹杂着一些树枝，泥土和阴影，真是似是而非了。因此这是诡诈成功的第一要着，要使向对手发送的假的信息与背景信息要尽量吻合，亦即尽可能"象真的一样"。如果我们听说某位朋友买了一辆小飞机，我们就会问："是吗。"产生怀疑。因为在我国社会现状下，一般人是不具备购买私人小飞机的条件的。我们听到的这个信息与周围的背景信息不连续，因此这个破绽就会被看出来。但如果一个美国人听说另一个熟悉的美国人买了一辆私人小飞机，他可能不会对这个熟人能不能买产生疑问，而是对牌子，性能等产生兴趣。
尽量象真的一样，这是制造和发出失真信息的基本要求。
２、利用对手情报系统信息输入的不完全性，干扰，杂波。
即使在完全没有对抗的情况下，任何情报系统也不可能完全探测或接收到自己想获得的一切信息。本来，自己内部的信息应该是比较易于掌握的，尤其在信息发送的双方都有建立联系的动机的情况下。但即使是这样，也不可能完全地接收到一切信息。在八十年代初，我们对外开放政策实行的时间还不长，当时就反映出我们外贸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信息传递和处理的速度不适应世界市场的变化。常常有这样的事例，外贸人员得到了信息，反映到企业主管，做出决策後，层层上报，申请外汇，批文等，等到这一切手续办妥，已经时过境迁，赚钱的买卖可能变得赔钱了。在类似的事例中，基层人员很急于向上报告，上级自然也有办好事情的动机，两头都不乏积极性，可是信息的不完全性是不可能克服的。以致于有的国际诈骗犯可以骗了一家公司又再去骗另一家公司。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每个居民都要领居民身份证，这样遗失的问题就不可避免，于是每个城市，每份地方报纸都登栽不少遗失声明，可是，如果有个歹徒利用拾到的身份证作案，试想，有几位有关的人员恰好读到过这个身份证的遗失声明呢。即使是专门记录的民警人员，也不可能凭人脑记忆如此庞大的信息量。除非依靠电脑检索，而电脑网络的不完全，电脑信息不可能让一切用得着的人员分享的实际情况，也在客观上方便了了利用身份证作案的歹徒。
除了信息输入的不完全之外，任何信息系统还要对付来自自身的和环境的干扰。最典型的来自自身干扰得例子，莫过于在诺曼底登陆前，曾经发生在纳粹德国情报系统中的自我干扰。一个是曾任纳粹谍报局长多年，而当时改任经济战机关首脑的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卷入了反纳粹的"黑色乐队"集团活动，成为盟军的情报来源之一，除了这种在政治军事外交，商务活动中常有的变节行为之外，那些忠于希特勒的情报系统，也制造了干扰。希特勒为了防止自己的情报系统失灵，特别制造了谍报局和党卫军保安处两个重复机构的矛盾。谍报局的一切情报都必须经过党卫军保安处的审核。由于希特勒本人在战事失利的情况下，总是一厢情愿地追求那些有利的情报，党卫军保安处的情报审核人员投其所好，总是把谍报局西线情报分析科对盟军的估计打一半折扣上报希特勒。分析科的科长罗恩纳对此很着急，于是就接受了下属英国组组长的建议，把估计加倍上报，以便使希特勒在经过党卫军保安处的折扣后，还能知道实情。为了支持这种加倍，他们不得不把盟军虚张声势的一些行动作为支持情报得依据。如果这种加倍和减半的行为成为惯例，那么来自两方面的干扰相互抵消后，希特勒仍能收到所需的信息。可是在诺曼底登陆前夕，党卫军保安处不知出于什么缘故，突然停止了减半的行动，于是来自自己情报部门的加倍干扰，就使希特勒收到错误的信息。这些信息使得希特勒误判诺曼底登陆为盟军的佯攻，在战事开始的头几天，严禁使用后备装甲兵团和向诺曼底方向派出大量援军，使盟军成功地巩固了滩头阵地。除了上述出于背叛和忠诚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热情所造成的干扰之外，敷衍了事造成的干扰的危险也不可低估。在谍报局控制下的一个间谍保罗·费德马克，代号"澳斯特罗"，鉴于情报收集工作的巨大危险性，干脆自己胡编情报搪塞上司，骗取活动经费。对于来自环境的无意的干扰，我们可以称之为背景杂波。之所以用背景杂波这个词，是因为现代突袭当中，超低空突防是利用环镜对对手的无意干扰的一个典型事例。雷达是利用发射出去的电波的反射回波来探测目标的，如果敌机飞得太低，波浪，山坡，建筑物等地物反射回来的杂波就会把敌机的回波给淹没了，使得雷达操作人员无法判别。现在的企业开始重视市场的调研工作了，可是在很多情况下，得回来的问卷信息不一定是确切的，很可能是被调查者心不在焉胡乱编造的，或者是由于对某事物有成见而任意夸大或缩小的。因此，统计上对于搜集到的资料，都必须经过处理，找出那些反映大多数情况的趋势，而把那些偏离的情况作为例外，归入"统计误差"中不予置理。这是统计技术上对背景杂波干扰的排除。但是并不是一切背景杂波干扰都能用统计方法加以排除的。统计方法的局限性有二：第一，它是一种定量分析的方法，对于一些需要定性分析的问题束手无策；第二，它的基本原理是大数定理，要求有一定的样本数量来保证结果的正确性，遇到无法抽样或者样本数很少的情况下，它的结论就不够正确了。而采集大量的样本需要花费大量资源，而且很多时候来不及，也没有条件。
由于有这种情况存在，任何情报系统都存在着被对手利用的机会。《孙子兵法》上说："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乱至矣，是所谓乱军引胜。"这里指出了情报系统内部干扰的后果是"乱军引胜"，因为诸侯加以利用，趁机发难。《孙子兵法》又提到了利用对手情报系统内部自我干扰的办法："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以及："反间者，因其间而用之。"具体例子，前面在提到认识的心理过程时已提到过，这里不重复。
利用环境背景杂波的例子，历史上曾有许多著名的故事。社会上，通常都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迷信观念，对于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而言，这就是一种背境杂波，利用得好，收效显著。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得农民起义，就巧妙地利用了人民的迷信。陈胜，吴广光在鱼腹中偷放了"大楚兴，陈胜王"的条幅，又在营地附近学狐狸叫，也是重复"大楚兴，陈胜王"-这一系列的诡诈行为，如果用来对付今天的人，可能不一定有效，但对付陈胜，吴广他们的戍卒兄弟却已经足够了。从此陈胜的绝对权威就在戍卒当中建立起来了，为起义做好了思想准备。这种动员群众的方式，以后多次被农民起义利用，可谓屡试不爽。从陈胜，吴广直到太平天国无一不是如此。《唐李问对》中李靖更是一句道破古代军事中迷信观象之所以盛行不衰的原因，他说："假之以四兽之陈，及天，地，风，云之号，又加商金，羽水，徽火，角木之配，此皆兵家自古诡道。存之，则余诡不复增矣；废之，则使贪使愚之术从何而施哉。"唐太宗思考良久，才叮瞩他："卿宜秘之，无泄于外。"与迷信类似的，有各种传闻。这在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发展不正常，或者被垄断的情况下，是很容易发生的。在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一件事情发生了，直接的目击者并不多，而且出于各种条件的局限，以及目击者本人的经验，动机等因素，又使得各人注意到的部分有差异。以后复述时，观察疏漏之处，就自然起图用想象和猜测来补充。一个观察者，或传播消息，经常有意无意地想使消息更耸人听闻，以此来吸引人们的注意。而注意是人们所追求的一种满足。散布惊人消息的效果，和身穿时装招摇过市，或者登上讲坛作报告所引起的满足感没什么太大差别。因此一件事，在传播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被人们所歪曲和夸大了。在最初传播者那里是表示猜测的东西，经过几次传播之后，人们已经把他当成事实来接受了。利用民间传播当中的这种现象，故意散布假消息，这就是造谣。在"四人帮"倒台前的一段时间，社会上流言纷纷，尽管"四人帮"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来追查谣言，但终于未能止住。这些传闻，或者谣言本身未必是事实，但对于当时动员群众起来反对"四人帮"，参加"四五"运动，发生的实际作用不可低估。也正由于这种社会现象盛行，才有助于当时的中央把握人民的情绪，做出了粉碎"四人帮"的决策。
３、用对手已有的判断使之犯错误:
既然收到的信息可能存在着失真和不完全，竞争对手对于接收到的情报就要加以分析取舍，做出判断。情报分析的基本方式是用已有的判断来估计一份新情报的真伪和价值。判断，则是运用理论，经验于情报分析的结果。通常情报分析人员和决策者倾向于接受与已有判断的连续性较好的情报。如果已有的判断错了，就有可能拒绝正确的情报，而接受错误的情报，或者根据不完全的情报做出错误的推论。在谋略斗争中，就要利用这种情况，使对手错上加错。
晋楚城濮之战中，晋文公就有计划地利用了楚王及其前线统帅成得臣的判断错误。晋楚都是强国，但晋的强大在当时还没有被人们所充分认识到。晋文公利用这点假象，多次示弱诱敌。一方面使楚王麻痹，不发援兵；另一方面，使楚军轻敌冒进９０里（三舍），以致受到沉重打击。《六韬》借姜太公之口说："夫攻强必养之使强，益之使张，太强必折，太张必缺。"对手强盛是有一定限度的，对手如果对于自己的强盛判断过高，在决策行动时就容易犯错误。正如列宁所说："真理往前进一步，就成了谬误。"引导对手走出这个错误的一步，进而陷其于不利，是诡诈的方法之一。
因此，要防止自己上对手的当，必须注意自己的判断的量和度的界限，必需设置一个切合实际的置信区间，警惕任何想诱骗自己离开这个区间的企图，并把这种企图与诡诈行为联系起来。
简单诡诈行为指那些只有一招欺诈的行为。比如说，设计"隐形"兵器的时候，只考虑对于雷达隐形而不考虑对于红外线、可见光等等侦察的隐形，当然比较容易被别人识破。如果环环相扣，一招掩护另一招，你不管怎样求证，都很难找出破绽，这种叫做复杂的诡诈行为，是高明的竞争者的竞争行为。但是，复杂之后，想要招招严密就不容易了。比如罪犯制作伪钞，按道理上说，钞票是人制作出来的，所有的防伪措施都可以模仿。比如说，我们辨别伪钞经常根据伪钞的纸张质地鉴别，从罪犯的角度来说，找到高质量的纸张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印刷质量，水印等等，都可以做出来，但是做得太像，最后就背离了犯罪的动机：获得非法所得。因此利益的驱使，使得犯罪分子牺牲伪钞的质量，一次次落入法网。
美国佬设计隐形飞机，科学家说没有问题，设计出来了，企业也说"Ｏ．Ｋ！"生产出来了，最后买单的时候，给了个１０亿美元的单价，相当于航空母舰差不多四分之一，这一下让美国空军傻眼了。
其实再复杂的诡诈行为都逃不过我们中国人的一句老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时间够不够、资源够不够和心态是否保持冷静和警惕而已。从战略决策的角度来看，要想不被人家用诡计蒙骗，心态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