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鬼传极神凯:书写信史的浩大工程

　　章百家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和中国外交史研究。从1995年至今的15年中，他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参加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记者:最近,《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的出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您怎样看待这一现象?

　　章百家:党史二卷记载的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29年的历史。这部书出版后引起的反响可以说超出了我们的预料。人们对这部书十分关注不外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这部书的出版恰逢其时,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党史是个热点,全党又正开展学习党史的活动;另一方面,这段历史无论对我们党还是对我们国家都十分重要,与我们今天的联系也十分密切。

　　党史二卷所反映的这段历史内容十分丰富。这个时期,党领导全国人民既取得了伟大成就,也历经了严重的曲折和挫折,最终又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一段历史,其波澜起伏本身就很吸引人,何况现在中年以上的人们或多或少都经历过那个时代,一些年轻人也希望了解他们的前辈所生活过的岁月。

　　其实,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书籍和专著已有很多。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一方面,一些新的可靠的成果宣传得还不够,人们了解不多;另一方面,随着信息化和互联网的出现,有关党史的资讯又是大量的,其中鱼目混珠,真伪难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需要一部能够尽可能全面准确地记述这段历史、集中反映党史研究新成果,而且具有权威性的著作。

　　记者:早期中共党史研究的状况是怎样的?

　　章百家:重视历史是中国的传统,中国共产党也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

　　党的早年,对自己历史的纪录与初步总结是与党的现实工作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系统地对党的历史进行梳理和总结是从延安时代开始的。毛泽东以身作则,带头进行研究。当时,最重要的目的是打破教条主义束缚,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通过这次学习和研究形成的第一个历史决议,使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记者：新中国成立后，党史研究有哪些进展？

　　章百家：新中国成立后,党史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1951年,胡乔木撰写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这本近70页的小册子可以说是第一本权威性的党史著作,对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作了脉胳清晰的叙述和比较完整的总结,既具有政治性也带有研究性。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潮泛滥,党的历史遭到林彪、江青等人的肆意篡改。从党史的全貌看,最严重的歪曲是把党内的不同意见和分歧通通说成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内容丰富的党史被阉割成“路线斗争史”,只剩下内部斗争;而共产党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社会进步奋斗的主流和本质被抹杀了。这在人们的思想中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鉴于这段沉痛的历史教训,“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叶剑英、陈云等一批老同志就提出,必须重视党史研究,要编写一部真实可信的党史公之于众。为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成立了专门的党史研究机构。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完成了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革”、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与历史地位作出了科学的总结和评价。这些结论也为党史研究的开展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由此,党史研究迅速起步,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期。

　　记者:您认为党史研究的突出特点是什么?

　　章百家:从上述过程中不难看出,党史研究同党的事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其起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党中央都起着主导作用,而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领导。通过党史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首先体现着党对自身历史的认识和经验的总结,同时又被用于指导党的思想理论和组织建设以及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这使得党史研究与一般历史研究相比,具有更强的政治性与现实性。可以说,这是党史研究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

　　记者:研究和编写党史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章百家:至于研究和编写党史的基本原则,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提出的,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为中心,研究中国的国情和特点,解决中国的问题;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还必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只有坚持这两方面原则,才能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做到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党史研究经过了怎样的发展?

　　章百家:改革开放之后,党史作为一个学科可以说真正建立起来了。在研究工作的起步阶段,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这就是当时思想解放的大潮。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许多问题就无法探讨,党史研究就不可能突破以往的禁区。还有一点,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社会科学的复苏和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没有学术精神的恢复,没有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研究工作就不可能深入。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中央的重视,党史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进展可以说是最快的。

　　记者：具体可划分几个阶段？

　　章百家：30多年来,党史研究的发展大致以十年为期,经过了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是起步阶段,大规模的史料征集活动的开展和研究范围的不断拓展是这个阶段的显著特点。20世纪90年代是党史研究逐步系统化的阶段,这时党史的完整框架基本形成,各专题领域的研究开始有序进行。从新世纪开始,党史研究进入深化阶段,其突出特点是各专题研究的不断深入、跨学科研究的开展和一批高质量党史著作的出现。在这一过程中,大批档案的披露和史料的系统收集整理为研究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研究的重点也逐步从民主革命时期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转移,并向改革开放新时期伸延。

　　从中央党史研究室在这三十年中编写的几部代表作中,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发展过程。最早的一本代表作是1982年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年表》。尽管其篇幅不大,但却是按照第二个历史决议精神编写的第一部编年体党史书,起到了拨乱反正、初步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的作用。第二部是《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是第一部完整叙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著作,堪称经典。胡乔木为此书的构思和写作提供了指导,胡绳为全书的主编。这部书不仅脉络清晰,史料的运用精当,而且对重要历史问题的评价和结论均经过反复推敲、深思熟虑。这就使全书充满思想性,其中绝大部分结论对现今的党史研究仍具有启发性和指导作用。第三部是2001年出版的经过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这部著作详细记载了党的民主革命时期历史,可谓集民主革命时期党史研究的大成。最后一部就是今年推出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记者:这30多年来,对党史的新认识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章百家:历史是复杂的,对历史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我认为,近30多年来对党史的新认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历史的记述。

　　稍微注意一下就会发现,现在的党史书中对许多事件的记述都与以前有所不同,主要是对历史过程的记述要准确得多、客观得多,内容要丰富得多。何以如此?主要原因是通过大量新史料的发现、档案的公开和研究工作的开展,一些重要史实和重大事件被厘清,党史上的不少疑点和悬案被解开,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也完整地披露出来。例如,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中共与共产国际和苏共的关系,其详情过去几乎不为人所知,而随着俄罗斯公布了大量档案,现在已可以进行细致的研究了。以史料为基础,就可以对原来的说法进行有理有据的考订、补充和修正。

　　记者：另一方面呢？

　　章百家：其次是对历史的解释和评价。随着研究的深入,最大的变化是不再从一些概念化的结论出发,而是从客观历史出发,解释和评价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复杂作用。例如,重庆谈判,过去只强调毛泽东到重庆是为了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而现在则全面反映当时的复杂情况,如实说明党中央当时曾作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即将到来的判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主要目的是力争战后的和平民主。在人物评价方面,对党的一些领导人在历史上所犯的过错不再简单加以斥责,而注重分析当时的客观环境,从他们失误的地方吸取历史教训;对他们曾有的功绩,也如实承认和肯定。例如,党史一卷对陈独秀在建党方面做出的功绩予以充分肯定;对他在大革命后期所犯的错误也作了具体的分析,对其错误的定性也由“右倾投降主义”改为“右倾机会主义”。这就不仅跳出了以往一切都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框框,也跳出那种非对即错,或对者全对、错者全错的简单思维模式。

　　记者:新出版的党史二卷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章百家:党史二卷与其他反映同时期党史的著作相比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权威,二是全面。这部书的写作是在中央指导下进行的,可以说反映了党对自身历史的总体认识和经验总结;同时,这部书也集中反映了党史学界的主流观点;修改定稿的最后阶段还请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帮忙把关,吸收了他们的意见。所以,这部书不同于一般仅由史家独立完成的著作。

　　就新中国成立后党史的大线索而言,这部书与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脉相承,基本结论也大体保持一致。但视野更宽阔、内容更丰富、对历史的总体把握更全面、更准确。事实上,这部书最初的编写就是在胡绳的主持下进行的,当初的设想就是要把《七十年》中有关新中国成立后的这段历史展开来写。这个设想在党史研究室后来几任室委班子的领导下,经过全体写作人员的共同努力,终于实现了。

　　记者:在党史二卷中,对1949年到1978年这段党史的新认识是如何体现的?

　　章百家:党史二卷在许多方面都反映了对这段历史的新认识。例如,在全国执政后,党要处理大量的外交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在以往的党史书中,由于这些方面的研究还不深入,叙述只能是粗线条的。而在这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乎对所有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都做了相当详细的记述,不仅有政治方面的,也有经济方面、外交方面、军事方面和文化方面的等等。这些记述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注重写清重大决策的过程以及在决策中出现的不同意见;二是注重各重要方面的相互影响,如国际环境对国内政策的影响等等。无论从总结党的执政经验,还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记者:编撰党史二卷的最大难点是什么?

　　章百家:一部信史不仅要全面反映成就还必须正视失误。一般地说,新中国成立后,前七年的发展比较顺利,此后十年则比较曲折,“文革”十年出现了全局性错误,最后是摆脱困境、酝酿改革开放的两年。要正确把握这段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经历了曲折和挫折的历史十分不易。如何把握和写清这段历史的主流和支流可以说是全书最大的难点,也是写作过程中最费琢磨和笔墨的地方。这里有一点要说明,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决策和一些失误与错误在历史过程中常常不是孤立发生的;也不是一些人一贯正确,另一些人就犯了许多错误。比如在指导经济建设方面,类似的例子就很多。在把握这方面问题上,党史二卷做的是比较成功的。

　　记者：具体是如何把握的？

　　章百家：通过对这段的历史全面梳理,党史二卷以充分的史实说明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对于党在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出现的失误以及“文革”期间所犯的错误也没有回避,而是据实分析其发生的原因,认真总结其中的教训,并说明我们党始终有能力纠正自己的错误。

　　以宏观的历史眼光来看,这段历史中有两个最主要的内容:一是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之后,怎样带领全国人民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二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开展现代化建设。尽管在后一过程中,我们经历了艰辛曲折,付出了不少代价。但正是由于有了那段实践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我们才能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别开生面,走上了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一段历史是会完结的,但对一段历史的认识却会不断深化。党史的研究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党史二卷中的表述，是我们今天对这些历史的认知与评价。我们随同社会前进，当回过头来再观察这段历史的时候，还会有新的发现、新的认识，还会受到新的启迪。（本报记者 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