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鬼传极武器熟练度:中国年画发展过程

中国年画的发展过程
年画在我国民间美术中是最普及的品种，历史悠久，风格独特，其流行地区遍及全国各地，它的出现与发展与年节密切相关，故探索年画的起源不能离开中国年节的发展历史。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年的起始是和农业收获密切相关的。最早出现的殷周青铜器上年字  ，是一个人背着一颗谷穗的象形，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对年的解释是“谷熟也”。虽然对岁首的确定在上古时期曾有多次变化，但都在一年之始庆贺一番，从而出现了过年的风俗活动。为了保护家宅平安，还在门户上图画门神以禳灾邪。
最早的门神是神荼、郁垒，见于古籍《山海经》的记载：“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共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关，万鬼所出入也。上有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百鬼，恶害之鬼，执以苇索，而以食虎，于是黄帝作礼，以时驱之，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
魏晋南北朝的三百多年中，经历了长期分裂和战乱，人们陷于苦难之中，但在北方各民族不断融合和江南地区的开发中，文化艺术仍在曲折中不断发展。佛教自汉代时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促进了佛教艺术的繁荣，佛教中的金刚力士吸收了现实生活中将军和武士的形象，威武雄壮、体形高大、怒目暴突。可能此时新年的门神形象也受此影响，神荼、郁垒逐渐由怪神转化成将军型的武门神形象。近代洛阳曾出土一座北魏时期的石祠堂，“宁懋石室”，石室作仿木结构，最值得注意的是门两侧刻有顶盔贯甲武士形象，环眼虬须，身躯粗壮，形象上富有夸张成分，全身披挂及饱满的构图都开始具有后代门神画的特点。这种类型的门神一直影响到后世的年画中。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年节风俗的演进，在唐代新年风俗中有出现了另一个避邪的神人，即钟馗。
年画艺术和其他文艺一样，其发展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及思想观念的影响和制约。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魏晋时期之年节美术装点及形象内容应尚处于简单阶段，唐代中期以后，特别是到了宋朝，城市手工业和商业有了长足发展，市民数量也不断扩大，城市的面貌发生变化，市民生活日益丰富多彩，年节的风俗也更多地注入欢乐吉祥的因素。在宫廷文化和士大夫文化之外，世俗文化以迅猛的势头兴起，自然对年画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和据大的推动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已经出现了雕版印刷的画张，这必然大大有利于年画的普及，但当时还没有套色技术，只能印出墨线，可能印于彩色纸上，或用人工填染色彩，这咱雕版的图画见于12世纪初在内蒙黑水城西夏遗址中发现的两幅金代版画—《四美人图》和《义勇武安王像》，从中可以看到年节艺术已突破了驱邪的符箓性质而带有纳福内容，具有年画的特点，人们美好的愿望在年画中开始被显示出来。这两幅画分别标有“平阳姬家雕印”和“平阳府徐家印”字样，平阳即今天的山西临汾一带，1127年金兵攻破开封后，曾将大批雕版工匠迁往平阳，促进了该地区的雕版印刷，从而成为北方雕版中心，延续至元明时期仍保持着一定规模，著名的《赵城藏》就是在这里雕印的，明清时山西临汾地区是北方年画重要产地之一。因此，平阳的雕版印刷对北方刻书及版画了的发展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民间年画在明清时期获得飞跃的发展，呈现出一派空前繁荣的景象，无论从生产规模或艺术水平上都有飞跃的提高。
1368年朱元璋在农民起义风暴中推翻了蒙古贵族统治的元朝，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明王朝。明代封建城市工商业发展迅速，不少新兴城市纷纷涌现。明代中期以后，在一些地区产生了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商业流通加速，出现了具有相当规模的手工业作坊。作为雕版印刷的刻书业也取得令人嘱目的成就，南京、杭州、苏州、吴兴、建阳和北京成为重要雕版印书中心。版画应用范围之广和技巧之熟练大大超过往代，市民阶层逐渐壮大，促使思想文化领域的活跃，印书的品种也更为多样，形形色色的通俗文艺满足着其文化需要。附有精美版画插图的小说戏曲印本刻印质量日益精美，其中如建阳之朴实无华，幑州之细致精丽，金陵之古朴，北京之典雅明快都各具特色，其成就和技巧可能为年画生产所借鉴。明代后期彩色套色印刷取得重大突破，也给年画的印制提供了更为方便的技术条件。供年节装饰的吉祥绘画异彩纷呈地展现的艺术园地上，为传统艺术增添了光彩。
年画迅速发展的标志之一是众多年画产地的纷纷涌现。远在宋金时代开封、临安及平阳等地就有门神、钟馗及吉祥题材的节令画雕版印卖，从明代开始，在全国各地涌现了更多的年画中心产地，至清代前期随着社会的稳定和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从康熙到乾隆的一百多年间出现了封建晚期的盛世，农村经济比经前有着明显的恢复和发展，可耕地面积逐渐扩大，水利方面也取得重大进步，农民的负担相对减轻，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农村对文化相应有了更多的需求，这给年画销售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在这一形势下年画业展示出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