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计量与质量宣传: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0年)[三]-中国共产党新闻--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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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0年） (8) 张宇 邱海平等 2011年01月26日15:43 中国政治经济学年度发展报告（2010年） (8)--中国共产党新闻 
八、关于危机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2008年世界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以及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论、消费不足论及生产过剩论、虚拟资本理论等经济学理论，[196]对这场危机进行了多方面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体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独特价值和强大生命力。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2010年在危机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主要取得了如下进展。
（一）对经济危机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1.用马克思的经典理论研究危机
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散落于马克思著作的部分章节，主要有利润率下降论、消费不足论及生产过剩论，等等。既往的研究主要梳理这些理论，从理论、逻辑、实证角度分析理论的正确性。[196] 本年度的研究则更加注重理论与危机现实的结合，剖析危机现象；更加注重挖掘分析的深度，通过尝试各种缘由的解释，分析危机产生根源，尝试使理论与危机现实统一协调，同时也兼有对西方解释的彻底批判。
卫兴华和侯为民认为，本次经济危机本质上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伴生品；该落实科学发展观，应对危机可能带来的危害。[197]李其庆通过对马克思生产过剩及生产过程理论的回顾，认为本次危机是隐蔽的生产过剩，并认为这次危机是物质产品和虚拟产品的过剩，而后者又造成了新的虚假需求，加重了生产过剩危机；在其中，信用的回流掩盖了实际的生产过剩。[198]孙立冰认为，利润率下降规律支配了资本主义发展规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起源于自身的矛盾。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和实现条件的矛盾、生产扩大和价值增殖的矛盾，资本过剩与人口过剩的矛盾等等、背后逻辑都是利润率下降。[199]而杜梅尼尔则认为，这次危机并非源于利润率下降，本次危机中利润率甚至有所恢复。[200]
一些文献开始把原因展开，从更多的角度看危机。高帆认为，社会层面的总资本运动中不同积累由于难以同时实现价值和物质补偿，导致社会再生产难以为继，这种“产业失衡”也内含着市场自发出清机制失灵的潜在风险。[201]里卡尔多?贝罗菲奥雷，约瑟夫?哈利维分析金融公司与评级机构相互勾结，通过一时的流动性扩张掩盖金融掠夺及金融衍生工具无限复制带来的风险，并初步判定明斯基时刻已经到来。[202]大卫?莱布曼考察利润率及工人工资份额变动情况，揭示所带来的社会及结构性问题，[203]应加强对劳工的保护；[204]或是涉及金融体系业务及脆弱，联系社会结构，[205]等等。其根本内涵仍是诸如利润率下降的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这样就有了更宽广的视野。
从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出发来解释危机
从虚拟经济角度分析危机，主要是从虚拟经济的概念、性质、特点等方面，论证虚拟经济的膨胀性及影响，如导致债务危机、流动性危机和信用危机。[206][208]2010年的文献更注重虚拟经济与金融危机的联系，即追索虚拟经济产生与膨胀的链条，考察发生影响的机制；注重分析虚拟经济理论在本次金融危机的应用；注重金融危机的现实影响。洪银兴认为，最能概括市场经济现代特征的是信用经济，通过单纯流通手段的创造，或在收入资本化形式上，或以金融衍生工具形式，在信用经济中产生出虚拟资本；并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金融创新的动机、生产和消费需求的关系，以及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等方面，说明这次危机的实质还是实体经济危机。[209]李慎明认为，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生产无限扩张与社会有限需求之间的矛盾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在加剧；从目前世界经济的有关数字推断复苏的脆弱以及再次爆发危机的可能，进一步指出，美国为应对危机可能对我国施展“巧实力”及我国的应对策略。[210]朱炳元认为，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金融衍生品的恶性泛滥，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主要机制；在金融过度泛滥的情况下，利率等信用杠杆的变动会在证券市场、银行、金融机构、金融投资者任何一个环节上出现连锁反应，从而触发金融危机。[211]
货币理论的视角
随着垄断及两级分化加重，基本矛盾有不断加深的趋势。在这种矛盾下，内生于商品经济的货币危机不可避免，表现为资金链条的断裂。[212]金融危机的实质是货币危机，对货币的追求是金融危机最本质的特征。之前较有代表的观点是，资本作为货币资本，不仅执行货币的职能，同时还执行资本的职能；资本的变动引起利率变化及信用关系，这种变动的影响被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所放大，该体系的最根本属性在于无约束的纯信用本位货币特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正是这种信用货币本位下的储备国道德风险作用的集中表现。[213]
2010年，从货币理论入手的文献进一步考察了货币扩张引起危机的机理，并联系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或与世界货币体系演变，通过描述现实，对本次危机进行了阐释。如李楠迪和任新立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的注释入手，解释了马克思所阐释的“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即缘由于实体经济内在失衡的虚拟资本市场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214]曾康霖、王赟也讨论了所谓“独立的货币危机”，通过讨论国民收入恒等式，认为赤字、钱和泡沫并存，经济体就必定发生危机。[215]李凤云认为，本次金融危机首先是源于世界金本位的缺失。[216]让玛?瓦苏德万认为，信用货币的货币特征决定了其必须遵循货币流通规律, 危机期间,信用的货币本质将以耗尽信用的方式显现；浮动美元本位制赋予美元巨大的国际特权，利用外国资本，却输出金融脆弱性[217]。
其他理论
2010年有些文献用一些新的，源于马克思的理论讨论金融危机，如基于马克思增长理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会导致经济周期和危机，提高劳动者收入是政府反周期和反危机的宏观政策措施。[218]另外还有马克思的自然力理论[219]、不确定性理论[220]、物质利益理论[221]等等。
（二）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危机理论的比较
乔磊等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背景、研究方法、研究结论及解决危机的对策等方面都有差异。[222]陈韶华和郭广迪等研究发现，由于马克思当年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动态分析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并对同样以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西方对马克思经济学越来越重视，评价越来越客观。[223]刘润认为，马克思关于危机根源的阐述仍然是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基础；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只能作为刺激有效需求和缓解经济危机的权益之计，应该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解决中国需求不足问题。[224]
需要指出的是，许多西方经济学者，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都认为，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基本上放任自流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加剧世界发展的不平衡。[225]至于为什么新自由主义能引起危机，有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鼓吹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等。[226]新自由主义中肆无忌惮的过度消费，源于监管失效[227]等原因[228]，因此新自由主义是所谓过度消费、监管失效论的逻辑起点，也是一系列相关联现象产生的思想根由。因此，诸多文献认为，这次危机不仅是新自由主义的危机，更凸显了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229]不仅仅是金融、经济领域的危机，而且是资本主义的严重的思想体系、发展方式的危机，[230]也是美国霸权的危机。[231]
马克思曾经对资产阶级学者关于经济危机根源的各种理论做过深入研究和批判。[232] 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国内学者进一步提出了关于危机原因的不同观点。赵峰认为，“新自由主义”体制下资本主义增长的逻辑不仅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反而会导致这种矛盾在更广的范围和更深层次上的积累,使得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失衡,并最终导致更严重的经济危机。[233] 王志伟认为，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性之间的矛盾，广大群众消费力不足和生产无限供给之间的矛盾是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而经济自由主义、监管不力、迷信金融创新、错误的货币政策等等是特定原因。本次危机具有一定独立性，但不能无视其与实体经济危机的联系。[234]弗朗索瓦·沙奈等也有类似的论述。[235]
（三）关于“后危机时代”
1.关于“后危机时代”的概念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发表的一些文献使用了“后危机时代”这一概念，但对这个概念的含义及其判断标准等却缺乏应有的解释。有学者仅仅将这一概念解释为“整个危机时代处于较靠后的时期”。[236]
既然称为“后危机时代”，必然应包含与“危机时代”不同的特点。如果从2008年危机伊始至2009年底算做“危机时代”的话，那么将之后的一个时期称为“后危机时代”似乎并不为过，因为毕竟世界经济形势已不再进一步恶化。
有学者从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两种不同的角度来谈论“后危机时代”问题。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资本主义信用体系和金融管理体制将会发生变革；资本主义国家积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将进行调整；资本主义国家将围绕国际话语权展开更加激烈的争夺。从中国经济受到危机的冲击和影响来看，在我国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转变之前，尤其是全球经济还没有真正走出危机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然面临着危机的影响。因此，应该说我们现在仍然处于危机的后期，而不是“后危机时代”。[237]
关于危机的前景问题
关于危机的走势和前景，2009年就有一些学者总结危机大致会沿着L型、V型、W型或U型发展。[238]对现在危机到底处于何种阶段，一般则认为已经处于V型的右半边恢复期，[239]当然还有很多学者呼吁要提防W型的出现。[240]这种判断，多是基于一些表征经济回暖的指标，但到底会走V型还是W型呢？对这个问题，学界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判断，有文献提及“拐点已经到来”，但仍有很大的迷茫。[241]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也做出了“极为复杂”的研判。[242]
关于危机的长期发展趋势，国内外学者大致提出了两种观点：一是左翼或共产党的派别，提出“推翻资本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世界”的口号。[243]二是一些国内学者或资本主义国家的左派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堪忧，是不可为继的，世界资本主义将进入动荡多变的新时期。[244]关于发达国家的反危机措施，多数学者认为，现今各国采取大量政府干预手段的效果是可以肯定的，[246]危机终会过去。
（四）经济危机的影响
吴易风教授对金融和经济危机在经济思潮方面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研究讨论。[247]他认为，西方国家正在反思现存的经济制度、理论和政策，并对未来有粗略的构，即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对“新资本主义”的构想；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对新国家干预主义的构想；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与政策体系的反思和对“市场与政府平衡”的市场经济体制与政策体系的构想；对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反思和对未来全球经济新秩序的构想；以及对西方经济学的质疑和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再认识；等等。他进而通过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特征，认为坚持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避免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要避免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论调威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
联系地看，希腊等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是世界经济危机作用下的后果之一。刘惠萍描述了一些文献将本次债务危机归因于欧元区多种货币并存、多种发展目标及经济政策等体制设计上，在经济危机下仅仅依靠财政计划刺激复苏，不均衡的发展态势不可维持，导致了债务危机的爆发，事后为维护形象等政治诉求扩散了危机的势头。[248]李稻葵、张双长认为，欧洲债务危机并不严重，仅仅是信心的危机、暂时的危机及影响可控的危机；接下来的时间欧美等国会联手救助，发生危机的国家可能被迫进行财政重组，之后经济便可迎来复苏。[249]王天龙也认为，欧洲将迎来V型复苏，这些国家将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保持财政可持续则是关键。[250]
我国学者对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有学者认为，面对危机的冲击，错误的发展经济政策不仅可能导致经济体原有的优势丧失殆尽，而且可能会产生不易消除的后果。同时，正确的抉择也有可能弥补先天的不足。[251]危机对我国也是一个重要的调整经济结构的机遇。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是一枝独秀，[252]但也需要靠拉动内需，[253] [254]增强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255]，并改变发展方式；[256]完善金融市场,[257]注意控制资本，加强约束；[258]面对国际社会汇率改革的要求，保持原则及灵活性，[259]用智慧解决外部不均衡；[260]要有可持续发展[261][]及以人为本的思想。[262]同时，保持中国模式的活力，通过一系列巧妙设计的制度安排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甚至无危机增长。[263][264]
（五）简要的评论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即发展规律。[265]对危机的研究和分析是为了更好地考察当代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活跃、争论最激烈的理论之一。2010年我国学者关于危机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但也存在不足。例如，对于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还缺乏统一的理解，从而对于马克思关于危机的不同理论解释有着不同的运用。如何进一步研究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并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仍然是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方面的一项重要任务；另一方面，从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和周期性来看，如何在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创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周期与波动理论，更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理论任务。
九、关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问题
20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传播，资本积累越来越超出自然界所能承受的限度，生态环境与生产方式的冲突日趋尖锐。生态环境问题因此纳入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视野而形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在理论上想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环境问题，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试图构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
（一）国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
我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始于1980年以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许涤新为代表的中国生态经济学家们。许涤新在总结马克思的生态经济学内容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初步创立了以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为核心的生态经济学理论体系，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并出版专著《生态经济学探索》、《生态经济学》。
90年代以后，绝大多数生态经济著作开始使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来研究环境问题，揭示了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回答了人应当以什么样的方式介入生态系统。但是，生态经济学无法回答人应该怎样采用正确的方式介入生态系统，其忽视了考察经济关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制约作用，没有揭示决定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力量，因而无法提出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
刘明远认识到了我国生态经济学走入的理论困境，强调了应把人介入生态系统的方式、方法、尺度作为研究对象，以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关系的分析为方法论基础，提出了创立生态政治经济学的主张，[266]为我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明确了研究对象。刘思华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建立了中国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框架，重新解释、发现并发展了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及生态经济理论。
我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仅仅明确了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在一些具体理论方面的创新还显得比较薄弱，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与解释也还很不够。
（二）对国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
近几年，国内生态学马克思理论研究相对集中在对国外生态学马克思理论与相关学者的著述的介绍与评论上，2009年国内学者的关注内容有，对生态学马克思整体理论、批判主题、理论性质与定位的评介；具体理论有，危机理论、高兹的消费社会理论、社会改造理论。2010年更多理论研究地为就某个具体的学者的观点进行评介，更为关注国外生态学马克思的理论动态，如陈学明发表了系列文章，介绍了福斯特关于马克思生态世界观的阐述 ；[267]何萍介绍了2006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态马克思理论的发展 ；[268]韩欲立总结了21世纪初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两大阵营--福斯特阵营与奥康纳阵营之间的论战；[269]郑忆石从生态学马克思的学者的相关论述出发，评价了生态学马克思的整体科学技术观 ；[270]赵卯生和杨晓芳通过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提出者阿格尔所构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结，展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使命为“探索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社会主义变革道路”。[271]
国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国外理论的评介更多地在于其哲学基础。由于国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未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因此国内对国外的介绍从内容上来说也比较分散，未形成系统的认识。
（三）关于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的研究
由于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失败，全球气候变化的应对越来越成为全世界争论的热点，气候变化、低碳经济成为各界学者讨论的热点问题。特别是，有的期刊还开设专题来讨论低碳经济问题，如《学术月刊》2010年7月刊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讨论低碳经济，《学术与探索》2010年第2期就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开始了专题讨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邀请不同学科专家从伦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对中国低碳发展道路做出探讨。
气候变化问题为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资本主义气候问题的产生及对策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也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很好的现实材料。系统地关于气候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气候变化的根源，这就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采取的对策的分析；发达国家对全球气候应对机制的态度；全球社会形成的减排机制的相关问题的分析，碳交易市场的认识，低碳经济的认识与建立。以下的介绍也将从这几个方面来依次展开。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明确地指出，气候变化的原因是由于工业革命以来化石燃料的使用而带来温室气体的排放增加。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于资本家对利润的渴求，资本过度积累与不断扩大再生产下对能源不断增长的消耗。我国对这一问题还无系统的专门论述，在文章中提及时往往只从不断增长的能源消耗这一现象说明，而不再深层次挖掘为什么能源消耗会不断增长。谭扬芳在总结了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中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谴责时，提到了谴责的一方面认为从制度根源上，资本主义制度是气候变暖的根源。[272]
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决定了它的解决需要全球社会的共同磋商，制定全球性的减排方案。2009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正是想要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的协议，但以失败告终。这次会议掀起了为全世界分配碳排放配额机制的浪潮，如樊纲提出以“人均历史累积消费排放量”计算各国的减排责任，[273]杨通进认为以罗尔斯的正义论为基础的全球正义原则应当是最为理想的分配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伦理原则 ，[274]潘家华和陈迎设计了基于“人文发展基本碳排放需求”的谈预算方案，[275]黄卫平和宋晓恒也就全球合作框架的设计提出了一些建议。[276]
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在气候问题中的态度，陈学明介绍了福斯特关于布什政府对《京都议定书》的态度的分析，说明《京都议定书》在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是无法实施的；想要阻止气候变化，只有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277]
关于碳交易，杨志介绍了碳交易的发展状况并呼吁中国建立自己的碳交易市场；于同申也有类似观点。[278]国内现在的研究还缺少对碳交易的进一步分析。我们认为，应该先明确碳交易市场建立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并对碳交易市场的发展状况有清晰的认识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运行状况，进而认识碳交易的本质。在认识气候变化问题的根源的基础上，分析这种市场手段在气候变化问题中的作用，以及对劳资关系、全球利益分配关系的影响。
低碳经济是由发达国家提出的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模式，最早见诸于英国政府2003年发布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其含义主要是指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经济模式，强调采用技术手段来降低碳排放。低碳经济就技术层面上属于经济的较高级发展阶段，我国还难以达到与发达国家相同的技术水平而且现阶段主要经济任务为发展经济。在低碳经济概念提出之后，发达国家打着这一概念的旗号，凭借其低碳技术优势制定国际碳排放标准，针对高耗能产品进口征收碳关税。不难看出其用心在于遏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我国的低碳经济研究数量最多的是怎样在中国建设低碳经济，总结之有以下途径：加快城市化进程，提高能源效率，调整能源结构，推进低碳技术进步，转变产业结构等。[279]我们应明确既然低碳经济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模式，那么首先须认识清楚气候变化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样，想要实现低碳经济光从技术上改革是不够的，根本上应从生产方式上改变，因此不仅需要技术的革新，更需要生产方式、制度上的社会变革。关于这点金乐琴和刘瑞在2009年已有比较基本认识。[280] 而2010年洪大用从社会学角度认为只有建立低碳社会才能实现低碳经济，并指出了中国建设低碳社会的困境与优势。[281]另外，如上所述，低碳经济这一概念是发达国家提出，我们还需要对此概念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来了解发达国家的真实意图。
2010年关于低碳经济的认识的创新还有：程恩富和王朝科构建了低碳经济的基本模型，[282]马艳和李真考察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活动中存在的“碳”不平等交换。[283]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处于起步阶段。对国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介绍较零散，未形成系统认识。涉及到气候变化这个现实问题，未能运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这一问题的根源做出认识，进而对发达国家用以回避改变根本生产方式而提出的减缓矛盾的手段--碳交易与低碳经济缺乏本质上的认识与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运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气候问题的根源进行分析刻不容缓，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对碳交易、低碳经济有比较本质的把握，从而才能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正确理论指导。
十、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介绍与研究
苏联和东欧国家解体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受到西方学者的冷落；但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历史终结”的思想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置疑，西方世界再一次恢复了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兴趣。马克思的《资本论》一度成为西方的畅销书，西方左派学术团体和学者积极组织讨论会和演讲，左派杂志也发表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文章。了解和科学评介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的研究，有助于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
近一年来，我国学术界一方面翻译了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著作和文章，另一方面对它们的理论成果进行了研究，主要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
对MEGA-2中《资本论》及其手稿卷的关注
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在20世纪90年代初接手MEGA-2之后，其第二部分即《资本论》及其手稿卷编辑进展较快。近期，我国学术界主要关注日本和德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韩立新介绍了日本学者编辑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情况。以大村泉为代表的“仙台小组”在编辑《资本论》第2卷时，发现马克思的原始手稿与恩格斯编辑的版本之间存在差异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284]田庆立和张利军翻译了大村泉的《<资本论>第2卷历史考证版的意义--恩格斯的编辑稿和MEGA-2第二部分第12、13卷》，详尽分析了恩格斯的编辑稿与MEGA-2第二部分第12、13卷的关系。[285]2010年5月，日本大东文化大学经济系教授竹永进（Susumu Takenaga）在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五届论坛介绍了MEGA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的历史进程，当前MEGA-2的编辑进展及面临的困难，以及他所承担的第四部分第18卷的情况。[286]
对于德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央编译局于2010年9月邀请德国著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辑学家、MEGA编辑促进协会主席罗尔夫?黑克尔到介绍了MEGA-2的编辑原则和最新出版情况。[287]徐洋编译了黑克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的现状与历史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MEW）是除了MEGA版之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接近经典著作原貌的版本，黑克回顾了MEW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的出版情况。[288]
2.对西方“马克思学”的介绍和研究。西方“马克思学”（Marxology）是关于马克思生平事业、著作版本和思想理论的研究。2009年12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国外马克思学译丛》， 涵盖了吕贝尔、卡弗、古尔德、费彻尔、洛克莫尔和莱文等国外马克思学研究专家的代表作。[289] 其中，《吕贝尔马克思学文集》系统介绍了马克思早期对资本主义经济和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分析了马克思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历程。吕贝尔还反对格罗斯曼的看法，认为马克思的“六册计划”并没有完成，《资本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闫月梅等翻译了《马克思的<大纲>--150年后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创立》，对《1857-58年经济学手稿》(有的学者称之为《大纲》)的生态进行了深入挖掘，并详细介绍了该著作在许多国家（包括中国）的出版和传播情况。[289] 《1857-58年经济学手稿》与马克思其他著作相比，被发现的时间较晚，我国在1979年和1980年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册和下册，才使得学术界对该著作的研究有了更准确的、更系统的文本依据。为了推动我国学术界对《1857-58年经济学手稿》的进一步研究，中央编译局于2010年7月举办了“马克思《大纲》国际研讨会”，邀请加拿大、日本、英国和美国的学者与我国学者一起分析该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内容和时代意义。
“马克思学”是西方学者最早提出来的，因此我国有的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将西方“马克思学”定性为反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鲁克俭提出应该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思路，力图构建中国的马克思学研究。[291]
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左派学术界形成了“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试图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用数量化的方法对剥削、劳动价值理论等进行“新的阐述”，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唯物辩证法。鲁克俭介绍了塞耶斯、阿瑟和奇蒂对于马克思经济思想中的辩证法的理解。从本质上看，“分析马克思主义”就是用实证的方法来替代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唯物辩证法，英国学者塞耶斯、阿瑟和奇蒂等人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运用了辩证法。其中，阿瑟将《资本论》体系与黑格尔的《逻辑学》体系相对照，也就是，将《资本论》中对“商品”的阐述与《逻辑学》的“存在论”相对应，对“货币”的阐述与“本质论”相对应，对“资本论”的阐述与“概念论”相对应，从而提出马克思《资本论》体现出了“新辩证法”。[291]洛克莫尔在与魏小萍、鲁克俭、杨学功和张秀琴等中国学者讨论中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运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292]但是，莱文等“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并没有决裂，或者认为黑格尔也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在理论方面，我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领域。
1.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学科与教材建设。在学科建设上，郑吉伟认为，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长期集中在哲学领域，对经济学研究重视得不够；而仅仅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不够的，例如对于美国垄断资本学派的“剩余”的理解必须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联系起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是“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也应该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内容，是一门具有丰富内容的交叉学科。[293]
在教材建设上，国内学术界主要关注两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一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孟捷、赵准、徐华等翻译了《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该书在北美被认为是迅速成为供入门级政治经济学课程使用的、具有左翼倾向的主要教科书。[294] 孟捷对这本书做了这样的评价：一方面肯定它坚持“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许多预言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的观点，因此保留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方法和观点，一方面也指出它为了解释市场和竞争在协调经济中的作用，又在一些地方糅合进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理路和概念。[295]贾根良认为，《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提出的三维经济学编写体系相对于西方经济学教材的一维经济学特征，彰显了政治经济学的明显优势；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分析传统但又吸收西方经济学成果的多元主义视角值得借鉴，但是，该书也存在一些值得改进的地方，如对金融资本、创造和帝国主义等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296] 张衔、庄志晖则认为，《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但是也有重要的修正和发展，为理解资本主义提供了现代视角；其缺陷在于回避了劳动价值论。[297]
二是日本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吕守军认为，日本是亚洲最早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国家之一，日本的京都大学等在2000年前后开始把马克思经济学的课程名称由原来的“经济原论”或者“政治经济学”改为“社会经济学”。 吕守军还介绍了日本社会经济学的发展现状并分析了名称改变的原因，分析八本纪一郎的《社会经济学：认识资本主义》的内容和理论体系，指出其在理论上的借鉴意义，从而为我国政治经济学教材改革提供参考。[298]
关于西方学者对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研究
近一年，我国学者对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介绍和评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转型”问题。白瑞雪和白暴力介绍了温特尼茨、米克和迪金逊等在20世纪中叶关于“转形”问题的看法；“转形”问题在恩格斯去世不久就被提起，温特尼茨等人在博特凯维兹模型基础上，运用数学模型将“转形”问题又向前推进一步，被认为是价值转形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阶段。[299] 二是对劳动价值论争论的方法论研究。姚开建和王强认为，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论，因此，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的关键在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300] 三是对国际价值理论的研究。谢富胜，李安认为，伊曼纽尔和阿明分析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不平等交换和后者向前者的价值转移，对外贸易只会维持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谢克从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和价格理论入手，批判了比较成本理论，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了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上的商品流通、资本流通和生产资本流通；中川信义则分析了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的内容和作用方式。总体上看，国外学者的研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国际价值理论的多样化。[301]
关于西方左派学者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认识
近来，我国学者讨论西方左派学者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的看法主要集中在“置盐定理”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阐述，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是周期性危机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是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规律。骆桢和李怡乐翻译了置盐信雄的《技术变革与利润率》一文。置盐信雄在这篇论文中提出“置盐定理”，认为和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相反，除非实际工资率有足够高的上升，否则由资本家引起的技术创新就不会降低一般利润率；基本品行业的技术创新会提高一般利润率，而非基本品行业的创新对一般利润率水平没有影响。[302] 骆桢认为，“置盐定理”与马克思理论存在着本质区别，是对马克思的误读。“置盐定理”一方面表明置盐信雄对于资本主义竞争理解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有一定的启发性，即在马克思原有体系上推导出技术创新导致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内在约束。[303]
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高度关注源于2008年欧美发生的金融危机。郑吉伟介绍了西方左派学者关于欧美金融危机的认识。西方左派学者普遍认为，欧美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是他们对这次危机的具体原因的分析又有两个研究视角：资本主义“金融化”和利润率下降规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指导意义和理论价值，同时应该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危机理论。[304]齐昊介绍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关于美国金融危机的看法，认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金融危机问题上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优势。[305] 齐昊还翻译了《高盛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一文，罗伯特?布伦纳在文中提出金融危机根源在于过去30年里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活力的持续下降。[306]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还体现在生态危机和空间上。郇庆治翻译了艾瑞尔?萨勒的《生态女性主义经济学：从生态适量到全球正义》一文。生态女性主义经济学认为，西方学者认为主流经济学和大多数生态经济学家通过借助欧洲中心论的眼光来看待男人的意义，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经济转换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因为当代经济学知识的大量内容由于过分脱离其总体背景而变得难以理解。在创建一个替代性和真正全球性的政治生态学、生态经济学或环境伦理学的过程中，正是那些边缘性群体如家庭劳动者、农民和土著居民能够提供符合人类21世纪需要的社会正义与可持续模式。[307] 同时，康瑞华和佟玉华挖掘了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资本主义不可能现实可持续发展，只要发展是为了利润就必然会超越生态极限，可持续发展的希望在于转向社会主义。[308] 张凤超分析了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以“空间”根本因素将资本主义积累与空间结合起来，积极推进空间理论的重建。在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看来，空间既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受到资本的控制并屈服于资本的逻辑，也是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者；资本的空间转移的本质就是资本危机的空间修复过程，它所引发的空间冲突直接影响全球空间结构的重塑。[309]
近一年来，我国学术界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也在客观上推动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存在着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首先，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介绍与研究问题上更应该重视后者。我们在过去一年里翻译了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和文章，一些论文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某些方面进行了重点介绍，为繁荣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但对这些资料的“消化”并不够。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理论渊源，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进一步科学评析；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在国际学术会议和期刊上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展开对话和交流，发出中国学术界的声音。其次，进一步加强跟踪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基本理论问题上的最新成果。我们在过去一年里讨论的某些理论问题如转形问题和“置盐定理”等，在我国学术界过去关注得并不够的情况下（特别是“置盐定理”），对其进行介绍、验证和评析是必要的。但是，这些理论问题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几十年前提出并讨论的问题，并且西方学者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观点，如安德鲁?克利曼（Andrew Kliman）等就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中转形不存在问题，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所谓转形问题。[310]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更应该关注和评析西方学者根据MEGA-2中《资本论》及其手稿部分所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和对当前资本主义经济的最新看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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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
八、关于危机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2008年世界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以及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论、消费不足论及生产过剩论、虚拟资本理论等经济学理论，[196]对这场危机进行了多方面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体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独特价值和强大生命力。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2010年在危机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主要取得了如下进展。
（一）对经济危机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1.用马克思的经典理论研究危机
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散落于马克思著作的部分章节，主要有利润率下降论、消费不足论及生产过剩论，等等。既往的研究主要梳理这些理论，从理论、逻辑、实证角度分析理论的正确性。[196] 本年度的研究则更加注重理论与危机现实的结合，剖析危机现象；更加注重挖掘分析的深度，通过尝试各种缘由的解释，分析危机产生根源，尝试使理论与危机现实统一协调，同时也兼有对西方解释的彻底批判。
卫兴华和侯为民认为，本次经济危机本质上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伴生品；该落实科学发展观，应对危机可能带来的危害。[197]李其庆通过对马克思生产过剩及生产过程理论的回顾，认为本次危机是隐蔽的生产过剩，并认为这次危机是物质产品和虚拟产品的过剩，而后者又造成了新的虚假需求，加重了生产过剩危机；在其中，信用的回流掩盖了实际的生产过剩。[198]孙立冰认为，利润率下降规律支配了资本主义发展规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起源于自身的矛盾。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和实现条件的矛盾、生产扩大和价值增殖的矛盾，资本过剩与人口过剩的矛盾等等、背后逻辑都是利润率下降。[199]而杜梅尼尔则认为，这次危机并非源于利润率下降，本次危机中利润率甚至有所恢复。[200]
一些文献开始把原因展开，从更多的角度看危机。高帆认为，社会层面的总资本运动中不同积累由于难以同时实现价值和物质补偿，导致社会再生产难以为继，这种“产业失衡”也内含着市场自发出清机制失灵的潜在风险。[201]里卡尔多?贝罗菲奥雷，约瑟夫?哈利维分析金融公司与评级机构相互勾结，通过一时的流动性扩张掩盖金融掠夺及金融衍生工具无限复制带来的风险，并初步判定明斯基时刻已经到来。[202]大卫?莱布曼考察利润率及工人工资份额变动情况，揭示所带来的社会及结构性问题，[203]应加强对劳工的保护；[204]或是涉及金融体系业务及脆弱，联系社会结构，[205]等等。其根本内涵仍是诸如利润率下降的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这样就有了更宽广的视野。
从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出发来解释危机
从虚拟经济角度分析危机，主要是从虚拟经济的概念、性质、特点等方面，论证虚拟经济的膨胀性及影响，如导致债务危机、流动性危机和信用危机。[206][208]2010年的文献更注重虚拟经济与金融危机的联系，即追索虚拟经济产生与膨胀的链条，考察发生影响的机制；注重分析虚拟经济理论在本次金融危机的应用；注重金融危机的现实影响。洪银兴认为，最能概括市场经济现代特征的是信用经济，通过单纯流通手段的创造，或在收入资本化形式上，或以金融衍生工具形式，在信用经济中产生出虚拟资本；并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金融创新的动机、生产和消费需求的关系，以及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等方面，说明这次危机的实质还是实体经济危机。[209]李慎明认为，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生产无限扩张与社会有限需求之间的矛盾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在加剧；从目前世界经济的有关数字推断复苏的脆弱以及再次爆发危机的可能，进一步指出，美国为应对危机可能对我国施展“巧实力”及我国的应对策略。[210]朱炳元认为，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金融衍生品的恶性泛滥，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主要机制；在金融过度泛滥的情况下，利率等信用杠杆的变动会在证券市场、银行、金融机构、金融投资者任何一个环节上出现连锁反应，从而触发金融危机。[211]
货币理论的视角
随着垄断及两级分化加重，基本矛盾有不断加深的趋势。在这种矛盾下，内生于商品经济的货币危机不可避免，表现为资金链条的断裂。[212]金融危机的实质是货币危机，对货币的追求是金融危机最本质的特征。之前较有代表的观点是，资本作为货币资本，不仅执行货币的职能，同时还执行资本的职能；资本的变动引起利率变化及信用关系，这种变动的影响被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所放大，该体系的最根本属性在于无约束的纯信用本位货币特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正是这种信用货币本位下的储备国道德风险作用的集中表现。[213]
2010年，从货币理论入手的文献进一步考察了货币扩张引起危机的机理，并联系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或与世界货币体系演变，通过描述现实，对本次危机进行了阐释。如李楠迪和任新立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的注释入手，解释了马克思所阐释的“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即缘由于实体经济内在失衡的虚拟资本市场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214]曾康霖、王赟也讨论了所谓“独立的货币危机”，通过讨论国民收入恒等式，认为赤字、钱和泡沫并存，经济体就必定发生危机。[215]李凤云认为，本次金融危机首先是源于世界金本位的缺失。[216]让玛?瓦苏德万认为，信用货币的货币特征决定了其必须遵循货币流通规律, 危机期间,信用的货币本质将以耗尽信用的方式显现；浮动美元本位制赋予美元巨大的国际特权，利用外国资本，却输出金融脆弱性[217]。
其他理论
2010年有些文献用一些新的，源于马克思的理论讨论金融危机，如基于马克思增长理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会导致经济周期和危机，提高劳动者收入是政府反周期和反危机的宏观政策措施。[218]另外还有马克思的自然力理论[219]、不确定性理论[220]、物质利益理论[221]等等。
（二）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危机理论的比较
乔磊等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背景、研究方法、研究结论及解决危机的对策等方面都有差异。[222]陈韶华和郭广迪等研究发现，由于马克思当年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动态分析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并对同样以资本主义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西方对马克思经济学越来越重视，评价越来越客观。[223]刘润认为，马克思关于危机根源的阐述仍然是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基础；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只能作为刺激有效需求和缓解经济危机的权益之计，应该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解决中国需求不足问题。[224]
需要指出的是，许多西方经济学者，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都认为，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基本上放任自流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加剧世界发展的不平衡。[225]至于为什么新自由主义能引起危机，有观点认为，新自由主义信奉市场原教旨主义，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鼓吹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等。[226]新自由主义中肆无忌惮的过度消费，源于监管失效[227]等原因[228]，因此新自由主义是所谓过度消费、监管失效论的逻辑起点，也是一系列相关联现象产生的思想根由。因此，诸多文献认为，这次危机不仅是新自由主义的危机，更凸显了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229]不仅仅是金融、经济领域的危机，而且是资本主义的严重的思想体系、发展方式的危机，[230]也是美国霸权的危机。[231]
马克思曾经对资产阶级学者关于经济危机根源的各种理论做过深入研究和批判。[232] 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国内学者进一步提出了关于危机原因的不同观点。赵峰认为，“新自由主义”体制下资本主义增长的逻辑不仅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反而会导致这种矛盾在更广的范围和更深层次上的积累,使得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失衡,并最终导致更严重的经济危机。[233] 王志伟认为，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性之间的矛盾，广大群众消费力不足和生产无限供给之间的矛盾是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而经济自由主义、监管不力、迷信金融创新、错误的货币政策等等是特定原因。本次危机具有一定独立性，但不能无视其与实体经济危机的联系。[234]弗朗索瓦·沙奈等也有类似的论述。[235]
（三）关于“后危机时代”
1.关于“后危机时代”的概念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发表的一些文献使用了“后危机时代”这一概念，但对这个概念的含义及其判断标准等却缺乏应有的解释。有学者仅仅将这一概念解释为“整个危机时代处于较靠后的时期”。[236]
既然称为“后危机时代”，必然应包含与“危机时代”不同的特点。如果从2008年危机伊始至2009年底算做“危机时代”的话，那么将之后的一个时期称为“后危机时代”似乎并不为过，因为毕竟世界经济形势已不再进一步恶化。
有学者从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两种不同的角度来谈论“后危机时代”问题。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呈现出一些新的变化：资本主义信用体系和金融管理体制将会发生变革；资本主义国家积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将进行调整；资本主义国家将围绕国际话语权展开更加激烈的争夺。从中国经济受到危机的冲击和影响来看，在我国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转变之前，尤其是全球经济还没有真正走出危机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然面临着危机的影响。因此，应该说我们现在仍然处于危机的后期，而不是“后危机时代”。[237]
关于危机的前景问题
关于危机的走势和前景，2009年就有一些学者总结危机大致会沿着L型、V型、W型或U型发展。[238]对现在危机到底处于何种阶段，一般则认为已经处于V型的右半边恢复期，[239]当然还有很多学者呼吁要提防W型的出现。[240]这种判断，多是基于一些表征经济回暖的指标，但到底会走V型还是W型呢？对这个问题，学界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判断，有文献提及“拐点已经到来”，但仍有很大的迷茫。[241]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也做出了“极为复杂”的研判。[242]
关于危机的长期发展趋势，国内外学者大致提出了两种观点：一是左翼或共产党的派别，提出“推翻资本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世界”的口号。[243]二是一些国内学者或资本主义国家的左派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堪忧，是不可为继的，世界资本主义将进入动荡多变的新时期。[244]关于发达国家的反危机措施，多数学者认为，现今各国采取大量政府干预手段的效果是可以肯定的，[246]危机终会过去。
（四）经济危机的影响
吴易风教授对金融和经济危机在经济思潮方面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研究讨论。[247]他认为，西方国家正在反思现存的经济制度、理论和政策，并对未来有粗略的构，即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对“新资本主义”的构想；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对新国家干预主义的构想；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与政策体系的反思和对“市场与政府平衡”的市场经济体制与政策体系的构想；对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反思和对未来全球经济新秩序的构想；以及对西方经济学的质疑和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再认识；等等。他进而通过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特征，认为坚持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避免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要避免一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论调威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
联系地看，希腊等欧洲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是世界经济危机作用下的后果之一。刘惠萍描述了一些文献将本次债务危机归因于欧元区多种货币并存、多种发展目标及经济政策等体制设计上，在经济危机下仅仅依靠财政计划刺激复苏，不均衡的发展态势不可维持，导致了债务危机的爆发，事后为维护形象等政治诉求扩散了危机的势头。[248]李稻葵、张双长认为，欧洲债务危机并不严重，仅仅是信心的危机、暂时的危机及影响可控的危机；接下来的时间欧美等国会联手救助，发生危机的国家可能被迫进行财政重组，之后经济便可迎来复苏。[249]王天龙也认为，欧洲将迎来V型复苏，这些国家将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保持财政可持续则是关键。[250]
我国学者对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对策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有学者认为，面对危机的冲击，错误的发展经济政策不仅可能导致经济体原有的优势丧失殆尽，而且可能会产生不易消除的后果。同时，正确的抉择也有可能弥补先天的不足。[251]危机对我国也是一个重要的调整经济结构的机遇。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是一枝独秀，[252]但也需要靠拉动内需，[253] [254]增强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255]，并改变发展方式；[256]完善金融市场,[257]注意控制资本，加强约束；[258]面对国际社会汇率改革的要求，保持原则及灵活性，[259]用智慧解决外部不均衡；[260]要有可持续发展[261][]及以人为本的思想。[262]同时，保持中国模式的活力，通过一系列巧妙设计的制度安排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甚至无危机增长。[263][264]
（五）简要的评论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即发展规律。[265]对危机的研究和分析是为了更好地考察当代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活跃、争论最激烈的理论之一。2010年我国学者关于危机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但也存在不足。例如，对于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还缺乏统一的理解，从而对于马克思关于危机的不同理论解释有着不同的运用。如何进一步研究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并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仍然是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方面的一项重要任务；另一方面，从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和周期性来看，如何在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创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周期与波动理论，更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理论任务。
九、关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问题
20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传播，资本积累越来越超出自然界所能承受的限度，生态环境与生产方式的冲突日趋尖锐。生态环境问题因此纳入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视野而形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派，在理论上想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环境问题，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并试图构建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
（一）国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
我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始于1980年以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许涤新为代表的中国生态经济学家们。许涤新在总结马克思的生态经济学内容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初步创立了以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理论为核心的生态经济学理论体系，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并出版专著《生态经济学探索》、《生态经济学》。
90年代以后，绝大多数生态经济著作开始使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来研究环境问题，揭示了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回答了人应当以什么样的方式介入生态系统。但是，生态经济学无法回答人应该怎样采用正确的方式介入生态系统，其忽视了考察经济关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制约作用，没有揭示决定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力量，因而无法提出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
刘明远认识到了我国生态经济学走入的理论困境，强调了应把人介入生态系统的方式、方法、尺度作为研究对象，以政治经济学对经济关系的分析为方法论基础，提出了创立生态政治经济学的主张，[266]为我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明确了研究对象。刘思华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建立了中国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框架，重新解释、发现并发展了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及生态经济理论。
我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仅仅明确了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在一些具体理论方面的创新还显得比较薄弱，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与解释也还很不够。
（二）对国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
近几年，国内生态学马克思理论研究相对集中在对国外生态学马克思理论与相关学者的著述的介绍与评论上，2009年国内学者的关注内容有，对生态学马克思整体理论、批判主题、理论性质与定位的评介；具体理论有，危机理论、高兹的消费社会理论、社会改造理论。2010年更多理论研究地为就某个具体的学者的观点进行评介，更为关注国外生态学马克思的理论动态，如陈学明发表了系列文章，介绍了福斯特关于马克思生态世界观的阐述 ；[267]何萍介绍了2006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态马克思理论的发展 ；[268]韩欲立总结了21世纪初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两大阵营--福斯特阵营与奥康纳阵营之间的论战；[269]郑忆石从生态学马克思的学者的相关论述出发，评价了生态学马克思的整体科学技术观 ；[270]赵卯生和杨晓芳通过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提出者阿格尔所构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结，展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使命为“探索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社会主义变革道路”。[271]
国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国外理论的评介更多地在于其哲学基础。由于国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未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因此国内对国外的介绍从内容上来说也比较分散，未形成系统的认识。
（三）关于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的研究
由于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失败，全球气候变化的应对越来越成为全世界争论的热点，气候变化、低碳经济成为各界学者讨论的热点问题。特别是，有的期刊还开设专题来讨论低碳经济问题，如《学术月刊》2010年7月刊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讨论低碳经济，《学术与探索》2010年第2期就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开始了专题讨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邀请不同学科专家从伦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对中国低碳发展道路做出探讨。
气候变化问题为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资本主义气候问题的产生及对策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也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很好的现实材料。系统地关于气候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气候变化的根源，这就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采取的对策的分析；发达国家对全球气候应对机制的态度；全球社会形成的减排机制的相关问题的分析，碳交易市场的认识，低碳经济的认识与建立。以下的介绍也将从这几个方面来依次展开。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明确地指出，气候变化的原因是由于工业革命以来化石燃料的使用而带来温室气体的排放增加。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于资本家对利润的渴求，资本过度积累与不断扩大再生产下对能源不断增长的消耗。我国对这一问题还无系统的专门论述，在文章中提及时往往只从不断增长的能源消耗这一现象说明，而不再深层次挖掘为什么能源消耗会不断增长。谭扬芳在总结了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中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谴责时，提到了谴责的一方面认为从制度根源上，资本主义制度是气候变暖的根源。[272]
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决定了它的解决需要全球社会的共同磋商，制定全球性的减排方案。2009年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正是想要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的协议，但以失败告终。这次会议掀起了为全世界分配碳排放配额机制的浪潮，如樊纲提出以“人均历史累积消费排放量”计算各国的减排责任，[273]杨通进认为以罗尔斯的正义论为基础的全球正义原则应当是最为理想的分配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伦理原则 ，[274]潘家华和陈迎设计了基于“人文发展基本碳排放需求”的谈预算方案，[275]黄卫平和宋晓恒也就全球合作框架的设计提出了一些建议。[276]
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在气候问题中的态度，陈学明介绍了福斯特关于布什政府对《京都议定书》的态度的分析，说明《京都议定书》在资本主义制度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是无法实施的；想要阻止气候变化，只有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277]
关于碳交易，杨志介绍了碳交易的发展状况并呼吁中国建立自己的碳交易市场；于同申也有类似观点。[278]国内现在的研究还缺少对碳交易的进一步分析。我们认为，应该先明确碳交易市场建立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并对碳交易市场的发展状况有清晰的认识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和现实运行状况，进而认识碳交易的本质。在认识气候变化问题的根源的基础上，分析这种市场手段在气候变化问题中的作用，以及对劳资关系、全球利益分配关系的影响。
低碳经济是由发达国家提出的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模式，最早见诸于英国政府2003年发布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其含义主要是指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经济模式，强调采用技术手段来降低碳排放。低碳经济就技术层面上属于经济的较高级发展阶段，我国还难以达到与发达国家相同的技术水平而且现阶段主要经济任务为发展经济。在低碳经济概念提出之后，发达国家打着这一概念的旗号，凭借其低碳技术优势制定国际碳排放标准，针对高耗能产品进口征收碳关税。不难看出其用心在于遏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我国的低碳经济研究数量最多的是怎样在中国建设低碳经济，总结之有以下途径：加快城市化进程，提高能源效率，调整能源结构，推进低碳技术进步，转变产业结构等。[279]我们应明确既然低碳经济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模式，那么首先须认识清楚气候变化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样，想要实现低碳经济光从技术上改革是不够的，根本上应从生产方式上改变，因此不仅需要技术的革新，更需要生产方式、制度上的社会变革。关于这点金乐琴和刘瑞在2009年已有比较基本认识。[280] 而2010年洪大用从社会学角度认为只有建立低碳社会才能实现低碳经济，并指出了中国建设低碳社会的困境与优势。[281]另外，如上所述，低碳经济这一概念是发达国家提出，我们还需要对此概念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来了解发达国家的真实意图。
2010年关于低碳经济的认识的创新还有：程恩富和王朝科构建了低碳经济的基本模型，[282]马艳和李真考察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活动中存在的“碳”不平等交换。[283]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处于起步阶段。对国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介绍较零散，未形成系统认识。涉及到气候变化这个现实问题，未能运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这一问题的根源做出认识，进而对发达国家用以回避改变根本生产方式而提出的减缓矛盾的手段--碳交易与低碳经济缺乏本质上的认识与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运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气候问题的根源进行分析刻不容缓，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对碳交易、低碳经济有比较本质的把握，从而才能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正确理论指导。
十、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介绍与研究
苏联和东欧国家解体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受到西方学者的冷落；但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历史终结”的思想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置疑，西方世界再一次恢复了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兴趣。马克思的《资本论》一度成为西方的畅销书，西方左派学术团体和学者积极组织讨论会和演讲，左派杂志也发表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文章。了解和科学评介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的研究，有助于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
近一年来，我国学术界一方面翻译了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著作和文章，另一方面对它们的理论成果进行了研究，主要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
对MEGA-2中《资本论》及其手稿卷的关注
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IMES）在20世纪90年代初接手MEGA-2之后，其第二部分即《资本论》及其手稿卷编辑进展较快。近期，我国学术界主要关注日本和德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韩立新介绍了日本学者编辑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情况。以大村泉为代表的“仙台小组”在编辑《资本论》第2卷时，发现马克思的原始手稿与恩格斯编辑的版本之间存在差异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284]田庆立和张利军翻译了大村泉的《<资本论>第2卷历史考证版的意义--恩格斯的编辑稿和MEGA-2第二部分第12、13卷》，详尽分析了恩格斯的编辑稿与MEGA-2第二部分第12、13卷的关系。[285]2010年5月，日本大东文化大学经济系教授竹永进（Susumu Takenaga）在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第五届论坛介绍了MEGA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的历史进程，当前MEGA-2的编辑进展及面临的困难，以及他所承担的第四部分第18卷的情况。[286]
对于德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央编译局于2010年9月邀请德国著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辑学家、MEGA编辑促进协会主席罗尔夫?黑克尔到介绍了MEGA-2的编辑原则和最新出版情况。[287]徐洋编译了黑克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的现状与历史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MEW）是除了MEGA版之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接近经典著作原貌的版本，黑克回顾了MEW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的出版情况。[288]
2.对西方“马克思学”的介绍和研究。西方“马克思学”（Marxology）是关于马克思生平事业、著作版本和思想理论的研究。2009年12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国外马克思学译丛》， 涵盖了吕贝尔、卡弗、古尔德、费彻尔、洛克莫尔和莱文等国外马克思学研究专家的代表作。[289] 其中，《吕贝尔马克思学文集》系统介绍了马克思早期对资本主义经济和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分析了马克思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历程。吕贝尔还反对格罗斯曼的看法，认为马克思的“六册计划”并没有完成，《资本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闫月梅等翻译了《马克思的<大纲>--150年后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创立》，对《1857-58年经济学手稿》(有的学者称之为《大纲》)的生态进行了深入挖掘，并详细介绍了该著作在许多国家（包括中国）的出版和传播情况。[289] 《1857-58年经济学手稿》与马克思其他著作相比，被发现的时间较晚，我国在1979年和1980年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册和下册，才使得学术界对该著作的研究有了更准确的、更系统的文本依据。为了推动我国学术界对《1857-58年经济学手稿》的进一步研究，中央编译局于2010年7月举办了“马克思《大纲》国际研讨会”，邀请加拿大、日本、英国和美国的学者与我国学者一起分析该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内容和时代意义。
“马克思学”是西方学者最早提出来的，因此我国有的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将西方“马克思学”定性为反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鲁克俭提出应该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思路，力图构建中国的马克思学研究。[291]
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左派学术界形成了“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试图构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用数量化的方法对剥削、劳动价值理论等进行“新的阐述”，从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唯物辩证法。鲁克俭介绍了塞耶斯、阿瑟和奇蒂对于马克思经济思想中的辩证法的理解。从本质上看，“分析马克思主义”就是用实证的方法来替代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唯物辩证法，英国学者塞耶斯、阿瑟和奇蒂等人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运用了辩证法。其中，阿瑟将《资本论》体系与黑格尔的《逻辑学》体系相对照，也就是，将《资本论》中对“商品”的阐述与《逻辑学》的“存在论”相对应，对“货币”的阐述与“本质论”相对应，对“资本论”的阐述与“概念论”相对应，从而提出马克思《资本论》体现出了“新辩证法”。[291]洛克莫尔在与魏小萍、鲁克俭、杨学功和张秀琴等中国学者讨论中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运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292]但是，莱文等“新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并没有决裂，或者认为黑格尔也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在理论方面，我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领域。
1.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学科与教材建设。在学科建设上，郑吉伟认为，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长期集中在哲学领域，对经济学研究重视得不够；而仅仅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不够的，例如对于美国垄断资本学派的“剩余”的理解必须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联系起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是“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也应该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内容，是一门具有丰富内容的交叉学科。[293]
在教材建设上，国内学术界主要关注两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一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孟捷、赵准、徐华等翻译了《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该书在北美被认为是迅速成为供入门级政治经济学课程使用的、具有左翼倾向的主要教科书。[294] 孟捷对这本书做了这样的评价：一方面肯定它坚持“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许多预言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的观点，因此保留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方法和观点，一方面也指出它为了解释市场和竞争在协调经济中的作用，又在一些地方糅合进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理路和概念。[295]贾根良认为，《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提出的三维经济学编写体系相对于西方经济学教材的一维经济学特征，彰显了政治经济学的明显优势；它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分析传统但又吸收西方经济学成果的多元主义视角值得借鉴，但是，该书也存在一些值得改进的地方，如对金融资本、创造和帝国主义等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296] 张衔、庄志晖则认为，《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但是也有重要的修正和发展，为理解资本主义提供了现代视角；其缺陷在于回避了劳动价值论。[297]
二是日本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吕守军认为，日本是亚洲最早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国家之一，日本的京都大学等在2000年前后开始把马克思经济学的课程名称由原来的“经济原论”或者“政治经济学”改为“社会经济学”。 吕守军还介绍了日本社会经济学的发展现状并分析了名称改变的原因，分析八本纪一郎的《社会经济学：认识资本主义》的内容和理论体系，指出其在理论上的借鉴意义，从而为我国政治经济学教材改革提供参考。[298]
关于西方学者对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研究
近一年，我国学者对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介绍和评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关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转型”问题。白瑞雪和白暴力介绍了温特尼茨、米克和迪金逊等在20世纪中叶关于“转形”问题的看法；“转形”问题在恩格斯去世不久就被提起，温特尼茨等人在博特凯维兹模型基础上，运用数学模型将“转形”问题又向前推进一步，被认为是价值转形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阶段。[299] 二是对劳动价值论争论的方法论研究。姚开建和王强认为，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论，因此，坚持和发展劳动价值论的关键在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300] 三是对国际价值理论的研究。谢富胜，李安认为，伊曼纽尔和阿明分析了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不平等交换和后者向前者的价值转移，对外贸易只会维持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关系；谢克从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和价格理论入手，批判了比较成本理论，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了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上的商品流通、资本流通和生产资本流通；中川信义则分析了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的内容和作用方式。总体上看，国外学者的研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国际价值理论的多样化。[301]
关于西方左派学者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认识
近来，我国学者讨论西方左派学者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的看法主要集中在“置盐定理”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阐述，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是周期性危机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是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规律。骆桢和李怡乐翻译了置盐信雄的《技术变革与利润率》一文。置盐信雄在这篇论文中提出“置盐定理”，认为和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相反，除非实际工资率有足够高的上升，否则由资本家引起的技术创新就不会降低一般利润率；基本品行业的技术创新会提高一般利润率，而非基本品行业的创新对一般利润率水平没有影响。[302] 骆桢认为，“置盐定理”与马克思理论存在着本质区别，是对马克思的误读。“置盐定理”一方面表明置盐信雄对于资本主义竞争理解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有一定的启发性，即在马克思原有体系上推导出技术创新导致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内在约束。[303]
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高度关注源于2008年欧美发生的金融危机。郑吉伟介绍了西方左派学者关于欧美金融危机的认识。西方左派学者普遍认为，欧美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但是他们对这次危机的具体原因的分析又有两个研究视角：资本主义“金融化”和利润率下降规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的指导意义和理论价值，同时应该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危机理论。[304]齐昊介绍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关于美国金融危机的看法，认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金融危机问题上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优势。[305] 齐昊还翻译了《高盛的利益就是美国的利益--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一文，罗伯特?布伦纳在文中提出金融危机根源在于过去30年里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活力的持续下降。[306]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还体现在生态危机和空间上。郇庆治翻译了艾瑞尔?萨勒的《生态女性主义经济学：从生态适量到全球正义》一文。生态女性主义经济学认为，西方学者认为主流经济学和大多数生态经济学家通过借助欧洲中心论的眼光来看待男人的意义，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经济转换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因为当代经济学知识的大量内容由于过分脱离其总体背景而变得难以理解。在创建一个替代性和真正全球性的政治生态学、生态经济学或环境伦理学的过程中，正是那些边缘性群体如家庭劳动者、农民和土著居民能够提供符合人类21世纪需要的社会正义与可持续模式。[307] 同时，康瑞华和佟玉华挖掘了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资本主义不可能现实可持续发展，只要发展是为了利润就必然会超越生态极限，可持续发展的希望在于转向社会主义。[308] 张凤超分析了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以“空间”根本因素将资本主义积累与空间结合起来，积极推进空间理论的重建。在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看来，空间既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受到资本的控制并屈服于资本的逻辑，也是资本主义关系的再生产者；资本的空间转移的本质就是资本危机的空间修复过程，它所引发的空间冲突直接影响全球空间结构的重塑。[309]
近一年来，我国学术界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也在客观上推动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存在着需要进一步努力的方向。首先，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介绍与研究问题上更应该重视后者。我们在过去一年里翻译了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和文章，一些论文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某些方面进行了重点介绍，为繁荣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大量资料，但对这些资料的“消化”并不够。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理论渊源，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进一步科学评析；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在国际学术会议和期刊上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展开对话和交流，发出中国学术界的声音。其次，进一步加强跟踪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基本理论问题上的最新成果。我们在过去一年里讨论的某些理论问题如转形问题和“置盐定理”等，在我国学术界过去关注得并不够的情况下（特别是“置盐定理”），对其进行介绍、验证和评析是必要的。但是，这些理论问题都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几十年前提出并讨论的问题，并且西方学者在这个过程中提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观点，如安德鲁?克利曼（Andrew Kliman）等就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中转形不存在问题，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所谓转形问题。[310]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更应该关注和评析西方学者根据MEGA-2中《资本论》及其手稿部分所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和对当前资本主义经济的最新看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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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英文参考（略）
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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