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雯婷唱歌怎么样:中华民族当与日本有不共戴天之仇

不行剁掉他，怕什么？

中华好儿女，不忘那场血腥事件，誓将仇恨从枪眼里飞出！！！！！

悲歌一曲动山河！！！

总书记的教诲，是领航的灯塔！！！！！

日本人向大中华赔罪之时图片



永远的记忆，犲狼的暴行，历史的悲歌，国人的仇恨！

日本部分死狗的祭堂，同志们！

战犯图片
1、日本军国主义的招魂社
靖国神社 (Yasukuni Shrine) 是日本近代史上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支柱。它始建于１８６９年（明治维新第二年），最初叫“东京招魂社”，１８７９年改称为“靖国神社”。它把在明治维新以来历次战争、其中多为对外侵略战争中死去的亡灵作为神来祭祀。
靖国神社坐落在日本东京千代田区九段，占地１０多万平方米。神社大门外两侧各竖一座高约十米的石塔。石塔建于１９３５年，塔身上有１６块浮雕，反映的都是为日本侵华战争树碑立传的内容，从１８９５年日本侵占台湾，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占领我国东北，翌年进攻上海等侵略行径都作为“追慕”的“光荣史迹”而雕在那里。神社大殿里供奉着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２４６万多军人，其中包括日本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中战亡的军人。１９７８年１０月，东条英机等１４名甲级战犯和两千余名乙级、丙级战犯的牌位也被移进这个神社，作为“为国殉难者”祭祀。
靖国神社里还有一个陈列馆“游就馆”。馆内不仅展示着日军的各种杀人工具和二战中使用的一些武器装备，还美化日本的侵略战争历史，极力歪曲侵华战争，粉饰南京大屠杀 事件。展厅里的影像墙上，还悬挂着东条英机等１４名甲级战犯的照片，供人顶礼膜拜。
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后，占领军总司令部在１９４５年１２月发出“神道指令”，切断了靖国神社与国家的特殊关系。１９５２年９月，根据日本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靖国神社改为独立的宗教法人。但是，靖国神社一直是日本右翼势力鼓噪军国主义的大本营，每年“８·１５”日本战败日，日本右翼势力都通过参拜活动，美化侵略战争，宣扬军国主义思想。
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人物，参拜靖国神社都是对遭受日本军国主义铁蹄蹂躏过的亚洲人民感情的极大侮辱和亵渎。自１９７５年起，日本历届在任首相均以“私人身份”到这个神社参拜。１９８５年８月１５日，以中曾根康弘为首的日本内阁大多数成员以公职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１９９６年７月２９日，当时的首相桥本龙太郎也以“内阁总理大臣”身份参拜过靖国神社。日本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分别于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３日、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１日、２００３年１月１４日、２００４年１月１日、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７日和２００６年８月１５日六次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抗议小泉参拜靖国神社 。福冈地方法院和大阪高等法院分别于２００４年４月和２００５年９月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作出了违反宪法的判决。２００７年５月８日，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向靖国神社赠送盆栽一事表示，中日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的政治障碍和促进友好合作关系健康发展达成的共识，应得到切实遵守。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１９日，日本自民党总裁谷垣祯一在靖国神社秋季例行大祭期间参拜了供奉有１４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是时任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的小泉纯一郎２００６年８月最后一次参拜靖国神社以来，自民党总裁再次参拜靖国神社。此前作为小泉内阁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长，谷垣曾于２００３年“８·１５”日本战败日参拜过靖国神社。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０日上午，日本国会超党派议员组织“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之会”的５４名国会议员集体参拜了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靖国神社既是宗教设施，也是军国主义的国家设施。它从一开始就与军国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日本对外侵略中，军国主义势力利用靖国神社煽动崇拜天皇、为天皇陛下赴死的军国主义情绪，为侵略战争服务。战后，靖国神社改为独立的宗教法人，但其作为军国主义精神支柱的影响依然存在。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始终坚决反对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认为日本领导人的这一举动严重伤害了受害国人民的情感。中国政府一贯认为，只有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坚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才有利于中日睦邻友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有利于日本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符合日本人民的长远利益。
2、南京大屠杀．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日本侵略军侵占南京后，在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６师师长谷寿夫指挥下，在全城进行了４０多天的血腥屠杀，使用集体枪杀、活埋、刀劈、火烧等惨绝人寰的方法，杀害中国平民和被俘军人达３０余万人。１２月１３日上午，日军谷寿夫第６师由光华门、雨花门入城，随即将马路上的难民当作枪杀目标，马路街巷之内顿时血肉狼藉、尸体纵横。1
1４日，日军大部队涌入城内，继续搜杀街巷中的难民；并在中山码头、下关车站等处对聚集江边的难民疯狂射击，枪杀数万人。１５日，中国平民及已解除武装的军人９０００余人被押往鱼雷营屠杀。１６日，日军又从中日双方都承认具有中立地位的“安全区”内搜捕数万青年，绑赴下关煤炭港枪杀，再将尸体推入江中。１８日，日军将城郊难民及战浮５. ７万余人驱至下关草鞋峡，用机枪扫射，然后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浇洒煤油纵火焚烧。此后，又在１２月下旬开始的“清街运动”和“难民登记”中使上万人头落地。日军滥杀无辜，手段残酷，令人发指。有的往难民身上先浇汽油，后用枪扫射，枪弹一着人身，火光随之燃起，被弹击火烧之难民，挣扎翻腾，痛苦之极，日军则鼓掌狂笑。有的则把难民杀后割下人头，挑在枪上，漫步街头，嬉笑取乐。


日军除残酷屠杀无辜外，还肆意强奸、轮奸中国妇女。在占领后的一个月中，南京市内就发生２万起左右的强奸事件，连八、九岁的幼女和７０多岁的老妪都不能幸免。许多妇女在惨遭蹂躏后又用刺刀插进阴户，惨遭杀害。伴随着屠杀和奸淫的是大规模的抢劫和纵火破坏。日军驾驶着汽车，直入各大公司、商店，将各种货物劫运一空。抢劫之后，日军到处放火，致使主要街道的高大建筑物都被烧毁。浩劫之下，昔日街市繁华的六朝古都成了一座尸体遍地、断壁残垣、满目凄凉的死城。








一张张记忆的图片，让我们无不动情，为什么这样对待大中华之族！穷凶极恶！
抗战胜利后，指挥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松井石根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谷寿夫被引渡给中国政府处死。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表示，幸存者是南京大屠杀历史证人，他们的口述史是第一手的资料，是对企图歪曲历史的日本右翼分子最好的回击。然而，随着年龄不断增大，高龄幸存者相继离世，目前（２０１１年２月）活在世间的大屠杀幸存者仅剩三百多人。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０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９７岁的吴秀兰老人去世。
3、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用胜诉来告慰30万亡灵(图)

在日本赢了官司的夏淑琴连夜回宁，已准备好继续应诉
经过8个多小时的颠簸，昨晚(4日)11点左右，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终于从日本回到了南京。虽然神情疲惫，但手捧鲜花的老人从车上下来时却笑容满面：“我太开心了！下月13日，南京大屠杀70周年之际，我一定要把胜诉的好消息告诉我遇难的家人及30万同胞。”不过，夏老还告诉记者，官司并没结束，这只是第一步，“我一定要坚持到底，东中野修道要告就告吧，我不怕，只是他始终不肯露面，这也许会是我一辈子的遗憾，我真想问问他，为什么要无中生有，如此污蔑我？”
昨晚11点多，夏淑琴与其代理律师谈臻一行才到南京。面对众多媒体的“长枪短炮”，夏老显得有点累，但她还是微笑着接受了简短的采访，“我很高兴，日本法庭承认东中野修道错了，日本人自己承认错误了，下个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日，我一定要到江东门纪念馆好好悼念死去的爸爸妈妈、姐姐妹妹和30万同胞，把打赢了官司的消息告诉他们，跟他们说一声‘你们放心吧，可以安息了’。”谈臻介绍，夏老在日本受到了日本民众的支持，尤其是一个名叫“通向南京之路·史实维护会”的日本和平人士协会，“看到这么多日本和平人士声援自己，夏淑琴当时很激动。她说，‘我告东中野修道，只要求四个字，求告和平！就是叫下一代不要再受这种苦，这种难。中日两国永远要友好，要团结，她的话赢得了很多日本友人的拥抱，此行日本右翼虽然也有干扰，但远不及支持夏老的人多。”夏老也笑着称，“日本人民都很支持我，胜诉的消息很多日本媒体都报了，我很开心。”
谈臻昨天告诉记者，一审败诉的东中野修道表示要上诉，“他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称，‘对于这一判决结果非常吃惊，将提起上诉’，所以夏妈妈在回国前也做好了再次应诉的准备，临走时她已与日本律师团签好了协议，委托他们把这个官司打下去。”据介绍，按照日本的法律程序，半个月内必须提出上诉，二审的时间可以长达一年，而终审程序最多可以长达2年。
“夏妈妈，你还会去日本吗？”面对记者的疑问，夏老停下了脚步，“会的，我一定会，活到老，告到老，直到官司打赢为止，只是，他(东中野修道)始终不肯出来，这可能要成为我一辈子的遗憾了。”谈臻告诉记者，夏老对于东中野修道的不露面始终耿耿于怀，即使胜诉后，也一直惦记着这事，“我自己家人死了7个，怎么还要反过来污蔑我，骂我，为什么开庭不露面，害怕了吗？”
“我今年已经78岁了，我很累，但我会坚持，只是不知道能不能等到最终结果，”夏淑琴有点担忧。1998年，日本亚细亚大学教授东中野修道和同为日本自由史观会成员的松村俊夫相继出书否认夏淑琴等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并指其编造事实。夏淑琴在2000年于中国法院提起侵犯名誉权诉讼，从此与官司沾上了边，老人为自己的名誉、为遇难的亲人，也为遇难的30万同胞一直艰难地与日本右翼斗争着。(毛丽萍)
4、默思《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
我们有证据！——默思《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
图为“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文献系列丛书”之一《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南京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
“拿证据来！”日本右翼分子说。他们向我们要南京大屠杀的证据。
我们与这些右翼分子打历史官司，说到底，就是打证据。
我们遇到的对手，是一群不见证据不服软的对手。整个日本民族，证据观念都是极强的，不只是右翼分子。所以，我们拿出的证据，不只是给右翼分子看，也是给整个日本国民看，特别是给读了伪史教科书的年轻一代看。当然，还要给国际社会看。
日本人证据意识强，颇有渊源。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学到了西方的科学精神，学会了西方学术的实证方法，凡立一说，必讲证据，必以事实材料为立论根据，而且举证崇尚绵密，不惮繁琐。若是看一看日本人写的学术论文，便可一目了然。这是一。其二，日本是个法制森严的国度，一般平民都有很强的法制观念，由此便自然孕育出了浓烈的证据意识，涉讼时擅长举证不说，平时争辩也动辄要别人“拿证据来”。崇尚证据，几乎成了日本的国民性。
这种国民性本来是个好东西，但一到了心术不正的右翼分子手里，就仿佛变成了“皇军”手里的武器。
这种既崇尚证据又心术不正的对手，着实不好对付。
我们怎么办？只能拿出证据来！而且要拿出法理学意义上的确凿证据来。空说“铁证如山”是无效的，尽管南京大屠杀天日昭昭，举世皆知。
证据，其实是举不胜举的，但是，真正有效的、能够制服右翼分子的证据，却又并非是唾手可得的。回想当年东京审判、南京审判，虽然世人皆知松井石根、谷寿夫等人是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元凶，但要定他们的罪，仍须以法律承认的证据为依据，而最后也正是靠了这样的证据才使恶魔受到了严惩。
但是，搜集这样的证据并非易事。当时我方提供给法庭的500多件案例，便是费了极大的努力和周折才搜集到的。关于这些证据之不易得的情形，我方当时有一份报告书这样写道:
涉及名誉赧然不宣者有之，事过境迁人去楼空者有之，生死不明无从探悉者有之，故此五百余件均系经极大困难所访得。
实际上，当时南京大屠杀刚刚过去没几年，殉难者的血仿佛还没有干，而证据就已经如此难以搜集了，更何况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
然而，正是在这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分子向我们索要起了证据！猛然，我们醒悟了，我们发现了自己的失误——战后这几十年中，我们竟未曾用心去刻意地搜集和保存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以致大量的证据被损毁和消失。譬如，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是建在当年屠杀现场上的，但施工时却没有注意寻找遇难者的遗骨，直到纪念馆建成后整理草坪时才发现遗骨。对这一重要失误，一位研究者曾极惋惜地说道:“当时就想赶快把馆建成，却没有注意挖掘这么重要的历史证据。”再如，通过向大屠杀幸存者做调查以获得证据，本来是早就应该做的工作，但直到近些年才动手，结果，很多当事人早已亡故，证据也随之湮灭。虽然这项工作后来有所收获，但正如许多研究者所叹息的:我们动手太晚了！即使是在调查大屠杀幸存者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有不少失误，比如，一些执行调查的人员由于不够专业或是草率，没能在调查问话时对幸存者做正确的调查引导，致使得到的调查材料上不少写的都是诸如“我们家门前堆满了尸体”、“鬼子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之类的证词，而这些证词在法律上几乎没有证明力。
反思我们的失误，它说明了什么问题？一方面，固然说明我们民族太善良，常怀“以德报怨”之心，总把别人往好处想，结果君子被小人算计；另一方面，也说明国人的证据意识太淡薄。
何以证据意识淡薄？我想，原因大约有三。长期的农业社会的生活，使国人养成了一种稀松凑合的思维习惯，凡事不大较真，得过且过，相反，凡事都要认真“确认”的习惯却没有养成。此其一。我国的文化传统中有轻视科学技术的弊端，诸如举证、求证、论证之类的逻辑思维方法很不发达，实际上也就是科学思维、科学精神不发达。此其二。人治传统在我国一向居于主流位置，权势往往是大于法制的，所以证据在解决纠纷乃至打官司时常常并不是最重要的，因此人们的证据意识并不十分强烈。此其三。或曰，我国传统学术中不是产生过崇尚证据的乾嘉考据学派吗？不错，是有这个学派。但他们的考据思想和方法并不普及，而且近几十年来还时常受到讥贬，谓之“饾饤琐屑”。以上种种，都聚而成为酿成国人证据意识淡薄的酵母。
右翼分子强烈地刺激了我们，激起了我们奋起纠正以往的失误。近些年来，不论是一些官方机构，还是民间人士，很多中国人都在自觉地做一项工作，就是搜集日寇侵华证据，举凡能够证明日寇侵华罪行的人证、物证、书证等等，都在搜求、保存之列。《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的编纂出版(南京出版社2007年出版，朱成山主编)，可谓这种搜集证据行动的一个大动作。这部《名录》，是历史上第一部印成书籍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录，厚厚7大册，载入遇难者9000余名。这既是一部珍贵的历史档案，一部有力的证据集，也堪称一尊镌刻着殉难者名字的纪念碑。
略举两位遇难者的情况记录，以见《名录》的体例和内容之一斑。
高大有男60岁厨师遇难前家庭住址为中华门外宝塔根105号，遇难时间为1937年12月16日，遇难地点在自己家，遇难方式为被日军枪杀，加害日军部队番号为中岛部队。
黄蜡红女8岁汉族南京人遇难前家庭住址为中央门外五班村，遇难时间、遗体掩埋时间为1937年12月，遇难地点为中央门外五班村家中，遇难方式为被日军枪杀，遗体掩埋地点为迈皋桥回子山。
可以看出，《名录》的体例是相当严谨和科学的，所记录的内容，包括遇难者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住址、遇难地点、遇难方式、掩埋时间和地点、加害者部队番号等十多个项目，这种记录方法，全面呈现了遇难者的情况，其具体性、完备性，使之具有了法律证据的特质。《名录》的严谨和科学，还特别表现在对“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身份的识别和确认上。体例规定，书中所载的遇难者，其遇害的时间，必须是在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至1938年1月底之间，因为这个时间范围是东京法庭所认定的南京大屠杀的时间范围，只有在这段时间内殉难的，才具有“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身份。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名录》的科学性，亦即证据的确凿性，只有这样，才能不给右翼分子以口实。为此，许多在这段时间之前或之后不久在南京殉难的同胞，就只好不记入《名录》了。这样的一份《名录》，无疑是非常专业、正规和科学的，是证明力极强的法理学意义上的确凿证据。这是真正的铁证如山。
在这样一份证据面前，日本右翼分子倘若不是耍赖，不是死硬地与中国人民为敌，那么他们就应该有所震动，有所醒悟，而日本年轻人如果看了这份证据，也应该对自己读过的伪史教科书发生怀疑乃至抛弃教科书上的谎言。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脑找证据。”我们已经这样做了，我们还将继续这样做。我们不能稍有怠懈，不能停下来，因为日本右翼分子总是没个完。我们不仅要编纂《名录》这种人物档案性质的书，还要编纂其他类型的有保存历史证据功能的书籍，如口述史、各种资料汇编、图册等等。举凡具有历史证明力的人证、物证、书证，都应该在我们的搜集、整理、编辑、出版的视野之内。要抓紧时间办这件事。时光流逝越久，证据就越难以搜集。
30万冤魂在看着我们。为他们讨说法，伸张正义，是我们生者的天职。我们要用自己的行动告慰死难的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