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妮弗洛佩兹电影:抗美援朝的后勤副司令开国上将洪学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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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的后勤副司令开国上将洪学智



        开国上将洪学智 

  1950年8月上旬,洪学智奉叶剑英之命由广州赴北京,向中央军委汇报工作。没想到,抵京后洪学智临危受命,随邓华赴东北,见到刚刚上任的志愿军司令彭德怀。彭德怀开玩笑地说:“我可不是志愿军啊!”洪学智问:“你是怎么来的?”彭德怀笑着作答:“我是毛主席点将来的。本来是该林彪来的,他说他有病,毛主席命令我来了。”洪学智也开玩笑地说:“那我也不是志愿军!”彭德怀问:“哦,你怎么也不是志愿军呢?”洪学智指着邓华说:“我是邓华鼓捣来的,连换洗的衣服也没带。”彭德怀大笑:“照你这么说,他还挺有办法嘛!”邓华说:“你们两个呀,说的都不是心里话,其实,你们都是最志愿的志愿军了,让你们来,你们谁含糊了?谁讲价钱了?不都是高高兴兴地来了嘛。”大家都笑起来了。

  20世纪80年代,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踏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对美国军队进行友好访问。洪学智幽默、独特的谈吐使美国同行感到惊异,一次晚宴上,一位美国将军问:“洪将军,你是什么大学毕业的?”洪学智笑笑说:“我是你们美国的大学毕业的。”翻译一惊,直译过去。美国军人不解了,又问:“我们哪所军校毕业?”洪学智还是笑了笑:“你们的一所空军大学。不过,你们的空军大学还没有给我发毕业证呐!”这时,谁都知道洪学智说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的那场战争。正是那场战争,使洪学智的军事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成为我军一名耀眼的将星。

  1955年,洪学智被授予上将军衔,时年42岁;1988年,解放军恢复军衔制,洪学智再次被授予上将军衔,时年75岁。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全世界惟洪学智一人,他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

  “失踪”的丈夫再也“打不散”

  1936年5月30日,红四方面军在一块草地上召开全军运动会,作为军政治部主任的洪学智和军长王宏坤、参谋长陈伯钧等坐在主席台上。

  体育比赛结束后,又表演文娱节目。大会宣布由供给部和卫生部的两个女兵班给大家唱歌。这时,张文(原名张熙泽)带着供给部一班的女兵走到主席台上,唱了一支《打骑兵》和《捉活牛歌》。张文起音,女兵班嗓音清脆、甜美、悠扬。此起彼落的美妙歌声,引得台下男战士们呱呱呱地拍巴掌。齐刷刷的掌声,粗犷宏亮的叫好声,像陡然涌起的巨浪,整个现场沸腾了。洪学智至今还记得,“唱完后,她们羞得不行,低着头跑回队伍中去”。

  这天夜晚,23岁的洪学智失眠了。他的脑海里始终有张文的歌声在打转,始终有姑娘的身影在闪动。他发觉,自己爱上了张文。洪学智清楚:张文出身很苦,10岁就给地主当佣人;红军解放她的家乡四川通江时,她与哥哥一起参加了红军。一想到“爱”这个字眼,洪学智想:自己是二十好几的人啦,人家还是黄花闺女,会同意吗?倒不如先托个人探探姑娘的口气,人家不同意的话,也算了结自己一份心思。

  于是,洪学智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供给部的谢政委,谢政委是张文的顶头上司,面色严厉,可心肠很好。谢政委一听洪学智要自己当红娘,便欣然从命。

  一天晚饭以后,谢政委走来朝她喊了一声:“张熙泽,饭后到我屋来一下。”因为谢政委是个严厉而热心的人,女兵们大都有点怕他。张文忐忑不安地在谢政委门口喊一声:“报告!”谢政委喊她进来,给她拿了个座,请张文坐下。于是,谢政委来了个竹筒里倒豆子,直来直去地说:“我老谢是个大老粗,说话从不拐弯抹角的,军政治部主任洪学智你认识吧?”

  “咱们军的政治部主任,谁不认识他呀!”张文一听笑了,马上想到脸上有麻子的那个大个子。“洪主任对你印象很不错,他前天让我捎话给你,问愿意不愿意认识他?”

  “认识他?不早就认识吗?”张文觉得似乎听错了,话脱口而出。谢政委话更直接了:“嗨,都是粗人,我也不爱说那些转弯子绕圈子的话,就直来直去的说吧,什么认识不认识的,洪主任想跟你结婚,要你当他的老婆,人家诚心诚意,就看你同意不同意?”

  几句话,把张文羞得满面通红,顿时觉得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心口跳得喉咙都喘不过气来。过了良久,张文说:“婚姻大事,我不敢随便作主。让我考虑考虑一下。”

  不多久,在军领导及其夫人们的劝说下,张文“服从了组织”,与洪学智喜结良缘。那年6月1日的晚上,大雨哗哗下个不停。政治部办公室点着油灯,在军领导和许多指战员的欢笑中,洪学智和张文举行了婚礼。

  仪式完毕,大家围坐在一起,喝了一顿疙瘩汤,就算是结婚宴席了。当年,洪学智结婚时只有一条被单、一条旧毛毯。1950年在北京通县驻防时,洪学智将那条结婚用的毛毯送给了老乡,为这事,张文还埋怨过丈夫没有留下这么重要的纪念品。

  结婚刚一个月,洪学智便到“红大”(“抗大”前身)学习,谁知一别就是3年,且杳无音信。“是在延安,还是上了前线?”张文日思夜想,明显消瘦下来。“要是他还在,怎么不来找你呢?”别等他了,再找一个吧”女友们纷纷为张文出谋献策。但是张文执拗着要等下去。

  一年初夏,张文来到“抗大”学习。一天,她正在窑洞里看书,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叫她。张文推开窗一看,见洪学智正站在坡下向她微笑。后来她才知道,洪学智是受到“张国焘路线”牵连而“失踪”的。

  此后,行军打仗,枪林弹雨,夫妻经受着血与火的考验。1939年,“抗大”向敌后转移时,洪学智和张文的女儿呱呱坠地。当行军到达太原以北的一个山坡时,张文和孩子从马上摔了下来,孩子啼哭不止。带领部队转移的洪学智怕被敌人发现,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一狠心把孩子丢给一个老乡家。紧急之下,洪学智夫妇竟没有问老乡的姓名,身上带的几块钱也忘了留下来。幸亏掩护部队当时打听了一下,后来查地图找到了那个村子的名字。直到1950年,他们才把女儿找回来。

  1940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月,洪学智的儿子洪虎出生了。在向鲁西北前进的时候,张文带着孩子行军极其艰苦,有时孩子尿了裤子就冻成冰疙瘩。为了赶路,张文必须走很远才能给孩子喂一次奶。他们带了一个烧开水用的洋铁壶,里面装了半桶猪油,过几天就挖一点吃,好让张文保持足够的奶水。

  在通过敌人平汉铁路封锁线时,洪学智在部队隐蔽的枣树林里遇见了怀抱儿子的张文。那天,夜漆黑,洪学智亲了一口儿子的小脸蛋,然后让张文伸出手来,让警卫员打着手电照亮,他要在张文手心上画地图。他告诉张文,如果越过封锁线就在这个点集合,要是过不去退回来就在那个点集合。他边说边画,画了几条线,几个点。为了安慰张文,他坚定地说:“放心吧,咱们打不散!”

  趁着夜色,他们奔袭了70多里,终于到达了一个安全地带。在一个村庄里,筋疲力尽的指战员们往被包上一歪就睡着了。这时,一个老太太跑前跑后很是热情。原来,她是想要让洪学智夫妇把儿子留给她。

  老太太说:“鬼子经常扫荡,你们老是转移,带着这么小的孩子不方便,把孩子留给我,我给你们做一顿面条吃。”已经丢下了女儿,洪学智再也不想把儿子丢掉了:“不行呀,老大娘,给孩子不行,我们给钱。”

  穿过一道道山岗,渡过一道道河流,闯过一道道封锁线,洪学智夫妇在抗日烽火的枪林弹雨中不仅经受了生命和人格的考验,也锤炼了坚贞的爱情。在晚年,他们依然相伴如初。

  帮彭德怀捡了一命

  1950年10月22日,洪学智和他的战友们趁着夜色来到了朝鲜的国土上。进入朝鲜的第二天上午,志愿军司令部机关全体人员赶到了志愿军总部驻地——大榆洞。下午,十三兵团指挥机关也按毛泽东的电令赶到大榆洞与彭德怀会合,不久即与志愿军司令部合并,成为志愿军司令部。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为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分管干部和政工;洪学智为副司令员,分管司令部、特种兵和后勤;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沛然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

  1950年10月25日,志愿军打响了入朝之后的第一战,这天中午就餐时,由于温玉成指挥的40军与敌进行了意想不到的遭遇战,彭德怀一言不发,边吃边沉思。饭后,洪学智、杜平等几个人跟随彭德怀身后,走进了山腰上那间作为志愿军指挥机关的小木屋。                在一间大一些的木板房里,彭德怀召集邓华、洪学智等开会,研究作战方案,大家围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坐下。彭德怀没说话,径直走到挂满地图的墙壁前,用一只长柄放大镜在地图上来回移动着。一会儿,彭德怀转身对旁边的人说:“好事多磨,恐怕又要改变计划啰!”大家都赞同地点点头。

  这时,从远处传来了沉重的隆隆声,接着又响起了尖厉的防空号音。彭德怀的警卫员闯进来说:“首长,敌机来了,快走!”

  “慌什么?你自己去!”彭德怀不高兴地吼了声。在场的人相互看了看,都为彭德怀的安全着急。彭德怀向大家挥了一下手臂:“你们怎么不走?都去防空洞!”洪学智笑着说:“彭总,你不走,我们就都陪着你。”

  “你们这些人哪,够呛!”彭德怀无可奈何地笑笑,随大家朝防空洞走去。

  这时,一架轰炸机从矿口上方呼的一声飞了过去,根本没把彭德怀的那间木板房子办公室放在眼里。彭德怀风趣地说:“它没有下蛋嘛!草木皆兵。”一下子把洪学智等人都逗笑了。

  在第二次战役即将发起的时候,彭总办公室和志愿军总部机关呈现出一派紧张繁忙的景象。战争环境下,条件十分艰苦。彭德怀夜以继日地工作着,经常熬通宵。有时闭上眼睛打个盹就算是休息过了。同志们既钦佩他的精神,又担心他的身体,但大家都了解彭德怀的脾气,除了洪学智以外,志愿军总部的工作人员没有人敢过多地劝彭德怀离开工作岗位去休息一会儿。

  在国内战争时期,不要说在总部机关,即使是在军师机关,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但是在朝鲜战争中,特别是在战争初期,不要说在军师机关,就是在彭德怀身边和总部机关工作的同志,也一样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在志愿军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前方和后方,安全和危险,是没有什么绝对分界线的。

  侵朝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和他的后任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在每次较大的进攻前总要派出大批飞机进行侦察和轰炸。就在麦克阿瑟发起“圣诞节前返乡”攻势时,夜幕还未降临,志愿军总部的哨兵看到有几架美军侦察机突然在总部驻地上空盘旋了几次,有时飞得很低,引起了人们的警惕,大家估计美机可能翌日要来轰炸。当晚,解沛然参谋长召开有关防空准备的紧急会议,作了几条明确规定。要求总部机关在第二天4点钟以前一律开饭完毕,按时进入指定的防空地区。

  第二天拂晓,志愿军总部机关的同志都挤在涵洞后面的一个石洞子里,可就是没见到彭德怀进来,总部几位领导同志很焦急,要政治部主任杜平去请彭德怀。杜平说:“我去可以,但请洪副司令员去更好些,他在彭总面前比我的办法多。”

  洪学智摸准了彭德怀的脾气,知道他难请,路上就动开了心思。到彭总办公室后,见彭德怀正聚精会神地看地图,洪学智就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几个人在洞里研究第二次战役怎么打,请你参加。”果然,彭德怀二话没说,跟随洪学智来到了防空洞。

  彭德怀进防空洞不久,几架美军轰炸机掠过总部上空,接连扔下许多银白色发亮的东西,有的同志喊:“美机又撒传单了。”话音没落,轰的一声巨响,一股狼烟冲天而起。这时,大家才知道那发亮的东西不是什么传单,而是凝固汽油弹。看来,敌机昨天是侦察好了目标的,几发凝固汽油弹直接命中彭总办公室,顿时木屋浓烟升腾,化作一片火海。

  “好险!”有人顿时叫了起来。要不是洪学智把彭德怀“骗”进洞来。那后果不堪设想。

  美国飞机飞走了。这时,突然有人发现毛岸英和参谋高瑞欣还在里面没能撤出来,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在场的同志焦急万分,但面对熊熊大火束手无策。

  就是在这次敌机空袭中,毛岸英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也是因为洪学智的机智,使彭德怀司令员得以躲过这场劫难。

  对于彭德怀和志愿军总部的安全,洪学智最为担心的是防空问题。志愿军没有制空权,敌人的飞机可以随时来轰炸,司令部的安全都受到威胁。中央几次发电报,要注意防空,特别要保证彭德怀同志的安全。当时,不仅因为志愿军没有制空权,总部的防空设备差,更因为彭德怀对革命战争极端负责,常常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他工作起来连吃饭都要靠身边工作人员提醒。在他看来,防空是对他的干扰,不到万不得已,他总不愿意进防空洞。

  一天晚上,洪学智和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在一个小洞口上坐着,点了一支蜡烛,一面下象棋,一面等电报。他们正下得带劲儿呢,敌机来了。

  离他们不远处的沟里是个伙房,那儿支着一口烧饭用的大铁锅,烧锅的火没有完全熄灭,还有火星,给敌机发现了,敌机便朝他们这边飞来了。由于敌机飞得很低,离地面很近,带起的风呜呜地响,声音大极了。很快,敌机投了五六枚炸弹,那炸弹下落的声音,尖涩凄厉,难听极了。洪学智以为把那厨房打掉了,后来一看,没打掉,炸弹擦着他们的洞飞过去,落在山沟里。敌机从他们头上俯冲过去,很快又打了个转儿,朝他们洞口这个方向俯冲过来。韩先楚一见,喊道:“不行,炸弹对着洞口来了。”

  说完,洪学智扔下象棋就往洞里跑。那洞也不深,大约有三四米。洪学智躲到洞子尽里头,对韩先楚说:“老韩,这个厨房可是造孽了。”还好,最后他们俩谁也没伤着。

  不过,又过了一天,还是出事了。志愿军司令部住的那个矿洞很大,东面有个大洞口用沙袋子给堵住了,西面还有个小窟窿,没有堵东西。那天晚上,有个侦察参谋,点着蜡烛在离那个小洞口几米远的洞里整理材料,敌机飞来了。参谋自以为是在矿洞里,没有注意。敌机发现了亮光,对着亮光猛扫了一阵机关枪,那个参谋不幸牺牲了。

  为了保证志愿军总部及彭德怀的安全,洪学智和邓华商议,先给彭老总搞一个防空洞。要搞防空洞,就得在靠近彭总办公的地方挖洞、炸山,于是一个工兵连在彭德怀住处不远的地方开始施工。施工炮声惊动了彭德怀,这对彭德怀集中思考问题难免有干扰,听说是给他挖防空洞,他很不高兴,还说“要把部队撵走”。

  彭德怀找来洪学智,不高兴地对他说:“你个洪学智,是不是没有事干了,在山下瞎鼓捣什么?”洪学智解释说:“这不是瞎搞,这是为防空,我要保证你的安全!”彭德怀不好再说什么。

  洪学智理解他的心意,就召集挖洞的同志说:你们挖好炮眼一齐放,不要零星放炮,以免影响彭老总的工作。就这样,防空洞也就挖成了。

  防空洞挖好不久,就发生了志愿军总部被炸事件。那天下午,几架美军飞机在志愿军总部上空转了一圈,炸坏了坡上的变电所。天快黑时,又来侦察,洪学智立刻警觉起来,他想:“平时敌人总是先侦察,后轰炸的,明天要在这里开会,研究下一步的作战方案,这里会不会挨炸哟?”他找到邓华,一起研究了明天防空的事情,同时将情况向彭德怀报告。

  第二天,作战会议没开多久,敌人的飞机就来了。彭德怀住的房子遭到狂轰滥炸,一枚汽油弹正好落在了他住室的顶上,房子很快烧掉了。

  那天,彭德怀一天没有说话,坐在防空洞里像是一尊雕塑。洪学智去叫他吃饭,他才抬起头来,说:“洪大个子,我看你这个人还是个好人哪!”洪学智笑着答道:“我本来就是好人嘛!”彭德怀动情地说:“这次美机来下蛋,要不是你老兄,老夫今天休矣哉!”

  抗美援朝战争发起之初,志愿军是仓促入朝作战的,这也是人民军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出国作战,后勤补给遇到了很大困难,这始终是困扰彭德怀的一块心病。特别是志愿军经三次战役后,伤亡较多,兵员一时补充不上,而后方供应线又长达数百里,在美机不停的攻击下,后勤供应出现严重问题,志愿军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几乎无法继续作战。彭德怀决心立即返回北京面见毛泽东尽快解决。

  1951年2月24日,军委扩大会议在中南海居仁堂总参谋部会议厅召开。彭德怀首先介绍了志愿军在朝鲜前线作战中物资、生活、兵员等各方面存在的严重困难,他希望国内军队和地方都要全力支援。 当会议讨论到具体问题如何落实时,有些干部强调国内机构刚刚建立,许多问题一时还难以解决。彭德怀本来就对苏联拒绝提供必需的空军、高炮部队的援助恼火,在这内部会议上却又出现这种强调困难的情况,立刻火冒三丈。他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吼声在居仁堂回荡:“这也困难,那也困难,我看就是你们爱国,难道志愿军战士们就不知道爱国吗?你们去前线看一看,战士们吃的什么,穿的什么!伤亡了那么多战士,他们为谁牺牲?为谁流血?现在既没有飞机,高射火炮又很少,后方供应运输条件根本没有保障,武器、弹药、吃的、穿的,经常在途中被敌机炸毁,战士们除了死在战场上的还有饿死的、冻死的,他们都是年轻的娃娃呀!难道国内就不能克服困难吗?”

  彭德怀的发怒,令居仁堂里气氛肃然。此后,北京等许多大城市的干部群众昼夜为志愿军赶制炒面,迅速送往朝鲜,暂解了志愿军断粮之苦。以后随着条件的改善,国内的支援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4月6日,志愿军党委在金化郡上甘岭召开第五次常委扩大会议,彭德怀号召各兵团、各军和后勤部门,必须尽最大努力,扎扎实实做好后期保障工作。特别是粮食弹药,不可疏忽大意。彭德怀指出:“对于后勤工作,再三重复一句,要特别认真,对东线5个军的粮食供应,如果一天没有饭吃,再好的计划都完了。如这次打胜了,全体指战员的功劳算一半,后勤工作算一半。”

  彭德怀讲话以后,洪学智就战役的后勤保障发了言。洪学智说,第三、四次战役,我志愿军只有六七个军,还打了胜仗。这次增加到14个军,炮兵由4个师增加到11个师,工兵增加到9个团,还有4个坦克团第一次参战,志愿军的兵力成倍增加,再加上朝鲜人民军,完全有力量打一个大胜仗。同时,由于部队数量增加,志愿军的后勤保障难度也增大了。到4月初,志愿军已囤积粮食3000万斤,弹药3至5个基数,但就怕到时运不到第一线,战士们吃不上饭。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洪学智要求后勤部门和各部队都要努力改进运输,加紧囤积粮弹、汽油等物资。战役发起时,各参战部队自带5天干粮,另由各后勤分部准备5天干粮,随部队跟进。同时须用一切努力,克服南进时300里无粮区的困难,使部队能不断获得粮食、弹药供应。为了克服运输上的困难,各部队在作战中,应预先组织一批司机,并利用俘虏,抢修缴获的汽车。还要在驻屯范围内,分段修路,遇有破坏,随时修补。

  会议上,洪学智要求工兵指挥所立即派部队加修熙川经德岘里、宁远、孟山到阳德的公路,要使这条公路成为志愿军极重要的运输补给线。洪学智非常清楚,正当志愿军加紧进行战役准备,巩固提高后勤保障能力时,敌人也在千方百计地破坏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

  当时,洪学智最为关注的是平壤以东、成川以南的三登库区,这是铁路沿线上一个比较隐蔽的小车站,是志愿军后勤一分部库存作战物资主要的卸车点和转运站。从2月初到4月上旬,三登一线共卸粮食、被服、副食品等物资700多车皮。截至4月8日,除大部物资运走以外,还存有170多车皮物资,其中有150车皮物资堆放在三登北、西两面约15华里的山脚处和沟岔里。

  4月8日,敌机发现了目标,从早晨6时至下午4时,4架敌机轮番轰炸,结果150车皮军用物资,被炸着火的约有90车皮,经部队冒险抢救,最后抢出大约6车皮,总共损失约84车皮。其中损失生、熟口粮260万斤,豆油33万斤,单军衣和衬衣48万多套,还有大量其他作战物资。

  彭德怀得知这一情况后,连声说:“损失这么多军用物资,犯罪,犯罪……简直是犯罪呀!”

  作为主管后勤保障的副司令员,洪学智对三登被炸所造成的严重损失更是痛心不已。他和同志们一起分析三登被炸的原因,以吸取教训。客观上,三登的后勤一分部本身没有足够的运输能力,难以及时疏散物资,也缺少保障部队,就连起码的高炮掩护也没有,一旦被敌机发现,就容易造成严重的损失。主观上,三登这个小站,洞小物资多,一时运不完,没能及时大量分散和隐蔽,对敌人可能的破坏活动估计不足。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最艰难的时期和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洪学智曾回忆说:“入朝就困难——语言不通、人地生疏、天寒地冻,物资运输,通讯联络都是问题。最艰难的时期是1951年夏季,朝鲜连降暴雨,山洪爆发,是40年未遇到过的洪水。公路全部被破坏,房屋坍塌,桥梁炸断后被冲走,没炸断的也被冲走了。不光我们说困难,敌人也喊困难。我们的主要物资集散地三登附近变成了一片汪洋,仓库、医院和高炮阵地全遭水淹,许多电线杆子都被洪水淹没了。三登有一个高炮营,洪水突发时没来得及搬出,干部战士被逼上了高压线。他们没经验,上高压线后没有顺着高压线慢慢疏散开,而是挤成了一堆,结果高压线断了,七八十个人都被淹死了,炮也被水冲跑了。安州、鱼波车站直到平壤附近,全部被洪水吞没。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又碰上特大洪水,真是雪上加霜,难上加难。我是志愿军司令部领导兼志愿军后勤部司令员,真是吃不下睡不着,心里像火烧一样。但是越困难,越要冷静处理。我们采取了一系列的应急措施。怎么解决呢?像打仗一样,我们把公路分成段,分段包干,部队和机关都参与进来,全军总动员,掀起了大规模地抢修公路的热潮。朝鲜军民也参加。计划40天大修复,结果一个月就全部修复了,度过了我们最艰难最危险的时期。”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发展,特别是志愿军第二番部队大规模入朝,我军急需大量武器装备。1951年5月25日,第五次战役后期,毛泽东派总参谋长徐向前率代表团赴苏联与苏联政府谈判购买60个师的苏联武器装备问题。谈判从6月上旬开始,持续到10月中旬,最后双方达成协议,由于苏联运输力量有限,1951年只能解决16个师的装备,其余44个师按每年1/3计算至1954年完成。

  运动战时期,志愿军后勤工作继承国内解放战争后期的经验,由各分部按照作战方向部署兵站,通过兵站线的延伸对部队实施跟进保障。由于战场狭窄,分部与兵团后勤、军后勤之间缺乏明确分工,形成后勤机构重叠,供应层次不清,战役后方与战术后方互相交叉,不利于发挥各自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甚至出现了互相依赖或重复供应等混乱现象。

  转入阵地作战以后,志愿军后勤负责供应的部队陆续增加到17个军、6个炮兵师、4个高炮师、1个坦克师,另有骡马6万多匹。部队的技术装备也不断改善,后勤供应的任务大大加重,矛盾更加突出了。彭德怀对这种状况很着急,洪学智更是寝食不安。采取什么形式和方法组织供应呢?洪学智回忆说:“我跑了一些军、师、团后勤机关,还跑了一些前沿阵地,在总结运动战时期建设兵站运输线和开设供应站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战略方针和后方对敌斗争的要求,以及转入阵地作战后,战线相对稳定,各分部的力量得到了很大加强,交通运输条件有所改善、存积的物资日益增加等基本情况,提出了一种分区供应与建制供应相结合的供应体制方案。我向彭总汇报后,彭总认为这种改变很好,命令立即执行。”

  这种供应体制把整个战区后方地域划分为战役的和战术的两个层次。从鸭绿江边至一线各军后勤之间为战役后方,构成志愿军后方地域。从军后勤至前沿阵地之间为战术后方,构成部队后方地域。战役后方由志愿军后勤根据总的作战方针、作战方向、部队部署和地形、道路等条件以及后勤自身的力量,划分供应区,开设兵站线,负责对本区的部队实施供应。战术后方取消兵团后勤,以军后勤为主体,仍按部队军、师、团系统实施建制供应。

  这两种供应方法结合起来构成了分区供应与建制供应相结合的供应体制。实践证明,这种供应体制,适应朝鲜战区的地理、交通条件和作战要求,在战争中充分显示了它的优越性。

  朝鲜是个半岛,美帝又占有海空绝对优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以及朝鲜战争中登陆作战的经验,所以敌人随时都有实施两侧登陆,形成两面甚至三面作战的可能。洪学智认为,实行分区供应,各供应区互相联系,就在整个战区后方由南到北,从东到西,形成了前后、左右两个供应纵深,既能保证正面部队作战需要,又能解决两面或三面作战的后勤供应。分部直供到军,取消兵团后勤,军后勤不需要在分部管区内设置供应机构,避免了在朝鲜这样狭窄的战场上展开过多的重叠的后勤机构。各分部和各军都有自己的行车道路,减少了行车的拥挤。

  实行分区供应,各供应区相对稳定,部队在作战时,可以就近得到供应区的支援。在转移时,沿途均可以得到补给。到新区后,可以迅速得到供应。战线前伸或后缩,兵站线亦可随之伸缩。这样,部队在行军作战中不需携带过多的物资,便于作战部队机动。实行分区供应,各分部受部队行动的影响小,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便于各分部掌握该区敌机、敌特的活动规律,便于熟悉当地的环境、地形、道路、资源等情况,集中力量进行仓库、医院、道路和防护设施等后方建设。同时,洪学智认为,军以下部队实施建制供应,军后勤成为一级供应实体,有利于作战指挥与后勤工作的统一,有利于保持战术后方的机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