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现代化的创新模式

——方汉文教授在日本长崎大学的讲演
日期：2011-03-28 作者： 来源：文汇报

                     
    中日韩三国的发展是以东亚传统文明为主体的现代化创新机制，是不同于西方文明主体的现代化，这是对世界现代化历史的创新。同时，东亚传统也创造了多元化的现代化模式。东亚现代化模式说明这种文明传统本身具有能与现代观念兼容的多元并存等主体特性，由此，可对当代世界各民族的现代化进程提供新的选择机制。
    
    方汉文  1950年12月出生于西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美国图兰大学英文系博士后。苏州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1年起受聘为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特聘专职研究员。兼任美国图兰大学、香港大学、韩国全北大学、台湾东吴大学等院校特聘教授或客座教授。
    
    著有《缪斯与霓裳羽衣——文学和语言的比较》、《现代西方文艺心理学》、《后现代主义文化心理：拉康研究》、《比较文学基本原理》、《比较文化学》、《东西方比较文学史》、《比较文明史》等，主编《往事中国丛书》等。
    
东亚现代化的历史价值
    
    东亚现代化对世界说明：现代化并不是只有一种模式，并且，完全有可能以一种古老的传统文明为主体来构建现代化模式。
    
    从公元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起，到2010年中国经济基本抵制了金融危机的影响，东亚地区的中国、日本和韩国在传统文明基础上所进行的现代化，创造了世界现代化历史、也是比较文化史上的奇迹。
    
    东亚国家特别是中日韩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模式，与英国的工业革命、美国的殖民地与先进科学技术现代化模式完全不同。东亚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形成于一种深厚的文明传统之上，这种文明传统是东亚数千年文明创造与交往的结果。必须说明的是，这里指的是现代化进程，并不是说已经实现现代化——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并未能实现完全的现代化。
    
    欧美现代化是在西方文明基础上形成的，早自16世纪的英国工业化开始，经过18世纪西欧的产业革命，欧美国家基本建立了现代化的社会模式。直到现代为止，相当多的西方专家仍然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但东亚地区的现代化意味着：“西方文化的普遍的现代化”并未出现。
    
    美国社会学家首先提出了“现代化理论”。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帕森斯全面提出了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学说，认为现代化本质上是理性化的进程，西方社会是现代化的主要实践，以美国最具代表性；美国的现代化将会向全球扩展，成为世界不可阻挡的潮流。
    
    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在20世纪50至60年代最为兴盛，进入70年代后则受到理论界的批评。特别是美国式的现代化社会模式在现实中暴露出许多问题，这是当初乐观的理论家们所始料未及的。但是，如果以为美国式的现代化理论就此寿终正寝了，也是一种不切合实际的想法。
    
    我们认为，从语义上来说，现代化就是以主体的历史定位所划定的社会主要发展态势，这种态势具有引领时代的普遍性标准，它是相对于旧有的社会生活状态而言的。
    
    现代化不是某一历史时代或某一民族文明所特有的。世界历史上，东西方民族都曾经在相对的历史阶段达到过历史的现代化，并且都曾经引导过现代化的潮流。
    
    从宏观来说，早在公元前10世纪之前，世界主要文明已经实现了古代农牧业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是相对于当时尚处于渔猎生产或是更落后生产形态的其他民族而言的，前者启蒙后者，如同今天西方文明将其科学技术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一样。
    
    詹姆逊在谈到现代性时强调，我们必须把现代性历史化、阶段化。我们则强调，现代化是一个历史概念，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已经存在过现代化的事实。
    
    从16世纪以后，工业文明崛起，到18世纪之后，欧美实现了工业文明语境下的现代化。因此，我们当前所说的现代化是指工业文明的现代化。
    
    工业现代化有它的基本特征，它的主要思维方式是理性的，思想观念是启蒙的。这一现代化在生产方式上以工业化为主要标志，商品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商品经济取代封建经济，这是社会经济领域的主要标志。社会生活中的城市化、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化、社会的法治化、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的推广、民众文化水平提高与主体意识突现等等，这些都是当前现代化的主要表现与内容。
    
    东亚现代化对世界说明：现代化并不是只有一种模式，并且，完全有可能以一种古老的传统文明为主体来构建现代化模式。
    
“欧化”模式与日本
    
    日本现代化的主体并不是“欧化”，而是日本的民族化。日本文明是以日本传统为主体，以传统儒学与释学、日本的神道教与西方思想共同构成的。
    
    日本的现代化是西方化或是“欧化”模式吗？这个问题早在明治维新时代就存在，直到今天还有争论。
    
    相当流行的看法是：日本自明治之后，进行了“脱亚入欧”式的现代化，即实行了西方式的现代化，其结果是，今天，日本参加了西方国家首脑会议，被认为是亚洲的“西方国家”。
    
    但我认为，日本的现代化从其进程与实质来看仍然是一种以本民族文化为主体的现代化，在其进程中，日本吸收欧美的思想体系，除了基督教文明之外，还有启蒙主义者的社会理想与民主制度，极大地改变了日本的社会制度与政治道德法律体系。
    
    但是日本模式仍然保持了日本文明的主体地位。在政治上，伊藤博文受命主持起草1889年新宪法，借鉴欧洲君主立宪制度，但赋予天皇至高无上的权威，保持了日本特色。如美国历史学家墨菲所说：“伊藤热情鼓吹现代化，尤其在访问西方以后，但他也懂得需要在政治上妥协，需要使西方模式适应日本的传统、环境和价值观。”
    
    不但在政治上如此，从日本的文化体系而言，虽然深受欧洲的资本主义观念影响，但是仍然保持了传统，日本从唐代中国输入了儒学与佛学，接受了中国文学广泛深入的影响。从语言文字直到道德观念，这种影响深入骨髓。直到今天，我们都能看到，佛教与儒学仍然在日本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并不只表现在那些佛寺被列为文化遗产古迹；更重要的是千余年的思想观念、道德伦理、思维方式、行为特征直到语言文字，这是日本人民的独特创造。
    
    所以我认为，日本现代化的主体并不是“欧化”，而是日本的民族化。日本文明是以日本传统为主体，以传统儒学与释学、日本的神道教与西方思想共同构成的。
    
    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特认为：“例如，印度的民主，就是当代社会研究中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如果从人数上来看，印度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立宪制度国家，但是大多数理论却无法适应印度的状况，可见这些理论是有毛病的。这是另一种民主，它非常强大，但是有别于欧洲与美国的民主类型。我们经常忘记欧洲与美国的民主也是不同的，日本则有另一种立宪民主。所有这些制度都是民主的，但是政治文化、游戏规则（或不如说作为权威基础的规章制度、义务等等）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他认为，现代性是有差异的，如果承认这种差异，也就意味着承认多元现代性这个核心概念。艾氏明显受到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状态的启示，从欧洲工业科技发展的单一模式，转向多种类型发展模式，承认20世纪60至70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与20世纪末期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创造了不同于欧洲经济的发展模式这一现实。艾氏特别重视“现实”，他认为文明本质上就是一种现实，如西方文明就是基督教的现实，而中国、印度与日本的文明就是东方文明的现实。
    
    如果脱离这种传统与现实，就会走向反面；日本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走上军国主义，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背离了传统文明的道德伦理观念，接受西方殖民主义观念，对邻国发动殖民战争。历史证明这不但给其他亚洲人民带来痛苦，也给日本人民带来灾难。战后日本文化发展中抛弃全盘西化的观念，一定程度地回归传统文明，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名著《菊与刀》里说道：“而他们的体系则是独特的，既不是佛教的，也不是儒教的，而是日本式的——包括日本人的长处和缺点。”日本的体系是独特的，也正是因此，它才是日本人民对世界的独特贡献。
    
韩国：传统与现代思想的融合
    
    韩国对传统儒学的坚持与对西方思想的引进同等重要，特别是传统的国家民族至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重视教育等方面，都得益于东亚的传统。
    
    20世纪60至70年代，亚洲出现了一种现代化的新模式，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和台湾、韩国的经济突飞猛进，进入世界前30名以内，被称为“亚洲四小龙”。这些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不再处于明治维新时代的历史语境，也没有殖民主义的干扰，这些地区引进欧美的思想与传统的东亚文明、本民族的传统相结合。
    
    从东汉时期起，朝鲜内乱不断，以后发展为三个主要国家即南方的新罗、百济，与北方的高句丽之间的对立。新罗统一全国后，中朝之间以大同江为界，大同江以南为新罗，大同江以北为唐所属。双方交往密切，陆路交通有辽东过大同江直到朝鲜的路线，海上则早就有与朝鲜之间的航线，这条航线从现在的山东半岛出发，经渤海到朝鲜半岛，如果继续航行，则可以直达日本，秦汉时期已经形成水陆兼济的交通路线。
    
    中国的冶铁术从战国时期就已经大量传入朝鲜，朝鲜进入铁器时代后，农业生产大发展，中国茶叶、棉花的种植到唐代也陆续进入朝鲜，使朝鲜社会经济繁荣。北方的高句丽与中国土地相连，最早接受中国思想文化，然后向百济与新罗传播，形成了中朝文化交流的高潮。
    
    儒释道思想传入朝鲜后，朝鲜各地建立太学监与佛寺，学子们纷纷学习中国经典，撰写中国诗文，汉字是主要文字。公元375年，高句丽建立肖门寺，安置来自中国前秦的高僧顺道，标志着中国佛教正式传入朝鲜。
    
    也就在这一时期，高句丽开始用汉文记载国史，这部史册是朝鲜第一部历史，名为《留记》。中国佛教壁画也传入高句丽，画中描绘的奏乐活动中，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乐器七弦琴，这种七弦琴经过朝鲜乐师的改良，称为玄琴。百济的第一部史册产生于4世纪，是用汉字写成的《书记》。公元534年至541年，百济派使者进入中国，请南梁派高僧与工匠到朝鲜，均得到梁武帝的应允。
    
    唐代以后，大批的朝鲜留学生与僧人进入中国，中朝之间的文化交流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从1392年到1910年，朝鲜接受中国文化影响，并且与日本一样成功地本土化，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朝鲜民族文化，成为亚洲太平洋文化体系的一支。
    
    韩国的现代化进程学习了日本的经验，优先发展轻工业与消费产品，继而进入重工业与机器制造业，以出口贸易和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起家，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
    
    韩国对传统儒学的坚持与对西方思想的引进同等重要，特别是传统的国家民族至上、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重视教育等方面，都得益于东亚的传统。这些文明基础与来自于西方的民主化制度互相结合，形成了极为鲜明的特色。
    
    澳大利亚学者李瑞智、黎华伦的《儒学的复兴》一书中曾经指出：
    
    “四小龙之所以成功，其因素和日本有所不同。其一，他们采用的得以获得成功的经济策略并不限于日本所采用的那一套，他们的策略明显地同儒学文明传统联系起来。……四小龙中的非华人成员国韩国，其文明历史深远而又异彩纷呈，并具有独立性，今天它正朝气蓬勃决心与日本的成就一比高低。韩国的这一传统很少为外界所知晓，然而它却是该地区智力和文化以及商业方面兴旺的重要因素。”
    
中国文明的复兴与东亚文明传统的历史作用
    
    “东亚模式”为当代世界提供了选择的可能性与经验，亚洲与拉美各国正在关注与运用东亚国家的经验，在本民族文明传统的基础上步入现代社会。
    
    世界真正认识到中国现代化的价值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语境之下——“金融危机”令当代欧美发达国家心有余悸，却也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吸引了世界前所未有的关注。
    
    2008年以来，欧美的大金融集团、大银行纷纷倒闭，希腊、葡萄牙、爱尔兰纷纷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几乎是在同时，另一个与国家有关的语汇也在同时流行，这就是所谓的“金砖四国”——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同样引起世界关注。
    
    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尤其令人惊奇，这个发展中国家以其GDP连续多年的两位数增长在世界经济中成为中流砥柱，被联合国视为抵抗经济危机的榜样。
    
    中国还没有现代化，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中国已经创立了一种新的东亚经济发展模式，我们称其为“金砖模式”或是“中国模式”都可。这种模式的特点并不是经济速度，也不是生产密集型工厂，或是世界的加工厂。
    
    我认为，中国模式的特点不仅在于其文明类型，而且在于其特有的历史历程，这是一种在多元文明基础上形成的模式。
    
    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5世纪是东亚文明交流的一个盛期，中国与古代朝鲜和弥生时代的日本人，特别是文化发达的九州与本州地区开始了重要的农业生产大交流，如青铜器、铁器、稻作，驯养猪、羊和马，以及建筑艺术和语言文字的传播，由此产生了东亚第一次文明交流的高潮。
    
    公元7世纪，中国唐代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政治制度和道德法律与日本、韩国的交往达到了第二个高潮。
    
    唐宋时期的东亚地区经济发达，文化交流频繁，是世界文明最发达的地区。飞鸟时代，日本圣德太子派遣使团以木船远航中国。鉴真、空海、最澄等中日文化使者都以毕生精力来穿越海峡，实现中日文化交流。直到今日，公元7到8世纪的唐风建筑——奈良的法隆寺，仍然是伟大的建筑之一。
    
    这种交流使中日韩三国的文明达到当时世界的领先水平，也建立了独立的文明传统，正是这种传统为以后的东亚文化转型创造了基础。
    
    我们可以横向比较一下，多数古代文明从政权形式上已经断裂或凋敝，只有东亚地区的文明在千余年间承继不绝，取得了深厚的文明交往经验与成果，这种传统不是轻易能够消失的。
    
    东亚相对独立的文明传统能够现代化，我认为有以下重要原因：
    
    其一，东亚传统中的儒释道多教合一，也包括非宗教的人文信仰与宗教的同时并存，而不是一神教的反异教精神。这是东亚文明最重要的特点，佛寺、文庙、教堂、清真寺可以并列在一起。因此没有“圣战”与文化冲突，保持了十余个世纪的地区大和平布局。
    
    第二，《易经》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勤奋敬业是东亚地区人民的品德，在长达两千余年的农业文明社会中，这里开拓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可耕地，直到今天仍然盛产稻麦，供养着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20世纪中又出现了世界最集中的制造业地区与科技工业园区，东亚人民勤奋敬业的这一传统是在任何时代处于领先地位的资本。
    
    第三，崇文重教是东亚地区的一个传统观念，教师在东亚永远是最受尊敬的职业之一，接受教育是东亚家庭的根本原则。
    
    第四，重视接受新事物是学习的目的，从古代佛经到近现代西方科学技术，世界最流行的新事物在东亚都能与传统得到最快的结合。
    
    第五，尊重传统，守旧而创新，这也是东亚文明的一种品格，世界古代文明在亚欧、拉美的大地兴废交替，唯有这一种古代文明至今保留下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正因为以这种传统为主体，“东亚模式”为当代世界提供了选择的可能性与经验，亚洲与拉美各国正在关注与运用东亚国家的经验，在本民族文明传统的基础上步入现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