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星际宠婚txt下载:融入“东亚儒学圈”，提升广西现代化发展的“文化力”

融入“东亚儒学圈”，提升广西现代化发展的“文化力”

杨天保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文化力增进生产力的现代化问题，已成西方学界和政府的焦点。他们认为，在制度、资源和技术等传统变量因素以外，一种文明形态，也必定造就出某种“文化力”，且令其持续性地作用于特定区域的社会发展。例如，刚离世的塞缪尔·亨廷顿，一度比较全球现代8大“文明区域”的“文化力”，为美国制订国家发展战略提供指导，即是较成功的典范。埃费雷特·E·哈根和艾麦·阿德尔曼等人也一直都在分析文化变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定量关系；弗朗索瓦·佩鲁还将文化当做检验经济增长合理性的标准……可以说，东西欧、南北美等国际区域的资本主义发展史，正是因为有了“文化力”的新考虑，以往那种基于“去文化论”的研究理念，目前正逐一被改写；而发端于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传统命题，也逐步扩大演绎成里亚·格林菲尔德等人一再标榜的“经济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新命题。

同理，中华文明更以其不为间断的资源内涵，为古今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多样形态的文化软实力。

一、“儒学文化力”与“东亚经济圈”

亚洲“四小龙”腾飞之后，中外研究现代化的视线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向“后发”第三世界。学者们探讨亚洲现代化的“文化力”，寻求比较优势，自此，始终离不开中华文明形态——儒学研究。1984年美国《知识分子》季刊为此推出“儒家思想与经济发展”专号；1985年波士顿大学彼得·伯格教授在古典和现代经济学之外，组建“经济文化学研究所”，运用“经济文化学”的概念方法，撰写《一个东亚发展的模式：战后台湾经验中的文化因素》、《世俗性：西方与东方》等文，掀起了“第二次现代性浪潮”。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还提出“后儒家的挑战”假说、约翰·格雷也建构了“亚洲资本主义精神”理论……所以，隔洋之邦的东亚儒学研究，在建构“亚太经济圈”的新视野下，风起云涌。

此时，太平洋东岸的亚洲学者，为突显自身的文化优势和应对“后发”现代化问题，更强调中华儒学的“文化力”。余英时、章开沅、冯天瑜、高力克等人的历史研究，方克立、杜维明、金耀基、成中英、刘小枫等人的哲学研究，罗荣渠、陈峰君、马涛、樊和平、刘力臻等人的现代化研究，林毅夫、厉以宁、张五常、何清涟、李京文、刘方健、何频等人的经济学研究；盛邦和、杨君实、季荣臣、杜乃俭、黄绍伦等人的文化研究……虽则角度不同，但无论是重整儒学史还是营造新儒学，无论是深析儒商文化或是重释儒家传统，无论是谋求“东部产业转移”还是重构西部开发的“反梯度推移”，皆已涉足儒学的文化力问题。

可见，中外学界已开始在“国家层面”上，重审东亚各国的儒学建构及其文化力功能。承接中华文明之链，立足本土，营造现代儒学精神，以“文化力”增进“生产力”，已是亚洲学界共识。换言之，作为构筑“亚太经济圈”的总背景，“东亚儒学圈”已是今后环太平洋东西两岸地区开展合作交流的首选平台。近年来，中华孔子学院的全球性扩建，中国话与读经运动的“国际热”，显然就是这一平台的另一外象。

二、“西不如东”——中国区域现代化的“文化力”格局

但是，就中国目前的区域现代化研究而论，一是探讨作用于“华南经济圈”的“文化力”，最显突出。“华南学派”以历史人类学为旗帜，居功甚伟。他们已经发现，一种融合佛教、基督教和现代合理主义的新型儒教文化，以华侨华人为媒介，有效营造了华南“祭祀圈”。华南现代化之谜，尽在其中。不过，此派虽与广西近邻，然而可惜的是，言及岭南，他们则多喜好以广东为例；涉足西南，又钟情于选择云贵；立足华南，更倾向于闽粤港台的个案考察。所以，培育属于广西自己的“华南学派”，进而去发现广西在华南的区位优势和现代文化力，亟待推进。

二是中国东、中部传统“文化大省”的发展问题，李伯重、胡福明、陈寿灿、赵力平、陈依元、罗能生、谭希培、王再文等众多学者，基于业已成熟的江浙、湖湘和中原等地域文化，分别就“江南模式”、“苏南现代化”、“中部崛起”等战略，相应做过中华文明研究。尤其是，明清以来，儒风竞扇，江浙地区尊为中国文化重心，六百余载的文化积累和文化自信心，既铸就了“文化力”，也成就了“生产力”。若以“东亚儒学圈”的视野来看，望甲一方的江浙区域，堪称是“四小龙”的“大陆版”，二者遥相呼应。

三是中国边疆地区，为重建东北、开发宁夏和缩短东西差距，方浩范等人的东北亚儒学研究、张天政等人的西北思想史研究、陈春华等人的区域文化比较研究，皆已指向“文化力”中的儒学要素。此中值得注意的是，同属西部的西北史地研究，明显已走在西南前面。为此，国家刚刚就在2008年新设了西南边疆特别课题项目，以缓不足。

总之，受“东亚经济圈”影响，中国华南和中东部地区的儒学研究业已转向，为区域现代化发展提升所需的儒学文化力，已是关注重点。相比之下，西南民族地区的儒学研究，无论是刘复生等人的“蜀学”研究，还是何成轩等人的“南传儒学”研究，依然停留在文化传播史与学术交流史层面，依然究心于“文明输出”的冲突融合史，结果总是难以提炼出真正合理促进西南现代化发展的文化软实力。学者杨宗杰《文化力在欠发达地区发展中的作用》、任兆胜《建设民族文化大省与文化力开发》、邹东涛《什么粘住了西部腾飞的翅膀》等社会呼吁，指向的皆是民族落后地区的精神力量与文化结构。所以，相较于“西不如东”的经济发展格局，在开展儒学研究、建构文化力及其增进区域生产力方面，中国同样存在一个“西不如东”的严重缺失。

特别是，目前，西南学界热衷于保护、开发利用少数民族本土文化，但是，无论是“壮文化”研究，还是“滇黔文化”研究……显然都不是“立足本土”的现代性全部内涵，显然都无法成功建构本土所需的现代性文化力。相反，历史事实证明，“南传儒学”着陆西南民族地区之后，在转变区域发展观念和调整民族发展心态等方面，始终具有不可替代的生产力价值和战略意义。儒学的地域化建构及其与民族区域发展间（文化力与生产力）的动态逻辑关系，既是中华文明得以深化的表现，更是“文明对话”和“儒学输出”的目的所在。

三、朝向东亚——“南传儒学”对于广西的战略贡献

就广西壮族自治区来看，建国初，区域自治和国家意志双管齐下，广西儒学式微。改革开放后，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面向东盟和全球化，现代“兴桂战略”渐入成熟。特别是，从“两廊一圈”到“一轴两翼”、从“泛珠三角”到“泛北部湾”、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到“广西沿海新一极”，区域发展战略逐年调整迅猛，西南、华南、东南亚乃至东亚经济圈，已概在现代广西的视野之内。基此战略变化，南传广西的中华儒学及其文化力的历史流变问题，至为关键！此前，梁庭望、徐杰舜、李建平、黄筱娜、黄凤显、黄伟林、覃振锋、覃彩銮、杨克斯、谢清、廖明君等本土学者，已多初论，且一度提出“泛北部湾文化”等新概念。但是，这样一些经由思维建构而成的“文化力”，显然离不开事实上业已存在、充分发展并一直就在起作用的“南传儒学史”及“东亚儒学史”！

其实，纳入中原汉政权之后，北方儒学以官方和民间形式输出广西，逐渐改造了本土民族原生态的“文化力”结构，并积极参与建构广西。古代时期，不断成型的儒学“文化力”，通过秦汉清官文化、唐宋贬官文化、岭南科举文化、明清移民文化和商帮文化等多元儒学形态，分别在不同时段上，催生出多样别致的“兴桂战略”及其“兴桂史”。“西学东渐”以来，岭南儒学、近代西学和广西“壮学”等文化单元，多重并奏，广西“文化力”的古代结构又日被改写。特别是，本土知识体系的更新，进一步使得区域观念、民族情结、精英意识、地方信仰……日见壮观。基此，在中国近代晚清政权、太平天国、新旧桂系和国民政府等不同时期，不同社会层面上、不同群体组织间（官、兵、学、商、民）的“兴桂战略”，既丰富又独到。总之，无论承认与否，“南传儒学”地域化及其营造的“文化力”，皆是历代“兴桂”者不可抛舍的智力支撑和思想资源！

今天，为增进区域生产力和总体实现可持续发展，国家实施“广西沿海新一极”等战略，既立足西部又不囿于西部，既赶超中东部又要朝向东亚，皆亟需探明广西儒学的历史形态、作用于区域社会发展的力量结构和现代命运，以便开发出有效促进现代化的区域“文化力”，既和谐西南“族群”，增强民族向心力，又能焊接出合理平衡东西、平等融入东亚的交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