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蕙淯 解直锟:赵一曼被捕后：信仰坚定态度从容令日本人怕且敬

赵一曼烈士，四川宜宾人，1905年生，早年加入共青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被派往东北从事抗日斗争。1935年春，任中共铁北区委书记，在侯林乡组织一支农民抗日自卫队，同日军作战。同年秋，任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第1师第2团政委。同年11月15日，在同日军的战斗中负伤，11月22日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届，1936年8月2日被日军杀害。

时任伪满洲国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的大野泰治，曾参与了对赵一曼的审讯和拷打。抗战胜利后，大野泰治作为战犯被中国政府关押。他在狱中撰写了一份材料，详细交代了赵一曼被日军审讯和杀害的经过：

1936年2月，伪满滨江省公署召开了所属27县的警务指导官会议，讨论有关情报问题。我提议“对捕获的抗日干部应进行更加彻底的审讯”。珠河县的首席警务指导官远间重太郎当时说：“珠河县正押着20多名同共产党有关系的人，因为警务人员正忙着进行焚烧民房的事务，没有功夫去审讯。要是警务厅能派人去审讯就好了。”一周后，特务科长命令我去审讯，我就带着翻译（朝鲜人）出发了。

我到珠河县一个星期后的一天下午约5时左右，远间率领警察队回县公署，我出门迎接他们时，看见他们押着一辆牛车，车上有两个妇女。远间指着躺在车上的那个妇女，向我报告说：“这个女人是在蚂蚁河畔战斗后从民宅跑出来的，被我们警长开枪打伤了，由于用的是79步枪子弹，伤口很大，流血过多，把她解往省城，路上有丧命的可能，我们把她连同俘虏一同解来了。请快些审问吧，免得她死了。”

这个妇女，穿着一件黑棉衣，腰下被血染着，脸伏在车台上，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坐在她的身旁照料她。伤者头发散乱，大腿的裤管都被血灌满了，在不断往外渗。我担心她马上死掉，得不到口供，从而失掉可能的情报，急忙走到她的身旁，叫喊道：“起来！”她从容地抬起头来看着我，看见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三步。

大夫来了，这是个30多岁的男人。我把大夫领到外边去，命令他：“这个女人，不管怎样也不能在这里死掉，必须把她解到哈尔滨去，希望你能尽一切力量，保证她还能活十天。”大夫给她注射了两针樟脑液，检查伤口后，对我摇摇头说：“她流血太多了，非常衰弱，要保证她活命恐怕办不到。如果能度过今天明天，那再看吧。”我说：“不管花多少钱，也要保持她的性命。总之，这是你的责任，有必要的话，到明天早晨，就守在这儿给她治疗吧。”对我的强迫命令，他脸上露有难色，但还是服从了。

第二天早晨，我又到赵一曼那里去进行审讯，警士告诉我，夜里给她打了三针。

在审讯中，我用了多种手法，进行了各种尝试，甚至不顾她的伤势，施加残酷的拷打，可是她一直没有改变态度。我心理想，对这个女人用刑是得不到什么的，不如先从周围的多数人来调查她的行动。于是决定把当时县公署拘押的20多个人陆续地提出来审问。

从早到晚，为了审问到赵一曼的材料，增加了四五名警士和翻译。我不择手段地施用毒刑，但是这些人里没有一个了解赵一曼的。我对翻译说：“她的工作作得可真彻底呀，怎么会连一个人也不了解她呢？把那个胆小鬼提来，再试一试看。”于是把一个30多岁的矮汉子提来，进行第二次刑讯。我命令警士把他捆在门板上，给他灌凉水，凉水把他的肚子灌得鼓鼓的，又往他的肚子上浇凉水，还用破烂布抽他的嘴，让他感到难于忍受的痛楚。在重刑下，他提供了赵的一些情况：“她是个工作员，经常从这个堡子到那个堡子，召集堡子里的群众讲话，把他们组织起来，指导他们团结一致，进行抗击日军的斗争，比如，怎样侦查日本军的行动；怎样向组织方面报告，怎样协助抗联军等等，她都作过指示。她几乎是独来独往，走起路来飞快，比抗日军还快。她一来，堡子里的人立刻就集合起来，听她讲话，然后根据她的指导行动。”从这个人的刑讯中，还不能肯定他哪些口供是可信的。赵一曼是县委还是其他什么样的人也不能确定。我的结论是：“赵一曼是一个以珠河为中心，把3万多农民坚固地组织起来的中心指导者。这一点是可以肯定无误的。”

俘获赵一曼的第三天，从哈尔滨来了两名宪兵。他们来到县公署，对我说：“听说你们逮到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我就把他俩带到赵一曼那里去了。宪兵用笨拙的中国话问她，她什么也没有回答，又是用愤怒的眼睛瞪着他们。宪兵失望地看了一看翻译，一点东西也没有得到。

从这里我觉得，我那样的审问方式对她是无效的。我以为既然逮到了，总要想法子让她对抗日组织起破坏作用，从而给自己取得功绩。我怀着这样的野心，决定把她解到哈尔滨。我对赵一曼说：“今天就到哈尔滨去。”赵一曼回答：“就是到哈尔滨，也不想活下去！”接着她又寻思了一会儿，说道：“在未走以前，请你们把那个可怜的姑娘开释了吧！叫她伴着我去哈尔滨可不行。”对她的顽强态度我简直无法应付，只好把那个姑娘释放了。珠河县派了3名警士同我和赵一曼一道坐火车去哈尔滨。到哈尔滨后，我们把她关进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的地下看守所里。

特务科长山浦公久、特高股长登乐松、特高股长、警佐大黑照一连同我一共4个人商讨怎样处置赵一曼。我详细报告了审讯经过以后，提出了如下的意见：“押起来，给她治好伤，当作破坏抗日组织的反间用。”大黑反对，说：“这样顽固的女人，要想把她当反间用，办不到，而且伤那样重，还是杀了为妙。”大黑所以反对我的意见，是因为担心我负的责任太大。谈来谈去没有结果。我又说：“其实，利用她，还是利用别人，都可以。总而言之，我们握有利用她的自由，如果利用得妙，比杀几百个抗日军效果还大呢！”山浦科长耐心地听罢我的解释，作了如下的决定，说：“治疗所需的必要费用和监视的责任由大野来负，就这样，把她先看押起来吧。”

我把治疗赵一曼枪伤的事，委托给当时警务厅卫生科长王亚良。由于伤势太重，他感到为难。又请白俄外科大夫来看，他说不施行手术是没有希望的。可是赵一曼顽强地拒绝，她说，与其锯了她的腿，不如把她杀掉好。我十分为难，又同上述的那几个人商量，决定把她送到市立医院的治疗室去，由哈尔滨警务厅派几个警士到那里监视。

市立医院给她照了爱克司光片子，大腿骨碎了，碎骨片散乱在肉里。我当时曾在片子上数过，还记得，散乱在肉里的碎骨片一共有24块。大夫诊断：“若是把大腿锯掉，治疗的时间会快一些，若是不锯掉，身体不发烧，顺利地渡过去，也许会僵化的，僵化之后，只不过腿略微短一些。”由于赵本人坚持反对锯腿，就决定这样治疗了。我也想到，她拒绝锯腿，是不是企图逃走呢？就极力劝她锯掉，无奈她断然反对。

有一天，我问她：“伤治好了以后，你打算怎样呢？”赵一曼说：“反正你们不能放我，如果我的伤治好了，我愿意做负伤的警察队员的‘看护妇’。”我嘲笑她说：“你这是说胡话，若是叫你当看护妇，警察队会全部叛变的。”并恐吓她：“你把我当成傻子，那你可就打错了算盘了。”

几天之后，她在一个纸片上写了一首诗，交给我，我拿去问省公署的翻译黄嘉时：“写的是些什么？”黄看了看，直摇头：“我看不懂，保安科长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拿给他看一看吧。”我拿给当时的保安科长吴奎昌，对他说：“你看写的是什么？”他略微一看说：“这是谁写的，写出这样诗的人，可是个有学问的人呀！”他接着对诗意作了解释，大意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立志抛了家，现在落到敌人的手里，今后怎么战斗下去才好呢。看起来是抒发自己的感情的，字句非常锋利。

大约是把赵一曼解到哈尔滨后的两周，我被调到长春检察官事务所受训去了。离哈尔滨的时候，我到病房去了一趟，我记得那时候她还不能坐起来呢。两个月受训终了，我转调到阿城县，去阿城之前，我看见赵一曼已经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散步了。

我到阿城不久，从报上看到：“赵一曼在监视的警士和看护妇的援助下，从医院里逃跑了，在逃跑途中又被哈尔滨警察厅逮住。”后来，特务科里的人，又把赵一曼从警察厅引渡到省公署警务厅，关在地下室里。

此后几个月，我因病回日本休假。从日本返阿城任所时，路过哈尔滨，住在大黑的家里。问起赵一曼，大黑的同乡、当时正在大黑部下当警副的森口作沼对我说：“赵一曼和另一个叫周百学的共产党员被引渡给宪兵队杀掉了。为了让大野先生知道杀她们的情况，我要股长让我到现场去。这两个人是带着手铐脚镣，由四五名宪兵押解到枪杀中国人的郊外的。从汽车上下来就让她俩坐下。上级宪兵对她们说：‘还有什么说的吗？’周百学说：‘我死后，要到母亲那里去，带着脚镣子走起路来不方便，给我把脚镣取下来。’宪兵苦笑着把脚镣取了下来。接着又问赵一曼：‘你有什么话讲吗？’赵一曼说：‘没有什么说的了，不过我家乡还留有一个七岁的女儿，如果能把我的话传给她，就这样传吧：母亲为了抗日运动，不能留在你身边教育你，但是代替这个的，是母亲用实际行动给你指明了应该走的道路。仔细地认清母亲的行动，不要走错了路。’这时候宪兵里的指挥者对已经举枪待放的4名宪兵下令：‘开枪！’枪声响了，两个人倒下了，他们态度从容，毫无惧色，令人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