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解梦青蛙被杀:【何方忏悔：庐山会议后曾揭发批判张闻天】(3)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7 22:27:06
决心既下，于是就要决定揭发的内容和揭发的尺度了。大家对我的期望值最高，认为与会者以至在整个外交部，除刘英外，只有我掌握的“材料”最多。我压力之大，可想而知。这一切又只能自己一个人想，不能和任何人商量，最后自己内心定了这么几条：一是可以随大流无限上纲，但决不捏造事实；二是尽量多讲反对三面红旗的言论，不讲或少讲外交方面的问题；三是自以为关系重大、人们又无法得知的事情，就坚决不说。其实，这几条也只是当时大概的想法，没有也不可能做出严格分类，不过实际上还真是这样做的。
我的揭发内容，现在想来并没什么了不得，反倒证明张闻天的正确。例如大跃进是大轰大嗡，比例失调如何严重、许多东西都买不到；大炼钢铁得不偿失、炼出来的不是钢是烧结铁；放卫星是胡闹，讨好领导、造假成风；区大姐（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区梦觉）说广东已经出现饿死人的事等等。
这些话现在看来无所谓，但在当时讲出来还是很严重的。我的错误不但在于揭发出了这些私下谈话（多是我们一起散步时的议论），主要的还是把这些上纲为反对三面红旗，反对群众运动，和毛主席对着干。特别是我提到饿死人的问题，更引起人们的声讨，说是造谣。因为直到这时，外交部还没有人意识到中国社会经济已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而认为是形势一片大好。
我现在实在想不起我的揭发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但作用和影响却不是一般人可比。这是因为第一，没有人能够揭发出这么多和这么具体的问题；第二，我是被视为张闻天“亲信”的。所以当我的发言一结束，会议主持者就说：“洛甫同志，你已经众叛亲离了！”
看得出来，张闻天对我的发言是有几分愤怒的，“文革”以后，刘英还告诉邓力群，闻天对何方的发言感到非常难过，心里凉了一半。其实我在揭发的时候心里也很难过，思想斗争很激烈，后来也一直为这件事后悔，直到现在也没有解脱。由于此后我再也没能见到他，所以就永远失去了当面检讨的机会，只能想别的办法赎罪补过了。这也是我进入耄耋之年才改行学习党史和研究张闻天的原因。
但是我的揭发还是有保留的。有些我认为关系重大又只是张闻天和我两个人谈的，我就没揭发，主要是涉及毛主席的问题。例如他跟我谈《新民主主义论》对国际形势特别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估计不正确或者已经过时；对1954年毛主席批评没有及时突出台湾问题不以为然，说不应该急着解放台湾和争当反美先锋，还是先把大陆上的事情办好，台湾被日本占了五十年，中国还不是中国等等。我没讲这些当时认为属于尖端问题的原因，倒不是为了保护张闻天，主要还是怕说不清楚，麻烦越惹越多。所以这并不能减轻我在揭发张闻天问题上的罪责。因为我是张闻天最亲密的人之一，我的揭发和别人不一样。所以我确确实实错得严重了，人应该承认错误。
■ 第一次与张闻天谈话
现在回想起来，我和张闻天同志的第一次谈话是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前。大概是1941年4、5月间，我所在的抗大三分校领导通知下来，说洛甫同志要找一个在抗大做教育工作时间比较长的干部去谈话，领导上研究后决定让我去。于是我就按照规定的日期和地点，早饭后一个人到了杨家岭张闻天的住处。由于事先已有安排，所以我就通行无阻地被领到张闻天住的窑洞里。那时他和刘英的窑洞有相通的两孔，像住房的套间一样，里间住人，外间办公。我进门后，他们夫妇一起见我，张闻天就问起了抗大的教学情况和我对学校教育的意见。
在我汇报后，他提出过去那种学习是不是离实际远了一点，因此今后需要改变，少学点马列主义书本知识，多了解一些实际问题，比如把在学校学习的时间缩短，尽快到实际工作中去，着重在实际中学习。
他的谈话带有对过去学校教育过多否定的意思，这是我不能接受的。那时我才十八岁半，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所以就毫不客气地把他的意见给顶了回去。我认为抗大过去的做法还是对的，马列主义还学得不够。因为新参加革命的青年，不多学点马列主义，怎么能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呢。很明显，张闻天的主要目的是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并没想完全说服我，只是和颜悦色地交换意见，所以谈得还挺好，一直谈到勤务员已经打来午饭的时候，他们就留下我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