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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泪珠 2010年10月02日 13:16 阅读(1) 评论(0) 分类:他山之石 权限: 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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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中国模式祸福未定 我们不要忘乎所以

2010年10月02日 09:03《中国改革》 】 【打印共有评论14

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政府高强度介入经济,到底是福还是祸?现在还未可定论

吴敬琏

近两年来,中国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在有些人看来,中国靠的就是国家的行政手段。他们把这种行政手段看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看作中国特有的“政治优势”。有些政府部门运用行政手段来调控经济,似乎也越来越得心应手。那么,这种行政手段究竟效果好不好?中国现在是不是存在过度使用国家行政调控手段的倾向?这些手段符合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吗?国家调控和法治经济又有什么关系?如果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并创造条件,使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一起整体推进,那么,这些问题就必须首先思考清楚。

行政干预的功效不应夸大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全能的,从宏观经济到微观经济“一竿子插到底”,用行政命令控制。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必然涉及对国家机器的改革。

坦率地说,在改革开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我并不是很清楚。我曾经认为,只要把市场建立起来,它就会自动要求建立规范的社会规则和制度。至于上层建筑方面的改革如何推进,自会有政治家去照管。但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却发现事情并不这样简单。

首先出现的问题是腐败现象的蔓延,典型的问题80年代后期的“官倒”现象和其后的股市黑幕。这些问题的症结在于公共权力介入了市场交易,形成了公权力的私用。

在80年代后期讨论腐败问题的时候,大多数经济学家把问题的实质归结为“寻租”。所谓“寻租”,就是由于公共权力介入市场交易,产生了“租金”,于是,就会有人买通权力去获得租金。行贿受贿的本质就在这里。由于公共权力超出了它在市场经济中的应有范围,形成了寻租的制度基础。为了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就要用法律来划定公权力的行使范围,防止其滥用。

在中国这样一个在历史上长期高度集权的国家,如同政治学家邹谠教授所说,历史上的中国政府就是“全能政府”,什么事都管,从宏观经济一直管到微观经济,管到个人的职业选择和家庭生活。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又是一个计划经济社会,政府拥有配置资源的无限权力。所以,政府部门和官员就特别容易利用手中的权力,营造巨大的寻租环境。对于贪赃枉法的官吏来说,扩大这种权力又是特别有利的。所以,寻租和设租的活动就很容易泛滥开来。

因此,80年代中期以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加快政治改革和规范政府权力的必要性。

了解了这样的大背景,再让我们来观察应对金融危机的行政干预问题。

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由于出现了社会信用体系的断裂,为了控制系统性风险进一步扩大,政府常常要用它的信用去补充甚至取代部分商业信用,以便保持社会的金融系统不至于全面崩溃。这本来是一种短期性做法。但是,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就很容易把它解释成是一种社会发展的新趋势。于是,有些人把前几年有人针对所谓“华盛顿共识”提出的所谓“北京共识”提升到了“中国模式”的高度,说是以强有力的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为特征的“中国模式”将成为世界仿效的榜样。

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运用政府的力量稳定经济,是世界各国在历次危机中都采用的。中国的特点是政府介入的强度更大而已。那么,政府高强度介入经济,到底是祸还是福呢?我认为,现在还未可定论。从短期看,它成绩很大;2009年实施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投资,10万亿的贷款一下就把增长速度拉起来了。但是,从长期来看,它的后续影响怎样呢?我们知道,经济危机期间政府采取的刺激经济政策早晚都是要退出的,由于我们采取的是政府直接指示银行放贷款、上项目的办法,比某些西方国家退出的难度更大。所以,我们要兢兢业业,谦虚谨慎,而不要忘乎所以。如果对运用行政手段应对金融危机的成绩做过分乐观的估计,那是相当危险的。

概括地说,目前的行政干预并没有解决权力监督和约束问题,反而在特定时段和某些问题上有所加剧。

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是极大危险

政府权力的边界问题往往可归结为经济自由和市场秩序的关系问题。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过程中,我们可以同时看到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我们缺乏经济自由,国家控制太多,民营经济只有极少的自由;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秩序并不是很理想。

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求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配套推进。经济是配置稀缺资源的体系,光靠它自己不足以自行,需要其他方面制度的配合和支撑;否则,市场自由交换秩序得不到保证,就会出现混乱,权力的介入还会造成“丛林法则”支配市场,使整个经济变成了一个寻租场。本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交易主体自由而平等,且不存在外部性,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通过交易达成的价格,就能够有效地把资源配置到应该到的地方去。但是,交换是需要秩序的,是需要透明的规则和公正执法来保障的。所以,经济和政治这两个方面的改革应该配合起来推进。

我们的改革就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从一个由行政权威控制的计划经济转变成一个自由交换的经济;另一方面,就是从行政命令支配的经济,政府机关和党政官员的自由裁量权特别大的命令经济,转变为一个规则透明、公正执法的法治经济。

政府有责任提供由透明规则和公正执法构成的市场秩序,但是,有一部分官员认为,其中没有太大的牟利空间,他们更愿意做微观决策。这样,就出现了腐败问题。可以说,这是偷换了政府职能概念。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提供的是公共产品,而不是其他。如果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那么,事情就完全颠倒了。这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最大的危险。

人们常说,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的作用。这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政府应当起什么作用?政府还是应该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其最主要的内容,是稳定的货币发行和稳定的价格水平,这个稳定价格是指稳定价格总水平(不是指个别产品的价格),但是,这里常常发生混淆:政府不去管住货币发行和稳定物价总水平,而是管个别商品的价格,什么东西一涨价,政府就加以管制。这样,就会破坏市场通过相对价格变化有效配置资源的基本机制。

“攻关”和“认定”难以实现技术创新

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再次被提出。这不是一个新课题,但多年来进展一直不大,原因何在?这也涉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关键在于能否推进改革。

这里,集中谈一谈技术创新问题。

竞争性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才是技术创新基础性的条件。在这种制度下,企业必然是推动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主体,小企业更是主体中的主体。在现代技术创新、现代市场活动中,不能靠政府指令以及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而需要市场竞争环境和盈利的激励,使每个企业都主动根据价格信号来选择最适当的技术,改进产品和工艺;不能由政府越过公司自身的约束去考核和评价企业的“科技含量”,也不宜根据政府的判断和追求,对企业的创新活动方向发号施令或给予补贴。否则,既容易瞎指挥,把技术进步的方向弄错,也容易因为技术开发过程中的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加剧软预算约束问题。

对于习惯于计划经济思维的人们来说,由政府直接组织科学技术攻关和新技术的商品化转化,是效率最高的。这类办法也许能够在少数重点赶超项目上取得成就,但是,这并不是实现普遍技术进步的有效方法,也不应该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主要技术政策措施。这套做法基于对技术进步机制的误解,难于实现普遍的“自主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

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做到这点,首先是不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其次是不指定技术路线。在我看来,指定技术路线和产品路线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在发展新兴产业的过程中,政府需要对所支持产业的有效性作一些研究,而不是把钱直接给予自己“认定”的项目或企业。虽然这是目前政府各部门在执行对新技术的扶持政策时的习惯做法,但是,由于这种补贴方式难以避免随意性,助长了不公正竞争,实际效果不一定像预期得那样好。其结果甚至可能是抑制竞争和创新,而且容易滋生腐败。

谢国忠:我正式通知大家泡沫要破了 浙江地价或跌80% 2010年10月02日 09:30 财新网 】 【打印共有评论64

经济学家谢国忠

我现在正式通知大家,楼市已见顶,接下来将逐步下跌,熊市将持续五年,大城市的平均房价可能会跌一半以上

又到了吃大闸蟹的季节。

煮螃蟹,首先你把蟹放在冷水锅中,它们会觉得又回到了湖里,浑然不觉危险。然后,盖下沉重的锅盖,开火。这时,你可以听见它们抓挠锅壁的声音,开始轻,然后拼命挣扎,然后轻,再后就偃旗息鼓了。几分钟后,你打开锅盖,蟹壳已成金黄。这时,你就可以蘸着醋姜,享受美味了。

现在,中国的炒房人就像在冷水锅中的螃蟹。他们感觉很好,会时不时地伸伸腿。看不到任何危险。殊不知,自己已经被人盖上锅盖、下面点上了火。马上就要被煮熟了,却尚未发觉。

今年4月,我告诉过读者,楼市泡沫即将破灭时,就会通知大家。现在,楼市已经见顶。在今年余下的时间内,它将逐步下跌。到2012年,人民币升值预期可能会逆转,资本会流出,届时楼市会加速下跌。

中国已进入房地产熊市,将持续五年时间。大城市的平均房价很可能会下降一半以上。土地价格将下降更多。在泡沫最大最疯狂的浙江省,价格可能会下降80%甚至更多。

工资与租金

为什么房价会下跌这么多?当泡沫泄气的时候,房价必须下降到工资和投资收益可以支撑的水平。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现在的租金回报率不到3%,它必须回到5%以上,每平方米的单价则不应超过两月的平均工资。

在泡沫时期,准确断言市场顶部是一门艺术。人类跟风投资的弱点是泡沫的助推剂,总到最后时刻才能醒悟。泡沫破裂通常由资本退潮触发。有时,超量供应会超过投机性需求,足以吓跑投机者。多数泡沫是突然破裂的。但也有个别泡沫是逐渐泄漏的。

1997年,外国资金撤出推高了利率,导致香港楼市泡沫破灭,顷刻间,吸光了这个赌场的所有资金。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破灭,是因为那些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们手中的股票限售期刚过即大规模抛售,惊醒了投机者。而2007年美国楼市泡沫破灭,是因为次贷到期了,投机者发现还不上钱。

谢国忠语录:

谢国忠:政府在算账 房价掉下来要亏多少亿

谢国忠:房价将持续5年下跌 泡沫最严重城市将跌80%

谢国忠:政策造就房产牛市 地产商是政府打工仔

逐渐泄气

地产泡沫的泄气可以持续很多年。20世纪90年代日经225股票平均指数崩盘后,日本楼市泡沫还膨胀了两年。而且它也不是瞬间破灭的,而是在其后的二十年中,以每年大约8%的速度下跌。台湾受日本影响,房价也在缓慢下跌,直到中国疯狂的投机者复苏了房地产市场。

1998年,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也破灭了。三年内,上海房价下跌了三分之二。广东和海南的烂尾楼随处可见。再近点说,上海的房价从2005年5月至2006年底下跌了三分之一。很多商业区的楼盘甚至下跌了一半。

现在的泡沫始于2007年,由宽松的货币政策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催生,我原以为,它也会在瞬间破灭。但最近的事态发展改变了我的观点。此次的泡沫可能不会瞬间破灭,而是会慢慢泄气。之前,我以为政府可能会在四季度放松宏观调控,导致房价再次疯涨,泡沫会在2011年下半年或2012年突然破灭。

政府目前仍然没有放宽二三套房的贷款限制。那些最有潜力的买房者受到了管制,这些买房者其实并没有足够的现金,主要依靠贷款买房,因此,房价不能更上一层楼了。

除了信贷政策,流动性也在收紧。人民币的汇率仿佛是一场“脱衣秀”。经过多年等待,都没有看到“真材实料”,对冲基金终于受够了,再也不想等下去了。尽管美国财长盖特纳又一次大声疾呼人民币被低估了,但市场对此已经麻木了。人民币NDF市场并不指望人民币在明年会大幅升值。

这对流入中国的热钱影响极大。存款业的竞争日趋激烈。银行提供的理财产品极像存款,但提供的利息却比央行规定的利息高得多。

经济衰退?

现在中国房地产价格正在慢慢下跌,并将于2012年加快步伐,届时,中国经济也将会受挫。未来十年内,出口、消费和基础设施将会以7%-8%的速度增长。与近年来相比,这个增速相对较慢,但它更有利于提升工资、家庭生活水平和企业利润。

中国人不能用房屋净值贷款来消费。2000多万套空置房的户主们将会越来越穷或是破产。豪车的销售量可能也会减少。但是中产阶级将更具有购买力,因为他们从投机者那里买房的成本会降低。

为了防止房地产泡沫泄气而影响到其他投资领域,政府必须迅速向银行注资。政府有足够的财力和智力这么做。在过去十年,中国拥有强大的楼市和疲软的消费。而未来十年,情况可能刚好相反。

楼市的投机者们就像冷水锅中的大闸蟹,正在挨煮。但是,趁着现在火小、水温低,聪明人还有时间逃出生天。

(作者为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经济学家;本文英文版首先发于彭博,财新记者陈璐译)

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秦晓:去意识形态化 回归普世价值

2010年10月01日 14:25《中国改革》 】 【打印共有评论30

“取代论”是一个危险的命题,而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命题

秦晓 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

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启蒙

这次讨论会的主题是“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不是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如工业化程度、城镇化率、人均GDP等,这些经济、物质指标是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发达国家的标志。我们所讲的社会转型是指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核心价值观支撑的,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为制度架构的现代民族国家和社会形态。

发端于17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是人对神的“叛逃”和“祛魅”,在摆脱了精神上的束缚以后,人可以运用自己的理性保护个人的权利,实现个人的自由。在此以后,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启蒙价值”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当代“普世价值”就是“启蒙价值”经过人们几百年的认识和实践演化而成的。

自晚清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走过了100多年,其中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前者是用科学和民主的力量对长期统治中国的儒家纲常秩序的颠覆,后者是对斯大林、毛泽东模式的抛弃。这两次思想启蒙运动在中国社会转型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中途都发生了路向的改变,前者为“救亡”所淹没,后者则转向以“民富国强”为目标的现代化进程。

进入本世纪后,中国经济崛起,但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日益凸显。这个现象表明,中国的问题应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认识和解析,或者说,当代中国的问题不是现代化建设的问题,而是现代性社会构建的问题。面对这个重大问题,中国社会、特别是精英层出现了激烈的交锋,交锋的核心是“普世价值”还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国家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它的本质是对普世价值的拒绝。这一指向是对中国以现代性社会为目标的转型进程的偏离和倒退。这是一个关乎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道路和方向的问题,我们不应对此视而不见、闻而不言。

“中国模式论”的出现有其复杂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思想背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把“大国崛起”作为目标的“中国模式论”找到了依据;民族主义始终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难以拒绝又难以归顺理性的因素;经济表现已成为中国当今政治权力正当性的来源;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论和由此导出的阶级斗争唯物史观至今仍是许多人认识中国和世界问题、判定价值观和制度的主要思维方式。

今天,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刻重提启蒙,回应“中国模式论”的挑战首先就要从它的思想基础入手,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化”进行反思,解除束缚,使我们对中国与世界、历史与未来有一个更理性的认识。

意识形态的制度化、道德化和异化

中国近现代史的主题是寻求自身现代化的模式和道路,“中西之争”和“古今之辩”构成了这一主题的二元叙事结构。期间,各种主义、思想纷纷登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激进主义逐渐占了上风。上世纪初,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经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几次变身,形成半个多世纪中国思想的主流。论从史出,基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我们可以说,这一主流思想带有较强的激进主义成分。从思想谱系上看,激进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对传统的颠覆,对经验的抛弃,对普世价值的拒绝。颠覆、抛弃、拒绝之后留下的是什么?或者说激进主义的思想资源来自哪里?我认为来自一种乌托邦式的政治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影响文明、社会和人们价值取向、行为选择的一套叙事是近两百年出现的。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这个概念的是法国人特拉西(A.D.de Tracy)。特拉西把意识形态视为“观念的科学”, 试图像牛顿那样,遵循几个简单的法则所确定的模式,证明现在和将来的一切事实。特拉西的论述中表现出浓厚的科学主义和主体论思维。

在拿破仑时代,意识形态逐渐从“观念科学”中脱离,进入世俗,并与政治学说(当时的自由共和主义)相联系。在此之后,政治意识形态对西方产生过重大影响,如法国大革命、德国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美国的麦卡锡主义、冷战、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等。本文论述的重点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脉络要追溯到马克思。马克思一开始将特拉西的思想看作一种“唯心主义”哲学,随后又将意识形态纳入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并从阶级的观点,揭示精神劳动者的阶级本性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构建,为现有秩序提供思想上的辩护。由此看来,马克思后期反对的不是意识形态,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位意识形态的大师,他所批判的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列宁的意识形态观就更为清晰了,他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看作阶级斗争的武器。

斯大林和毛泽东使政治意识形态完全制度化、道德化并作为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形成了“道统”和“法统”的合一。在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化”的社会里,国家利益、革命成为全民最高的利益。马克思作为启蒙之子提出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被异化了。斯大林的“肃反”、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布尔布特的“大屠杀”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悲剧,在某种意义上讲,“意识形态化”是悲剧的根源。

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会宣称它是关于世界的惟一真理,是一套可以解释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科学体系,是对人类文明的哲学思考,是动员和凝聚社会的精神力量,是理想社会制度的设计蓝图,是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最高道德典范。

正如爱德华·希尔斯 (E.Shils) 所说,“科学现在不是,从来也不曾是意识形态文化的一部分。事实上,在科学中起作用的科学精神与意识形态相去甚远。”科学精神的主要元素是价值中立、经验、怀疑、逻辑自洽,它与非科学的区别还在于它是可以证实或证伪的。而意识形态则像道德、美学和宗教一样,是一种价值导向的、主观的、感情化的信仰,尽管意识形态也被包装成一种理论模式,但它不具备科学的属性,是一种“非科学”。

作为“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制度,它与现代政治理念是对立的。“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往往导致专制,它将持有不同观点、思想的人视为必须批判和消灭的“异教徒”。这与现代政治所应具备的民主、法治、多元、自由、开放、宽容和理性是完全不相容的。

去意识形态化

30多年前,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之后,中国人民和中国政治领袖毅然抛弃了斯大林、毛泽东的模式,选择了改革、开放之路。人们经常将此后的进程描述为“经济转轨”,其实,转轨所遇到的最大障碍是观念的转变和利益的调整。就前者而言,问题的实质是如何摆脱“意识形态化”的束缚。在这个意义上讲,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是与去“意识形态化”同行的。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一位去“意识形态化”的勇士和伟人。他在一些历史关键时刻的立场、观点和相关论述中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比如:“实事求是”、“不争论”、“猫论”、“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是硬道理”、市场和计划只是配置资源的方式,不存在“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三个有利于”等。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允许民营企业家入党、按要素分配,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也都显示出去“意识形态化”的努力和继续。

当前,去“意识形态化”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恩格斯将之与达尔文进化论并列,认为他们分别揭示了人类社会和生物界的发展规律。自马克思提出后,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又做了新的阐述,最终形成了特定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种唯物史观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惟一动力,阶级斗争可以改变社会的经济基础进而建立新的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并据此对社会形态做了划分。在中国,“姓资”、“姓社”的划分、对公有制和国企的认识、对普世价值和宪政民主体制的阶级属性的认定,都反映出这种唯物史观的影响。

传统观点诠释的唯物史观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单一因素、单向的决定论,即“经济决定论”。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各种相关因素是一种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在不同的条件下每种因素对其他因素的影响作用不同;同理,文明的演进也是诸多因素互动的结果,排除其他因素,把经济基础—阶级斗争作为惟一的决定因素,在理论上不能成立,在实践中也无法证明。

“中国模式论”的兴起是“意识形态化”的复兴,它试图逆转邓小平开启的去“意识形态化”进程,将这些主张或工具化或重新披上意识形态的外衣。“意识形态化”曾经是中华民族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个沉重的包袱,现在又成为横在我们社会转型之路上的一座大山,甩掉这个包袱、越过这座大山是当今重提启蒙的主题。

回归普世价值

“中国模式论”对普世价值的态度从用特殊性来消解普遍性(“特殊论”),转变为用“中国价值”取代 “启蒙价值”(“取代论”)。“中西之争”的本质是“古今之辩”。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文化、历史,但就社会形态而言,这些差异不足以消解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区分。普世价值体现的是人的价值,它不因人种、国别的不同而失去意义。特殊性是相对于普遍性的存在而存在,没有普遍性也就没有特殊性。普遍性并不排斥多元和特殊性,恰恰相反,普遍性是对多元和特殊性的通约,正是多元和特殊性的存在和互动才使得普世价值有了更大的包容并不断获得新的活力。因此,“特殊论”是一个伪命题。

“中国模式论”认为中国的崛起、西方的衰落预示着“中国价值”将会取代“启蒙价值”成为一种新的普世的典范。我近日写的《是制度缺陷,还是制度创新 — 对“中国模式论”的质疑》一文中对支撑“中国模式论”的论据做了回应。我认为,这些论据所表明的恰恰是需要改革的制度缺陷而不是制度的创新。“取代论”的另一方面的论据是对“启蒙价值”的解构和对现代西方社会的批判。自欧美进入现代性社会后,这种解构和批判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这首先是因为现代社会本身就存在“病态”和危机,问题的核心是这个“病”是不是不可医治的?这个危机是不是不可拯救的?这些问题是因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而产生的,还是转型后现代社会所遇到的新的问题?

韦伯曾用“形式合理”与“实质合理”或“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来揭示现代社会的问题,我想这也是“病”和危机的深层根源。这一对基础矛盾的存在表明西方现代社会远不是一个人类追求实现的“理想王国”,因而人类的这种追求并未走到终点。从理想回到现实,我们所构建的社会能够摆脱或化解基础性矛盾的存在吗?我以为,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二元结构是一种常态,人们的观念、制度的构建要接受这样一组二元结构的存在。我们能做的是在二元张力中寻求平衡并建立自我调节的机制。这种二元结构也同样反映在启蒙价值中,如自由/秩序、民主/法治、个人权利/国家利益、理性/理想和奉献、权力的制衡/效率、公平/效率等等。在这个意义上讲,“启蒙价值”本来就是一组具有张力的二元结构。当然,在这个二元结构中,前者是更为核心、更为基础的要素。“中国模式论”则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来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而不是在两者之间寻求均衡。它所反映的是“意识形态化”的复归,是对普世价值和现代性社会的误读或曲解,是拒绝普世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因此,“取代论”是一个危险的命题,而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命题。

(本文系作者2010年7月4日在北京召开的《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研讨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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