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斗教学视频:劫后余生谢朝平

刚从监狱回来时，谢朝平身上生了很多疮，四肢上密密麻麻。现在，身体已无大碍，只是说话太多时还是会不住咳嗽。一个月的牢狱生活已经渐渐远去，但是每次从梦中醒来，记忆还是会被重新唤起。

从看守所出来后，谢朝平的体重渐渐恢复了。与几个月前戴着帽子、两颊凹陷的形象已完全不同，长出的新发染得黝黑。谢朝平笑着自我解嘲。对于新发型他挺满意的，“感觉比原来还要好。”

刚从监狱回来时，谢朝平身上生了很多疮，四肢上密密麻麻。现在，身体已无大碍，只是说话太多时还是会不住咳嗽。一个月的牢狱生活已经渐渐远去，但是每次从梦中醒来，记忆还是会被重新唤起。

痛定思痛

2011年1月23日，距农历新年还有10天。谢朝平带着妻子李琼提前去给作家铁流拜年。因写作出版《大迁徙》揭露三门峡移民过程中的腐败问题，而被陕西渭南警方“进京抓捕”后，铁流发起了营救谢朝平的呼吁书，并且为他多方奔走，联合了60多名学者向中央上书。两人相识不久，但却因此加深了友谊。“我们告诉老人家，要回四川过年了。”李琼说道，眼神里透出些许无奈。夫妇俩跟北京的朋友们谎称要回家乡过春节，其实是留在北京，他们不想再给别人添麻烦了。

距离被释放已经快5个月了，谢朝平还是想不通自己怎么会受到如此冤屈，到现在仍愤愤不平。如果没有这次牢狱之灾，他已经回到四川专心写小说去了。

2010年6月，谢朝平从《检察日报》下属的“正义网”辞职了。那时，他便已经感觉到了新闻行业的凶险，虽然他的记者生涯才只有短短5年。自2005年从四川省达州市检察院离岗后，50岁的谢朝平带着妻子来到北京，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二份事业。“喜欢写东西的人都想做专职记者。”谢朝平说道。在《方圆法治》期间，他的检察官经历发挥了很大优势，领导常派他做一些调查报道。风险太大，决定离开这是非之地，带着积累了几年的素材回家乡安心创作。

而现在，他反而不想回去了。“不能让那些人觉得我怕了。”谢朝平说，他要继续留在北京。

无法团圆的春节

一家媒体聘请谢朝平做了副总编辑，去年11月入职后，他开始适应新的工作。

两个子女都在四川，各自已经成了家。前不久，才来探望过他。以前的春节，要么是谢朝平夫妇回去，要么是叫儿女们过来。一家人从来没有分开过。而这一次，他们不得不分隔两地。让孩子们过来太折腾了，4个人光路费要花掉好几千元。如果回去的话，免不了要带礼物看望亲戚朋友，开支更大。夫妇俩权衡之后，还是决定哪都不去。自费出书后，家里的经济状况已经大不如从前。“当时我就不赞成出这本书。”李琼说，她甚至反对谢朝平写《大迁徙》，“渭南的领导看到了肯定会不高兴。”谢朝平反问她：“那移民们怎么办呢？那些老移民都七八十岁了，让我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我怎么能拒绝他们？”

书稿完成后，没有一家出版社敢接。谢朝平最终找到了山西《火花》杂志社，杂志社同意以2010年增刊的方式出版《大迁徙》，但印务费要由谢朝平自掏腰包。李琼看着成天闷闷不乐的谢朝平，实在不忍心，决定完成他的心愿。拿出家里的20万元存款时，她跟丈夫说，这是我们养老的钱，你拿去吧，我不指望你出名，只是希望你快快乐乐的。

出事后，李琼四处找人、上访、印材料，他们在石景山的租房每月还要交1600元。“所以今年没有能力回去了。”谢朝平说，但他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回不了家，“免得让那些人看笑话。”

从渭南回到北京后，来看望他的移民中，有两个人各拿出了1万块钱，谢朝平都拒绝了。在狱中时，警察问他是不是收了移民的钱，谢朝平嗤之以鼻：“你不用提这样的问题，老谢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每次采访，他都要给受访的移民买些小礼物，用了谁的车肯定要加满油，而且时不时请移民吃饭。

“现在虽然经济上不方便，但是靠达州那边的一份工资，还有现在上班后的工资，生活肯定会好起来的。”对于未来，谢朝平很乐观。

移民家的春节记忆

2006年，谢朝平开始关注三门峡移民问题。3年中，他利用双休日、长假去移民家里采访。2008年春节长假，他与妻子准备回四川过年，临行前，他提前向妻子打了声招呼，这次回去可能待不了几天，妻子很不解地问为什么。他说，以前采访时总有人监视跟踪，大过年的应该不会有人来吧，况且正月初八就上班，采访的时间实在是不多。

正月初四凌晨5点，李琼陪着丈夫到达了渭南火车站。下车之后，鹅毛大雪即迎面扑来，他们坐汽车、换三轮车，才到了移民家中。附近的几家移民听说谢朝平来了，都赶了过来。采访进行了没一会儿，有人进来压着嗓子说，外面停着一辆车。谢朝平便知道，自己又被监视了。屋里顿时沸腾了，有胆子较大的移民跑出去呵斥监视他们的村干部：“大过年的，你们干什么！”不知道那村干部是被震慑住了，还是也想敷衍交差，陪着笑脸说道：“我就说是你们家来亲戚了。”

采访继续进行，屋子里的人轮番出去放风。李琼害怕了，她试探着问谢朝平：“咱们还是回去吧？”却引得谢朝平发起了脾气：“走什么走，走了就更没有机会了，我还没采访完呢！”

采访结束后，移民们把谢朝平和李琼带到了后门，给他们叫了车，偷偷“转移”走了。“每次采访都有这样惊心动魄的事情。”谢朝平说。虽然劫难因此而起，但他还是为曾经的冒险采访感到自豪。

3年中，谢朝平共采访了60多人。2010年9月17日，他走出看守所，警察刚把作为“罪证”没收的手机退还他不到10分钟，电话就响了，是华阴的移民董生鑫，话筒里，谢朝平听到熟悉的渭南口音嚷道：“出来了？我们有500人正准备明天来探监呢！既然出来了，就住两天，我们来渭南看你！”

谢朝平说，移民们准备每人给他一元钱，还说要去北京看他。谢朝平以为他们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回北京后不久，移民们真的一拨又一拨地来了，还有一个生病不能来的移民，给他带了一大袋炒好的花生，这让谢朝平特别感动。

新年的感谢

2011年的第一天，谢朝平在博客里向许多人致谢：一直关注他的网友、记者、媒体、学者、律师，以及为解除他的“取保候审”而万人联名上书的渭南移民，也包括让他身陷囹圄的人。

在看守所时，他对外面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从首都机场回到家已经是凌晨。李琼告诉他：“你的事情网上闹得特别凶。”谢朝平在网上一口气看了四五个小时，他这才知道自己并不孤独。“那些网友，我与他们素昧平生，尤其是以前的同事，虽然有的并不熟悉，但他们着急的程度就像是对亲人一样，比自己的事情还关心。”谢朝平说，如果没有网友和媒体，他不可能那么快就出来的，“这是肯定的。”

在诸多感谢的人当中，谢朝平没有提及妻子李琼。经过了这番劫难，两人之间更是执手相依、无需多言。“我也爱好文学，我们刚结婚的时候，老谢就说，一个家里只能出一朵红花。”说完，李琼爽朗地笑了。她永远是丈夫的第一读者，谢朝平每次写完稿件，她总要发表意见。《大迁徙》的创作过程中，谢朝平写一段，妻子就看一段。她建议人名和地名都隐去，但是谢朝平还是执拗地坚持，既然是纪实，就应该绝对真实。“我都是说不好听的，从来不表扬。好听的话留给外人说吧，诤友难得。”李琼笑着望了谢朝平一眼，妻子说话的时候，他就在一旁安静地听，从不打断或否认。

2010年末，谢朝平得了很多奖，都是媒体颁给他的。一家杂志评选他为年度人物，颁奖典礼的前几天，对方就打电话通知了谢朝平，到了那天，凑巧有另一家媒体来采访，谢朝平以为他们就是来为典礼采集素材的，不用再去现场了。下午3点，他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焦急地问：“老谢，你在哪里，快上台领奖。”他这才得知，典礼现场，印有他名字的桌牌后面恰好坐了另外一个人，大家都以为那就是谢朝平。

讲起这场小误会，谢朝平和李琼不约而同地笑了，一切愁云惨雾好像都已消失。

现在的工作，谢朝平觉得比以前轻松了，就是编编稿子。但单位却比以前远了，每天早上他7点多就得出发，和每一个住在远离市区的白领一样，在地铁上挤一个多小时。“人太多了，我现在站着都能睡着，胳膊动不了，脑袋痒了也不能挠。”谢朝平呵呵一笑，他在努力适应这样的生活。

然而，更多的感情还是投入在那本带给他灾祸的书、那群让他无法收起良知的移民身上。自渭南回来后，他就开始修改《大迁徙》，新加了3万多字。“原来还给一些人留着面子，现在我要把他们全都写进去。”他毫不含糊地说。还在看守所的时候，就有好几家出版社想出《大迁徙》，有一家甚至给出了优厚的条件：10%的版税、首印30万册。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至今还没有下文。

谢朝平也不是没有动摇过，刚从看守所出来时，他就想重拾原来的计划，回四川写小说。李琼劝他，写小说没有压力，高兴的时候写，不高兴的时候不写，时间长了就会失掉进取心。“他这个年纪正是干事业的时候，50多岁不算老，你说呢？”李琼问道，趁着谢朝平接电话的时候，她又悄悄地说，其实我也很想回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