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西边的风张智脚底视频:《北大批判》：象牙塔到该大修的时候了(图)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04:07:46
据悉，温总理曾为此认真求解，聘请了国内著名的大学校长和教育专家讨论，但得到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如今钱老走了，“钱学森之问”依然是中国大学教育不得不面对的痛。
犹太人说：“宁可变卖所有的东西，也要把女儿嫁给学者。”犹太人又说：“假如父亲与教师两人同时坐牢而又只能保释一个人出来的话，做孩子的应先保释教师。”
正因为有对教育如此的观念，才造就了犹太人的聪明和富有。而我们，也曾有过尊师重道的传统，却没有得到良好的传承，“上大学是一个赔本的买卖”、读书无用论、“后悔上大学”之类的怪论，在这个时代此起彼伏、“毕业就失业”是尴尬的现实与大学收费过高的鲜明对比，让我们不得不审视我们的教育制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象牙塔越来越富丽堂皇的同时，内部的积弊也越来越多，到了该批判的时候了，到了该大修的时候了！
《北大批判》是针对中国教育积弊的力作，也是作者薛涌多年来从事教育工作的经验，他详细分析了西方大学教育的种种先进的理念与实践，从而对比分析出中国高等教育的种种缺失，力图为改正中国高等教育的弊端献计献策，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竞争力。
所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薛涌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批判选择从北大“开刀”，是有深刻用意的。北大被公认为中国的最高学府，它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等运动的中心发祥地，也是多种政治思潮和社会理想在中国的最早传播地，有“中国政治晴雨表”之称，享有极高的声誉和重要的地位。所以北大看成中国的大学之首，对它的批判也就是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批判。
首先是批判国人对大学理解上的错误。有人曾经对薛涌“言必称外国”很反感，但在对待大学的问题上，我们必须以外国为标准，因为大学是在1200年前后的欧洲诞生的。这是当时欧洲的神学和法学传统汇流的结果，所以讨论大学问题必须放在西方社会自治的传统中才能理解。
什么是大学的核心？在薛涌看来，“最重要的就是disputation（论辩）”。这种“论辩”，并不一定是公开的口头辩论，而更多的是在心灵中默然进行的是非辨析，是一种永无止境的精神努力。从大学诞生以来的八百多年中，“论辩”作为大学核心的精神从来没有丧失过。再看看我们现在的大学，“教授没精打采地讲着满堂灌的大课，下课后就无影无踪。学校高楼林立，却缺乏辩论切磋的风气，大部分课程都有给定的答案。就业的压力使学生和家长们最热衷什么是‘热门’，盘算着什么‘有用’，大学的传统，在我们这里似乎早已经失传了。”如此“现实”的、功利的甚至有些市侩的为学之道，怎么能培养出杰出的人才？
其次是批判大学教育在方向上的偏差。大学尤其是如北大这样的高等学府，应该培养时代的精英，“精英首先意味着对世界一些核心的抽象问题的关注和承担，如人生的意义和使命是什么？我们的价值观念是什么？人类的境况是什么力量塑造的？人类应该向何处去？等等。”
在美国的一流大学中，“历史、文学、社会科学、经济学（不是经管）、心理学等，是最主流的专业。只有在宾西法尼亚和康奈尔，商学和市场营销才比较有人气。应该说，美国大学的主流还是认识自己、认识社会、分析生活的文本。与此相对，北大最热的专业则在光华管理学院这种地方。”由此，薛涌先生不仅感叹道：“这个学院号称是‘拥有中国最具发展潜质的本科学生’。难道这些把大好青春花在什么市场营销上的真是‘最有潜质的本科生’吗？如果精英都成了推销员，未来谁来领导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化？”
最后是批判大学教育关键细节的缺失。在薛涌看来，读和写是一个人成功的关键，“这方面不行的人很难在学术上有良好的发展”。《北大批判》一书中所举的一位留美中国学生与美国导师发生冲突，差点被开除，原因就是写作能力太差，交上来的东西要导师（也是世界顶尖的科学家）一行一行地改这个例子，以及作者北大四年，除了毕业论文和少的可怜的评论之外，几乎没有写作机会的事实，都可以说明，如今的我们大学对一些影响个人成败的基本功的忽视程度，如此培养出来的学生全像是“一个车床制造的标准化配件”。
《北大批判》像打开了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了外国象牙塔是什么样子；犹如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象牙塔里的诸多弊病；同时也像一把钥匙，打开真正的象牙塔之门，让我们了解到大学的渊源和大学存在的核心。“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为什么薛涌的笔下总是饱含批判，是因为他希望我们有一流的大学，培养一流的人才，进而成为一流的大国，也是希望“钱学森之问”不再存在。
《北大批判》
作者：薛涌
蔡元培校长提出“兼容并包，有容乃大”的办学方针，使北大充满生机和活力，成为中国的神经末梢、社会政治晴雨表，一直充当民主与科学的呼吁者、捍卫者，与中国同呼吸，共命运，永远不甘寂寞，冲在时代的最前沿。思想、文化、学术薪火相传，遗泽百年，诸多闪光的辉煌开始。1916年新文化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35年一二.九运动，1947年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1981年为中国女排夺冠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1985年国庆35周年“小平您好”的呼唤。 贺卫方：其实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北大法学院2004-2005年研究生考试对于过去的考试方式进行了很大改造，主要是淡化了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专业倾向，把13门“核心课程”都纳入到考试的范围。但是这种制度有很大的缺陷。最重要的是这种撒大网式的考试严重抑制了考试时应有的专业倾向。我们都知道一个报考特定专业研究生的考生意味着他希望将来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可以在自己读本科的阶段，尤其本科的大三、大四阶段，非常用心的去进行特定领域知识的积累，这种积累与将来的研究生考试是有着对应关系的。考试时固然要判断他在整个专业领域中知识的广度，但是，非常重要的是需要考察他对于报考学科知识把握的深度和分析能力。对于积累深厚的考生，他就会在这个自己最擅长的领域中间发挥出自己的特色和特长。过去制度一直是这样的，但是两年前为了所谓考察一个考生知识广度的动机而导致了我们另外的一种尝试。这样的话会导致很大的问题——将来从事研究型职业的学生，他们未必是各个方面兼顾得很好的学生。有时候我们常常说，如果每个方面都达到及格或及格以上的分数，但是没有一个方面有一种特长，我不认为这样的人适合做研究型的工作。 还有就是保送制度，我对保送制度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保送制度存在很大的缺陷。北京大学这样的学校，对许多人来说，坦率地说是个很大的梦想，尤其是在大学高考的时候，因为不同方面的原因，使很多考生发挥得不好，他们就没有考到理想中的大学。有许多人，他们的梦想就是在研究生阶段到北京大学来读书。保送制度就使这样人的机会减少。声明里提到的数字，是我昨天在北大官方网站查到的，我觉得已经达到相当不合理的程度。保送生太多了。有两种保送生，一种是因为学习成绩优异而保送，就是在四年的学习过程中，各门的课程，尤其是主要的课程，考分都比较高，名列前茅。实际上，我们的经验表明，有许多优秀的学者，当年在本科阶段成绩却并非门门优异。保送生过分偏向于应试型，就是说考试非常厉害，但做学问不一定很好。还有一种保送生就是学生干部、特长生，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保送是更不合理的保送。这样出身的人很少有人能成为好的学者，所以我认为保送制度不合理。当然，这样的一种缺陷，从内部来讲，可以举出八条九条，但是对于外部的采访来说，单这一条就可以表明我们这种考试制度的缺陷了。 博客中国：在您的公开信中，您说："即使教师都反对，决策者却依然我行我素。"决策者是谁？你们北大决策有什么样的程序？
贺卫方：事实上是这样的，我们在前不久开过一次教师座谈会，那次座谈会的主题就是研究生入学考试改革的问题，我的同事和我的观点非常一致，都认为目前这种制度是错误的。但是有关的部门似乎是已经有结论，再来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座谈会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东西。这样的决策者，包括大学的有关管理机构，我觉得他们并不是偶然的。其实我在自己的公开信里边，明确的表示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也就是教育部，他们对研究生考试制度，按照他们的意图去设计，这种做法损害了大学的自治。研究生考试制度如何设计是应当由教授们来决定的。长期以来，这类制度都被行政管理人员、官员们玩弄于掌股之间，从而严重违反大学自治、独立的准则。
变革不难
博客中国：对你所提的各种缺陷，在现行的招生体制下，是否有补救措施？
贺卫方：其实道理很简单，要改变也不难。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实行的考试制度是有它合理之处的，基本上没有太大缺陷。那种制度重视考试本身，同时也为某些特殊人才预留一定空间。事实证明，今天活跃在学术研究第一线的许多优秀学者都经历过那个时代的研究生教育。北京大学一个非常有力的例证，1978年考入北大西语系的张隆溪，他根本没有读过大学，但他直接考取了杨周翰教授的研究生，后来这个人成为在比较文学、文化研究方面非常重要的学者，现在在美国任教（贺卫方按：本文最初发表时把张隆溪先生的导师误为朱光潜先生，网友甘任远在关天茶社给予指正，这里表示感谢）。如果按照我们今天这样的体制，可能这个人就会被埋没。我的观点，就是回归那种制度，当然可以在一些枝节上加以完善，但不能像现在这样作剧烈的变动。现在我们的有关制度总是变来变去，朝令夕改。朝令夕改，则民无所错手足。我们应该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制度。
博客中国：您在北大，陈丹青在清华，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否体现出我们研究生招生体制上普遍性的失败？
贺卫方：我觉得目前这样的一种体制，确实存在着许多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像艺术专业的招生，还要去考一些跟艺术毫不关联的东西，这哪里是选贤任能呢？做出陈丹青那样的决定，我觉得是不容易的，值得同情。因为他看着艺术方面非常有天分的人，被莫名其妙的标准挡在艺术学院的门外，而考上的人在艺术天资方面又根本不够格，这种情况让为人师者确实非常非常的痛苦。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整体性的反思研究生考试制度，全方位的考虑各种因素。比如我们的法律专业，现在有两种，一种是法学硕士，一种是法律硕士，法律硕士是培养面向实务的复合型人才，这种专业的招生在我们这里已经远远超过法学硕士的规模。我们需要根据这样的情况考虑和设计法学硕士的招生和培养制度，把主要的目标设定为学术人才，我们要为将来的法学博士奠定基础。如果我们在招生的时候，不吸引追求学术目标的考生进入到法学硕士的行列，将来的法学博士招生又要以法学硕士为主录取的话，势必对法学博士甚至法学教授整体的素质带来潜在的损害。
大学就是教授
博客中国：你提到大学的独立方面与教授的独立，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贺卫方：所谓的大学，按照西方一个学者的说法，其实大学就是教授，教授就是大学的主人。大学里边相关的管理，学术制度的设计，学术政策的制定，都必须以大学教授的整体意志为转移。大学不应当变成听命于外部权力的一种群体或一种机构。所以我认为这两者是一致的。由于我们的大学是近代学习西方的产物，因此在官与学之间的关系方面一直难以很清楚地界定，大学自治和教授治校这样一种目标的实现一直面临着种种特殊困难。有许多人担心，大学独立会不会带来别的方面一些问题，比如说，不符合某些原则，带来某种不稳定，或者不接受外部权力的动员。我觉得一个国家，能够一声令下，全民都发动起来，这样的制度恰好最不具有稳定性。良好的体制下面，恰好是不同社会群体的独立性支撑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当某些危机或难题出现的时候，正是不同群体的独立带来了多样化的解决方案，使得各种才智得以展现，最终给社会带来秩序。过分迷信政府的权力，把公权力的威力发挥到无远弗届的程度，看起来很强大，但是，没有第三种力量制约，这种权力也非常脆弱，甚至动员得到的不过是阳奉阴违。无所不能的政府最终将一无所能；当人民对政府无可奈何的时候，政府将最终发现它对人民也将无可奈何。所以，那种只看到大学独立的弊端，而看不到它的好处的观点不仅是片面的，也是危险的。 公民行为的表现博客中国：马丁?路德?金倡导"公民不服从"，您的行为是不是也算是公民不服从？
贺卫方：也许。当然，处境不一样了，马丁?路德?金需要到牢狱里去进行这种不服从。这样的意义在于，当一个社会有不合理现象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表达我们的不满，这也就是德国的法学家耶林所倡导的"为权利而斗争"。这种表达是现代社会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如果大家面临不合理的东西都忍气吞声，不去表达自己的不满，其实伤害的不仅仅是自己，而且包括社会的整体利益。
博客中国：这种行为是不是也是公民社会公民独立行为的表现？
贺卫方：我想是这样的。公民社会或者市民社会，总是倾向于更多元化的社会。大家有不同的声音，对同样一个现象，可能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这是公民社会或者市民社会非常正常的现象。不同意见之间的一种互动、冲突、妥协才会带来整个社会的真正和谐，带来决策的更加合理化。
博客中国：北大在蔡元培时代就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今天的北大离蔡元培时代有多远？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贺卫方：蔡元培校长所倡导的那样一种"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传统，实际上对北大后来的影响很大，属于这个传统的当然也包括后来的胡适校长。我觉得不应该忽视胡适先生所做的努力，我认为在20世纪的中国，胡适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起的作用是重大的，影响面波及到人文社科的各个领域，甚至包括中国的政治发展。直到今天，对于许多在北大生活的老师和学生来说，这样的一种精神还是生生不息的活在校园里，活在大家的心中，尽管现实中还有太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历史的怪圈
1950年初，中国社会在经历了政治经济制度的革命后，开始对过去五十年的旧教育制度进行强烈的批判和彻底改造。
50年代在教育制度上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学习和移植苏联的教育模式，将教育纳入计划经济体制内。教育实现国家控制，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被取缔，民间与私人办学基本上不可实现。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对于传统教育的批判态度是激烈而不妥协的，但用暴力的破坏性手段破而不立，没有用更为现代的思想、文化和组织资源实现更高的历史起点，对教育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
有人指出20世纪中国文化思想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激进变化的历程：从康、梁开始起否定传统文化，但仍要保留其旧有形式，对辛亥革命的否定使康梁变成保皇派；崇尚西方自由主义的五四文化否定了改良主义，却又被苏俄验证的社会主义思想颠覆；而新民主义的纲领在启始不久就被超越，社会主义建设尚未完全在路上，大跃进又开始了“一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昂首阔步。
这场否定之否定之否定的否定构成中国百年教育史的迷茫怪圈。激进的变革者们试图以“不破不立”来重建现代文明，却不知道“破”了之后何以立、以何立。也许，“不立不破”或者“立而后破”是一种未雨绸缪的选择，但在这百年中，短视和急功近利成为主流，于是一次次波澜壮阔的运动后，留下的是满目创痍和无所适从。
功利化社会的教育畸变
后来的时代似乎没有主角。
1977年冬，在中国中断了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恢复。没有人知道过去的十年将会给中国的未来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在当时，整个社会被长期压抑的对教育的渴望，迅速转化为对考试和学历的热切需求。张默生，一位在高考恢复当年考上华南师大的下乡知青，通过上大学摆脱了可能一辈子被下放农村的命运，他回忆当时的情况，不胜庆幸，当年和他一起到陕西的知青们，几乎有一半人到现在还留在原来的地方。
如今他的孩子今年也将要参加高考。当年可以通过高考改变自己命运的他，看着自己的孩子挤进这条千军万马厮杀扭打的羊肠小径，身为安徽某中学校长的他没有办法帮上更多的忙。在全社会都以考试制度为中心，以大学为晋身之阶的强力运转的涡轮中，他所在的重点中学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零件，为着升学率疲于奔命。
张默生理想中的自己和孩子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应该是在宽松自由的学习环境下让孩子充分发挥自己的个性。在自己的学校中，他也进行一些可能范围内的改革———但很难推行下去。更为可悲的是，尽管素质教育已经成为整个国家的共识，但在大部分的学校中，还是打着素质教育的旗号，实际上搞着为考试而教育的一套。
像张默生这样陷入困局的教育者不在少数。有识者指出，从高考恢复之后，中国教育几乎是未加选择地回到了50年代，再度恢复重点学校制度、智育第一、考试至上和升学率为导向，文理分科，重点学校的层层设置，使基础教育被纳入升学教育的窄巷中，为如火如荼的考试竞争所包围，这既背离传统文化又无法吸纳现代文明的基础教育之畸变，几乎令人始料不及。
这种失去制衡力量的制度安排在90年代被命名为“应试教育”。朱永新指出，应试教育忽略了基础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的主旨，用竞争和筛选的办法制造出一大批“失败者”，使他们成为教育的牺牲品。这种教育制度下塑造出来的国民，没有学习的兴趣与动机，更无法妄谈心灵提升与理想实现。过分重视知识和技术而忽略了情感道德和个性发展，削弱了教育的人文内涵，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道德和理想的缺失。
而这一切的恶果，可能会在数十年后显现出其巨大的影响。而目前正陷入能立竿见影的应试教育的狂热之中，人们来不及考虑中国的未来。
一种理想沦丧的文化是不可能创造出现代的文明制度，在中国急欲与全球融合跨入现代社会的激变中，作为文化制度基石的教育却仍旧在急功近利的旋涡中挣扎。百年后，我们发现自己似乎还站在一个“零公里”的起跑线上，面对似曾相识的奇特处境。身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与后工业文明三种文化形态挤压下的中国，选择什么作为突围的利器？一个刻不容缓的巨大难题正在等待答案。
本报记者 马潇然